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家感嘆：與日本相比，我們缺的絕不僅僅是馬桶蓋！

來源：領教工坊，ID：ClecChina，作者：肖知興，著名管理學者，領教工坊聯合創始人，先後任教於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喬治·華盛頓大學和北大滙豐商學院。

來到日本，你會時不時注意到一些細節。

例如：

機場行李工人為了方便客人拉行李箱，從傳送帶上把行李箱拿下來後，會把拉杆先拉出來；

飯店門童為了方便大巴客人下車，會提供一個用紅色地毯包好的小木箱，給客人踏腳；

公司前台用膠帶紙包裝樣品，為了方便客人把包裝撕開，會把膠帶摺疊起來，留下一個小撕口。

在書店付費之後，書店員工在把書裝進袋子之前，先把塑封紙幫客人拆下。

走在大街上，最深的印象是乾淨。

在東京港區走了一個小時左右，居然沒見到一片垃圾，紙片、痰跡、飲料瓶，最奇怪的是，街上也很少有垃圾筒。

旅居日本的朋友告訴我們，日本人的垃圾，都是隨身帶，回家再扔。溜狗的人，除了帶上塑料袋，收拾狗便之外，還要帶上一瓶水，在狗小便之後，對準小便的地方沖洗。

隨處可見的乾淨街道

一個企業家朋友用「凈、靜、敬」三個字來形容他眼中的日本。乾淨、安靜之外，

最讓他動容的是各行各業的工作人員對自己的工作的敬業精神，對所服務的客戶發自內心的感恩之情。

例如：

鞋店店員給客人試鞋，在回倉庫拿其他尺碼的鞋的時候，先給客人微微鞠一個躬表示告退；

新幹線上負責驗票的列車員，進入每一個車廂，也會首先向這個車廂的所有乘客鞠一個躬，雖然忙於看書、看手機或發獃的乘客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到來。

日本員工的這種敬業精神體現在製造業的一個很自然的結果是以豐田生產方式為代表的日本精益管理文化。每天改善一點點，積累下來，自然就是不得了的超凡功力。

 職人精神之源 

日本人的這種敬業之心、虔誠精神來源於哪裡？

夏季是日本人祭祀的主要季節，我們在古都鎌倉巧遇了當地的一場當地居民組織的神社祭祀活動。隊伍很長，大家都穿著祭祀專用的白色衣服，喊著統一的口號，浩浩蕩蕩往前走。

最前面是十四五歲的少年抬著一顆樹開道，

然後是徒步的老年人。

排第三的是抬著沉重的主神位的青壯年，

然後是排第四的八九歲的少年，抬著小一號的神位。

排第五是一些四五歲的兒童，抬著更小一號的神位，趔趔趄趄跟著往前走，媽媽們微笑著看著他們，在兩邊護衛著。

最後面是樂手車，上面一些十一二歲的孩子負責打鼓和吹笛。

男女老少齊上陣，這架勢，這精神氣，很明顯，對神道的崇拜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個部分，不是做做樣子，更不是招攬遊客的表演。

鎌倉的一次夏日祭典

在日本，這種看似原始的對神道教的崇拜卻奠定了日本人的獨特精神底色。不管多現代派的日本人，至少在孩子滿月的時候，都要帶著孩子到神社去朝拜與祈福。這些年，與時髦的基督教式婚禮相比，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到神社舉辦日本傳統婚禮。

神道教之外，另一個理解日本文化的維度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也相應地成為日本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

武士重承諾，輕生死，把名譽、正直、忠誠看得比生命更可貴，追求在盡到自己的責任之後，像櫻花從枝頭墜落一樣燦爛的詩意的死亡，成為日本其他社會階層爭相仿效的典範。

各行各業的從業者，從鐵匠、木匠，到壽司師傅、和服面料生產者等等，秉承這種武士道精神，兢兢業業，精益求精，十幾代、幾十代心無旁騖地從事自己的祖業，像服伺自己的主公一樣為客戶提供最好的產品與服務，形成日本著名的「職人精神」，奠定了日本製造和日本服務業在世界上的地位。

這種貴族風範、古風在先秦中國也曾經是主流意識形態。

例如：

晉文公重耳早年逃難到楚國，為楚成王收留，後來在兩國交兵時信守當年的承諾，退避三舍（30里為一舍）；

宋襄公遵循貴族作戰信條，不憑藉險要，不攻擊正在渡河的敵人，不攻擊尚未列完隊的敵人，不再次攻擊已經受傷的敵人，不擒拿白頭髮的敵人等等。

可惜，這種貴族風範在秦朝末年徹底告別了歷史舞台：代表貴族風範的項羽（他的破釜沉舟、鴻門宴、不肯過江東都是典型的貴族做派）徹底敗給了代表重實利、重算計，只論成敗、不問是非的小市民文化、流民文化的劉邦。時間又過了100年，司馬遷思慕古人膽肝相照的俠義精神，在《史記》中專門為荊軻、聶政等刺客寫下《刺客列傳》，算是為中國人的貴族風範寫下了最後一曲輓歌。

日本人這種古風為以綜合商社為骨幹的戰後日本企業的崛起也做出了巨大貢獻。

三井、三菱、住友等第一批日本企業到鄉下招工，很自然地秉承封建義務，向父老鄉親承諾，照顧好這些年輕人的一生，

所以有了日本企業著名的終身僱傭和年功序列制度。

年功序列相當於員工的在企業的收入與員工的年齡／工齡成正比（日本一般企業的員工現在的收入大致是20歲月薪20萬日元，30歲30萬，40歲40萬）。

仔細思考，

一個普通員工對企業的的貢獻其實是一條拋物線，45歲左右達到最高峰，50歲左右，他對企業的貢獻其實就小於他的收入了

（圖1）。

所以50歲之前，相當於企業向員工借錢，50歲之後，再以更高的工資和退休金的方式予以償還。

士為知己者死，可以相見這種制度帶來員工多大的投入度和忠誠度。這種獨特的日本企業文化的威力，基本奠定了日本企業和日本經濟戰後30多年的輝煌增長的基礎。

 虔誠、公正、勇敢 

日本地位最高的神社是位於奈良東邊的三重縣的伊勢神宮，供奉傳說中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

伊勢神宮中最高級別的文物是八咫鏡，與草薙劍、八坂瓊曲玉合稱「鏡劍玉」，是天皇最高權力的象徵。

鏡劍玉三種寶物，分別代表天皇

智、勇、仁

三大德，更廣義地說，代表了

虔誠、公正、勇敢

這三種美德。仔細思考，

這三種美德不僅是日本文化的基礎，也是世界上所有偉大的處於上升階段的文化的基礎。

例如，構成當代西方文化的三大主流希伯來傳統（主宗教）、希臘傳統（主法律）、日耳曼傳統（主軍事），為西方文化分別輸入了虔誠、公正、勇敢三種美德，為西方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表1：初民文化與末民文化的假說

一種文化是否尊崇這三種美德，往往與這種文化是否處於較早發展期的上升階段還是處於較晚發展期的延續階段有關。兩種文化的行事方式、處世風格、美學追求都截然相反。行事方式上，前者尚拙誠，後者尚機巧。

例如：

各行各業的日本人普遍願意下笨功夫，死磕一個個的細節，中國人則熱衷於找風口、捷徑和秘訣；

處世風格上，前者主天真，後者主世故。

天真是努力保持上天給予的真理，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世故是永遠把對方當作自己碰到過的最壞的人來提防，結果對方如果不做壞人，反倒對不起你的提防，大家一起來比壞。

兩種文化在秩序生產能力、對整個文明體系的貢獻上，也都有天壤之別。

「懷絕望之心，行希望之事」 。我堅信《論語》的「學而時習」的力量，如李澤厚、杜維明、楊振寧等人所言，中國文化最偉大的，也許就是這種韌性的學習精神，其中包括向我們曾經的學生學習。

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人可以向阿拉伯人學習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經典，重啟西方文明的青春期，我們為什麼不能向日本人學習，重振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國大，大有大的壞處，但大也有大的好處，比如，只要有10%學到了日本人的敬業精神，就是1.3億，中國的面貌就完全不一樣了。

我們真正首先需要做的事，是重新「睜眼看世界」，真正看清楚自己的不足和與別人的差距。例如，與日本人相比，我們中國人缺的，絕不僅僅是馬桶蓋。米叔之前推過的這篇文章：

《

我們離日本有多遠？一篇在日本論壇上瘋傳的博文！

》，正從側面說明了這種差距。

坐第一排的模範生 

在文化輸入和文化學習上，日本從來就是坐第一排的好學生。消化吸收能力強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他們的鑒別和選擇能力強（與此形成鮮明對比，中國人從西方學的，如劉仲敬所言，往往都是「負典」，而不是「正典」）。

神道教之外，對日本人日常生活影響最大的禪宗，完全是從中國學過去的。

禪宗五家七宗，在日本影響力最大的是臨濟宗（偏機鋒、頓悟）、曹洞宗（偏苦行、坐禪）和黃檗宗（綜合前二者）。

1191年（南宋紹熙二年）榮西和尚求學於台州天台山，傳入臨濟宗；1223年（南宋嘉定十六年）道元和尚求學於寧波天童山，傳入曹洞宗。

蒙古滅宋之後，更有大批禪僧不滿元朝的統治，遷居日本，帶去了更多的中國各類典籍、文獻、風物。

400多年後，中國再次衣冠南渡，1654年（南明永曆八年），福清的隱元和尚東渡日本，傳入臨濟宗的一個支派黃檗宗，帶來日本禪宗的一個新高潮。

喬布斯：「我見過最美的設計，就是京都地區的花園」

喬布斯讚歎京都的禪宗庭院，是他見過的最美的設計。可惜在禪宗的發源地中國，已經很難找到這些美景了。

我的老家江西尤其是禪宗主要發源地。

而今，到這些地方去訪古尋蹤，往往滿目蕭索，一片狼藉，哪有一絲一毫的古風和禪意？

西方人講禪，都是用日文音譯zen，說起禪，首先想到的是日本，沒有人知道zen其實是禪的轉音，也沒人關心，當年的開山祖師們的留下來的遺產，已經被糟蹋成什麼樣子了。

圖2：禪宗傳承脈絡圖

禪宗影響力所及，除了日式庭院，還有茶道、花道、劍道等各種日本生活方式，

最日常的則是日本料理。

最高端的日本料理懷石料理，出自茶道，懷石是禪僧用加了熱的石頭抵住肚子，以抵擋飢餓的意思。

還有隱元和尚帶入日本的普茶料理（桌袱料理），吃素菜的精進料理，被茶道大師千利休簡化的茶會料理等，都與禪宗有分不開的關係。吃飯的時候的各種禮儀，如不說話、手端碗、肘部不放桌、筷子橫著放等，也都與禪宗有關。

禪宗之外，日本人從中國學到另外一種好東西是陽明學。

與中國陽明學致力於儒教道德的大眾化，重建儒家社會秩序不同，

日本陽明學重在個體的覺醒、「天我」的確立、「心的無限活用」

，包括維新志士靠陽明學「鍛煉心術，脫離生死」，以殺身成仁之心投身革命。關於這一點，三島由紀夫總結得比較精到：

「陽明學（儘管是發源於中國的哲學），卻是在日本行動家靈魂中經過一次徹底的過濾後完成了日本化與本土化的哲學。革命思想的復興，只有從這種根植於日本人精神深處的思想出發。」（三島由紀夫《作為革命哲學的陽明學》）

明治維新後日本決心脫亞入歐，改換門庭，拜西人為師，又一次對歐美展開了「全方位、無死角、像素級」的學習。在精英主導下，利用天皇崇拜，倡導

「人人獨立，國家就能獨立」

（福澤諭吉語），號召大家捨棄地方性的小共同體，建設日本民族國家這個大共同體。

日俄戰爭勝利後，這個始終坐在第一排的模範生有點走火入魔了

：隨著種族主義的抬頭，日本人自封黃種人的領袖，鬼迷心竅，提出建設「大東亞共榮圈」，走上了軍國主義的歧途，給東亞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

二戰戰敗，麥克阿瑟攜戰勝者之威，強力輸入自由與民主制度，

日本人也以一種一般人難於想像的低姿態，俯下身來，向美國學習，奠定了戰後日本發展的制度基礎

（見約翰·道爾《擁抱戰敗》），迅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青木昌彥所提出東亞「雁行模式」的領頭鳥。

福澤諭吉是脫亞入歐論的提出者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泡沫經濟破滅後，加上人類從未遇到過的嚴重老齡化，日本這個好學生，第一次，再也找不到現成的老師，必須自己去探索道路了。

對於日本這些年的徘徊，所謂失去的20年，實事求是講，也許沒有任何人有看笑話的資格。

我們更應看到的是，日本人沒有自暴自棄，而是以一種驚人的隱忍、妥協和團結精神在艱難籌措，綜合權衡，共渡難關。

這個過程中的經驗教訓，誰也無法忽視。

做企業靠傻子下笨功夫 

我在中歐課堂經常與同學們用擰螺絲來作為例子，說明什麼是好的管理。

同樣是手工擰螺絲，德國人很講究，擰三圈半，往回擰半圈，再繼續擰，這樣能讓螺絲嵌合得更好；

日本人擰4個螺絲，先在地上鋪一塊白布，把要擰的螺絲上下左右擺好，再開始擰，這樣不容易漏擰錯擰。

最重要的是，大家統一按照操作手冊的方法來擰螺絲，才能製造出可預測、可持續的產品質量。員工發現了更好的擰螺絲的辦法，經過一定標準流程之後，修訂操作手冊，大家一起按照更好的方法來擰螺絲，如此精益求精，無限循環，這就是精益管理的本質。

螺絲是製造業最基本的零部件，怎麼擰螺絲、怎麼製造螺絲也是理解製造業的一個很好的入口。

日本人的職人精神在螺絲行業同樣體現得淋漓盡致，產生了很多標杆性的企業。

最著名的也許是為中國高鐵供應螺母的東大阪市企業Hard Lock工業株式會社。

這家只有49人的小公司研製出「永不鬆動的螺母」，廣泛用於電力、高鐵、造船、航天、航空等行業。公司創始人若林克彥受日本牌坊（鳥居）的結構啟發，研發出這種防鬆動結構，他們的口號是

「產品的改進永無止境」

。

Hardlock公司生產的永不鬆動的螺母

東大阪還有一家生產防鏽螺栓的公司，螺栓表層用一種含氟聚合物覆蓋，泡在海水裡五十年不生鏽。東京則有一家生產專用於橋樑、高速公路、巨型建築的錨固螺栓，長達幾米。

福岡市的KYO EI公司，用一種硬質鋁合金技術製造的螺栓，重量是普通螺栓的一半，而強度是普通螺栓的3-5倍，小小一套螺栓，國內報價高達2000元。

日本的各行各業有很多這種隱形冠軍，不動聲色地靠技術、靠積累在價值鏈上佔有別人無法替代的位置。

這也是為什麼iPhone的1300個零部件中，超過一半都是由日本企業製造的原因，包括村田製作所、TDK、京瓷、日本電氣、日東電工和阿爾卑斯電氣等。

日本手機品牌雖然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失利了，但日本電子行業依靠高端手機元器件的訂單，依然獲得巨大的增長。

我們熟悉的那些日本消費電子大企業轉型相對困難一些，但他們也已經慢慢走出低谷。例如，動作最快的日立完全放棄家電、電腦業務，轉向高性能材料、通信、電網等基礎設施業務。

松下公司從家電轉向汽車電子、能源、醫療等新興行業，特斯拉的電池就是由松下公司提供的。夏普也正在轉向醫療、機器人、智能住宅行業。

總體而言，他們在新型材料、核心零部件等領域的優勢還是很明顯，完成從2C到2B的轉型之後，仍然是有國際競爭力的日本企業。

我們參訪的互聯網醫療世界第一的M3公司的是新一代日本企業的代表。和孫正義的軟銀一樣，除了在日本蓬勃發展，他們同時低調在全球布局，在中國的合資子公司叫醫脈通，已經是中國互聯網醫療行業的領先者。

M3公司創始人是大前研一的學生，主要骨幹來自於麥肯錫、德勤等諮詢公司，接待我們的COO儀式性地穿著日本上班族都穿的白襯衫，不一樣的地方是，他襯衫的第一顆和第二顆扣子都沒有扣，也算是日本互聯網一代的一種個性展示方式吧。

做企業靠的是各安其分的「傻子」們長期下笨功夫。FamilyMart的中國區董事給我們分享，

強調了連鎖經營店後面的培訓系統、督導系統、自有品牌系統、訂貨系統和物流系統的重要性，而這些系統，絕不是能夠一蹴而就能建立起來的。

中國的連鎖經營為什麼最後都淪落成為批發，就是沒有人下功夫去扎紮實實地建設這冰山下地這四五套系統。

例如，中國的酸奶業和啤酒業，發展到今天，很多地方連最基本的冷鏈物流都還沒做到，實在是對不起消費者。

日本戰後創業的那一批企業家，很多都已經七八十歲了，如果沒有合適的人接班，很多人都願意把企業賣了。與中國資產虛高，估值動不動就至少

二三十倍

相比，日本很多這種企業估值只要

兩三倍

，幾乎是白撿。

但如果中國人有興趣，他們最擔心的是，中國新老闆，是否真正願意把這個企業踏踏實實地做下去。如果這一點沒有信心，不管多高價格，免談。

不知道中國企業家，做好這個準備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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