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之真精神

國學講座之二：《道教之真精神》

文/盧國龍

作為中國本土的唯一宗教，道教已經有了兩千多年的悠久歷史，對中華民族的文化產生過重大而且深遠的影響。一百多年來，仁人志士們都在思考中國的富強之路。在這條路上，人們不僅考量的是建立什麼樣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還需要考量的是在這兩種制度背後，有一個什麼樣的文化價值體系來支撐中國在未來的發展。道教是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有必要去了解道教的真精神。中國社科院道家與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盧國龍先生給我們帶來他的思考。

道教文化結構里的兩個層面：一個是「道」的層面，一個是「術」的層面。「道」的層面是道教之所以成為一門宗教的立身之本，是它精神層面的追求；「術」的層面是道教實現它的信仰，繼承它的教育的方式方法，包括養生術。養生術裡面有很多，比如內丹、外丹、服食、導引等。從廣義上來講，道教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背景下，謀求它自身發展所採取的那些措施，那都是「術」。一系列的「術」背後，還有一個「道」。如果沒有這個「道」，道教不成其為道教，而只是一個個方術的積累。

可是人們對「術」的關注程度遠遠地超過了「道」。於是，道教研究走入了一個怪圈，從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到八十年代以後，道教的方術先是被認定為迷信，需要國人破除的；後來又被認定為科學包含著生命科學、人體科學，甚至包括宇宙科學等等。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怪圈呢？道教作為一個文化，它的「道」和「術」是不可分割一個整體。而人們的研究，卻把「道」撇在一邊，專門去研究它的「術」。沒有一個整體，就不見道教的根本精神。陳寅恪先生對此有一個提法叫做，「道教之真精神」。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下冊，對這句話有一個解釋：一方面盡量吸收外來之文化、外來之思想學說，另一個方面又堅持本來民族之地位。陳寅恪先生說，宋代的新儒家之所以在中國代表了哲學思想發展一個制高點，就是因為繼承了道教的真精神。用道教之真精神主導中國的思想體系，來建構中國社會模式，制度模式。在陳寅恪先生看來，我們如果不發揚道教之真精神，只是照搬外來的文化，在中國是行不通的。比如，玄奘的「唯識學」，雖然在唐初的影響很大，但是傳了四十年年，最終歸於歇絕。就傳不下去了。國民黨在大陸執政的時期，已經證明北美的資本主義是行不通；從改革開放以來，也證明了東歐的共產主義制度在中國行不通的。中國究竟需要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制度模式，必須有一個中國自己的思想文化體系來提供支持。現在我們再來回想陳寅恪的見解，稱之為洞見。

那麼，道教之真精神在哪裡？我把我的體會、理解歸結為兩條：一條就是道教的「道法自然」的理念；另一條是道教的「隨方設教」的文化原則。

「道法自然」概念是來源於老子《道德經》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究竟什麼叫「道法自然」呢？就是一切順其自然，不要用人的小作為去妨礙了自然的大作為。道教認為，天地之間最有創造力的是自然，人不能用自己的意志去破壞了自然的意志。它本身是一種無限開放的。《道德經》第一句就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對這句話有很多注家的註解，我認為都不太準確。「名」在古代只是一個概念，就是指我對這個事物所獲得的知識。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你對道的理解和獲得的知識永遠是不完整的。在道的面前，人始終要意識到自己的無知，不要以為我掌握了絕對真理，就可以來安排一切秩序，那正是「道法自然」所反對的。因為道法自然本身就包含這樣一個理念，道是無限開放的、具有吸收各種外來思想文化的可能性。

我們簡單地回顧一下歷史，看道教在歷史上是如何吸收的。

先秦諸子百家，各家有各家的道，彼此不同。金岳霖先生說，他認為世界三大文明體系都有自己的最高概念，中華文明體系的最高概念就是「道」。到了兩漢經學時期，這個「道」融匯了先秦諸子百家的道，對兩漢社會的整合和社會的重建發揮了極大的作用。董仲舒《天人三策》裡面有一句話：「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所謂「原出於天」，就是道的合理性來源於自然，「天不變，道亦不變」。道的具體含義在兩漢經學中，指的是三綱五常，就是具體的社會政治和倫理規範。這是兩漢經學時期，按照經典來對社會的秩序進行建構，其中就包括大到國家的基本方針，小到尋常判斷的一個刑事案件。經學思潮落實到社會秩序建構的方方面面。這就是在兩漢時期，「道」作為社會倫理規範、建構秩序被過分地強調，一切按照自然法則來衡量政治倫理規範是否合理卻被淡忘了，於是，兩漢的經學到了東漢中後期也出現了問題。

出現問題之後，用什麼來調整呢？這時魏晉玄學興起，重新把老子、莊子抬出來，抬出來的一個根本意義，就是要用自然的法則、自然的合理性來重新檢討社會政治的倫理的規範是否合理。魏晉玄學就是有和無，名教和自然的矛盾。這二者之間的矛盾。聽起來好像很抽象，其實只是一個意思，最高概念、最高的價值準則、最高的原理準則還是那個「道」。這個時侯的「道」究竟是什麼呢？是自然還是名教？是有還是無？當時爭論的很厲害。有就意味著是名教，名教是社會的一套禮法制度，社會具體的規範。是無就是說還沒有呈現為社會具體規範的那個自然狀態。

圍繞這個主題，大玄學家王弼提出一個叫「以無為本、舉本統末」的觀點，就是說我們本著一個自然的法則作為建構一切秩序的最高合理性前提，按照這個思路來對社會秩序進行重新調整，既有序又和諧。到了元康時期，郭象提出了「獨化論」玄學。在「獨化論」看來，不要去爭論有無的問題，天地之間每一個人，每一件事物都有自己的一個性分。泰山之為泰山，不算大，一個秋毫，一根頭髮也不算小，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內在規定就是這樣的，泰山就必須這麼大，頭髮就是要那麼小，天地之間的萬事萬物，如果每一件事物都能夠滿足它的性分，就是實現了和諧、圓滿。這樣的理論好不好呢？如果純粹地從理論建構上來說，它解決了那個時代的問題，應該說這樣的理論好極了。但是，這樣的理論在現實中很難推行得開來。原因很簡單，那就意味著位高權重的人，不但要放棄推行個人政治意志的權力和特權，還要放棄你的財富和奢侈的生活方式，你得去檢討，你得去反省，我的性分是多少，我憑什麼要比別人多？

這樣的理論在很難切入現實，西晉末期出現了「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當時的中原的貴族就南遷，正是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佛學介入了中國哲學史進程。雖然在這個之前，佛教就傳入了中國，但是還沒有觸及到中國哲學、中國思想核心的問題。當然，佛學介入中國思想進程是多維度的，包括各家不同的宗派，比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是支道林的。支道林在當時玄學的問題上，挑了一大缺口，說玄學的「有無論」和「性分學」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只是一個假設。他按照佛教緣起性空的學說，認為「有和無」是相對而成立的。舉個例子來說，這個杯子是有，「有」不能自有，之所以稱其為「有」，是因為它是站在「無」的對立面，它是以「無」存在為前提的。你又怎麼可能首先作為「無」存在的前提呢？於是，佛教認為，玄學的有無的相對論是一種虛幻的。這樣的一個道體論找不到落腳點。對於郭象的「性分學」也是一樣的。支道林提出了一個很刺激的問題，說桀紂以殺人為性，是不是讓他每天去殺人就滿足了他的性分呢？這時，佛教以一個嚴肅提問題的形式介入了中國的哲學。正是在這個之後。道教興起重玄學，吸收了佛教的一套方法，重新解釋老子，來建構中國的哲學思想。

這個吸收過程是非常複雜的。簡單地說，就是對玄學的「有無」兩個概念進行一個新的解釋。經學的「道」是三綱五常，玄學的「道」或者是貴無，或者是崇有，或者是名教，或者是自然。到了重玄學這個階段，中國哲學家怎麼解釋呢？道是非有非無，非本非跡，既不是有，又不是無，這個就是重玄，玄之又玄，雙遣有無，把有無兩個東西都撇開，直接去找道的本體。舉個例子，在上個世經九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有過一個很大的爭論，就是我們經濟的模式究竟是姓資？還是姓社？當時我們理論上來回答這個問題，好像是採取這樣一個方法，叫做「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落後不是社會主義」。但是，並沒有說什麼是社會主義。用哲學的方法來講，我只說什麼不是「道」，我沒有說什麼是「道」。這樣我們的思想包袱就徹底打開了。從經學到玄學，一直到後來重玄學，開創隋唐大開明的氣象，跟這個哲學的思路是有非常大的關係。中國的哲學史的步伐就是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的。正是吸收佛教的非有非無的思想方法，也就是佛教說的「遮詮」，重新解釋老子《道德經》，中國的哲學概念豁然開朗。

當然完全去吸收佛教的非有非無是不行，中國人終究是要相信實有的世界背後有一個共同原則、共同原理的。如果中國文化沒有這個「道」，那這個文化肯定就散了。所以，從唐初開始，道的詮釋又回過來了，從「非有非無」變成了「亦有亦無」，從一個批判性的、解構性的變成一個建設性的，結構性的。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中國的哲學精神又重新確立回來，道是亦有亦無，化生天地萬物的妙本。

道教的「隨方設教」的文化原則。

所謂「隨方設教」就是陳寅恪先生說的，在吸收融攝外來思想學說之後，又堅持夷夏之論，堅持本來民族之地位。道教在歷史上堅持本來民族之地位，以夷夏論的形式，夷指外來的文化，夏就指中國的文化，堅持這種文化的差別的辨析。不是站在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立場，認為中國文化一定就是好的，外來文化都是不行的。對於一個社會來說，你傳播什麼樣的文化才具有合理性？所以叫做「隨方設教」。「方」是指的一個具體社會的文化狀態、文化背景、文化情景。「教」是指一個文化，一個宗教建構，必須按照一個社會固有的一個生活方式、生存狀態來確立。

如果要用現在的語言來解釋「隨方設教」的含義，很簡單。第一條，文化是什麼？文化是從生活中形成的社會規範或者社會規則。判斷文化是否具有合理性，首先要看這個文化對這個社會是否適應，這是道「教隨方設教」的基本思路。社會在改變，文化也在變革，我們可以按照中國的先賢的文化發明創造，來改造我們的文化、重建我們的文化。當然，我們也可以吸收各種外來的文化來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改變我們的社會結構，改變我們的文化。當然這樣做的前提是你要衡量這個文化是否適應，這是道教堅持的一個基本原則。在道教自身的發展史上，它的文化本身就體現了隨方設教的文化原則。我們來舉一些簡單的例子。

中國古代受地域的影響，文化差別很大。道教是怎麼來解決它統一的宗教模式和地域文化差別之間的矛盾呢？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道教的音樂。我記得看過一部好萊塢電影，片名叫做《修女也瘋狂》，講的是黑人音樂怎麼進教堂的故事。在西方文化里，黑人音樂能夠進到教堂裡面本身是一個事件，是一個值得去拍一部電影去講述的一個故事，可是，在道教里，這一切的發生都是自然而然的，道教音樂是跟它的宗教儀式結合在一起，而道教的宗教儀式是它文化最基本的外部特徵。它有一個統一的格式，這一套格式是繼承著秦漢禮儀制度，在晉、南北朝時代形成的，叫做儀範、也叫做儀軌，齋醮，這套統一的、程式化的模式，傳播到不同的地方，一定是採取當地百姓喜聞樂見的音樂形式。

北方的全真教通行的叫做「十方韻」。它在武當山的唱法跟在西安的唱法和在青島的唱法是不一樣的，它是跟地方的音樂結合在一起的。道教尊重地域文化特徵，在尊重文化的前提下，來設立我的教，道教的合理性是天然的，是對老百姓固有生活方式、社會結構、社會規則，包括民間的信仰、民俗等等的一個尊重。這就是方。你必須以這個適應性為前提，堅持本來民族之地位就是堅持的人的地位，堅持的人固有的生活方式的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道法自然」是一個開放的，吸收的，吸收了之後，又不忘我的最高概念。所以，我們說中國文化有它自己本身發展的一個生生不息的一個機制。用朱熹的話來講，流行，陰陽相互對待的，也互相交流的，中國的文化才生生不息，構成中國文化發展的內在動力。陳寅恪先生所說的這樣的道教之真精神，我們才有可能建立起中國的思想體系。有了這個文化體系，我們才有一個標準、有一個尺度去衡量，什麼樣的社會制度模式是合理的，才能夠對我們的社會秩序、社會規則進行調整，以適應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道教之真精神的背後，實際上是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文化命運的極度的關注。

提問一：道教的煉丹術是道教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煉丹到底有沒有科學依據？現在的道士是不是還在煉丹？

盧國龍：據我所知，道家現在沒有人在煉丹，實際上，從宋代以後就很少。從唐代中期開始道教興起內丹說，後來它的發展方向是醫藥。但是我能理解練丹這個現象背後的思路。它的一個基本的理論依據是，萬物在天地之間是生生不息的，萬物既然生生不息，它背後總有一個推動萬物生生不息的契機或者說做動力。我探求這個契機來修鍊外丹或者內丹，我也同樣也能夠達到天地造化萬物生生不息的效果，追求長生不死。

提問二：道教倡導道法無為，清靜自然。這種無為之中是否忽略了自然界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這一個競爭的、進取的方面呢？

盧國龍：道家的道法自然，不是說什麼都不做，而是說人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意志的膨脹。人最不能夠左右的實際上就是自我意志。道家用這樣一種智慧告訴你，要淡化你的意志，把宇宙的意志，自然造化的意志變成你的意志。這是一種智慧。這個跟逃避自然界的優勝劣汰，並不衝突。因為人要生存，就要有自己的自然的本能，把自己的自然本能發揮出來，郭象說的，把你的性分實現了，就滿足了。你在天地之間，就已經優勝劣汰了。

提問三：提起道家文化，就很容易想起老莊的清靜無為、消極避世的哲學。它有成功之處，西漢前幾十年，就是採取這種國策。但是，為什麼在漢武的時候，他會放棄這種清靜無為，而選擇了儒家的文化？

盧國龍：中國歷史上有一句話，叫做「文武之道，一張一馳」。漢初因為長期飽受戰亂，經濟十分凋零。皇帝出門連四匹同色的馬都找不到。必須讓老百姓休養生息，這就是所謂文景之治。到漢武帝時候，經濟恢復了，帝王的政治意志也就隨之強化了。道教裡面有一本書叫《漢武內傳》，在歷史上，帝王提倡道教的除了秦始皇就是漢武帝，可是在後來的道教的所有的故事裡面，就是不讓漢武帝成仙。為什麼？就認為這個人叫「嗜欲深者天機淺」。這是莊子裡面的一句話，就說春秋多事、嗜欲太深。但是，從歷史而言，從這之後開始中國的政治「霸王道雜之」建構社會秩序，有它歷史的合理性。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提問四：道教是誕生在中國本土的唯一的一個宗教，但是，為什麼經過了幾千年的發展，它反而是在被漸漸地邊緣化呢，其中的原因是什麼？

盧國龍：原因是多方面的。道教在傳統上，它是一個重文化意識，淡化宗教意識的宗教。如果我們進行比較宗教學的研究，人們就會發現，道教所有的經典，包括所有的宗教活動，都沒有特彆強調宗教、宗派意識，它只強調的文化意識。所以，道教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個小宗教，大文化。道教並不積極主動地去勸人出家、勸人入道，它只是勸你了解這個文化，讓你在固有生活中享用它。這是中國文化的很重要的一個特點，它不強調意識形態。也正因為這個原因，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宗教總是和平相處的，因為它有一個大的一個文化的關註：所有宗教的合理性在於你為這個國家、為這個民族建立文化，發展文化，而不在於瓜分你的宗教地盤。

提問五：儒家思想也是一種文化，而不止是一種宗教。但是，為什麼道家和儒家相比的話，在中國的歷史上，儒家思想會傳播得更加廣泛一些呢？

盧國龍：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道兩家尤如兩條腿，社會的文化的建構、建設主要是由儒家來推動的；對文化的合理性的理性批判，主要是由道家完成的。比如，這個社會的建構合理不合理，道家會提醒你，要用比文明意志更高的自然法則來衡量它，那是中國人文建構的一面鏡子。相對而言，建設工人比最後驗收的工程師肯定要多。

藝術欣賞

郭關簡介：生於湖南，畫家，古琴家，道教全真派道士。作品涉及書畫、音樂、詩文、斫琴、裝置等領域；知周易、曉音律、好古琴、喜操《幽蘭》《廣陵散》；二零零六年閉關參禪一年，出關後系統研習中觀、唯識學，畫風大變；二零一三年入龍虎山修道，通齋醮科儀；其曾就學於人民大學，宗教哲學碩士。作品多次參加全國美展、被國內外藝術機構及收藏家收藏。現「郭關繪畫全球巡迴展」已在台灣、佛光山、英國、墨西哥等地圓滿舉行。台灣建立有「郭關藝術館」，長年展示郭關作品數百件。

《太古引》 古琴演奏：郭關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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