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雙南：科研工作者退休年齡應該差異化

知識 10-17

編者按：

華裔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和丁肇中等人們熟知的大科學家儘管高齡但是仍然在科學研究的一線高效地工作。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員張雙南經過考察認為，應差異化對待科研工作者的退休年齡，目前正在考慮的延遲退休的方案很顯然對於差異化考慮不夠，改革的目標是在逐步提高退休年齡的同時逐步消滅差異化，據此他認為這會造成人才資源的巨大浪費，最終會拖中國發展的後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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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張雙南（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

責編 | 李曉明

●　●　●

我認為，科研工作者的退休年齡應該採用差異化。主要舉措包括：

（1）提高高層次科研工作者的法定退休年齡，儘快達到歐美等發達國家的退休年齡【注1】；

（2）在到了法定退休年齡之後，可以採用美國大學普遍採用的「榮休」方式【注2】，把部分學術水平很高而且尚能有效地開展工作（包括科學研究、授課、指導學生和博士後）的科學家聘為「榮譽」學者【注3】。「榮譽」學者除了不再領取基本工資（以退休金替代）、不擔任行政職務、不佔用行政編製、不佔用崗位之外，根據個人的意願和身體情況仍然可以參加正常的科研工作，允許申請科研經費、主持科研項目、招收研究生和博士後，在同樣情況下和其他科研人員一樣獲得除了基本工作之外的所有其他收入並且接受同樣的考核，也就是同工同酬。

從制度上取消了領導幹部終身制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是我國職工的「實際退休年齡」還和性別、工種、職務和級別有關係【注4】，而且即使「法定退休年齡」在大部分情況下也比世界上大多數發達國家低很多，如下圖所示。我把這種情況稱為中國職工退休年齡的低齡化和差異化。

?來源：光明網

我不在此考察中國職工退休年齡的低齡化和差異化形成的歷史原因，但是可以問一個問題：這樣的低齡化和差異化是好還是不好？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從對職工個人的利益和對社會整體發展的影響兩個方面看。對個人而言，很顯然有些人願意早退休有些人願意晚退休，不但個人因素非常複雜，也和複雜的歷史問題攪在一起，但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很多情況下退休金沒有很好地反映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對社會整體發展而言，從表面上看，中國職工實際退休年齡的低齡化似乎佔用了很多社會的資源，甚至會出現不少受義務教育十幾年，只工作了20-30年，但是最後需要領取退休金30-40年的情況。表面上看起來，這些人對社會的整體貢獻似乎是負的。但是中國職工實際退休年齡的低齡化很顯然沒有影響中國過去大約30年的高速發展。這是為什麼？

我認為這是中國最近幾十年的特殊歷史情況所造成的。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濟進入了加速發展的模式，需要在幾十年裡面走過發達國家上百年甚至更長時間走過的路，所以對社會的知識的更新速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一個人的知識體系很難快速更新，十幾年的時間裡面接受的教育無法跟上社會的發展，那麼一個有效的辦法就是淘汰人，用剛剛接受了新知識的一代淘汰無法跟上社會發展的上一代。而不管設立的初衷如何，中國職工實際退休年齡的低齡化就恰好提供了這個機制！只要新一代的職工的生產率遠遠高於上一代，那麼即使上一代低齡退休之後不工作一直領退休金，對社會整體的發展還是正面的。現代社會決定發展的最重要的要素是生產率的提升，而不是工作的人數的增加。

實際退休年齡的低齡化能夠適應高速發展社會的知識的快速更新，原則上對於所有行業和所有工種都是成立的，而中國實際退休年齡的普遍低齡化則恰好適應了過去幾十年中國社會的"超常態"高速增長。但是具體到不同的行業和工種，由於需要的知識結構不同，知識獲取和更新的速度也就不同，因此對社會整體的「最佳性價比」的退休年齡就不同。比如，從事製造業流水線工作的工人的知識獲取周期很短，然而這種知識過時和被淘汰的速度也很快。但是設計生產線、研發新技術和新工藝的工程師、以及從事科學研究的科學家的知識獲取周期很長，而且需要在工作中不斷積累提高，幾乎不會過時和被淘汰，最終影響工作效率的因素是身體條件和健康因素（除個人的喜好之外）。而管理人員的知識獲取和積累的情況則大致介於生產線的工人和工程師/科學家之間。比如華裔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和丁肇中等我們熟知的很多大科學家儘管高齡但是仍然在科學研究的一線高效地工作，著名的企業家任正非、柳傳志和王石等也過了退休年齡但是仍然在高效地工作。

因此，最有效的退休年齡結構在高速發展的社會就需要不但是低齡化的，而且也要是差異化的，也就是工人、管理人員、工程師、科學家的退休年齡應該逐步增加。而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實際退休年齡結構也大致如此，比較適合高速發展的中國社會。這當然是中國政府在過去幾十年的務實戰略的直接結果。

但是"超常態"高速增長畢竟不能永遠持續下去。中國的經濟發展目前就進入了穩定發展的新常態，GDP增長速度從過去的百分之十幾掉到了6-7%。為了適應這個「較低」的發展速度，退休年齡必須適當增加，而且需要儘快增加，目前計劃實施的漸進延遲退休的方案從技術層面看並不是最佳選擇，當然考慮到就業問題、社會的接受度和社會穩定的需要，也許可以有一些折中。

但是這個「較低」的新常態發展速度仍然比大部分發達國家高得多，所以退休年齡的「相對」低齡化還應該維持相當一段時間，同時也必須維持退休年齡的差異化。但是目前正在考慮的延遲退休的方案很顯然對於差異化考慮不夠，改革的目標是在逐步提高退休年齡的同時逐步消滅差異化，我認為這會造成人才資源的巨大浪費，最終會拖中國發展的後腿。

而對科研工作者的退休年齡採用本文開始建議的差異化，將能夠充分有效地利用高層次科學工作者，對於建設創新型社會將產生深遠的影響。但是可以預料，具體的實施將會遇到很多具體的困難【注5】，需要政府下決心通過調查研究建立適應並且能夠指導中國「新常態」下發展的理論體系、制定可以實施的政策法規進行推進。我相信有戰略而且務實的中國政府是能夠通過實踐找到解決方案的。

From：知識分子，ID：The-Intellectual

注釋：

【注1】我國科研體制裡面的確有少數非常高層次的專家和學者不退休或者退休年齡遠遠高於其他科研人員，部分高級領導幹部的退休年齡也比法定年齡高不少。但是由於涉及的人數非常少，所以和我國職工實際退休年齡的普遍低齡化沒有矛盾，也許可以把這個現象歸到「差異化」裡面。

【注2】美國大學的「榮休」模式主要是由於大學教授的「終身制」所造成的，「榮休」是鼓勵終身教授們退休的一種方式。儘管我國的終身教授學者比較少，但是採取「榮休」模式也是積極的。況且我國最近的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從美國引進了不少已經是終身教授的學者，對他們採用「榮休」制度也很有必要。

【注3】我國大學和科研院所普遍存在的「返聘」和這裡說的「榮休」完全不是一回事。「返聘」人員一般都不能申請科研項目、不能招收研究生和博士後、不能領導科研團隊，只能用人單位簽短期合同，而且能否簽合同也基本上取決於單位領導的態度和以及是否有課題組願意「出錢」，在很多情況下並不能有效地和有尊嚴地開展工作。

【注4】我國企業職工退休現在依然執行《國務院關於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規定》（國發[1978]104號）文件規定的條件，國家法定的企業職工退休年齡是：男年滿60周歲，女工人年滿50周歲，女幹部年滿55周歲；從事井下、高空、高溫、特別繁重體力勞動或其他有害身體健康工作（以下稱特殊工種）的，退休年齡為男年滿55周歲、女年滿45周歲；因病或非因工緻殘，由醫院證明並經勞動鑒定委員會確認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退休年齡為男年滿55周歲、女年滿45周歲。1992年有文件規定"黨政機關、群眾團體的縣處級女幹部、或高級知識分子，凡能堅持正常工作，本人自願，其退休年齡可到60歲。」但是由於工人「下崗」或者幹部到某個年齡職務不能晉陞導致「退居二線」等原因，很多職工和幹部的實際退休年齡遠遠低於法定的退休年齡。

【注5】本文的初稿發到朋友圈之後，主要收到了兩種反饋意見。一種是科研人員的意見，支持實行科研工作者退休年齡差異化，但是認為行政管理部門實施起來會很困難。另外一種是行政管理人員的意見，認為科研工作者退休年齡差異化不一定合理，而且也難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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