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魯迅最後的復仇
撰文：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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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魯迅逝世八十周年紀念文章之二，點擊閱讀紀念文章第一篇《假如魯迅還活著》。
魯迅遺容
「天空有很大的月亮」。
清冷的月光映著這個「身中面白無須」的青年，映著他「走得很起勁」的腳步，也映著他面前的歸路。這歸路一直通向前面的一片墳地。他往遠處看去，遠遠有一個白影。這個白影形狀模糊，詭譎多變：「走不了幾步，那遠處的白影沒有了，再看突然又有了。並且時小時大，時高時低」，一如傳說中的鬼魂——「鬼不是變幻無常的嗎？」
儘管這位青年曾留學日本學習醫學，他手裡的解剖刀曾經劃開過20幾個「老年的、壯年的、男的、女的」甚至是「年輕的婦人和小孩子」的屍體，但眼前的情景仍然讓他躊躇不前，他感到害怕，但是好奇衝破了恐懼。他向前走去，決定用他腳上穿著的「硬底皮鞋」給這個鬼「一個致命的打擊」。
當他走到這個白影旁邊時，那個白影「卻縮小了，蹲下了，一聲不響地靠住了一個墳堆」。這個青年用他的硬皮鞋踢了出去。「他是很害怕的，好像若一下不把那東西踢死，自己反而會遭殃的，所以用力踢了出去」。
這用力的一腳作用匪淺，「這個白影噢的一聲叫起來，隨著就站起來」——這個「鬼」是一個人，是「盜墓子的人在墳場上半夜做著工作」。
30年後，「身中面白無須」的青年已經成為了一個花白頭髮、留著濃密一字鬍鬚的衰年老人，病體嶙峋，腳步也不復「很起勁」。但在環繞他身邊的友人學生看來，他的鬥志和毅力卻老而彌堅，語氣中的諷刺和幽默也不減當年。他誠然早已放棄了解剖學業，但他手中的筆卻被認為比解剖刀更為鋒利尖銳，足以在有「病夫」之稱的國家軀體上剖視病灶，遊刃有餘。1936年的魯迅比起30年前閱歷自然多出數倍，但他在這一年卻反覆回顧這段青年往事，並且將它不厭其煩地一次次講給他的友人和來訪者，想必這段軼事對他有著極為特殊的重要意義。即使它一如著名的「砍頭幻燈片事件」那樣介於真實事件和設作寓言之間，但其寓意卻顯而易見，一如魯迅在講完這則故事後笑著說的那樣：
「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腳就立刻變成人了。」
人與鬼之間的對立，恐怕是魯迅畢生思想纏鬥之處。儘管他在1936年那篇著名的《死》里坦誠「我才確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無鬼的」，但這個變幻無常的形象卻深深滲入他的魂靈之中。以至於他必須不時將鬼與自己之間糾結纏鬥吐諸筆端，曝晒於世人面前。他在1924年給學生李秉中的信中坦誠自己「覺得我的靈魂里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他，想除去他，而不能」，他在《寫在墳後面》苦於自己背負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
這裡的鬼魂當然可以理解為「舊社會」誕育的「舊文化」，魯迅脫胎於此，他有自己無法擺脫的過去，只能背負它踽踽獨行。他反抗這些舊鬼的最終結果，很可能就像《墓碣文》里那個化為長蛇，「不以嚙人，自嚙其身，終以殞顛」的遊魂一樣同歸於盡。然而恰恰是與這些從「舊社會」來的鬼魂的對抗中，魯迅獲得創造的快意和靈感，在被鬼糾纏的苦痛和窒悶中發出聲嘶力竭的吶喊。
但恰恰是這種力圖衝破窒悶的吶喊，也使他得以洞察「鬼」的真正面相——「鬼」所以讓人窒悶反抗的原因，正在於他本屬死亡世界的居民，卻衝破死生界限來到人世，來擾亂活人的心靈，一如「舊文化」本來已經被「新文化」的行刑隊宣判死刑，但仍然死而不僵地回到人世誘惑糾纏活著的人。
因此，「鬼」令人憎惡壓抑之處，正在於它行走於死生的界限之間，就像魯迅在《死》裡面所點出的那樣，「鬼的生活，就是他還未過厭的人的生活的連續」。這種企圖衝破生死界限之間的貪婪油滑的不安分的鬼，才是魯迅憎惡之物，是他口誅筆伐的對象。所以它們名為「鬼」，其實不過戴了「鬼」面具、裝神弄鬼的活人而已。
真正的鬼於此不同，在魯迅看來，它所存在於死亡世界，反而成為活人世界的一面鏡子，活人世界的種種不公、鎮壓、暴虐和市儈，在鬼的世界裡都將顛倒過來，成為公平、自由、人性和正直這些人間所不具備的種種美德。就像魯迅在《無常》中回憶的那個幼年時住在他家附近的「走無常」一樣，「我看他臉上的鬼氣反而多。莫非入冥做了鬼，倒會增加人氣的么？」誠然如此。在《失掉的好地獄》里，一切都顛倒過來，人類反過來衝破了鬼世界的生死界限，將人類世界的種種殘暴、不公和鎮壓加在原本自由的鬼世界之上，用奴役活人的手段奴役死鬼，而那位「美麗、慈悲，遍身有大光輝」的魔鬼，反而是尋求自由反抗牢獄的鬥士。
這段對鬼的解釋也許太過冗長，但卻由此可以窺出魯迅內心中的真實想法，他是如此憎惡人世間的不公和鎮壓，以至於希望自己化為真正的厲鬼，使他能夠透過鬼的眼睛來看待世人，撕破戴在人臉上的鬼面。他在1936年反覆講述了踢鬼故事寓意也正在於此。在30年前，他用有力的一腳，將裝鬼的盜墓者踢成了活人，而1936年的魯迅所面對的正是鬼影重重的世界，在這一年9月20日深夜，魯迅寫成的《女吊》一文，他描述了自己幼年時最愛的鬼魂「女吊」，她是「一個帶復仇性的，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為了踢爆這些裝神弄鬼者頭戴的虛偽鬼面，他從自己童年的回憶中召喚出這個真實的厲鬼，賦予他力量，對他的敵人展開最後的復仇。
1
左聯：鬼影重重
「我真好像見了鬼，怕了。」
1935年4月28日，在給蕭軍的信中，魯迅提到了這個長期以來困擾他的鬼魅。儘管他模模糊糊提到的攻擊並不比那些裝鬼者們「模模糊糊」的形象更清楚，尤其讓蕭軍這樣的青年「不得要領」，但卻有跡可循。他所指的是一樁三年前的舊公案，而攻擊他的鬼魅，卻是他所謂的「同道中人」，也就是左翼聯盟中的部分「同志」。
1930年的左聯成立大會上，魯迅被奉為守護神，但他與左聯之間的關係則近乎於統而不治，後者從他身上汲取保護、威望和名聲，但對他本人卻敬而遠之。他不參加黨的例會，只有聯絡人往複其間向他帶來黨領導下的左聯委員會的決議和消息，帶走他的「意見」。絕大多數的「公事」僅止於此。左聯既非魯迅所能駕馭，所以陣營內部發生對他的攻擊也就不足為奇。這件事起源於1932年4月左聯外人士胡秋原發表的一篇名為《勿侵略文藝》的文章，反對任何主義對文藝的侵略。對一向以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為武器的左聯作家們來說，這當然無可容忍。於是，左聯刊物《文學月報》上很快登出了一篇題為《漢奸的供狀》的抨擊文章，這篇文章很能顯示出左聯的行事風格：
「放屁，肏你的媽，你祖宗托洛茨基的話。
當心，你的腦袋一下就會變做剖開的西瓜！」
如此污言穢語和威脅嚇詐當然使左聯名義上的領導人魯迅感到不安，他很快給當時《文學月報》編輯周揚寫了一封公開信《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指出這樣的文章「有辱罵，有恐嚇，還有無聊的攻擊：其實是大可以不必作的」，他更將其稱為「將革命的工農用筆塗成一個嚇人的鬼臉，由我看來，真是鹵莽之極了」。
周揚本人將魯迅的這篇文章稱為「尊貴的指示，我們應該很深刻地來理解的」。此時，這位叫周揚的人雖然年僅24歲，但卻是已經是有五年黨齡的老黨員，更在這一年三月榮任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兼文化總同盟書記之職，黨賦予他的權威使他認為自己足與魯迅平起平坐，儘管他對魯迅的「尊貴的指示」表現得唯命是從，但卻並沒有阻止他在左聯的同志對魯迅進行攻擊。就在魯迅的公開信登出三個月後，周揚的朋友丘東平和祝秀俠便發文指責魯迅的公開信「陷入了主要的危險——右傾機會主義的陷阱」——這一罪名著實不小，考慮到1930年代黨內的路線鬥爭，倘使魯迅也是內部黨員，那麼很可能會遭到開除甚至肉體消滅的懲處。儘管魯迅的黨外身份使他安然無虞，但卻毫無疑問使他怒火中燒，乃至三年之後，他還向蕭軍提及此事時耿耿於懷，並且將那些人比作是他最憎惡的「鬼」。
這是魯迅遭到內部成員的第一次攻擊。但如果考慮到之前「創造社」和「太陽社」對他的謾罵圍剿，那麼這只能算是第二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魯迅一向被視為左翼文壇的盟主，但從1928年由「創造社」發起的「革命文學」之爭開始，除了那些傳統的論敵諸如梁實秋、張資平之外，他幾乎所有的精力都在應對左翼陣營的攻擊下內耗。1928年的魯迅尚是孤膽鬥士，或單打獨鬥，或以一敵眾，他都顯得遊刃有餘，靈活自如。而從1930年他戴上了左聯領導人的「紙冠」之後，再受到戰友攻擊，他便不得不忍辱負重，勉力維持表面上的團結。
對魯迅這樣一個多疑敏感的獨行俠來說，這種隱忍和戰友的背叛恐怕使他內心更加空虛孤寂。好在他也有自己的撫慰者。馮雪峰即是其中之一。這位年輕人在中共內的資歷並不下於周揚，他是中共中央宣傳文化委員會書記、中央上海宣傳部幹事，江蘇省委宣傳部長，是左聯里少數能和周揚分庭抗禮的黨內成員。但馮與周不同的是，在恪盡職守的黨員胸腔里，搏動的不僅有對黨的忠誠和革命的激情，還有一顆善解人意的心。自1928年馮雪峰與魯迅相交以來，這位年輕人就以他的特殊魅力博得了魯迅的信任，左聯成立初期，他甚至就住在魯迅公寓的地下室里。在魯迅家除夕的年夜飯桌上，也會給他留一副碗筷。
在馮雪峰和瞿秋白的引導下，魯迅愈發對中共青睞有加，也更加認同其主張——這一點倒毫不為奇，從魯迅在廈門時代，他就已經是中共鎖定爭取的目標對象了，只不過在此時，他已經被完全共產主義的光輝所俘獲，以至他甘願因此忍受陣營內部的人對他的明槍暗箭，只為他所篤信的更大的真理得以實現。
馮雪峰在其中所扮演的，恰恰是為魯迅挺身擋槍的人物。儘管在左聯初期，他不時遵從黨的指示對魯迅說明政策，要求魯迅做出退讓妥協，但他從未全然將他與魯迅之間的友誼看做是可資利用的消耗品。當公開信的事件發生時，馮雪峰很快和已經失掉中共總書記之位的瞿秋白一起站出來為魯迅辯護，並且很可能是借用了黨的名義壓使周揚和他的手下停止對魯迅的攻訐。但隨著瞿秋白在1934年為躲避追捕離開上海，並最終殞命槍下，而馮雪峰也因身份暴露而在1933年秋奔赴蘇區，空虛和孤寂再次襲擊魯迅。儘管他在1934年又結識了胡風，這個「聰明而又有些霸氣的青年」給了魯迅不少心靈和生活上的寬慰，但胡風雖在日本加入過共產黨，卻並非中共黨員，因此在代表黨領導左聯的周揚等人看來，胡風這樣不純潔的分子無異於混入的砂礫，更何況他還有曾在國民黨背景的中山文化教育觀工作的不清不白的歷史。胡風桀驁不馴的性格使他在左聯的會議上直陳胸臆，全然不顧周揚等人遵照黨的指示已經內定好的方針政策。
1934年8月，左聯領導人之一田漢化名紹伯發文譏諷魯迅與論敵楊邨人「調和」的事件，成為了魯迅與左聯矛盾爆發的導火索。魯迅很快抗辯回去。儘管田漢躲躲閃閃，但魯迅卻憑藉其敏感的嗅覺嗅出了其中鬼魅的味道。倘使此時馮雪峰或是瞿秋白尚在，他們當可以用自己黨內的權威再次壓服這次紛爭。但二人既然已經遠颺，而充當左聯與魯迅聯絡人的卻是黨外人士胡風，雙方之間的矛盾便結而難解。1934年11月14日，在給《戲》周刊編輯的一封信中，魯迅終於難以抑制自己的怨憤：
「但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的對於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
對魯迅公開私下表達的怨憤，周揚等人指責是胡風從中播弄是非。由於左聯內鬥的諸多細節缺乏當時的檔案文獻，僅能靠個人的回憶錄來彌縫，而這些回憶錄又幾乎都誕生於20多年後，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橫跨將近30年，中間歷經運動波瀾，人言言殊，幾乎很難找到一致的說法，所以無從斷定胡風從中究竟起到了何種作用。但魯迅積憤難平卻是事實，他向胡風抱怨自己難以忍受的焦慮和苦楚也是事實。在1935年9月12日致胡風的信中，魯迅將周揚比作「工頭」和「元帥」：
「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我不敢對別人說關於我們的話，對於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你看這是怎樣的苦境？
我這意見，從元帥看來，一定是罪狀（但他和我的感情一定仍舊很好的），但我確信我是對的。將來通盤籌算起來，一定還是我的計畫成績好。現在元帥和『懺悔者』們聯絡加緊（所以他們的話，在我們裡面有大作用），進攻的陣線正在展開，真不知何時才見晴朗。倘使削弱外圍的力量，那是真可以什麼也沒有的。」
讓魯迅憤恨不已不僅是周揚等人對他近乎玩弄的利用，更讓他氣悶的是在他的指揮下，左聯正在與那些「懺悔者」，也就是在他看來背叛了左聯轉投國民黨一方的人握手言歡。魯迅對此嗤之以鼻。但他意想不到的是，恰恰是這句牢騷真正是玄機所在。1935年中共面臨形勢並不樂觀，其主力隊伍在圍剿阻截之下不得不戰略轉移，儘管在是年年末抵達陝北，稍得安定，但一路上傷亡慘重，在城市的中共組織也挫敗重重。為了補充新血、重整旗鼓，1935年7月，共產國際七大提出決議，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共旋即遵照指示，「根據華北事變以來的民族危機加深的形勢和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精神」，發布《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
儘管這份文件以宣言的形式發表，但實際上，對當時仍處於秘密地位的中共來說，這份文件是不可能大肆宣揚的，而根據這一文件所做出的其他指示，同樣相當機密。沒有證據證明1935年，作為黨外人士的魯迅對這份宣言和基於其做出的秘密指示有所知曉。而且以魯迅的政治素養，恐怕也很難理解歷經挫敗圍剿的中共，急需以抗日統一戰線團結眾人振衰起敝的良苦用心。他所看到的就只有「元帥」周揚和他的同黨與昔日的敵人漸行漸近。這使他愈發憤怒。
「敵人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是自己營壘里的蛀蟲，許多事都敗在他們手裡」，「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後來的暗箭，受傷之後，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從1934年到1935年，魯迅忍受著背後襲來的凜凜寒意，他將這些苦楚都傾吐在寫給他的兩位青年密友蕭紅和蕭軍的信中，他委婉地勸阻了蕭軍加入左聯的想法，他不希望他所喜愛的青年人「一到裡面去，即醬在無聊的糾紛中，無聲無息」。從他的信中，可以看出魯迅對周揚掌控下的左聯失望已極。但他仍然勉力充當著左聯守護神的角色，對「友軍背後射來的暗箭」，只能「躲進深林，自己舔干，紮好，給誰也不知道」。
儘管魯迅顯然只想在私人密信中一吐塊壘，在沉默中壓抑自己的慍怒。但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樣，那些機密的指示、地下的會議，秘密的宣言，皆非魯迅所能知曉。儘管他偶爾可以從一些孔隙知道周揚等人出過「一種刊物」，「秘密起來，不寄給我看」，但在近乎無知的情況下，他只能根據經驗，以惡意來揣測這些秘密的內容是針對他的批評。秘密顯然更增加了他的憤怒，使他感到身處鬼蜮，四處皆是頭戴鬼面的魑魅魍魎。
魯迅就在這種鬼氣森森的境況下邁入了1936年，而正在這一年初，他遭遇了自己最後一個危機——左聯解散。這當然是共產國際下達的指示，而魯迅也在前一年的12月12日前收到了共產國際代表蕭三發出的「取消左聯，發宣言解散它」的信件。儘管魯迅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希望左聯「秘密存在」，但這個意見還是被周揚等人以「宗派主義」的理由駁回了，甚至連魯迅最後希望發一個宣言的意見也被默殺。比起1930年左聯熱鬧的成立大會，1936年的解散在無聲無息中完結，連一個準確的解散日期都沒有。儘管這讓人氣餒，但對周揚等人來說，服從黨的指示是他們唯一的工作，左聯既然已經被黨下令放棄，他們就自然過渡到成立新的統一戰線組織的活動中去。但對這個魯迅來說，左聯已經耗費了他太多的心血和隱忍，他為之付出的犧牲相當於泥牛入海，毫無聲息。隱忍之下搖搖欲墜的沉默終於被打破了。在他看來，那些暗箭傷人的「戰友」和敵人終於聯起手來，除去了鬼魅的假面，要開始向他發動總攻。1936年2月10日，他在給一位專事辦報醜詆他的論敵黃萍蓀的信中寫道：
「『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身為越人，未忘斯義。」
七個月後，這句話成為《女吊》一文的開首。
2
1936，憤怒與懷疑
「這兩年我給他們擺布得可以！」
「永遠都會記得這句話和他說話時的神情」，1936年4月26日，從中共中央駐地的陝北瓦窯堡通過封鎖線輾轉回到上海的馮雪峰，只在小客棧里住了一夜，甚至沒有先和上海的黨組織取得聯繫，就先去訪問魯迅。但這個「心裡快樂得很激動，同時以為他也一定很高興」的紅色來客，得到的並沒有熱情的寒暄和擁抱，只有一句滿腔憤恨的抱怨和一個「悄然」的握手。儘管那句抱怨在1951年最初的回憶里，被弱化成了「這兩年來的事情，慢慢告訴你罷」的版本，但從中仍可以聽出這個老人內心中難以言說的委屈和創傷。
但不同尋常的是，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樣，儘管從魯迅頻繁的書信中，可以看出他有著極強的傾訴慾望，儘管下筆常有節制，只能隱約其文，但也那種憤懣的情緒卻能就勢鑲嵌在嘲諷的文字中。但他與馮雪峰的初次會面，卻只是扮演了一個傾聽者的角色。面對馮雪峰滔滔不絕地講述紅區、中共、長征、當前政治形勢和中共新政策的許多事情，魯迅雖然看起來「願意」聽他講述，「看不出有疲倦或厭煩的表示，總是微笑地看住我，讓我講下去」。但當馮雪峰終於「停止說話只是在坐著微笑地看著他的時候」，魯迅卻用「嘲諷的口吻平平靜靜」的說：
「我可真的要落伍了……」
魯迅對於馮雪峰的反應就連馮本人也覺得奇怪，倘使仔細查考魯迅在1936年的行止言談，怪異之處遠不止此。與魯迅知交多年的李霽野，在1936年11月11日的回憶中提及魯迅與馮雪峰的一次談話，魯迅「故作莊重的」向馮雪峰說：「你們到來時，我要逃亡，因為首先要殺的恐怕是我。」馮「連忙搖頭擺手」的說：「那弗會，那弗會！」這裡的「你們」指的究竟是李霽野所謂的「文學革命家」，還是說話對象馮雪峰所歸屬的「你們」，尚難知曉。
1936年2月受中共委託，向魯迅轉達蘇聯方面正式邀請的特派員胡愈之，在1972年12月的回憶中也提到魯迅拒絕赴蘇聯療養的原因。魯迅本來是蘇聯的忠實擁躉。在1932年，他還盛讚蘇聯是「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里湧現而出，幾萬萬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他甚至對那些描寫蘇聯陰暗面的作品通通斥為「帝國主義及其侍從們」的欺騙，寫這些文章的人都是「謠言家」。他們流出的都是「惡鬼的眼淚」，「一睜開眼，就露出惡鬼的本相來的」。甚至在1934年接受蘇聯《國際文學》採訪時，他還聲稱「現在蘇聯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確切的相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了更多勇氣了。」
但僅僅兩年後，這些「勇氣」重新成為「懷疑」。魯迅拒絕去蘇聯的療養的原因，除了相信國民黨不敢殺掉他和去蘇聯遠離中國「只會使敵人高興之外」，他過了一會，又突然對胡愈之說：「國民黨，帝國主義都不可怕，最可憎惡的是自己營壘里的蛀蟲」在後他又說：「蘇聯國內情況怎麼樣，我也有些擔心，是不是也是自己人發生問題？」這裡當然指的是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這件事情在國外的報刊上有廣泛的報道，魯迅對此心存疑慮。胡愈之的好友，後來成為中共統戰部副部長的金城，也在《黨的堅強戰士》中從旁證明了這一點：「另外他從報紙上得知斯大林肅反擴大化，他在這種時候去蘇聯也不合適」。
最令人不解的一點是，魯迅的最後兩篇文章竟然在紀念章太炎。章在1920年代曾經高舉「討赤」大旗，聲稱「我們應當反對借俄人勢力壓迫中華民族的共產黨」，這種觀念直到1936年章太炎去世前仍抱持不輟，甚至建言將北方中共力量「驅使出塞，即以綏遠一區處之」。魯迅儘管曾是章太炎的學生，但在1920年代也對老師諷刺揶揄，之後長達數年不言章太炎之名。大有「謝本師」之意。但在他的晚年，卻不乏溫情的回憶章太炎軼事，由於他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是未完稿，所以我們並不知道他對章太炎的後半生有何評價。但他內心的糾結與矛盾卻可通過這些細節窺出端倪：他曾經篤信的信仰是否仍然堅定不移？他曾經視為理想希望的支柱是否仍然屹立不倒？他的沉默和拒絕究竟是壓抑著內心的憤怒和焦慮，還是在的等待時機一併爆發？
但無論如何，馮雪峰的到來使他感到自己的陣營又多了一個可以信賴的力量。雖然他的復仇對象的本尊，仍然像他在雜文里描述的「中山厲鬼」一樣「面目混淪」，但他至少可以先將匕首投向那些可見之物。周揚和他的同黨在左聯解散之後很快就展開新組織的籌備工作，依據上面的指示建立統一戰線，將以前的舊成員和魯迅所謂的「懺悔者」團結起來，在他們新打出的「國防文學」的口號下工作。那麼這個聚合眾徒的「國防文學」口號，就成為了魯迅首要投槍的標靶。
「國防文學」實際上是周揚等人根據共產國際七大報告中「國防政府」的思想總結而成，從政治操作上符合黨的統一戰線的指示。就像魯迅的批評者後來指出的那樣，魯迅對這一「基本政策」當然不甚知曉。而馮雪峰則不然，他返回上海的任務之一就是「同上海各界救亡運動的領袖沈鈞儒等取得聯繫，向他們傳達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以及「對文藝界工作也附帶管一管，首先是傳達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這位資深黨員理應非常清楚，他的工作本應是將魯迅拉入周揚等人早已設定好的統一戰線口號下，他也可以預料到，倘使反對「國防文學」，或者在它之外另立其他口號，肯定會導致陣營內部的爭吵和分裂，自己也會被扣上「宗派主義」和「分離主義」的帽子。但僅僅在會見魯迅的第三天，他甚至還未暇去拜訪周揚等上海黨組織的領導人，就在魯迅家裡和胡風一起，共同商議了一個新的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這個新口號當然沒有事先向黨中央進行請示，它是不折不扣的個人行動。而它的結果也顯而易見，「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很快就掀起一陣颶風，「兩個口號之爭」成為1936年上海乃至全國文壇的標誌性事件之一。它當然沒有起到團結統一戰線的作用，反而使本來隱秘的派別鬥爭徹底公開化了。在明知會引起爭端的情況下，馮雪峰卻選擇站在魯迅一方，甚至可以說，新口號的提出，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為了安撫魯迅那顆腹背受敵、暗箭所傷的憤懣心靈。
那麼馮雪峰為何會最終做出這樣的決定？在做出決定前，這位走過兩萬五千里長征，受到過毛澤東接見的資深黨員定然在心中有過天人交戰。黨提倡的是絕對的忠誠、絕對的服從、絕對的犧牲，必要時可以犧牲包括自己在內的一切；而魯迅有的則是在青年人面前率真的笑聲、坦直的幫助、睿智的談吐、愛憎分明的強烈個性，以及舉國皆知的才華和聲譽。儘管魯迅自承是黨的同情者和「同路人」，但在要求嚴格紀律的黨和作為一個性情中人的魯迅之間，仍然橫亘著一道人性的溝壑。人性固然有其弱點和缺陷，但卻有著同樣強烈的吸引力。這恐怕也是馮雪峰最終選擇在「兩個口號之爭」上和魯迅站在一起的原因。儘管20年後，他將為自己的這一選擇悔不當初。
3
友與敵
「我總有一個想法，關於路線政策問題，總是共產黨員比較明白。魯迅不是黨員，而周揚卻是的。因此，我要跟黨走，總得基本上相信周揚他們所說的。」
寫下這段話，叫徐懋庸。1936年，他只有25歲，但從大革命時代以來，他已經在革命的浪潮中搏戲多年。在他後來的回憶錄里，他一再強調自己自1933年與魯迅交往之後，曾經有過一段深情厚誼的蜜月時期。按照徐懋庸的說法，他與魯迅的會面可謂命運的安排，那是在1934年1月6日《申報》自由談主編黎烈文邀請作者的一次餐會上，即將與魯迅決裂的林語堂在餐會上開玩笑地問魯迅是不是用了「徐懋庸」的新筆名，魯迅則笑著將正在座中的徐懋庸本尊指給他看。
不能不說，這次引介充滿了戲劇化的色彩，理應成為一段良好友誼的開端。自1933年11月15日以來，到1936年8月，徐懋庸致魯迅的信件高達60封，而魯迅的回信也有52封，僅次於魯迅給兩位青年密友蕭紅和蕭軍的信件（54封），這一切似乎證明了徐懋庸在回憶錄中所宣稱的那樣：「我同魯迅的關係史比較密切的，他關心我，支持我，教導我，我對他是由衷地敬愛的」。
但數量並不意味著質量。在魯迅數量龐大的回信中，細緻入微的長篇回覆其實只有三四篇，而且皆在徐懋庸與魯迅初交之時。1934年6月之後，這些信件幾乎都變成了一二百字的短札和幾十字的便條，因為當時徐懋庸已經成為左聯常委會的代表，所以書信涉及的內容絕大多數是左聯的公事，私交的內容少之又少。
字數僅僅是一方面，對魯迅這樣向以查察為明的知識分子而言，書信細節也內有乾坤。不僅一字一句內藏褒貶，就連書信抬頭的稱呼，也暗示著對方在自己心中的親疏遠近。對最親近的人，魯迅會呼之為「兄」，有時會直呼其姓名，有時則用其字型大小和筆名；遠一些的則以「先生」相稱。但「先生」也分親疏遠近，對較近關係的，他會使用字型大小和筆名加在「先生」之前；但萍水之交或是關係疏淺的，他則在前面加上姓或名。
1934年11月12日魯迅寫的兩封信可謂典型。第一封信是給魯迅的青年密友蕭軍和蕭紅的，魯迅稱二蕭為「劉、悄兩位先生」，「劉」是蕭軍的本姓，而「悄」則是蕭紅早期的筆名「悄吟」的簡稱。不過在這封信後，這兩個人很快就會升格為「兄」，而蕭軍也會被親昵地稱為「三郎」。
信的開篇，魯迅便以調侃地語氣解釋自己的稱呼問題，頗為孩子氣地表示因為蕭紅對魯迅將其稱為「先生」不快，所以「叫我怎麼寫呢？悄嬸子，悄姊妹，悄妹妹，悄侄女……」。在信的最末，因為已經知道了二蕭的情侶關係，所以魯迅特意寫上「儷安」，還俏皮地加上一行小字，問二蕭對「這兩個字抗議不抗議？」——信里充滿了一種迷人而率真的稚趣。
但同時給徐懋庸的信卻只有35個字，魯迅很簡要地告訴他曹聚仁的住址，並托他代交附箋。信的抬頭只有乾巴巴的「懋庸先生」四個字。隨著徐懋庸在魯迅心中的位置漸行漸遠，這個稱呼也終於變成了更疏遠的「徐先生」。
徐懋庸與魯迅漸行漸遠，卻與魯迅所厭惡的周揚越走越近。就像徐懋庸在回憶中所寫的那樣，他將魯迅和周揚之間的選擇看作是一次是否「跟黨走」的考驗。徐懋庸深知自己每向周揚邁近一步，就等於是向魯迅遠離一步，儘管這可能會使他焦慮，但在政治權衡之下，作為執行黨在上海意志的代表周揚才是最正確的選擇。
1936年初左聯的最終解散，不僅是魯迅晚年最大的一場危機，也是徐懋庸與魯迅徹底決裂的前奏。徐懋庸為貫徹共產國際通知周揚解散左聯的指示，連續四次拜訪魯迅。儘管他只是負責傳遞命令的信使，但這個總是帶來不詳信息的信使卻越來越被魯迅憎屋及烏，視作周揚一派的嘍啰。從告知魯迅常委會拒絕了他反對解散左聯的意見，到通知魯迅左聯將不單獨發表解散宣言，再到最後一次通知魯迅連解散宣言也不會發布，魯迅試圖通過發表解散宣言來為他曾經傾盡心血的左聯留下一點紀念的微小請求也被徹底默殺了，這定然使他陷入了難以遏制的憤怒。當徐懋庸在1936年2月28日將這個最終消息通知後，他發現魯迅「臉色一沉，不發一言」——這是他與魯迅的最後一次見面。
魯迅對左聯無聲無息地解散憤懣不已，每當有人向他提及左聯時，他總是難以抑制自己的憤怒，用刻削的語言回答那些關於左聯的問題。在給何家槐的信中，魯迅諷刺地寫道：「我曾經加入過集團（左聯），雖然現在竟不知道這集團是否還在」。這本來只是一種情緒的發泄，但徐懋庸卻將其看作是魯迅誣枉了自己在左聯解散時進行的工作。他很快寫出一封信，為自己辯稱「迨乎這集團解散以後，我也見過先生，報告解散的經過及解散以後的狀況」。並且指責魯迅「現在先生竟說什麼都不知道，那是證明我的不盡責了。」1936年5月2日，魯迅給徐懋庸寫了回信，信的最末，他如此寫道：
「我希望這已是我最後的一封信，舊公事全都從此結束了。」
這毫無疑問是一封絕交信，但魯迅盡量壓抑了自己的憤怒，沒有讓它傾瀉到信中。他也許真的希望能夠平靜地放下這個包袱，而他的身體也不適合再糾纏於這些瑣碎細節而大動肝火。就在寫下這封信的兩周後，他開始發熱，5月18日的日記顯示，體溫高達「三十八度二分」，從這一天起，熱度一直沒有下降。29日，注射了強心針。31日，史沫特萊介紹在滬美國肺科專家鄧恩來診，魯迅日記對診斷結果只有令人不安的三個字「言甚危」。從6月5日開始，魯迅停止記日記，直到25天後，他才在6月30日補記了自己的病況何其危殆：「自此以後，日漸委頓，終至艱於起坐，遂不復記。其間一時頗虞奄忽」。
然而從五月到七月的這段時間，恰是多事之秋。馮雪峰、胡風與魯迅商量並公開發表新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轟然炸響，6月1日，胡風在魯迅的授意下發表了《人民大眾向文學要什麼》，這篇文章很快成了新口號向「國防文學」叫戰的一紙檄文，周揚旋即率領手下披掛上陣，徐懋庸既然已經選擇站在周揚一方，自然為其鼓噪吶喊、衝鋒陷陣。「兩個口號之爭」乍然迸發。雙方在各自的旗幟下招兵買馬，對陣武器從唇槍舌劍到人身攻擊無所不用其極。
按照魯迅一貫的脾性，既為新口號的盟主，自當以筆為槍，身先士卒，然而他此時已然命懸一線，難於執筆。但對他麾下徒眾來說，只要魯迅氣息尚在，便仍可假其威儀，鼓雜訊勢。於是，6月9日，一篇名為《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的文章橫空出世。這封號稱是「魯迅病中口述，O.V筆錄」的公開信對托派倍加譏諷，同時提到了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的名字：
「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幹凈的地方去。」
這段指控不僅反駁了托派的理論，同時也展示魯迅完全忠於黨的正統觀點，即托派乃是與日寇勾結的叛徒姦細。這封信很快被呈報到共產國際，作為斯大林清洗「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叛國聯盟」的眾多國際證據之一。為了達到效果，呈報文件特意將公開信原本的致信對象陳仲山，改成了因右傾錯誤而被罷免的前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相比這個更大的目標來說，這篇文章的原本意圖，即反駁「國防文學」派對魯迅所提倡的「民族革命的大眾文學」與托派相勾結的誣枉斥責，反而成了最次要的目的。
6月10日，第二篇由O.V筆錄魯迅口述的文章《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也新鮮出爐，這篇文章倒誠然是闡述魯迅「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主要觀點，並且試圖將對手提出的「國防文學」也納入到「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當中：
「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正如無產革命文學的口號一樣，大概是一個總的口號罷。在總口號之下，再提些隨時應變的具體口號，例如『國防文學』『救亡文學』『抗日文藝』……等等，我以為是無礙的。」
這段話表面上看來向對手伸出了調和的橄欖枝，希望雙方共存互諒。但在沉溺於鏖戰中的「國防文學」派眼中，這句話仍然散發著濃烈的火藥味——「國防文學」是基於共產國際指示提出的口號，任何其它口號都應當唯它馬首是瞻，怎麼可能讓它對另一個沒有來源的口號俯首稱臣。因此，這兩篇文章並沒有消弭硝煙，反而使對方燃起的戰火愈發熾烈。
但這場鬥爭最關鍵之處是，這兩篇掀起波瀾的文章，既非魯迅本人所寫，也未經他寓目。它們的真正作者只有一個：那位自稱筆錄魯迅口述的「O.V」，也就是魯迅親密的愛徒馮雪峰。
如果胡風在半個世紀後的回憶可靠，那麼重病垂危的魯迅對這兩篇文章的態度只是「閉著眼睛聽了，沒有說什麼，只是簡單地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和「更衰弱了一些，更沒有力氣說什麼，只是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現出了一點不耐煩的神色」。儘管魯迅勉支病軀點頭應許了馮雪峰借用他的名義宣傳自己的思想，但馮雪峰仍然對此不甚滿意，當他走出魯迅的卧室，立刻對胡風說：
「魯迅還是不行，不如高爾基；高爾基那些政論，都是黨派給他的秘書寫的，他只是簽個名……」
兩周後，當魯迅病情好轉後，胡風小心地提到馮雪峰的這兩次代擬行為：「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語氣倒很像……」但魯迅的回答只是「淡淡地笑了一笑」說：「我看一點也不像。」許廣平的回憶證明，馮雪峰代擬的兩篇文章沒有被魯迅收錄在他整理的文集存稿里，但馮雪峰的回憶卻聲稱魯迅認為他代擬的稿子「符合他的立場、態度和意見的，並且從刊物上剪下來，放到他的積稿堆中去，準備將來編進他的文集」。當馮雪峰再一次提出要代魯迅寫稿時，魯迅回答道：「不要了，你已經給我搶替過兩次了。這回，我可以自己動手。」
這篇魯迅要「自己動手」的文章，就是給他那位昔日的「熟人」，而今叛逃周揚一方的徐懋庸的公開信。
4
最後的復仇
「貴恙已痊癒否？念念。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藝界的糾紛，我就無緣再親聆教誨，思之常覺愴然！」
1936年8月2日，就在魯迅剛剛從死亡陰影中掙扎出來的一個月後，徐懋庸的一封來信被送到他的手裡。徐的來信可謂先前馮雪峰代擬的兩篇文章掀起波瀾的回擊。但顧慮到魯迅的病體，這封信仍然以這樣一種親切友善的方式開頭，但緊接其後，徐便開始著力指責魯迅「最近半年來的言行，是無意地助長著惡劣的傾向的。」
他曆數環繞魯迅身側的幾個密友犯下重罪。聲稱他們將魯迅「據為私有，眩惑群眾，若偶像然」。由於他將「O.V」當成了胡風，便將箭矢蝟集在胡風身上。在周揚身邊歷練多年，徐顯然已經掌握了黨的正統話語，使他可以用黨內批判異議聲音的「分離運動」和「宗派運動」加在胡風身上。他指稱是胡風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一口號，目的就是「用以和『國防文學』對立的」。徐懋庸更擺開教訓的口吻，訓誡魯迅「對於現在的基本政策沒有了解」，「在目前的時候，在聯合戰線中提出左翼的口號來，是錯誤的，是危害聯合戰線的」。他再一次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對統一戰線的破壞，比作托派。在信末，他表示自己新譯的《斯太林傳》快要出版，將會寄給魯迅一冊，「甚望先生細看一下」。
《斯太林傳》這個細節一向被研究者忽視，但卻饒富深意。斯大林不僅是共產國際的實際領導者，也是黨正統原則和指示的最終擘畫者和決定人。對黨員來說，他就像是一個原點，每一個線的命運最終都要由他來決定。追隨他就相當於掌握了黨不可置疑的絕對真理。也正是藉這一權威，使這位年輕人敢於在信中直言不諱地訓誡魯迅這位文壇耆宿。而先前他自認為的與魯迅之間曾有過的「友誼」，也促使他在接到了魯迅那封形同絕交的信件後，仍然誠懇地致信給他，並且近乎天真地期望魯迅在讀過信後會浪子回頭，加入黨所認定的「統一戰線」中來。
魯迅用了四天時間來回信，8月5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夜治答徐懋庸文訖」。但漠然的語氣後面是一顆怒不可遏的心。根據馮雪峰的回憶，儘管魯迅宣稱要「自己動手」，但考慮到他的身體，這篇定名為《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的公開信仍然是先由馮雪峰根據魯迅口述擬稿，再由魯迅親手修改。存留至今的手稿顯示，與之前馮雪峰自作主張代擬的兩篇文章不同，魯迅對這篇文章通篇加以改易，但不是為了使口述時的語氣在文字上更加平和，而是將更嗆人的憤怒噴塗進字裡行間。嘲諷的匕首和尖刻的投槍本來是他多年趁手的利器，但這一次全被駭人的怒炮所取代。他開門見山，直斥徐懋庸「倒是有些『惡劣』的青年！」
對徐懋庸在來信中的「指控」，魯迅也一一用最不客氣的語句回敬回去。徐懋庸既然教訓他說「對於現在的基本政策沒有了解」，他就指責「徐懋庸們」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幾口嗎？」他再一次表示自己對「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陣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為非常正確的」。魯迅更為自己和馮雪峰、胡風商量後所提出新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進行辯護，指稱所謂「國防文學」的口號「也並沒有到南京政府或『蘇維埃』政府去注過冊」，並且反駁稱文壇上沸沸揚揚的兩個口號之爭的責任應由「徐懋庸他們來負」。在魯迅看來，他在這場口號大戰中唯一的「助長著惡劣傾向」的錯處就是「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這類惡劣的傾向來搏鬥。」
儘管魯迅毫無疑問是在借公開信泄憤，但他的憤怒也尚未到脫韁的地步，當馮雪峰在擬稿中代魯迅宣稱「準備也有去當一名義勇軍的決心」，魯迅就用筆將這行話毫不猶豫地劃掉了。但也有幾段話是魯迅特意全部重寫的，其中的一段是魯迅提到的一件「私事」：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裡，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即周揚），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我問憑據，則說是得自轉向以後的穆木天的口中。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就奉為聖旨，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經幾度問答之後，我的回答是：證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當時自然不歡而散，但後來也不再聽人說胡風是「內奸」了。然而奇怪，此後的小報，每當攻擊胡風時，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風。最近的則如《現實文學》發表了 O.V 筆錄的我的主張以後，《社會日報》就說 O.V 是胡風，筆錄也和我的本意不合，稍遠的則如周文向傅東華抗議刪改他的小說時，同報也說背後是我和胡風。最陰險的則是同報在去年冬或今年春罷，登過一則花邊的重要新聞：說我就要投降南京，從中出力的是胡風，或快或慢，要看他的辦法。」
其他幾段被魯迅全盤重寫的內容，也幾乎都是對胡風的辯護。與此相比，馮雪峰原先擬稿中關於魯迅對徐懋庸表明他們兩者之間關係的「當你和我來往的時候，我和你是朋友，同志的關係」的段落，卻被魯迅全部刪掉了。
徐懋庸信中對胡風的誣衊之辭，特別能激怒魯迅，從表現上，這似乎足可證明魯迅與胡風之間牢不可撼的真情厚誼，但實際上，真正刺痛魯迅敏感的，乃是他上文提到的以周揚為首的「四條漢子」的惡劣行徑。在寫完給徐懋庸的公開信三周後，魯迅在致好友楊霽雲的信中吐露出自己怒不可遏的真正原因：
「其實，寫這信的雖是他一個，卻代表著某一群，試細讀，看那口氣，即可瞭然。因此我以為更有公開答覆之必要。倘只我們彼此個人閑事，無關大局，則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慮此事『徒費精力』，實不盡然，投一光輝，可使伏在大纛蔭下的群魔嘴臉畢現。」
在魯迅看來，徐懋庸的私人來信並非代表他個人意見，乃是周揚等人指使的結果，而徐懋庸所竭力攻擊的胡風，正是當初左聯時期周揚視為讎仇的對象，所有對於胡風的發難，都被魯迅認為是指桑罵槐，藉此敲打自己的神經。在信件的最末，魯迅特意提及徐懋庸要他讀《斯太林傳》的「訓誡」。他一眼洞破徐懋庸乃是將斯大林樹為真理的旗幟用以教訓他人的企圖，他反過來請徐懋庸自己「再細細的去讀幾遍」，因為恰恰是他沒有理解被自己視為真理的斯大林主義的真諦，「否則，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入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是無葯可醫，於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處的」。
魯迅用洋洋六千言將過去兩年來鬱積的憤怒發泄出來，這是他的復仇。這封熾燒著復仇之火的公開信就像一道火牆，徹底終結了過去兩個月來日漸升級的「兩個口號之爭」。但魯迅仍然余怒未消，在8月25日給歐陽山的信中，他大罵徐懋庸「竟如此昏蛋，忽以文壇皇帝自居，明知我病到不能讀，寫，卻罵上門來，大有抄家之意」。他甚至「擬收集材料，待一年半載後，再作一文，此輩的嘴臉就更加清楚而有趣了。」他在《死》里提到的那些「我也一個都不寬恕」的「怨敵」名單上，恐怕也有徐懋庸的大名在列。他9月20日深夜寫成的那篇《女吊》儘管以童年舊事為名，平和了許多，但仍是一篇復仇宣言。他在結尾特別提到那些「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兇手或其幫閑們」自然少不了周揚及被魯迅認定的手下徐懋庸在內，而魯迅也自信「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這些人面東西的秘密」。
魯迅在《女吊》里特意提到這種被他所喜愛的女鬼一種「壞脾氣」：「討替代」。女吊往往會為了完全的「利己主義」，「忘記了復仇」，而去找另一個無辜的人來代替自己死亡。魯迅固然無法忘卻復仇，但這次對徐懋庸的猛烈炮轟卻無異於「討替代」——他確實找錯了對象。一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樣，徐懋庸的來信確實是出乎個人的肺腑之言，並且倚仗著他自認為的與魯迅曾有過的交情寫下的勸告，而魯迅卻把他當成發泄怒火的靶子，將所有復仇的利箭都蝟集在他的身上。這不能不說一種諷刺。
但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儘管魯迅拼盡氣力滿拉怒弓，將復仇之箭射向徐懋庸和他背後的周揚，但此時對這兩個人的傷害卻極小。魯迅固然至死不會寬恕這兩個人，但這兩個人也不需要魯迅的寬恕——他們是否被寬恕取決於另一個更高的權威：周揚在兩年後成為一所以紀念魯迅為名的學院「魯迅藝術學院」的副院長，而徐懋庸也在內任職。
魯迅自然對此一無所知，那封怒氣沖沖的復仇之信必然耗費了他不少氣力。在收到徐懋庸信的前一天，他稱了體重，只有38.7公斤。公開信寫畢的八天後，「夜始於痰中見血」。從8月到10月，他幾乎每天都需要醫生注射。9月14日，「夜發熱至三十八度」，從此一直低燒不退，但他未停止工作。10月17日，他再度傷風，哮喘發作，呼吸困難。18日，日記上只有兩個字「星期」，是日下午，他突然大叫一聲：「我的病究竟怎麼樣了！」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點25分，他死了。
2016年10月18日改訖
10月22日（周六）下午，東方歷史沙龍第110期將在北京舉行，主題為「重新發現漢字」，嘉賓為胡赳赳、余韶文。詳情請見東方歷史評論今日推送的第二條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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