平民可訪煙花巷，官員不可挾妓行

如果你走在宋朝的城市，妓女是隨處可見的，東京的大酒店，「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濃妝妓女數百，聚於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臨安的酒樓，也有妓女攬客，她們生得「娉婷秀媚，桃臉櫻唇，玉指纖纖，秋波滴溜，歌喉婉轉，道得字真韻正，令人側耳聽之不厭」；茶坊也有妓女，「莫不靚妝迎門，爭妍賣笑，朝歌暮弦，搖蕩心目」；元宵佳節，諸酒店的妓女更是「群坐喧嘩，勾引風流子弟買笑追歡」。

一般來說，這些妓女都是「賣藝不賣身」，只陪酒不陪睡的，跟今人理解的「娼妓」並不一樣。以前我們說過，宋代京師「妓中最勝者」，都「能文詞，善談吐，亦平衡人物，應對有度」，是很知性的女性；次一點的妓女，也是「絲竹管弦，艷歌妙舞，咸精其能」，是才藝型的女性。品質最差的妓女才出賣色相，這些妓女一般在「庵酒店」。「庵酒店」有個醒目的標誌：門口掛紅梔子燈，不論晴雨，都用竹笠蓋著。暗示裡面「有娼妓在內，可以就歡，而於酒閣內暗藏卧床也」，嗯，是不是有點像今日西方城市的「紅燈區」？

那時候嫖娼是比較沒品位的做法，風流子弟一般更願意追求那些高層次的妓女。宋代高檔妓女的居處，「皆堂宇寬靜，各有三四廳事，前後多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經右史，小室垂簾，茵榻帷幌之類」，布置得很是清雅，吸引了大批京城士子及膏梁子弟經常帶著僕人、良馬前來拜訪，邀請妓女游宴。

有些「五陵年少及豪貴子弟」，在瓦舍勾欄中看到表演的妓女「有妖艷入眼者」，待演出結束後又「訪其家而宴集」，給她們做紅燒肉，大獻殷勤。霸王硬上弓那是不行的。

在這些追求妓女的風流子弟中，有赴京趕考的士子，有未授官的新進士，有「膏梁子弟」、「五陵年少」，就是沒有在職的官員。為什麼？因為按照宋朝的立法，官員是不允許召妓買醉的。宋朝青樓對所有的市民開放，只要您掏得出錢，但官員不可以涉足，官員自己也明白「身為見任，難以至妓館」，他們若眠花宿柳，一旦被人揭發、彈劾，便可能受刑責或者丟了官職。

宋神宗熙寧年間，兩浙路有三個官員，僅僅因為「赴妓樂筵席」，便遭黜責。當時乃王安石當政，王氏不愛女色，卻有點貪戀權勢，為厲行新法、打擊異議，他曾不只一次用「掃黃」的辦法來收拾政敵和異己，順他者昌，逆他者嫖娼。

王安石有個同僚，叫做祖無擇，是一位鯁直之士，有點「公知」的臭毛病，口無遮攔，曾得罪過王氏。宋仁朝時，祖無擇與王安石同為知制誥，替皇帝起草詔書。依宋制，知制誥草詔是有稿費的，當時叫「潤筆」，王安石堅決不收潤筆，將錢掛在翰林院的樑上，以示清高；但這筆錢卻被祖無擇毫不客氣地取下來花掉了，「安石聞而惡之」。

熙寧初年，王安石當政，推行新法，自知民怨沸騰，便做了一首《詠雪》詩，來自我辯解：「勢大直疑埋地盡，功成才見放春回。村農不識仁民意，只望青天萬里開。」祖無擇聽後大笑，出言相譏：「待到開時，民成溝中瘠矣！」因此王安石對祖無擇懷恨在心，「乃諷監司求無擇罪」，即暗中吩咐當檢察官的親信搜尋祖無擇的罪證，務要將祖無擇這個人搞倒、搞臭。

一些惟王安石馬首是瞻的御史，便想方設法搜集祖無擇的罪證，終於給他們找到一條：「祖無擇知杭州，坐與官妓薛希濤通」。意思是說，祖無擇在杭州當太守時，曾鬧出嫖娼的醜聞，那個妓女叫做薛希濤。王安石當然不放過這個收拾祖無擇的機會，馬上安排人將祖無擇關押起來審問，那個妓女薛希濤也被抓了，要她指證祖無擇嫖娼。

薛希濤雖是風塵中人，卻比許多男人都硬氣，任憑辦案人員嚴刑拷問，就是不肯指證祖無擇，最後，「希濤榜笞至死，（仍）不肯承伏」。對祖無擇的指控都查無實據，無法定罪。王安石一派只好雞蛋裡面挑骨頭，以祖無擇曾使用公酒超標、乘船越製為由，「謫忠正軍節度副使，不簽書本州公事」。不久宋神宗又恢復了祖無擇集賢院學士之職，但祖無擇為避開王安石，自請分司西京（洛陽）御史台，臨行前，還寫了一首詩，詩的題目就叫做「誚王安石、乞分司西京避讒而去，因以述懷詩」。

王安石對付祖無擇，當然有不可告人的「整人」用意，但我們也不能說祖無擇受了冤屈，因為他在杭州時，確實與妓女薛希濤有「不正當關係」，而按宋朝法律，官員如果與妓女有私，也確實是要受責罰的。只不過祖無擇很幸運，薛希濤對他一往情深，寧死也不出賣他。

如果祖無擇不是官員，而是一介平民，那麼即使他風流成性，天天狎妓買醉，夜夜眠花宿柳，官府也不可以此為把柄整他。在祖無擇那個時代，就出了一個有名的風流才子——柳三變。這個柳才子生性放浪，愛逛青樓，居京華時，「暇日遍游妓館，所至，妓愛其有詞名，能移宮換羽，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資給之」。東京的名妓對柳三變非常仰慕、崇拜，「妓家傳出幾句口號，道是：『不願穿綾羅，願依柳七哥；不願君王召，願得柳七叫；不願千黃金，願中柳七心；不願神仙見，願識柳七面。』」也沒見官家找他的麻煩。

不過，柳三變在參加科考時則遇到了麻煩——宋仁宗批示不可錄用他：「此人風前月下，好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詞去。」柳永於是乾脆自稱「奉旨填詞」，在煙花柳巷繼續過他的風流生活。後來柳三變更名柳永，年近半百才獲賜進士出身，當了幾年小小的「屯田員外郎」。

我覺得宋仁宗與柳永的做法，都有他們的道理。柳永放蕩不羈，喜為狹邪游，頂多只能算是私生活不檢點，官家不應該橫加干預；但是，這種生活作風多少有違公序良俗的浪子，即使再有才情，也不適宜當為民表率的官員，所以宋仁宗叫他「且填詞去」，別來考國家公務員了。柳永呢？也不覺得自己的活法有什麼見不得人，大大咧咧宣稱「奉旨填詞」，不改放浪的本色。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古代的禮法，其實是存在著一個「雙重標準」的，即所謂「禮不下庶人」與「春秋責備賢者」。按傳統的倫理道德，尋花問柳顯然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但「小人（平民）之德草」，老百姓可不受太嚴格的禮法約束，這便是「禮不下庶人」的涵義；而官員，身為社會精英，當為萬民表率，「君子（官員）之德風」，則應該接受更苛嚴的禮法束縛，此即「春秋責備賢者」之義。所以，宋朝政府對平民宿娼，一般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禁宿娼」的立法只針對官員。

那麼，這樣的「雙重標準」在今天看來是不是很陳腐呢？不是。現代法治社會依然講究「雙重標準」——2008年，美國民主黨明星政客、紐約州州長斯皮策被曝出召妓醜聞，美國社會輿論大嘩，70%的受訪者認為斯皮策應該辭職，紐約州議會的共和黨領袖強硬地宣稱，如果斯皮策在48小時之內不辭職，將提出彈劾案。最後，斯皮策召開記者會，向公眾道歉：「我做出了有違對家庭義務、有違我個人或任何是非觀念的行為。」並在48小時內提出辭職。如果斯皮策只是一名普通富商，那他的緋聞，不過是小報上的一則花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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