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字典》小史

吉尼斯世界紀錄機構在今年4月12日宣布，《新華字典》獲得「最受歡迎的字典」和「最暢銷的書（定期修訂）」兩項吉尼斯世界紀錄。截至兩項紀錄統計時間（2015年7月28日），其全球發行量達5.67億本。由此可見，《新華字典》已然成為全世界人民學習漢語和中華文化的得力工具。那麼，這部備受各方讀者關注的《新華字典》，其身世又是如何呢？

戰火中醞釀編寫新字典

1948年10月末，古都北平已經被解放軍團團圍住，總攻戰役一觸即發。就在這人心惶惶的時候，城內一戶魏姓人家的客廳里，幾個人卻在談論似乎與眼前的戰爭、時局無關的一件事。

屋子的主人魏建功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屋內散坐著他的幾位好友：周祖謨、吳曉鈴、張克強、金克木。他們都是當時中國一流的語言文字學家，而且都在北京大學任教。他們談論的內容似乎與城外決定民族命運的槍炮聲無關，幾位學者在探討如何編寫一部小漢語字典。魏建功正是這次聚會的發起人，這次關於字典編寫的討論也為日後《新華字典》的編寫做了準備。

魏建功，1901年生於江蘇海安，師從錢玄同，對文字學、訓詁學、古典文獻學都造詣頗深。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國語運動」極為認同，並積極推廣。27歲時，他被任命為國民政府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七名常委之一。1945年，他又被委派到剛剛脫離日本人統治的台灣推行國語運動。1948年10月，他回到了北平，等待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在魏建功眼中，始於20世紀初的「國語運動」成果可喜，民國年間特別是抗戰勝利後，白話文在中國已非常普及，卻一直沒能出現一部廣泛適用的語文工具書。一些中小學教員和學生只能抱著《康熙字典》《辭源》這些大部頭辭書查找資料，非常不方便，也很不實用。在魏建功等人看來，當前迫切需要一部新穎、鮮活、簡單實用的辭書作為他們日常學習的「無聲老師」。

由此看來，當年魏家客廳的那次小型聚會，其意義與北平城外的炮火聲同樣重要。多年之後，當事人之一的金克木回憶道：「我們在魏家的大廳屋中草擬新字典的構想，老式的房屋內光線不強，我們在朦朧中高談闊論。……城外傳來的炮聲彷彿給我們打節拍，我們當時想不到所擬字典的前途，但有一個信念：中國的未來繫於兒童，危險在於文盲和無知，語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語言文字的工具。我們不會別的，只能咬文嚼字。談論字典等於談論中國的前途，炮聲使我們的信心增長。」

魏建功目的是要編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實用」的語文工具書，但由於時局動蕩，他的這個計劃還無法實施。

就在魏建功等人認真討論這部未來字典的體例和結構時，還有一個人也在籌劃此事。他就是我國著名的文學家、教育家、出版家葉聖陶。

葉聖陶是從一位老出版家的角度來關注語文工具書的。早在1947年8月主持上海開明書局的時候，他就對該書店出版的《夏氏字典》不甚滿意，「無多出色，且不便於初學」，因而無法贏得市場。作為一位極富社會責任感的出版家，葉聖陶和魏建功等語言文字學者關注到了同樣的問題，即面對母語文字的急速普及，缺乏實用的語文工具書已經成為一個必須突破的「瓶頸」。正是為了突破這一「瓶頸」，二人最終走向了合作之路。

辭去系主任，一心編好字典

新中國成立後，魏建功擔任了北京大學中文系系主任，葉聖陶也成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副署長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

新中國成立後，新政權既要規範語言文字，又要掃除國內大量的文盲，所以亟需一本小型實用性的字典問世，正擔任出版總署副署長的葉聖陶在日記中記述了當時的情況：「邇來學文化之風甚盛，農民經土改之後，要求識字，祁建華速成識字法推行，工廠與部隊紛紛傳習。識字之後，自需看書，看書乃要求字典。」鑒於這種情況，葉聖陶計劃組織人員編纂一本能夠適應新形勢和新需要的新字典，他的這個想法與魏建功不謀而合。

1950年3月，葉聖陶找到魏建功，告訴他出版總署即將把當時設在北師大的大辭典編纂處接收過來，主要是為了推動字典的編寫工作，問他能不能來主持工作。魏建功欣然答應，只是自己還擔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怕精力和時間不夠。後來，葉聖陶給主持北大工作的湯用彤修書一封，請他免去魏建功的行政職務，只保留教學任務。就這樣，在葉聖陶協調下，魏建功被借調到出版總署組建辭書機構。1950年8月1日，新華辭書社正式成立，魏建功出任社長，那本尚未問世的小字典也被命名為《新華字典》。

新華辭書社於1950年8月開始工作，這個機構存在的時間很短，原來隸屬於出版總署，後來又成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辭書編輯室。當魏建功上任的時候，人員只有魏建功和蕭家霖，後來又有人員進出，最多時也不過十幾人。雖然出版社人馬匱乏，但魏建功早已胸有成竹。他拿出了幾年來與金克木等友人一起商訂擬定的《編輯字典計畫》。「計畫」概括了這部新型工具書應當具有的十大特色：就實際語言現象編定；以音統形；以義排詞；以語分字；以用決義；廣收活語言；由音求字；由義選詞；適合大眾；精選附錄。《新華字典》編纂體例的藍本，早在新中國誕生之前，就已經在魏建功的腦海中醞釀成熟了。

新華辭書社的任務只有一個，就是編寫《新華字典》。按照原定計劃，《新華字典》將於一年內完稿，但葉聖陶看過初稿後認為「辭書社所編字典尚非敷衍之作，一義一例，均用心思。唯不免偏於專家觀點，以供一般人應用，或嫌其繁瑣而不明快」。於是魏建功等人又反覆徵求專家、讀者的意見，作了進一步修訂。編纂後期，語言學家呂叔湘看到字典的樣本，依然認為問題不少。葉聖陶把這意見轉告了主編魏建功。最後，還是魏建功通達一些，他說：《新華字典》是一部完全創新的字典，經過幾年的努力總算脫出了舊字典的窠臼，「不如（像）其他字典之抄來抄去」，「好歹算是一個好東西。」要想做到精純正確，只有等將來有機會再做進一步修訂了。

1953年12月，《新華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1957年後，《新華字典》改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幾十年來歷經十餘次修訂，數百次重印，發行量累計超過5.67億冊，創造了中國乃至世界圖書出版史上的一個奇蹟。

十餘次修訂，價位與豬肉相當

《新華字典》是第一部用白話釋義、白話舉例的字典，自出版以來不斷修訂完善，幾乎每5—7年就修訂一次，這在辭書出版史上非常罕見。

《新華字典》最初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有1953年和1954年兩個版本，1954年版沒有大的更改，只是將1953年魏建功的封面題字改為拼集魯迅先生字。

1957年後，《新華字典》改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主要有以下幾個版本：

1957年版。1956年國務院公布了《漢字簡化方案》，1957年版《新華字典》首次以簡化字作為主體字頭。辭書界一般將這個版本作為《新華字典》的第一版，其實稱之為「商務印書館第一版」更合適。

1959年版。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正式公布，這一版本突出了漢語拼音給漢字注音的方式。

1962年版。這個版本與以往相比改動不多，只是在一些細節方面略作修改。

1965年版（1966年印刷）。1965年1月，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員會發布了《關於統一漢字鉛字字形的聯合通知》。此前的《新華字典》字頭均是楷體，從這一版起採用了大號宋體字。另外，該版還刪去了大部分插圖。

1971年版。1971年修訂重排本恰逢文革，有著鮮明的時代烙印，字典開篇還專設《毛主席語錄》插頁，釋義和例句也帶有明顯的文革色彩。

1979年版。雖然已經改革開放，但這版《新華字典》還存在著一些政治套話和術語，與當時的形勢不太協調。

1987年版。由商務印書館負責重排之前的修訂工作，這一版本變動不大，只是刪除了一些不合時宜的釋義和例句。

1990年版。在1987年版的基礎上進行了微調。

1992年版。根據《現代漢語通用字表》，對個別字頭作了調整，並增加了一些新詞語。

1998年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歷時兩年對《新華字典》進行了全面修訂，該版本收錄單字1萬多個，詞語3500多個。

2004年版。這一版進一步體現了規範性、科學性和時代性，新增補100多個新詞和少量字頭，內容涉及科技、法律、經濟等諸多方面，如光纖、互聯網、木糖醇、克隆、基因等等，折射出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2011年版。這是目前最新版的《新華字典》，由中國社科院語言所和商務印書館共同推出。2011年版有兩個特點，一是收錄了一些網路熱詞；二是售價有比較大的提高。關於《新華字典》的定價，這裡有個典故，周總理曾經提議降低字典成本，所以商務印書館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可謂絞盡腦汁，要好紙又要便宜，讓農村的孩子能買得起。據說《新華字典》定價有一個「豬肉定律」，即一本字典的價格與同期500克豬肉的價格基本相當，如1957年版《新華字典》定價1元，1998年版11元，2004年版12.5元，2011年版雙色本24.9元，幾乎都與同期豬肉價格相當。

此外，《新華字典》還出版有少數民族文字版和外文版。

漢語作為當今世界碩果僅存的象形文字，在拼音文字的合圍下，仍有強大的生命力，這本身就是一種奇蹟。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世界各地掀起了學習漢語的熱潮，漢字和漢語的影響力逐漸擴大。在這個大背景下，《新華字典》在推廣漢語學習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愈發重要。

目前，《新華字典》第12次修訂正在進行中。相信新版本的《新華字典》會繼續給全世界的漢語學習者帶來新的幫助。

責任編輯 尹德佼

郵箱 ydj@wsj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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