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遊記：死生敦煌
撰文：李夏恩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到敦煌的第一件事情是：深呼吸。再沒有哪個地方比敦煌更能感受到歷史的氣息。每當夜風吹起，那些隨風傳來的呼嘯，以及攜風而來的塵沙，一如它們在千年前拂過粟特商人和求法僧侶的面孔一樣，吹著今天旅行者和研究者們的臉龐，歷史在這一刻消解了時空的屏障，讓古人與今人在它濃厚的氣息中會合。
1907年3月12日早晨，當斯坦因到達敦煌時，迎接他的，正是千年的風沙，「這天刮著寒冷的東風，我們由衷慶幸我們到達了有樹林和房屋的地方可以避風，幸好不是在空曠的沙漠中遇到這陣狂風」。寒風與揚沙並沒有阻擋這位探險家的腳步，因為這裡埋藏著中國乃至中亞歷史上最偉大的秘密寶藏，儘管當地人早已將其遺忘，但他卻能從風聲中聽到千年以前的呼喚。在他的探險筆記上，他用一句簡單的話概括了這個地方久遠的歷史：「從漢朝以來，它就被稱作敦煌」。
1
記錄者、流放者和求法者
歷史的弔詭之處至於，它並不完全遵循常規的邏輯，有時，它在最開始時模糊，後來變得清晰，到今天又變得模糊。「敦煌」的名字即是一例。自這個名詞出現在《史記·大宛傳》中，並且被東漢應劭在《漢書·地理志》的注釋中解釋為「敦，大也；煌，盛也」之後，在之後長達一千多年的歷史裡，都因循這一清晰明了的解釋，從未有人質疑過。直到現代，歷史學家才從蛛絲馬跡中尋處痕迹，認為「敦煌」早在被漢朝人發現之前，就已有「敦煌」之名，只不過這個名字僅有其音，卻無漢字對應。是最早出使西域的張騫發明了「敦煌」這個漢名。而150年後，應劭用註解的方式將敦煌納入到中原文明的歷史譜系之中，就像敦煌境內的「三危山」和敦煌的另一個古稱「瓜州」一樣，只是為了附會上古經典《尚書·舜典》帝舜曾經「竄三苗於三危」和《左傳》中「昔秦人迫逐乃祖離於瓜州」的記載。但恰恰是這些附會的名字，將敦煌拉入了中國文明的歷史敘事之中。
具有隱喻意味的是，這些後來的附會之辭，卻在某種意義成為了現實。既然敦煌的三危山已經被定義為《尚書》中帝舜流放罪犯之所，所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漢武帝決定沿襲這一古老的法令，敦煌於是成為了流放者的目的地。在敦煌發現的一份題為《敦煌名族志殘卷》（P.2625）中記載，「漢武帝時，太中大夫索撫、丞相趙周直諫忤旨徙邊，以元鼎六年從鉅鹿南和遷於敦煌」，元鼎六年是前111年，而恰也在這一年，漢武帝開設了敦煌郡——敦煌的歷史從一開始就與流放連接在一起。每當朝廷中央發生政爭內亂，敦煌總會多出一批身份煊赫的流放者。巫蠱之禍中曾經協助太子起兵的官吏和兵將除滅族處死外，全部流徙敦煌；以「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留名青史的陳湯也曾是敦煌的流放者。
流放者眼中的敦煌究竟是何模樣？至少在陳湯抵達的時候，敦煌已經是一個重要的邊關要城，周邊有綿延的烽燧亭障，用以防備匈奴和其它外來勢力的騷擾，在敦煌城裡最多的，恐怕除了流徙的罪犯和逃荒而來的饑民之外，就是從內地徵發的戍卒。1990年10月，考古人員在敦煌南62公里的莫高窟所在三危山余脈火焰山上發掘的三萬五千多枚漢代木簡，讓今人得以一窺漢代敦煌的情景。這些漢簡都屬於敦煌通往西域的一大驛站，懸泉置。我們知道有許多著名的西域使臣和官員都曾途經懸泉置，在一份題為《傳置道里簿》的簡牘中，我們知道這些人是如何從長安來到敦煌的，途中他們經過了哪些郡縣，我們甚至知道他們吃了些什麼，在一條簡牘里是這樣寫的：
「七月十一日庚申，主羌史李卿過西，從吏一人，用米六升，肉一斤」
主羌史是敦煌郡守從屬的一個小官，負責管理歸義漢朝羌人的日常事務。而另一枚木簡則以命令的口氣要求驛站好好招待一位煊赫的將領：
「破羌將軍將騎萬人從東方來，會正月七日，今調米、肉、廚，乘假自致受作，毋令客到不辦與，毋忽，如律令！」
「少酒薄樂，弟子譚堂再拜請。會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門西入。」
這支木簡的特殊之處在於它上面的「浮屠」二字是明確的佛教用語，再聯繫到最前面的「少酒薄樂」，更是帶有佛教清規戒律的色彩。儘管這枚木簡併沒有明確紀年，但是考慮到發掘時和它放在一起的木簡東漢光武帝在位的建武到安帝在位永初年間，所以這是否意味著在東漢初期，敦煌就已經是一個佛教信徒的聚居之所？
儘管沒有更多的史料描述這一時期佛教在敦煌的規模，但在漢末魏晉之際，敦煌確實已經成為了一個西北地方的佛國。《魏書·釋老志》里這樣描述晉末十六國時代的敦煌：「涼州自張軌後，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而眾多的佛經，也通過敦煌傳入內地。高僧竺法護通三十六種語言，世居敦煌，號為敦煌菩薩，《開元錄》中載其譯經共175部，354卷，乃「佛教入華以來，譯經最多」之人。
如此大量的佛經以敦煌作為中樞流傳內地，而內地信徒也希望能夠以敦煌為起點求取佛法，以拯救沉淪在亂世苦難中的眾生。中國佛教史上最具史詩性的西行求法以高僧法顯作為開端。公元400年，法顯一行抵達敦煌，在敦煌修養一個月後，西出大漠，「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幟耳」，228年後，另一位更著名的高僧玄奘追隨他的腳步，同樣踏上了求取真經的漫漫長路。
法顯在記述其求法旅程的《佛國記》中，曾經多次提到一種佛教聖跡——石窟。這些石窟是當年佛陀坐禪入定和阿羅漢結集經之處，它們有些是自然的洞穴，但也有人工開鑿的石室。在佛陀寂滅後，這些作為聖跡的石窟往往會供奉佛影或是佛像。
這種鑿山為窟的風習很快通過中亞傳播到敦煌地區。對一心苦修向佛之人來說，沒有什麼比端坐洞窟之中，面壁觀想佛陀教誨更有利於領悟佛法空無精義的了。如果《李君克讓莫高窟修佛龕碑》的記載可靠的話，那麼敦煌莫高窟的洞窟興建於366年，也就是法顯從敦煌西行求法的34年前，由一位叫樂僔的法師首先「造窟一龕」，接著，又有一位名叫法良的禪師自東來此，「於僔師龕側，更即迎建」。但非常奇怪的是，一路沿途記下佛跡名勝的法顯，竟然絲毫沒有提到敦煌莫高窟的興建，也許這個時候，被後世稱為「千佛窟」的莫高窟還只是初芽包裹的一個夢想。但就像樂僔當年初來此地時所看到的那個神跡一樣，這個地方遲早成為沙海中的佛國。
2
和尚與異教徒
今天的旅行者會驚嘆於莫高窟的雄渾連綿，很少有人在大佛閣（96窟）前不會動容，巨大的彌勒佛像高達35.3米，即使是在白天從底層進入大佛閣，在天井射下的天光下，極力仰望，也很難瞻見大佛的聖容。大多數人在看到巨大的手指時就已經投身膜拜了。
偉大與描寫就以這種最顯而易見的方式展現在世人面前，這也正是建造這尊大佛的人所希望達到的效果，用威嚴的氣勢來彰顯佛教的榮光，用龐大的身軀來俯瞰渺小的世人，從而讓塵沙之眾內心油然生出敬意和虔誠。
「延載二年（695年），禪師靈隱共居士陰祖等造北大像，高一百卅尺」。寫於865年的《莫高窟記》中如此記述這尊大佛興建的因由。這條記載的玄機之處不是大佛令人瞠目的高度，而是「延載二年」這個時間，實際上，延載年號只使用過一年。它是中國歷史上最具傳奇色彩的武則天登基稱帝後使用的諸多極富個人色彩的年號之一。而改元的原因是她在改元延載的第二年就被群臣加上了「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的尊號。「慈氏」正是彌勒的意譯漢名。所以敦煌的這尊巨大的佛像也應該是給篤信自己為彌勒化身的武則天獻上的一份厚禮——它意味著即使是在千里之外的敦煌的臣民，也活在女皇陛下的權威之下（幾個月前上映的《大唐玄奘》中有一個鏡頭，黃曉明扮演的玄奘西行前在敦煌大佛前禮拜禱告，但實際上，玄奘出發時大佛還沒有建成，而且玄奘在西行時也沒有經過敦煌）。
敦煌的興衰總是與中原王朝的興亡休戚相關，而莫高窟則是一個縮影。自樂僔開鑿了第一個石窟之後，這裡便開始聚集一個修建石窟作為習禪禮佛之所的小群體。但這個群體得以擴張，則仍然是靠政治手段。現存最早的北涼石窟中，彌勒菩薩的交腳而坐的雕塑佔據了很大部分，正是因為佔據此地的北涼君主沮渠蒙遜是彌勒虔誠的信徒。他的從弟沮渠京聲正是彌勒信仰的經典《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的譯者。幾乎現存所有北涼時期的佛教文物上，都會有彌勒菩薩的印記。北朝時代莫高窟的興盛，也同樣是靠駐守敦煌的兩位官員，北魏宗師元榮任敦煌太守後，被封為東陽王，在他統治敦煌的20年間，莫高窟開窟建龕達到了一個高潮，繼其之後，北周時期建平公於義任瓜州刺史，也修建了大量的洞窟，以至於在《武周聖歷碑》上將他們排列在莫高窟的建立者樂僔和法良兩位禪師之後：「樂僔、法良發其宗，建平、東陽弘其跡」。
但建造洞窟的不僅僅是這些高僧顯貴，在今天留下的洞窟中，仍能發現庶民日常的餖飣點滴，建於北魏的第285窟北壁的一個角落裡，有著這樣一處題記「佛弟子滑黑奴」，以及其他幾個清信士、清信女、比丘尼和昔女，在他們的名字前沒有那串冗繁延長的職銜官名，他們只是普通人，用自己綿薄之力為今生和來世種下福報。
「合州黎庶，造作相仍，實神秀之幽岩，靈奇之凈域」一塊唐代碑文如此形容初唐時代的敦煌莫高窟，根據碑文記載，此時的莫高窟大致有佛窟「可五百餘龕」，這是一個誇張說法，因為每個石窟都可能有幾個佛龕，所有的石窟加起來大概在三百個左右。敦煌也在唐代達到鼎盛。除了剛才提到的大佛之外，還有一尊大佛在721年建成，被稱為「南大像」，只比前一尊大佛矮10尺。
在兩尊佛陀巨像的輝映下，敦煌儼然成為西北佛國。然而它並非是一個一教獨大的排外之地。敦煌遺書中的《沙州圖經》里標註了一個有趣的地名「祆神」，它是一座寺廟的名字，地點「右在州東一里，立舍，畫神主，總有廿龕，其周回一百步」。一百步大約長度為150米，這意味著這座奉祀祆神的祠廟規模並不比一座佛寺要小。
祆教只是在敦煌的眾多非佛教的宗教之一，佛教信徒一般將他們稱為「外道」，而將它們的經典稱為「偽經」，但是這兩種說法並無歧視的意思在內，各種教派在敦煌都有各自的安生之地。中國學者將中古時期盛行於中國的三種外來宗教，祆教、摩尼教和景教（來自敘利亞的一種基督教的異端分支）稱為「三夷教」，儘管這三種宗教在845年因唐武宗頒布的激進的禁教令而消亡，但在此之前，一直與敦煌的其它宗教和諧共存——敦煌人對不同宗教信仰的包容度令人驚嘆，這一點從第17窟的藏經可以一斑窺豹。
17窟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藏經洞」，以「東方語言文化圖書館」之名著於世。儘管這個名稱會使人想到大不列顛圖書館或是中國新建的國家圖書館，但實際上，它只是一個面積不到三米見方，高不過2.7米的小儲藏室。所有的參觀過藏經洞的研究者幾乎都會因它如此之小卻釋放出如此海量的信息而驚嘆不已，考慮到它在唐代僅是一座小寺院的文書庫，就更讓人對那些早已消失的大寺書庫可能會有的更豐富的庫藏而悵然不已。
藏經洞里當然絕大部分都是佛教經典文獻，但卻不僅止於此。裡面甚至還包括一張紙，上面寫著18行希伯來語禱告詞，是《舊約·詩篇》中的一段，這證明有猶太商人曾經來過敦煌。當然，還有祆教古經《阿維斯塔》的殘篇，這些殘篇應當是由信奉祆教的粟特人帶來的，他們是絲綢之路上最活躍的一批人，玄奘在《大唐西域記》里將粟特人描述為天生的商人，他們如此熱衷於追求獲利，不憚千里萬里將東西方的商品轉運到世界各地，而他們的守護神，便是這些畫在古紙上的祆教神祗。
藏經洞里最重要的異教文獻是摩尼教經典。包括最著名的《摩尼光佛教法儀略》，這部經書剛被發現時差點兒被當成是佛教經典，在《大正新修大正藏》里編號No. 2141A。不過很快，就被發現是摩尼教經文，但它確實乍看上去非常像佛教經典：
「佛夷瑟德烏盧詵者(本國梵音也)，譯雲光明使者。又號具智法王，亦謂摩尼光佛，即我光明大慧無上醫王應化法身之異號也。當欲出世，二耀降臨，分光三體；大慈愍故，應敵魔軍。」
不同的宗教在中土傳播都需要採取融合策略，以便讓自己的信仰得以被當地人接受。摩尼教在使用已經被華化的佛教辭藻時靈活自如，而另一種宗教景教卻套用道教用語，從景教經典《尊經》這個名稱就可以看出其如何借用道教辭藻來讓自己變得易於理解。就像摩尼教曾被當成佛教一派一樣，景教也暗度陳倉，融入到道教之中。道教最重要的經典《呂祖全書》中有一段《太上敕演呂祖救劫證道經咒》，其中四段咒語長期以來令人不解其意，直到1934年才被日本學者佐伯好郎發現是敘利亞語的景教讚美詩。
敦煌為這些宗教提供了一席之地，眾神從絲綢之路上翩然而至，用自己的法力和語言護佑自己的信徒，在不同的祈禱和誦念聲中，讓每一顆開放的心靈得到賜福和安寧。這可能是敦煌最令人動容的地方。在一張藏經洞的殘紙，我們看到了六位長著獸頭的女神形象，他們懷抱小兒，耐心地呵護他們，他們被稱為「護諸童子」的「女神」，如果患病小兒在夢中夢到她們的形象，只要祭拜她們就可以痊癒——夢想永遠是現實最好的療傷葯。
3
忠臣與謀殺犯
敦煌沉睡在太平盛世的夢境里，直到被粗暴的打斷。755年，安史之亂徹底打破了唐帝國的盛世華夢。敦煌也未能從這場災劫中倖免，唐帝國無力應對危機，只得像它之前的宿敵和對手吐蕃帝國求援，這相當於引狼入室。當朝廷無法按照允諾給予吐蕃滿意的報酬後，吐蕃援軍轉瞬間就變成了新的侵略者，敦煌作為絲綢之路上的匯聚地，當然成為了第一個覬覦的目標，大致在786年，敦煌淪入吐蕃人之手。敦煌的文獻顯示，在吐蕃統治的62年間，當地的商業貿易幾乎恢復到以物易物的狀態，糧食成為唯一的貨幣，人們用糧食交換日常用品，也用糧食來還債。
這段佔領在848年被終結，此時吐蕃帝國內部土崩瓦解，一個漢人將軍便趁此時機將吐蕃人逐出敦煌。他的名字叫張議潮，他的英雄事迹被不無誇張地寫成變文在敦煌當地傳唱，在變文中，佔領者吐蕃被稱為「賊」：
「賊等不虞漢兵忽到，都無準備之心。我軍遂列烏雲之陣，四面急攻。蕃賊獐狂，星分南北；漢軍得勢，押背便追。不過五十里之間，煞戮橫屍遍野處。」
這位將領的名字叫張議潮，他本來可以像十六國時代的西北將領一樣，割地稱王，而且當時唐帝國中央衰退，各地節度使擁兵自立，儼然戰國諸侯。但張議潮卻選擇向唐朝稱臣，上表請求獲得朝廷賜予他官位和合法的身份，使用朝廷頒布的年號和曆法，奉唐廷正朔，甚至最後將軍政大權託付給自己的侄子張淮深，以69歲老邁之身躬親前往帝國京城長安。他所率領的軍隊被唐廷賜名為「歸義軍」，表彰張議潮對朝廷的忠義之心。
在敦煌莫高窟的98窟繪製了一套這個忠義家族的畫像，最前面是開創者張議潮，跟在後面的是他的法定繼承人的張淮深，接著是索勛，他是張淮深弟弟張淮鼎的姐夫，在892年至894年擔任歸義軍節度使。這些畫像給人一種錯覺，認為讓人覺得家族內部權力交接得相當平穩。但實際上，在這幅怡怡樂樂的畫像背後，隱藏著陰謀與殺戮。
這幅壁畫上第一個消失的是張議潮，至少從表面上看，他作為收復敦煌歸唐的忠臣無可指摘，但他最後卻成為忠誠的犧牲品，儘管他一直兢兢業業效忠朝廷，但朝廷卻一直疑慮他擁兵自重，他赴身長安的原因其實是被朝廷作為控馭歸義軍的人質。在長安的人質生活形同軟禁，他在872年去世。這恐怕是唯一幸運的事情，因為他遠在長安，還來不及見到18年後自己的兩個兒子兄弟鬩牆，演出一場慘絕人寰的權力悲劇。
只有一段文獻用隱約的筆法委婉地提到了這場慘劇：「豎牛作孽，君主見欺」。這八個字隱藏著一個古老而冷僻的典故。春秋時代魯國公卿叔孫豹寵信自己的庶長子豎牛，後來豎牛殺害了自己兩位同父異母的弟弟，並餓死了自己的父親。而在890年敦煌的這場內亂中，受害者是張淮深和他的妻子，以及他們的六個孩子。而下手殺死他們的，正是張淮深的兩名庶子張延思和張延嗣。
這起張氏家族的人倫慘劇本來很可能被掩埋在歷史的塵埃之中，只是偶然之間在藏經洞里一份《大智度論》的背面發現了張淮深墓志銘的抄本，才讓這起一千年前的謀殺案浮出水面。但張淮深被殺後，兩個弒父殺兄的兇手並沒有登上權位，獲得節度使大權的是他們的叔叔、張淮深的堂弟張淮鼎。從那以後，這兩個兇手的名字就從歷史上消失了，儘管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可以退想到張淮鼎殺了他們。但張淮鼎也只享受了一年多權力便突然死亡，沒有證據證明他是自然死亡。他的姐夫索勛登上節度使的寶座，然而他在位的時間比張淮鼎還短，僅僅11個月後，他就被張議潮的第十四女推翻。張氏將自己的侄兒，張議潮的孫子張承思推上節度使的寶座，號稱是復辟張氏統治，卻讓自己的三個兒子李弘願、李弘定和李弘諫掌握實權。張承奉淪為傀儡。但這種情況也只維持了兩年，896年，張承奉在張氏家族的協助下再一次掀起政變，終結了李氏母子的大權獨攬，復辟親政。
張承奉沒有趕盡殺絕，他讓曾經扶立自己上位的叔母苟延殘喘，並儘力把權力握在自己手中。但敦煌經歷了如此長時期的內亂，已經無法再恢復到原先的狀態，而維繫敦煌地位的唐帝國，也在此時走向了末路。儘管敦煌的掌權者每一個都邁過前任的屍體登上寶座，但他們對唐王朝的忠誠卻一以貫之。無論是合法繼承人抑或篡位者，都以得到朝廷的認可為榮。但906年，唐朝被後梁取代。遠離長安的敦煌歸義軍因為消息隔絕，仍然固執地使用唐朝的年號，甚至在908年後梁已經建立兩年後，仍然打著出使唐朝的旗號，直到出使的隊伍返回敦煌，敦煌人才知道改朝換代的消息。這個被遺忘的地方決心建立自己的獨立王國：金山國。張承奉成為了這個西北邊徼的「金山白衣天子」。
儘管敦煌成為了一個國家，但它曾經在大唐盛世時溝通西域連接東西方樞紐的中心地位卻永不復焉，就連這個倉促建立的尷尬王國也殘缺不全，回鶻的進逼時時威脅著它的存在。一份寫於911年的敦煌文書展現出這個小國最屈辱的時刻，恰如這份文書的題名《辛未年七月沙州一萬人上甘州回鶻天可汗狀》，金山國成為回鶻的附庸：「可汗是父，天子是子」。張承奉也被迫去帝號，改為敦煌國。但不久，他自己也被沙州長史曹議金取代（914年）。曹氏決定奉中原王朝為正朔，無論這個中原王朝究竟是哪一個。這保證了曹氏在敦煌的權力延續了116年，那幅描繪張議潮父子以及索勛的歷代歸義軍節度使的壁畫，正是他下令繪製的傑作，在這幅壁畫的對面，是曹氏家族的壁畫。篡位者和謀殺犯都被巧妙地抹去，只剩下可以被接受的忠臣的歷史。
4
遺忘者和發現者
歸義軍被認為是敦煌最後的輝煌時刻，觀看這一時期的敦煌壁畫，仍能從中讀出唐代的遺韻。絲綢之路儘管隨著唐代的覆亡而衰落，但敦煌仍然保留著某種開放宏大的精神。但是政治的混亂卻吞噬了它的活力。1036年，西夏攻陷敦煌。敦煌與中華文明進入了長達一百餘年的半隔絕階段，文雅的宋朝更看重海上貿易，巨帆樓船出航一次帶回的貨物是沙海駝峰帶回的數倍之多，造船和航海技術的發達，更使陸路貿易日趨荒涼。1226年，蒙古帝國征服西夏，敦煌被置於蒙古人額統治之下。蒙古人開拓的全球時代使敦煌有過短暫額復興，但也只是曇花一現。到明清兩代，敦煌已經被作為一個瀕臨荒漠沙海的小城被遺忘了。
1831年一份敦煌地方志在提到莫高窟時，只是簡單地描述說它「在城南四十里，不知建於何時」，那些昔日的輝煌與燦爛，絲綢之路在這裡交匯和融合碰撞出的奇蹟，以及千百年來活生生的人和他們用自己的一生講述的故事全都被遺忘了。
直到1907年3月12日的那個清晨，留著鬍子的英國人來到這裡，這座曾經向全世界開放如今卻被世界所遺忘的寶庫，才再一次敞開它的大門，儘管歷盡滄桑，但卻依然震撼。在帳篷昏暗燈光的照耀下，昔日的珍寶灼然放出令人炫目的光芒，那些生活的故事，虔誠的心靈，以及那個時代，重新復活過來，歷經千年的故事，終於再次有了它的講述者，並且還會被一次又一次地講述下去。
10月16日下午，東方歷史評論青年學人訪談沙龍（第11期）將在上海舉行，主題為「今天我們如何理解『修行』？一種人類學視角」，嘉賓為黃劍波、楊德睿，詳情請見東方歷史評論今日推送的第二條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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