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知道了什麼，才叫「知道了」？

國家級的館藏中，清朝皇帝在下級「請求」「彙報」（奏摺）上，批註最多的詞就是「知道了」。這三個字，皇帝用的是硃砂紅筆，批閱後的奏摺稱「硃批奏摺」，或「硃批諭旨」，簡稱「硃批」，俗稱「聖旨」。

清朝皇帝是入主中原的異族，頂級公文只批簡簡單單的「知道了」三個字，是不是因為文化水平太有限呢？其實，滿清入關後歷經幾代，皇帝的文化造詣並在漢人之下。是不是臣下彙報的事情不重要呢？當然也不是，反映到皇帝這兒來的事，不會有一件是小事！

正常情況下，呈報到皇帝這裡的公文，都有層層收文，層層上報的程序。清朝諸臣的奏摺，重要的事情一般呈報到軍機處。只有特別重要的公文，才會最後進呈御覽。這一圈下來，再重要的事皇知道前，肯定是一批高官要員先知道了——大臣都知道了，皇帝才知道，皇帝豈不成了「多餘的人」？所以，皇帝批上「知道了」的公文，都十分特殊的公文。

（奏摺寫好後裝入封套，外包黃紙，置入匣內，扣上銅鎖，兩把鑰匙分別由皇帝和具奏人保管）

這種十分特殊的公文，即通常所說的「密奏」（密折），說是「告密」也不為過。密折只批「知道了」三個字，根本體現不出皇帝的意見，這樣的「聖旨」如何執行？這沒關係，這便是「聖意莫測」，而上奏密折的大臣也能心領神會，因為皇帝「知道」這件事了，至於皇帝怎麼處理，那就不是「告密者」的事了。

（康熙所批曹寅奏摺）

清朝沒有明朝的東廠和錦衣衛用於臣下，康熙開始常授權其心腹官員、部分地方督撫大員、前敵將帥密奏見聞，內容包羅萬象，以便皇上掌握官意民情。密折制度，便成是皇帝監視臣下、發動官僚斗官僚的利器。南京江寧織造博物館藏有《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祖父曹寅直呈康熙帝的奏摺，31份奏摺中有15封康熙帝批了「知道了」三字。這15封密折中事，其他大臣不必也不能知道，曹寅需要彙報，並且要知道康熙帝「知道了」，至此為此，這個事也就算結束。

「知道了」是滿清奏摺制度的產物，康熙時代已有雛形，完善於雍正時代，乾隆時代則形成定製。帝王要掌控天下，信息的掌握十分重要。而這信息渠道，往往因正常的公文傳遞程序而阻滯，甚至阻斷，所以歷代帝王都十分注意防控。

奏摺制度並非清朝獨有，明朝也有類似的制度。明初有著名的「胡惟庸案」，丞相胡惟庸的死與貪污並無太大的關係。貪點錢，在朱元璋看來也不是什麼大事。但胡惟庸的忘乎所以，朱元璋就來氣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胡惟庸，對對各部和地方上報送的文件、材料，必先取閱，如果對自己有利，趕緊讓皇帝知道；對自己不利，到此為止，隱匿起來。「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殺人的事，胡惟庸也自己做主了。

肆意橫行，朱元璋得給胡惟庸先亮個「黃燈」。洪武十年七月，朱元璋決定設置通政司。以往所有的奏章都先送中書省，小事丞相直接批給辦理，大事上呈皇帝裁決。胡惟庸當了丞相，什麼事都辦，皇帝被涼在了一邊，外面的信息被胡惟庸給截斷了，官員什麼事也直接找丞相去了。這樣下去不行，朱元璋改由通政司收發各公文，暢通皇帝的信息渠道，中書省的權力則削去一塊。

第二年，朱元璋又下詔諸司奏事不必同時抄報中書省，直接奏報皇帝即可。知情權沒了，前面什麼情況都不清楚，這也等於給喜歡獨裁的胡惟庸亮「紅燈」了。但遺憾的事，胡惟庸並不知道他在哪個方面對皇帝的危害最大，最終悲劇發生。

明清相比，制度的性質是相同的，只是明朝的皇帝批在密折上的「聖旨」，不是「知道了」三個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