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之前，廣州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城市

早在公元前214年，在今天廣州這塊地面上，就出現了一個名叫「蕃禺」的市鎮。這個市鎮逐年擴大，11年之後，也就是公元203年，它成為了南越政權的都城。公元前111年，南越政權被漢朝所滅，但蕃禺依然存在，並仍是中國南方的重鎮。226年，吳國孫權設置了一個名為「廣州」的州郡，蕃禺即是這個州郡的府衙所在地。而後，當地人索性將蕃禺稱為廣州。

因為中國古代以農業立國，以中原文化為正統，主要朝代幾乎都定都北方，廣州一帶一直被視為蠻夷之地，根本不受朝廷重視。雖然唐高宗顯慶六年（661年）已在廣州設置市舶使，總管海路邦交外貿，海防卻並沒有因此而加固，以至於在唐肅宗——唐玄宗之子——乾元元年（758年）的10月底，廣州竟然遭到一群由阿拉伯和波斯海盜組成的烏合之眾的洗劫，之後這群劫匪又輕而易舉地從海路逃走。

在宋、元時期，廣州的對外貿易已十分繁榮，但是，這主要是商人自治的結果，而不是政府的政績。

儘管在國家稅收來源構成中，外貿所佔的比例日益增加，政府也樂於看到這個局面，但是，重農輕商仍然是主流意識。廣州的戰略價值始終沒有得到歷代朝廷的足夠重視。直到明朝武宗正德年間，「最凶狡、兵械較諸蕃獨精」的葡萄牙人「駕大舶突入廣東會城」，在廣州的勢力越來越大之後，明武宗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據英國漢學家杜希德和美國漢學家費正清的研究，在明朝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初到廣州的葡萄牙人僅用了3年時間就壟斷了廣州的海上貿易。老家在廣東順德的御史何鰲曾十分憂慮地對明武宗說：「現在外國人的船隻頻頻出現於海濱，外國人又在廣州城雜居，如果聽任他們往來貿易，勢必爭鬥殺傷，南方的禍患恐怕將沒完沒了。」

然廣州彼時「禁防既疏」，根本無法應對「水道益熟」且「兵械獨精」的葡萄牙人。至萬曆年間（1573-1620年），葡萄牙人「破滅呂宋，盡擅閩、粵海上之利，勢益熾」。根據廣州舉人盧廷龍的記錄，在1597年前後，居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已經有一萬多人。但是，當地父母官或者心存畏懼，或者貪贓枉法，總之是毫無作為。

17世紀初的時候，葡萄牙人對中國海外貿易的壟斷讓位於佔領了台灣島的荷蘭人。1662年，鄭成功從荷蘭人手中奪回了台灣。1683年，清朝的康熙皇帝又收服了鄭成功之子鄭克爽。在將台灣納入版圖之後，康熙帝取消了他的父親順治帝在1655年制定的旨在削弱鄭氏台灣經濟及軍事後勤實力的海禁政策。

《清實錄·聖祖實錄》中的一段文字記錄了清朝實行海禁政策的原因以及康熙皇帝本人對海禁的看法。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1684年8月21日），奉命到福建廣東一帶勘界的內閣學士席柱在向皇帝復命時的文字中記載：

席柱奏曰：臣奉命往海辰界，福建、廣東兩省沿海居民群集跪迎，皆云：「我等離舊土二十餘年，已無歸鄉之望，幸皇上威德，削平寇盜，海不揚波。今眾民得還故土，保有室家，各安生業，仰戴皇仁於世世矣！」

（皇）上曰：百姓樂於沿海居住，原因海上可以貿易捕魚。爾等明知其故，前此何以不議准行？

席柱奏曰：海上貿易，自明季以來，原未曾開，故議不準行。

上曰：先因海寇（指日本倭寇騷擾），故海禁不開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

席柱奏曰：據彼處總督巡撫雲，台灣、金門、廈門等處，雖設官兵防守，但新得之地，應俟一二年後，相其機宜然後再開。

上曰：邊疆大臣，當以國計民生為念。向雖嚴海禁，其私自貿易者，何嘗斷絕？凡議海上貿易不行者，皆總督巡撫，自圖射利（謀取財利之意）故也！

兩個月之後，福建、廣東即重開海上貿易。戶部在九月十四日（10月22日）的奏摺中說：「福建、廣東新設開差（即海關），止將海上出入船載貿易貨物徵稅，其海口內橋津地方貿易船車等物，停其抽分。」

70多年之後，乾隆因為擔心外國商人威脅「內地海疆緊要」，重新採取閉關政策，只允許外國商人在廣州交易。乾隆二十二年農曆十一月十日（1757年12月20日），皇帝曉諭軍機大臣等：

洋船意在圖利，使其無利可圖，則自歸粵省……可傳諭楊應琚[12]，令以己意曉諭番商，以該督前任廣東總督時兼管關務，深悉爾等情形。凡番船至廣，即嚴飭行戶善為料理，並無與爾等不便之處。此該商等所素知。今經調任閩浙，在粵在浙均所管轄，原無分彼此。但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寧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準入浙江海口，預令粵關傳諭該商等知悉。

正是在這些背景之下，廣州很快就成為著名的國際貿易大港。但是，何鰲在一百多年前擔憂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

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在馬尼拉的西班牙人，以及在印度的英國人是在廣州的最活躍的外商。繼1711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設立分公司之後，比利時印度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瑞典東印度公司也分別在1717年、1729年、1732年在廣州設立了分支機構。從1731年開始，丹麥、德國、美國、英屬澳大利亞等地的商船也先後抵達。

根據美國歷史學家錢德勒的研究，1800年，廣州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城市，人口達到80萬，只比倫敦的人口少6.1萬。

最遲在19世紀初，歐洲人已在廣州創辦若干份期刊，比如《廣州紀事》（The CantonRegister）、《廣州市場行情》（The Canton General Price Current）、《英華年鑒》（TheAnglochinese Kalendar）、《澳門紀事》（The Chronica de Macao）、《中國商貿指南》（TheChinese Commercial Guide）以及《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

其中，《廣州紀事》、《廣州市場行情》及《英華年鑒》的出版地點都設在丹麥洋行4號（DanishHong）。前兩份都是周刊，年費分別為12美元和5美元。《英華年鑒》是年刊，每份售價為50美分。《中國商貿指南》的出版周期與出版地點不詳，在丹麥洋行有售，每份1.5美元。《澳門紀事》則是半月刊，只有葡萄牙語版，年費10美元。《中國叢報》是月刊，出版地點在美國洋行2號（AmericanHong），年費3美元。

這些刊物主要針對往來廣州的外國商人，主要刊載市場行情、政情民俗等與商貿息息相關的信息。值得一提的是，這些信息經常被歐洲國家創辦的期刊以及歐洲國家在海外殖民地創辦的報紙雜誌轉載，前者如《利物浦莫丘利報》，後者如英國海軍軍官、新南威爾士總督菲利普·金在澳大利亞創辦的第一份報紙《悉尼公報》。

最初正是通過在廣州創辦的刊物，不僅包括公開發行的刊物，還包括諸如東印度公司的內部刊物，以及通過歐美各國及歐洲國家殖民地創辦的刊物與在廣州所辦刊物之間的信息共享，歐洲人和美國人逐漸加深對中國的了解。

比如，1826年11月11日的《悉尼公報》即轉載了一篇原載於《亞洲雜誌》（The AsiaticJournal）——英國東印度公司於1816年1月創辦於倫敦——的文章。這篇題為《在廣州的外國人》的文章寫道：

長期以來，在廣州的外國人似乎一直對往來澳門與廣州之間遭遇到的嚴重勒索心存抱怨。他們決定就這個問題向（兩廣）總督陳情。這種陳情本應該通過行商（securitymerchants）進行。但是，這些外國人了解到，行商們有意讓這種勒索繼續下去。於是，他們決定親自向總督陳情。他們前往廣州衙門。直到一位清朝官員接受其陳情書，並保證一定交與總督之後，他們才離開。然而，等了18天之後，仍然沒有迴音。

再比如，1831年8月13日的《悉尼周報》轉載了一篇最初刊登在《廣州紀事》上的文章。這篇文章寫道：

儘管清政府十分重視，海盜仍在為禍沿海。（1830年）12月21日，12名海盜被斬首，次日又有8名海盜被斬首。像往常一樣，絕大多數廣州居民都不知道有20個人被處死的消息，而那些知情者也並沒有因此而興奮。

隨著歐洲列強對清廷滲透的加深，尤其是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之後，歐美國家的刊物往中國派駐記者的現象越來越尋常，它們對在廣州等通商口岸創辦的外文刊物的依賴程度逐漸降低。

摘自《帝國即將潰敗：西方視角下的晚清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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