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為什麼媒體認為特朗普輸了辯論，民眾卻完全相反？

文 |徐賁

2016年9月26日特朗普和希拉里的首場辯論後，許多中國人的反應是「希拉里碾壓特朗普」。在美國，如果由媒體來投票決定這次美國總統競選結果的話，那麼，希拉里無疑已經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但是，卓奇報導（Drudge Report，美國的一個保守新聞網站）的網上民調卻顯示，80%的回應者認為特朗普在辯論中獲勝。另一項由Time.com所做的民調（參與投票者的人數是130萬）顯示，特朗普領先希拉里4個百分點——52比48。福克斯新聞的網上選民表決結果是，認為特朗普或希拉里贏得辯論的勝利的人數分別是50%和35%，其他15%認為，誰都沒贏。

怎麼來看待這樣的民眾反應呢？是不是「這屆美國人不行」，公民素質和政治思考能力特別低下，或者缺乏應有的判斷力呢？其實未必，正如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泰勒·考恩（Tyler Cowen）早幾年在《自欺是政治失敗的根由》(Self-deception as the Root of Political Failure)一文中所說的，由人的認知和情緒偏誤（bias）所造成的自我欺騙（自欺）一直是美國政治的一個問題。這次美國大選中兩位競選者都有嚴重的品格缺陷，許多民眾對他們有強烈的厭惡和嫌棄，激烈的情緒使得一些選民的政治自欺越發暴露出來。這種投票結果會如何影響美國大選的最後結局，現在還很難說。

人在政治行為中的自欺，用考恩的說法，指的是「對可以自由獲得的信息採取無視、摒棄和另行詮釋的行為」。這可以是有意識的，也可以是無意識的。考恩指出，在美國這個以個人主義為文化核心的國家裡，「差不多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的政治見解比那些訓練有素的聰明人要高明。在經濟問題上，選民很少會聽從經濟學家的意見。」比起聽取別人的意見來，他們更急切地要表達自己的意見。而且，他們相信，自己的個人利益就是國家的利益。這種錯誤的自以為是就是自欺的結果。

人的自欺是一個古老的現象，並非今天美國人才有。從荷馬和柏拉圖開始，自欺一直是希臘思想的一個核心問題，文藝復興時期的莎士比亞劇作和17世紀的道德家那裡，如法國作家弗朗索瓦·德·拉羅什富科（Francois de La Rochefoucauld），自欺是一個經常出現的主題。啟蒙運動時期的一些哲學家，如亞當·斯密、休謨、洛德·沙夫茨伯里（Lord Shaftesbury）都特別關心人行為中的自欺。薩特哲學中的自欺（bad faith）也曾是中國「薩特熱」中被討論的問題。自欺的問題也許應該在當今中國思想討論中重新受到重視。

在政治選擇中（當這種自由選擇是可能的時候），自欺的主要表現是，即使在公共信息公開、透明、易於核實的情況下，選民仍然按自己的目的或需要選擇和重新詮釋公共信息中的事實。在特朗普和希拉里的首場辯論之後，美國媒體迅速提供了對他們引述的數字和事件的「事實核對」（fact check）。美國也有一些專門為選民提供較可靠政治信息的「事實核對」網站。特朗普在辯論中有許多不符事實的言論，媒體都做了報道，但是，這似乎並沒有對一些選民的政治選擇發生什麼影響，對特朗普的支持者們來說更是如此。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哲學教授阿爾弗雷德·默利（Alfred Mele）在《脫去面具的自我欺騙》（Self-deception Unmasked）一書中指出，人一旦有了先入為主的看法或立場，就會對公開信息採取兩種自欺的方式，一是只挑選那些對自己有利的事實（事實選擇），二是對某些事實作出對自己有利的重新詮釋（選擇性詮釋）。社會心理學家稱此為「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確認偏誤也叫「肯證偏誤」或「驗證性偏見」，也就是，人堅持自己的成見、猜想，無論自己的想法是否合乎事實，這個傾向都難以改變。人會根據自己的需要，在頭腦里選擇性地回憶、忽略或排除矛盾的資訊，選擇性地搜集有利的細節，並加以片面詮釋。

新聞資料圖：典型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

考恩指出，在政治性的自欺中起關鍵作用的是價值觀和附屬感(affiliation)。這種價值觀並不是獨立思考和批判性辨析的選擇結果，而是在相當程度上「繼承來的或預先決定的」。「個人總是出生在特定的種族、宗教、區域或家庭關係中，而這些緣於『自然賦予』的特徵會影響他的感覺：什麼對他是好的，他屬於哪個政治階層。個人背景和家庭史影響一個人的意識形態，這是眾所周知的。」符合這種價值觀和附屬感的政治選擇讓人有「驕傲」感，讓人覺得自信、安全、感覺良好，因而也覺得符合自己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利益」。

心理學研究證明，自欺與良好的自我感覺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自欺者比不自欺者的幸福感要高。一個人不能自欺，甚至會成為他沮喪、憂鬱的主要朕兆。自我感覺良好的人，不管良好的自我感覺是否真實，是否有根據，都比較有可能取得成功和達成自己的目標。他們更樂觀自信，進取心更強，更願意承擔風險。而且，自欺還能使人更專註於一些主要的目標，如物質享受、社會地位、性。按照進化心理學的解釋，自欺是一種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形成的保護機制，它能幫助人排除憂慮和不安，減少干擾，更有效地實現自己的目標。

如果一個人不經過思考和積極選擇，就從自然賦予的價值觀和附屬感獲得自信和良好感覺，那麼，這樣產生的「驕傲」自我感覺就會不利於公共辯論。考恩對此寫道，「如果涉及驕傲——政治經常是這樣——那麼個人就會迴避真實。就算他在辯論中最後勝出，一般的辯論也不會讓他有『良好的自我感覺』。一般人寧願在私人生活中覺得自己天生優秀，而不去理睬或另行詮釋與這一感覺相衝突的信息」。在公共辯論中，誰都不能避免遭遇對方的質疑和挑戰，這對於維持「良好的自我感覺」肯定是有害無益的。而且，一般人「希望相信，他們的優秀是無需疑問的。他們不願意聽到別人對他們的附屬性或品格說三道四，哪怕是公正和公開的討論中也不行」。對自己的負面看法，大多數人都會覺得，與其聽了心煩和不高興，還不如不聽為好。

理性、邏輯的公共說理和說服在政治辯論中是一個相當遙遠的理想，現實與此有很大的距離。我們應該承認這個事實。在政治和宗教辯論中，很少有一方被另一方說服的情況。雙方的激烈辯論都做是給自己支持者看的公開表演，也是說給第三方或尚未選擇立場的旁觀者聽的，以期能對他們有說服的效應。對立的辯論雙方只會在辯論過程中越來越堅持自己的看法，他們的支持者也是一樣。雙方都越來越覺得對方不可理喻。自己一方越正確，對方也就越愚蠢、越可惡。

新聞資料圖：紐約街頭的黑人青年

考恩指出，在政治和宗教領域，「交換意見很少有能取得一致看法的。但是，在其他領域，譬如關於日常生活的常識信息，交換意見則經常可以取得許多一致的看法。如果我以為街角拐彎的地方有一家飯館，有人對我說，你肯定弄錯了。我就會聽他的，同意他說的。在政治討論中，人們不是這樣作出反應的。造成頑固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是我想，如果不是因為各自驕傲，不是因為已經認同了某種先入為主的看法，那麼，也許會更有可能取得一致意見」。

政黨政治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需要利用選民自然賦予的「附屬感」。正如考恩所說，「政黨會不擇手段地利用選民的自我欺騙，而且，我們確實可以把政黨視為專門為此目的（當然還有別的目的）而打造的組織工具」。這是一個不幸的，目前還看不到改變前景的政治現實，也是一個會長期阻礙民主政治的因素。就像我們今天在美國看到的那樣，黨派認同或附屬感可能嚴重膨脹和極端化，幾乎無限度地加劇許多選民在政治活動中的自我欺騙和確認偏誤。美國政治家艾倫·辛普森（Alan K. Simpson）1979年至1997年任共和黨籍參議員，他說，「在這個國家裡，我們有兩個政黨，一個是邪惡黨，另一個是愚蠢黨，我是屬於愚蠢黨的。」這位頭腦清醒的政治家知道政黨政治是多麼不可救藥，他也知道，如果我是愚蠢的，那麼我的對手比我更糟糕，因為他是邪惡的，不管我多麼不好，我的對手都比我更糟——而這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的自我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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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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