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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聖陶:一個小城青年的苦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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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聖陶:一個小城青年的苦悶


1913年元旦葉聖陶自畫像以賀新歲


文|杜興


1912年2月12日清晨,18歲的葉聖陶離開在懸橋巷的家,前往草橋中學。

又是一個晴天。陽光越過巷角的高牆,鋪在石板路上,巷子乾淨而明亮。平江河畔的雪已經融化。上月底,曾飄過一場數年未見的大雪,此後十多天,蘇州城一直晴空寥廓。


革命確實發生了。在過去的大半年裡,學校停課,戰事頻傳。他看報,交談,參與民團維持治安,他的期待、興奮、狂喜、失落、憤怒、思考,無一不與革命息息相關。


但他今日出門,既不是「磨吾刃,建吾旗」,同清王朝「馳騁於槍林彈雨中」;也不是辦報紙、寫文章,開啟民智,激勵革命;而是去草橋中學等待幾位同學,然後一同去民政署報到,成為一名小學教員。


理想:救國


就在半月前,1月28日,葉聖陶參加了草橋中學的畢業典禮。袁希洛校長在致辭中說:經營和改造當今之中國,確實非常艱難,但是掌握一個國家發展趨勢的,是「中等社會人」,「君等由中學畢業入社會,自必進入中產社會,可不勉之」。

鼓掌的學生中,有葉聖陶的終身好友顧頡剛。改造國家,救亡圖存,求得「文明之幸福與快樂」,是過去五年中,他們所受教育的主旨。


多年之後,顧頡剛仍然難忘1910年夏天,袁希洛「脫冠立於赤日」演講的情景——顧和同學們驚奇地發現,原來校長的頭髮早已剃去,髮辮系在帽子上。


袁希洛是清末秀才,後去日本留學,加入同盟會,1910年歸國不久,擔任草橋中學校長。當時,新式學堂流行軍國民教育。袁希洛模仿秋瑾在大通學堂的做法,想把學生訓練成為革命軍隊。


他向撫台衙門借了50枝新毛瑟槍,請武備學堂畢業生魏旭東擔任教員,學生們兩人共用一支槍,訓練隊列、跑步、衝鋒、埋伏等。


這些訓練讓葉聖陶和顧頡剛受益。顧頡剛從小體弱多病,「不知人間有體育之事」,但幾年訓練下來,他的身體素質大為好轉,簡直與幼時判若兩人。葉聖陶也是從小「體孱」,軍國民教育不僅鍛煉了他的體質,也讓他開始養成務實的品質。

葉聖陶:一個小城青年的苦悶



20世紀初,預科學校田徑隊。


對這些十幾歲的少年而言,軍國民教育的意義絕不限於身體鍛煉。跑步、衝鋒、射擊、露營、遠足、吹號、唱軍歌,這種帶有浪漫意味的教育方式,點燃了青春熱情,讓他們領略到生命綻放之初的美麗與激越。

1894年10月28日,葉聖陶出生之時,甲午戰爭的硝煙正濃。這場徹底改變中國近代歷史的戰爭將徹底改變他和這代人的命運。


他們尚在襁褓之中,甲午之敗已將舊帝國推上了改革的單向道。器物之利終歸有限,中體西用已到盡頭,體制改革勢在必行。他們的童年記憶里,肯定有父輩們或民間流傳的戊戌年的「百日維新」的故事,也有庚子年北京城的洋鬼子和那場大火。


到了讀書年齡,他們已不必像父輩那樣,整日背誦四書五經,夢想著金榜題名,入仕為官。他們要學習的不再是「子曰」「詩云」,而是「聲」「光」「電」「化」,是英語、日語、音樂、美術。


他們以飛快的速度,吸收著西方的知識和學說,「民權」「憲政」「華盛頓」「歐羅巴」……成為他們的口頭禪。讀報也逐漸成為他們的愛好,梁啟超、林紓、蘇曼殊、鄒容成為他們的偶像,「棉鐵主義」 「憲政內閣」「民權革命」「實業救國」成為他們談論的新名詞。


他們的理想不再是入仕為官,而是遠離舊體制,像他們所尊崇的于右任先生那樣,創一家報館,激蕩文字,喚醒民眾,拯救中國。


「天大的任務是看報」


從辛亥年八月,即陽曆1911年9月開始,事態就有些不尋常。這一月,葉聖陶多次聽到袁希洛校長在全校大會上告誡學生,清政府已經腐敗不堪,主政者已不足恃,國家的希望在於你們這些少年人。


在這個月的報紙上,葉聖陶經常看到各地的掠米搶薪暴動。更大的事情發生在四川,爭執已久的鐵路國有事件,在這個月演變為暴力流血。


事態發展之快的確超出眾人的想像。就在下個月的10月12日,下課後的葉聖陶在報紙上讀到這樣一條消息:「武昌已為革黨所據,新軍亦起而響應,推黎元洪為首領,則協統也。無恥兇惡之官吏亦殺去無數。」


這條消息讓他無比振奮。從這天開始,學習不再是葉聖陶和他的同學們的生活中心,他們每日「天大的一個任務是看報」。


上海的報紙,每天下午一點左右運抵蘇州。於是,下午兩點時分,人們經常可以看到一個身高腿長的少年急匆匆奔出草橋中學,前往附近的宮桂巷芳閣茶館買當日的報紙。這位少年就是顧頡剛。


課餘時間,他們就在觀前街茶樓或家裡讀報,主要是《申報》《民立報》和《天鐸報》。這些報紙大都不遺餘力地盛讚革命,極力鼓吹革命軍之所向披靡。


自此,革命的進展和戰事的勝負日日牽動著這群少年的心,他們為革命軍的勝利歡欣鼓舞,也為革命軍的困境擔憂焦慮。


這種每天茶樓和學堂里靠閱讀「紙上革命進程」而產生的高峰情緒體驗,是很多青年學生在辛亥革命中的主要經歷。


11月5日,蘇州「光復」後,葉聖陶和顧頡剛參與學團和巷團,背著槍列隊出巡,以維持地方治安。這也算是為革命「務了實事」,讓他們頗為自豪。也有個別同學赴上海參加學生軍。


但對多數青年學生來說,辛亥革命終究是「紙上的革命」。恰恰是因為不見現實之殘酷,不知流血之痛苦,「紙上的革命」往往更加理想化,更能激發年輕人的憧憬和激情。


就連從小就「喜歡鑽故紙堆」的顧頡剛,也「受不住這強烈的刺激」,打算放棄研習了五六年的國學,準備投身革命,拯救中國。


葉聖陶又何嘗不是如此?就在1911年12月20日,他還修書一封致《天鐸報》主編李叔同先生。他認為革命所遇之重重阻力,中國所遇之重重困境,其根源在於人心。他請求李先生以「文豪」之身份振臂高呼,提倡人心之改革。


數日之後,兩位好友還一起加入了中國社會黨,欲為實現同胞之「絕對的平等」和「絕對的自由」而奮鬥。那時,還是民國元年元月21號而已,新時代的幕布剛剛拉開。


苦悶的小學教員


革命確如燎原之火,燃遍九州。葉聖陶也曾躊躇滿志,想要改造社會,建設國家,憑藉革命的洪流改變自己和家庭的窘迫命運。如今革命初成,民國建立,他的個人際遇並沒有絲毫轉機。


去年年底,家中困窘到極致。葉聖陶在日記中寫道:「我家無半畝田一間屋,又無數十金之儲蓄,大人為人作嫁,亦僅敷衣食。今年水患,農田收租減色,又且征軍餉于田畝。我家所入定致不敷。」這讓他無限惶恐,但又無能為力。


這年冬天,年輕的葉聖陶開始明白貧窮「足以抑人」。這段日子裡,他心情極為落寞,在贈給好友顧頡剛的詩中感慨道:「我欲向天一訴恨,風雲時勢負斯人。」


風雲時勢似乎也曾給他提供過機會。因蘇州沒有像樣的報紙,軍政府在1911年9月聘了張昭漢女士(默君)到蘇州辦《大漢報》,宣傳革命。一直以辦報為夙願的葉聖陶便夥同顧頡剛,請願到報館中當編輯。無人介紹,他們就寫了一封很長的信作為自薦書。結果大失所望,他們只得到一張回執。


蘇州報界無機會,因家中困窘,沒有盤纏,上海報館提供的機會他也無法抓住。無奈之下,他與幾個同學聯名求助於袁希洛校長。於是,1912年2月12日,18歲的葉聖陶成為一名小學教員。


或許他也曾想安安分分地做一名小學教員,如袁希洛先生所望,進入中產社會,既無凍餒之憂,亦可以教育改造人心,進而改造社會和國家。然而,就像一年前那樣,時勢變化之快讓他猝不及防。


清帝的退位消息,對葉聖陶沒有多大影響。在他看來,這是必然趨勢。他所關注的只是要實現眾人平等,反對優待退位的皇帝。幾天後,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消息,彷彿一盆冰水,劈頭蓋腦地澆滅了他對民國的希望。


蘇州城並不太平。這年3月27日,發生了震驚全國的兵劫。是夜,千餘名士兵連放排槍,將閭門馬路及上塘街、下塘街、山塘街、南壕街各商鋪及民家盡行搶完,寸草不留。畢後又在各處放火,延燒竟夜,至清晨尚未熄滅。

葉聖陶:一個小城青年的苦悶



1908-1912,練武的人們,他們頭上仍盤著辮子。


昔日車水馬龍、十里樓台的閭門馬路,一夜間變為廢墟。面對凄慘景象,人心、政治、階級……凡此種種,都讓他感到厭倦。「余本熱心人,乃欲作厭世觀矣。」


工作也讓他頗為鬱悶。這個18歲的少年並不適合與小孩子打交道,對於那些天性頑劣的孩子,他只能訓斥或不理,無法加以引導,這讓他覺得未盡職。


小學教員的工作並不輕鬆,那些訪友、讀報、觀園林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返,課程太多的時日,他甚至無暇回家吃飯。這樣繁忙的工作並沒有讓他感到充實,他找不到生活的意義所在。


國家滿目瘡痍,他卻在一天天地耗著日子,空口白話,既不能像戰士那樣馳騁疆場,也不能像商人那樣經營實業。總之,一切都是空虛的,像這個亂糟糟的時代一樣,找不到出路。


他越來越討厭上課。「上課越覺無精神」「到校上課殊視為畏途」「勉力敷衍」「如坐針毯,時思引去」,再後來,甚至達到了「見諸生如見鬼魔」的程度。「閱世幾月,已覺曩時所抱無窮之希望漸就消磨。希望虛懸而不達,徒增苦楚耳,為之一嘆。」


事實上,這樣的苦悶生活,在他成為小學教員的第一天起就開始了。1912年2月12日,那天晚上,與幾個同為小學教員的同學聊天,他們都認為,自己的「初志斷不在小學」,未來「未可限量」。


不知道葉聖陶在孤身一人走回寂靜的懸橋巷時,想到這點,會不會覺得有些落寞和無奈。直到十多年之後,1923年,他入職上海商務印書館,才真正找到人生的「第一職業」——編輯。


且讀且評論。本周最佳評論得贈書《人間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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