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道「苦己利人」精神及其現代意義

全真道興起於宋金之際，元初士人徐琰撰《郝宗師道行碑》曾評論道：「其修持大略以識心見性、除情去欲、忍恥含垢、苦己利人為宗。」今人陳垣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認為全真道迅速崛起的原因有三條：「異跡驚人，畸行感人，惠澤德人。」陳垣先生所謂「異跡」，實屬各種宗教藉以吸引世人的神秘形式，而所謂「畸行」與「惠澤」則屬全真道「苦己利人」精神的具體表現。

在書中，陳垣先生曾列舉了數則早期全真道徒「畸行感人」與「惠澤德人」的事迹，其中一則為李志常在「貞祐之亂」中不計前嫌而捨身救民的義舉：「公(李志常)至即墨之山東，屬貞祐喪亂，土寇蜂起，山有窟室，可容數百人，寇至則避其中。眾以公後，拒而不納。俄為寇所獲，問窟所在，捶楚慘毒，絕而復甦，竟不以告。寇退，窟人者出，環泣而謝之曰：『吾儕小人，數百口之命，懸於公一言，而公能忘不納之怨，以死救之，其過常情遠甚。』爭為給養，至於康調，迄今父老猶能道之。」另一則為李志源在饑荒歲月「辟穀數旬」以濟民的善舉：「全真家樂與過客餌，道院所在，至者如歸。嘗歲飢，資用乏絕，先生(李志源)辟穀數旬，以供給來者，其先人後己類此。」

這種先人後己而濟民、捨生忘死而救民的舉動，無疑屬於「苦己利人」的行為。需要指出的是，李志常、李志源的這種行為，並不僅僅是出於其個人的修養，而是與全真道的教理教義有關。如全真道創始人王重陽在《重陽教化集》中認為，欲得道成仙則必須兼修「真功」與「真行」。所謂「真功」，具體內容為「澄心定意，打疊神情，無動無作，真清真靜，抱元守一，存神固氣」，而所謂「真行」的內容則為「修仁蘊德，濟貧救苦，見人患難常行拯救之心」及「所行之事先人後己，與萬物無私」等。此外，王重陽在《金關玉鎖訣》中要求信徒：「第一先須持戒，清凈，忍辱，慈悲十善，斷除十惡，行方便，救度一切眾生，忠君王，孝敬父母師資。」其中的「濟貧救苦」、「先人後己」及「忍辱」、「方便」等，實質精神即為「苦己利人」。

王重陽之後，早期全真道的領袖們也多對其信徒所應持守的規範進行過闡述，如丘處機《長春真人規榜》曾規定「出家」信徒的生活原則為「見性為體，養命為用，柔弱為常，謙和為德，慈悲為本，方便為門」，又說：「在眾者常存低下，處靜者勿起塵情。所有塵勞，量力運用，不可過度。每一衣一食，不過而用之。每計庵糧，不可積剩。治身衣物，不可貪求。或常住之物有餘者，濟贍往來經過貧難之士。」這些規定及勸誡的內容就與「苦己」、「利人」有關。類似的說法，在「全真七子」留下的著述中比比皆是。

總之，正是由於全真道教理教義中「苦己」、「利人」的種種說教，才有了李志常、李志源等「畸行感人」、「惠澤德人」的行為。只是這類行為並非始於李志常、李志源之輩，而是在「全真七子」之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為其師王重陽守喪期間就已開始。如馬鈺在大定十二年至十八年(1172-1178)間一直過著苦行頭陀式的生活，「衣不服絹，手不拈錢，夜則露宿」，力圖以苦行感人。在他的影響之下，關中、隴右的中下層知識分子紛紛投歸全真門下，故《金蓮正宗記》卷三曾贊之：「數十年卧霜眠雪，幾萬里游山涉水，七朵金蓮最先放徹，五篇秘語獨自傳來。」譚處端乞食於河北一帶，某日遇一狂徒以拳相擊，致血流齒折。路人皆為他憤憤不平，「欲使訟於官」，而譚卻「容色不變，吐齒於手」，並說：「謝他慈悲教誨。」(《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續編》卷二)這種態度，實是王重陽所倡「忍辱」的表現。又據《長生真人劉宗師道行碑》記載：劉處玄返鄉探母時，曾遭誣告殺人，但他卻「不辭而就縛」；後來殺人者自首，他才「得以免縲紲之刑」。這種以生命作為代價去承受不白之冤的做法，真可謂「忍」之極限！早期全真道「苦己利人」之誠，由此可見一斑。

「全真七子」中丘處機的所為，則不僅是「苦己」，且更有「利人」的意義。據《元史》及《蒙韃備錄》等書記載：蒙古人征服中原時，其征服方式極為殘暴，「城破，不問老幼、妍丑、貧富、逆順，皆誅之，略不少恕」。面對「拔城必屠」的蒙古軍隊，面對「河以南千里蕭條，人煙斷絕」的悲慘局面，為了救生靈於塗炭，懷著「欲罷干戈致太平」信念的丘處機曾不遠萬里、歷盡艱辛，西行前去面見成吉思汗，「拳拳以止殺為勸」，終使成吉思汗下詔命令蒙古軍隊「不殺掠」。這次被史家譽為「展臂拒摧峰之岳，橫身遮潰岸之河，救生靈於鼎鑊之中，奪性命於刀鋸之下」的西行壯舉，為全真道贏得了廣大百姓的民心。史載丘處機東還時，曾出現了「四遠父老士女以香花導師入京，瞻禮者塞路」(《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的動人場面。

早期全真道的「苦己利人」精神，在後世全真道中曾以「戒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如被稱為全真龍門派「中興之祖」的清代道士王常月所訂的「初真十戒」，即有「不得陰賊潛謀、害物利己，當行陰德、廣濟群生」、「不得敗人成功、離人骨肉，當以道助物、令九族雍和」、「不得讒毀賢良、露才揚己，當稱人之美善、不自伐其功能」、「不得貪求無厭、積財不散，當行節儉、惠恤貧窮」等內容。也就是說，早期全真道的「苦己利人」精神在後世全真道中得到了大力的弘揚。

全真道的「苦己利人」精神在現代社會中仍然有其意義。不過，我們對這種精神的認識也不必完全拘泥於古人之說，而應有符合新時代觀念的詮釋。如對於「苦己」，不必僅從字面意思上來理解它，也不必純以全真諸子的種種「苦行」來認識它，而應多從抑制人身慾望膨脹這個角度來詮釋它。又如對於「利人」，不應像劉處玄被誣告殺人卻「不辭而就縛」那樣完全無條件地去做，而應守住一條符合大眾利益的「底線」。總之，如果我們能對其進行較好的詮釋和引導，則全真道所倡「苦己利人」精神將有益於當今和諧社會的構建。

郭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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