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青年」？

《同時》紙刊vol.2的主題是「青年」，試圖從觀念史角度理解「青年」在今天的意義，並勘察當代文化/藝術中青年實踐的不同面向；特約編輯：王煒。本篇是這個主題的約稿之一，其他約稿也將不定時陸續刊出。

福建燦坤電子廠的青年工人

攝影：愛德華·伯汀斯基（Edward Burtynsky）

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遺囑》，魯迅，下同）近來很通行說青年；開口青年，閉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論？（《導師》）最大的通病，是以為自己是青年。（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

正是在這顫慄的空間一個幾乎神化的青年

突然永遠離去，空虛則陷於

現在正迷惑我們、安慰我們、幫助我們的

那種振蕩——這個傳說難道白說了嗎？

（《杜伊諾哀歌·第一首》，里爾克，綠原譯）

青年工作者是否可以摒棄在並不久遠的歷史中曾激昂現身的、總體化的青春話語，以不被體制塑造的方式參與「開放社會」的具體重建？「青年」如果並非被置於「人之為何」這一更具歷史性的張力論題的背景下討論，如果失去這種向度，孤立談論「青年的意義」即使不是可疑的，也會是對那些永遠熱淚盈眶的歷史中的衝動話語的重複。如果不放在「人論」這一縱深的論爭背景（可參考卡西爾與海德格爾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的論爭）之下理解「青年」，可能很難更進一步廓清在當代，通過重提「青年」主題所期望的分野。這種分野即是生活方式的也是政治的。

幾乎沒有一個西塞羅重寫《論老年》，這一夾縫性的主題，將在「論老年之惡」（也許是更合時宜的題目）與晚年魯迅式的「隱暗面」之間，成為一個難堪的黑洞。這一主題的衝動劇烈的對立面是「青年」的主題，當後者被重新提出，並不是說，需要一個梁啟超來再次宣布青年時刻——每次青年時刻的實現都付出了沉重代價。被代價驚駭了的智者告誡我們，青年時刻不應僅僅成為一個悲劇時刻。而悲劇性已經壓倒了青年人們，迫使他們從歷史逃離，一如魯迅遺言「忘記我，過自己的生活」。1989年之後，關於「青年狀態」發生了一種反轉，「老年」的黑洞已經被取代為「青年」的黑洞，「青年狀態」處在如前所述「老年」的艱難夾縫狀態之中，而「自己的生活」只是悲劇性的另一種延續，既沒有未來的主人翁，也沒有永久的頑主。這是一種中國特色的勝利。

青年狀態是艱難的，但並不優越於其他人生階段的艱難，因為人在早晨、中午和黃昏都是艱難的，青年所面對的世紀野獸也並不是心態脆弱的斯芬克斯，後者會在被指出真相之後感到羞恥並自裁。而事實上，青年俄狄甫斯也沒有擺脫斯芬克斯，怪獸以另一種方式，使俄狄甫斯進入了人之謎的黑洞，並且，使之永恆地進入了兩代人之間、以及個體與社會之間的艱難夾縫狀態。這是關於青年的艱難的最深邃的故事。理解這種艱難，也許有助於幫助青年防禦再次使用他們成為獻祭品的謊言，這種謊言往往以賦予青年人一種超克性為開端。

允許我繼續使用一些文學案例來繼續對「青年」的理解。我們有理由對「青年的意義」進行合理懷疑，但是，正如《白痴》和《卡拉馬佐夫兄弟》所寫的主要是一群青年人，這些青年人在時代變革之前的壓力下，其心智和行為呈現了時代的前夜狀態。這種敏感狀態主要反映於青年，並且也造成了青年的艱難，因為他們更可能與時代中的實驗與缺陷急切結合在一起，因此，也造成了青年的危險。「青年狀態」也成為處在不同生命階段的人們在時代中如何理解自身存在的鏡子，並因為青年的危險而討好或迴避青年。當本雅明稱青年是「沉睡著的睡美人」，不僅意味著青年有待「喚醒」，也意味著青春狀態尚未被意識到。但是，不應忘記，「喚醒」青年的正是一位未來統治者。也許，被「喚醒」的青年從此開始了一種夢遊狀態。在今天，如果僅僅說青春狀態「尚未被意識到」，我們會面臨滿布血跡的疑問，因為——如前所述——每次「被意識到」都是悲劇性的，而非光明結局。但在今天，在何種意義上可以說「青春狀態」應當「被重新意識到」？

「天，你為何單打我？」（李元霸之死）

在我們的傳統敘事中，青年的自我意識至少有兩個原型。其一，也是較多被使用的，是哪吒式孤絕於宗法約束的烈士形象。另一個潛意識敘事中的青年——李元霸——其心智的天真和半神性質（他的瘦小外表與他具有的能力形成戲劇性的反差），使他成為被成型中的政權利用的青年力量的代表形象，但卻很少像哪吒的形象那樣被理解。人們習慣認為，他只是一個缺乏意義的、純粹為增加敘事愉悅帶來震驚效果的白痴角色。在變亂分裂的時代，如果僅依靠政客和老江湖們的謀劃，新秩序的形成將遙遙無期。人們需要一種加速器。傳奇講述，在一場各路軍閥的聯合演習之後，他——一個既被畏懼也被輕視的青年——一舉消滅了十八支軍隊（也是政權競爭者）的戰鬥力，然後，他的命運也隨其時代加速器作用的完成而告終結，彷彿原始自然力回收了他，故事不再需要他留在人類世界——他在一個新時代的繼續留下也是難以想像的。一如里爾克所寫，那個「幾乎神化的青年」、「突然永遠離去」，而振蕩的空間——對原始力量的想像——繼續迷惑我們。無論是1919年，無論是在武鬥時代還是1989年，這兩種形象並不會在那些「突然永遠離去」的青年身上蕩然無存，而我們也賦予了他們幾乎神化的意義。或者說，年輕人們由此總是成為那「同一個人」。因此，「青年」容易成為重複者，而這種重複似乎不容易被自我發現。「人民為什麼把兩個人看成一個人呢？」——在整理幾種不同的浮士德形象時海涅說，並進一步指出：「人民」的傾向或慣性是：把不同的、所有的人都看成同一個人。青年容易成為「同一個人」，而「同一個人」——而非魯迅所希望的「不同的人」——事實上是「人論」的終結嗎？他們通過成為「同一個人」，成為了G·安德斯（Günther Anders）所稱的「過時的人」——以及「過時的青年」了嗎？當我們重提「青年」，我們如何避免對歷史中總體化的、衝動的青春話語的重複？這種重複仍然怎樣未經分析地，出現在一些於其專業領域並非沒有價值的當代社會科學、公共藝術、教育和社會理想的表達中？

當福斯塔夫在人群中向已經即位的亨利五世敘舊，年輕的新君主說：「我不認識這個人。」

與西塞羅式「老年」的主題不同，關於青年不能「沉思」，只能體認——因為「青年」早已非那個沉思人之謎的青年哈姆雷特（可以理解為前哈姆雷特），也非那個選擇一步邁進「棄絕知識」的激進行動的青年哈姆雷特（可以理解為後哈姆雷特）——哈姆雷特並非在一廂情願的猶疑知識分子們身上存在，而恰好在他們的反對者、破除四舊文攻武鬥的紅衛兵身上存在——這是一種劇烈的顛倒。——我舉了太多文學的例子，曾由詩人和蘇格拉底們參與和保存的例子。怎樣理解當詩人被驅逐（也被沉溺於虛幻主體並依附於社會上升模式的修辭家替代）、蘇格拉底已死之後青年的命運？而魯迅，也許仍然是離我們最近的一個例子。稍後我再簡述這位現代漢語文學之父與青年進步團體的關係。與之同構，我們可以把蘇格拉底的命運視為魯迅命運的最傳統而又最接近本質的原型，而左翼青年確實成了下一代掌權者。福斯塔夫與哈利王子的關係，是蘇格拉底與青年關係的一個變體。實際上，哈利王子（也即亨利五世）才是一個真正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試圖以非法的自由哲學影響哈利王子的福斯塔夫，成為未來青年君主隱藏自己的「烏雲」（請聯繫阿里斯托芬那朵哲人王的「雲」），而未來掌權者在接受誘惑中反誘惑，在接受教育中反教育。這是馬基雅維利計劃的一個不被注意的失敗，也是對蘇格拉底的多重而微妙的反轉。

年輕人們學習各種及時、尖銳的知識

如同吃下苦果的雷震子。

當你們從年輕的告白

轉入年輕的告密之前

一個笨拙的蘇格拉底

找你們說該如何生活，

你們把他侃暈，灌翻

讓他搞清楚時代不同，

被你們的不需要壓倒。

但你們不能回答為什麼

同齡人突然來執行石刑，

並且自己也在拂曉時分

成為令人作嘔的肉堆。

恐懼是這一天的工作單位

增加真實就是增加死者。

接下來的聲音告訴我們

這一如既往是黨的堡壘。

青年在否定性與普遍性之間搖擺不定。也許，越來越難有一個蘇格拉底能夠說服青年們，即使他願意解構由不同生命階段——因此也產生了不同生命經驗的權威性——所構成的系統的森嚴，也願意沒大沒小，即使他是一個趙四而非趙堯舜（或者那個在青年時刻中，去到廣場向青年致意的長者）。也許青年越來越再無法去愛「上一代人」。

魯迅和青年木刻家林夫、曹白、白危、陳煙橋等

攝影：沙飛

竹內好在《何為近代，以魯迅為中心》一文中分析了魯迅與「革命文學」（如普羅文學）的論爭，以及魯迅對當時被視為冷僻的、處在「世界文學」這一上升模式之外的文學傳統的整理與引入。在生命後期，這一切造成了魯迅與左翼青年團體的距離感。魯迅的距離感並非出於自我保存的目的，而始終是激發性的，是一種顯明而不是隱匿。因為他完全可以隱匿於青年人心目中的權威位置和左翼思想統一陣線，而非始終作為一個論爭者，在這一點上，他是他是反歌德的浮士德的（浮士德形象幾乎概括了在今天仍未過時的近代男性意識的全部慾望、虛偽和對外部世界的反應形式）。踏入第二次青春狀態的浮士德形象是對「青春狀態」的集中反諷，歌德詩劇文本中處處皆是這種反諷的提示（《浮士德》第二部第二幕第一場，魔鬼假扮為老師浮士德，而一個學生聲稱要打倒他面前的反動學術權威，並宣布世界是為青年而存在）。歌德背後的遠景——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另一個諷刺文本）中正是把青年人放在潛在的掌權者位置，而一個自我保存的老師隱匿於為「青春狀態」服務中。日本文學那浮士德式的利己主義和補償性的自信對「青春狀態」的崇尚（一具真實的女性屍體和一個作為虛偽頂點的永恆女性幻象——也是永恆女性的屍體），和中國文學一樣拒絕了對「近代性的追尋」。竹內好——這位在日本現代思想中具有赫爾岑式氣質的分歧者——試圖以他對魯迅的卓越評述使日本那浮士德的青年學生式的世界慾望轉向，並提到魯迅對海涅的興趣，而海涅恰好正是歌德式浮士德的有力批評者。海涅，在生命晚期，不斷書寫關於「青春狀態」的詩作。「青春狀態」在這些詩中，是人類渴望卻從未實現，但又總是需要的催眠曲。這種關於「青春狀態」的異見，也是海涅處在魯迅式與革命青年團體的距離中的反映，雖然青年馬克思們不會注意到、也不會聆聽這位衰老的病人的異議。魯迅對海涅的興趣，不能誇大為深入理解後的洞見（他來不及），但可以理解為感性預見。另一方面，魯迅著手整理被「世界文學」過濾與邊緣化的「民族文學」，其「反潮流」的意義在今天不難被理解；這種工作——使我們在青年馬克思們的世界慾望中轉向的工作——仍未完成。在今天，這種整理工作的維度更複雜了，上升模式的構成、可供對照的條件和言語被不同資源干預的情況更加複雜了。魯迅——竹內好——海涅，這一老年智者的遺言叢集，仍然是提請「青年狀態」自我認識並轉向，徘徊在青年馬克思的世界之外的幽靈群體。

另一方面，青年的艱難和微弱狀態，正在被一種弱普遍主義所轉化，後者使「青年」主題單一化為社會弱勢現象的構成部分，從而篡改了「青年狀態」。同時，「青年狀態」不僅被市場消費和被意識形態所篡改，「青年狀態」更被用作篡改人的生命經驗、從而對人進行生產的工具。在理解作為勞動力資源和反抗資源的青春，以及制度對青春的管理方面，我們是否也需要以重新認識魯迅——竹內好——海涅這一不被需要的老年智識之鏡為前提，而他們更可能被判決為一種梅菲斯特？

如果「青年狀態」不再由重複性的總體化青春話語預設主體，也不再通過它實現主體，由此積極改變我們在不安的世界上重構自我形塑、以及人性形塑的想像力，我願意把這稱為「青年狀態」。這意味著，「青年狀態」可以不處在未來主人翁的進化論時間之中，也不處在玩世不恭者的彌散和虛無時間之中。同時，這也意味著，青年狀態不能孤立自身以自我預設。但青春話語會認為，歷史以青年孤立自身的衝動方式呈現。對反思的亟需，並非要求青年去追求西塞羅式關於老年狀態的「沉思」，如果是那樣，我們又會重複另一種青年狀態：年輕的老人。反思以及青年對體制的疏離，並不能僅僅在靜默沉思中發生，疏離的運動需要不斷地實踐。在此，可以回到本文的開始：青年工作者是否可以摒棄重複性的、總體化的青春話語，以不被體制塑造的方式參與「開放社會」的具體重建？

王煒，1975年出生於貴州，寫有詩集《中亞的格列弗》和《比希摩斯時刻》，詩劇《韓非與李斯》《羅曼·馮·恩琴》和《毛澤東》，文論集《近代作者》等。

《同時》是一份以聯結「青年狀態」為出發點的刊物，試圖呈現、凝聚不同領域的行動者在創作和實踐中的經驗思考。

編輯：李筱天、馮俊華、朱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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