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魏、蜀矛盾中觀《三國演義》，這才是名著的精髓！

「滾滾長江東逝水」之歷史長河裡，或尚未有一部作品能似《三國演義》般令人餘味橫生，百讀不厭，數百年來，反覆讀之者之多、研究者之眾，未有可擬。昔張獻忠入川，「憑一《三國》耳；今「海灣戰爭」，統帥一手持《孫子》，一手則持《三國》。

一部取材如此久遠之書，緣何能引人以至如此？不才望儘可能秉羅公之本意而析之。

《演義》所述之事源於陳壽《三國志》，然《志》本史，《演義》可言為「野」：「質勝文則史，文勝質則野」。故又以其生花之妙筆，造若干經典藝術形象。其中，尤以曹操、劉備二人及其所代表之魏、蜀政權凸顯作者著《演義》之情感。操與備若世界之兩極，其矛盾若世界之中軸。操、備之矛盾實質為何？魏、蜀之對立實質為何？

史上，操與備均為仗鎮壓農民起義起家之封建軍閥，就其統治才能而言，亦都乃器識非凡、雄才大略之主。二人所代表之階級實乃一致，所以對立，不過爭權奪利耳。就品德而言之，操較殘暴，備較寬仁，然，遠不及《演義》中之突出。書中，二人所領導集團之利益敵對，二人之思想作風敵對，二人之為人處世亦敵對，實一黑一白、一邪一正、一卑劣一高尚、一為魔鬼一乃天使。人常以「仁君」、「奸雄」謂備與操，此無疑一種通俗且形象之說法。

操固然一萬古不朽之奸雄：於五彩斑斕之人物畫廊，操之形象佔一極重要之位，吾等實難於再創一似其之深刻、其之全面、其之真實且又意義深遠之反面典型。其乃一剝削階級利己主義之集中代表，一貪慾與權欲之生動典型。羅公以永恆不息、死而後已地貪圖權、利賦予此形象為其之基。此不知休止之欲，支其於前一利向後一益，前一利之成，無非為後一益開道耳！操之無止境之貪慾，正如羅公時之統治階級（元末）於權於財之貪得無厭。此貪已至無視禮法、不顧廉恥之程度矣！其之自白尤使人不寒而慄：「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言至如此，赤裸裸而不加掩飾，直言不諱地供認要將傷他人為己理所當然之義務！

除其思想外，於統治權術上，操亦乃封建統治階級之集中代表。其幾囊括古來統治者之統治手法，如專橫殘暴、權謀機變、假公濟私、表裡不一：殘暴與偽善相結合，則為其最為擅長之手法，乃此奸雄之獨特作風。其一方面施殘暴之手段以剷除異己，另一方面又展偽善之手法以揩乾滿手之斑斑血跡。其肆意殘害賢良，卻處處顯愛才若渴；其於人民、下屬貪婪殘酷，卻時時似體貼部下、寬仁愛民。其四處作惡，非不曉為善之益，實乃深知為善之益，通曉人們總樂於受美言好行之籠絡，而不願為強權惡霸所裹脅。故，其將善與惡匯於一身，打出善之旗號裹住惡之實質以服其友與敵。其集歷代王朝權術之大成於一人，終「挾天子以令諸侯」，成實際之帝。

然而，既然一奸雄，除其之奸，更賴其之雄。操誠然殘暴偽善，卻不似夏桀、商紂、周厲一般昏庸、冥頑；恰恰反之，操雄才大略、器識非凡、思慮周密、工於心計，為一代俊傑。無論政治才能、戰略戰術、眼光魄力，甚至文學之修養、談吐之風雅，均勝人一籌——孔明、公謹，雖神機妙算，又可曾出「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之名句？操決非一簡單壞人、淺薄奸雄，而是一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其有為非作歹之心，更具為非作歹之力，甚至於為非作歹之後，尚能若欣賞藝術般對其暴行加以欣賞，故自覺地當了亂世奸雄、天之驕子。

世間之事，並非只有一端，往往有兩面。

若言操代表封建社會之現實，則備當為羅公心中之理想帝王。

備之形象實不如操真實、充實，然的確與操完全相對立：操施權詐以立霸權，而備則遵「誰德可以服人」之信條，幻想憑仁政於亂世中建一理想之國。雖其智不及諸葛，勇不及關張，然於個人之德，卻勝卻常人。恰與操反之，備「寧死不忍作負義之事」。其寬仁長厚，愛民如子，故到處受人民之擁戴。其兵敗糧絕時，「但到處，聞劉豫州，皆爭進飲食。」此之以民心背向為主，不以一時之成敗為重，即「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之做法，反映了包括羅公之歷代人民，所望之仁君應有之風範。

尊民心，惜民命，與臣子禍福同當，患難與共，此正為備立國之基。其不僅待關羽、張飛「情同骨肉」，「生死與共」，及至對諸葛亮、趙雲、徐庶、龐統等人亦傾誠相待，肝膽相照。其三顧茅廬，虛懷若谷，求賢如渴；其伐木望友，情深意長，感人肺腑；其三讓徐州而不受，有荊州而不取，不愧光明磊落，胸懷坦蕩。此之一切，與狠毒奸狡之操，正一鮮明之對比。如備所言：「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失信於天下，吾不忍也。」

備與操之矛盾，非止兩人，而乃蜀與魏兩國之爭——細想來，又不應如此，當稱「蜀與操之矛盾」。緣何如此？蜀漢乃由劉、關、張、諸葛等一大批或智或勇之英雄所成，其合既知同進同退，分又可獨擋一面；而曹魏者，儘管營中謀臣似雲，猛將若雨，但其不過寡頭獨夫手下之工具耳。其均無獨立之人格，缺自主之個性，存在之意義無非為操出謀劃策或衝鋒陷陣而已；一旦他們表現出己之獨立價值或個人意志，如荀彧、荀攸反對操即魏公、魏王之位，如許彧居破袁本初為己功，如楊修以智慧處勝操，皆為操一一忌殺。而正相反之，備誠心待高於其之各人，使之皆能盡展其平生才為蜀漢所用，故可以荊川一隅之地，抗操舉中原之雄兵。

既然操集世之所惡，備集世之所善，然蜀終敗於魏，何解？

蜀由勝轉衰之快，令人愕然，而其之轉折點，當屬關羽敗走麥城。

羽之所以敗，如孔明所言，「剛而自衿」。羽具忠貞不移，堅強不屈等美德，然而，正因此與其之神勇，羽迷信個人，剛愎自用，無視其之敵，亦漸無視其之部眾。其之「剛而自衿」實源過分正直以至蔑視邪惡。其自恃正直勇猛，竟不見亂世之奸狡，竟不見縱橫捭闔之一手，卻尋思只憑一八十二斤之青龍偃月刀及其之一身凜然正氣便足以威鎮一切敵人。故其方將呂蒙、陸遜之表面恭維，作正義於邪惡之必然勝利，而喪失一切警惕。故，其之嫉惡如仇之過度發展，以至「愛君子而不恤小人」遂引殺身之禍。

羽之「剛而自衿」始於義勇，飛之「愛君子而不恤小人」始於嫉惡如仇。「義勇」與「嫉惡如仇」本無錯——蔑視邪惡與「愛君子而不恤小人」實也無錯，但於當時之亂世，於封建社會中，邪惡與小人何其多、何其狡，無錯亦成有錯。

備之伐吳，亦為一悲劇。自史上觀之，其使蜀多年之精銳毀於一旦，備之責任莫重。然，於《演義》中，備之伐吳並非如此。其當自知如此伐吳於「統一戰線」、於「聯吳抗曹」之不利，然與關張之情誼令其喪失理智。封建社會中，從來只有臣子為君盡忠效命，未有君為臣子守義殉身，然而，備屢屢言：「二弟若死，孤豈獨生！」「朕不為弟報仇，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為貴！」催人淚下，動人心弦，終於，義之可怕發展蓋過理智，備終不聽孔明、趙雲之言，幾舉國精兵攻吳。因報仇心切，只思屢番進攻，未想安營有誤，終為當年助呂蒙敗關羽之陸遜，一把火「燒連營七十里」，「遍野火光不絕，死屍重疊，塞江而下」。備只得領數騎逃出，知命將絕，遂演一「白帝城託孤」之悲劇。之後，孔明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終為徒勞，「雖得其主，不得其時」，「補綴乾坤，恐不易為，徒費心機」於六出祁山時，「星墜秋風五丈原」了。「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孔明亦死，不為悲呼？

蜀漢君臣皆仗忠義，然國遠衰敗，操瞞雖使奸弄詐，卻一路飛黃騰達，從漢丞相，至「魏國公」、「魏王」。死後不久，亦由其子曹丕，逼帝禪位於其，炎漢遂終。數十載後，更舉兵攻蜀，越劍閣滅蜀於成都，蜀亡。

此事值得一提：滅蜀不久，司馬炎「再受禪依樣畫葫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汝既以權詐欺人，人自以權詐欺汝。

恨滅魏者司馬氏，非備，非蜀。

回首再看，蜀漢將相及先主皆具美德，然敗；操具惡德，然勝。羅公似欲言，於當時世上，仁義者遭人欺，善者不得善終。當時之世如此，何時之世乃羅公所求？羅公未有明說——怕其亦說不出，因其似乎以為當無此理想之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