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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最窮的時候,是這麼拍電影的

文 | magasa


當1929華爾街危機爆發之初,有的分析家仍抱著傳統的信條:娛樂業對大蕭條免疫。是的,1927年以來,電影業的收入節節高升,大眾熱情地歡迎新出現的有聲片,大製片廠耗費巨資為老舊電影院升級換代看來是值得的,1929年的《綜藝》報道說有聲電影已經把舞台劇逼到了角落,並且順便統治了百老匯。


1930年,也就是金融危機爆發後的第二年,電影觀眾入場人次達到了當時的歷史最高紀錄——每周8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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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31年,這場席捲一切的經濟災難儘管遲到了,但仍不肯放過好萊塢。當時美國的失業率看上去像世界大戰傷亡人數一樣可怕,每周有10萬工人被解僱,非熟練工,尤其是黑人更是首當其衝,然後是白領和技術人員。1932年底,有3400萬人沒有任何收入,國民收入跌去50%。


1931年的《綜藝》說,廉價娛樂業在任何時候都百毒不侵這條格言已經成了笑話,沒有什麼是百毒不侵的,就連政府的公債也不例外!比起前一年,電影院入場人次下降了12%,電影票價從30美分減到20美分。

更壞的消息是,有聲電影的製作成本飆升,而海外市場收入銳減。當時一部賣座大片的票房收入是40-50萬美元,但製作成本是30-80萬美元,總的算下來,利潤趨近為零,每個製片廠都叫苦不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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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1932年是美國所有演藝行當最糟糕的一年,電影觀眾入場人次最低只有每周1500萬。百老匯三分之二的劇場關門了。馬戲團、雜耍劇場處於垂死掙扎的境地。可能,日子相對好過的只有廣播電台了。


失業在家的老百姓需要消磨時間,出門看戲看電影又要花錢,免費的廣播當然是最好的選擇。一台收音機的價格從90美元跌到47美元,有60%的美國家庭買了收音機。雖然不是所有電台都能盈利,但最大的兩家NBC和CBS卻在大蕭條期間賺了個飽。

隨後富蘭克林·D.羅斯福當選總統,3月,他宣布了4天的銀行休息日,成功抑制了民眾的擠提恐慌,讓財政部得到喘息之機以制訂緊急措施。但這對電影產業的打擊卻是致命的,銀行關門,現金延期償付,全國的電影院都倒了大霉,一些經營者不得不接受借條。製片廠一時拿不出錢給僱員發工資,只能打白條,員工士氣極為低落。《綜藝》悲嘆道:電影業何時才能重溫默片時期的好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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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蕭條期間,各家製片廠都解僱了20%以上的員工,派拉蒙關閉了位於長島的攝影棚,5000多名僱員失業。大量身無分文的群眾演員滯留在洛杉磯幾乎成了全國性的醜聞。1.25美元一天的小工無數人搶著干。八大片廠在1931年還能開出去1.5億美元薪水,兩年後這個數字縮減到三分之一。


再看看幾家大片廠的具體損失情況,1931年,華納虧損了800萬美元,之前兩年該公司的盈利加起來超過2000萬。福克斯從前一年盈利1000萬變成虧損400萬。雷電華虧損570萬。派拉蒙倒沒有出現赤字,但利潤下降三分之二,緊接著的1932年巨虧2100萬。

在大蕭條期間,只有最強大的米高梅仍能維持微弱的盈利能力。這得歸功於兩點,首先是這家公司的保守財政政策,米高梅甚少冒險,所以能在金融大風暴中成功的避免了從鋼絲繩上跌下;其次,米高梅對觀眾口味的把握總是很准,所以他們出品的影片較少賠錢。1930-33年間,最賣座的24部影片里,有9部都是米高梅製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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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6月,羅斯福政府出台「全國工業復興法」。在這個背景下,各行業必須起草公平競爭法案,核心在於保障勞動者的權益。該年底,電影業制訂了自己的公平競爭法案,取消了工會,但建立了最低工資,並允許工人聯合起來與公司進行工資談判。

在外界看來,其實好萊塢的主要問題不在於底層勞動者工資過低,而是電影公司的高層工資實在太高,例如米高梅總裁路易·B.梅耶(Louis B. Mayer)的年薪加利潤提成甚至比福特汽車、通用電氣等跨國企業集團的總裁還高得多。面對公眾的質疑,梅耶和其他好萊塢大亨不得不暫時降低了自己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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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B.梅耶


心有不甘的老闆們也提出主創人員包括導演、編劇、演員也要減薪。作為回應,編劇和演員紛紛成立了行業協會,用電報、電話輪番炮轟遠在華盛頓的政策制訂人,反對各種形式的限薪政策。最後電影行業的公平競爭法案不得不中止實施。


1934年,娛樂業有了漸漸復甦的跡象,儘管這一年的收入、就業率等指標仍低於1929年大蕭條之前。電影業本是最晚體驗到大蕭條的殺傷威力,卻也是最早重振旗鼓的一個行業。1934年的票房收入和觀眾入場人次強勁反彈,1000多家閉門歇業的電影院重新開張,1935年,派拉蒙和福克斯償清所有負債,在大片廠當中只有雷電華遲至1940年才走上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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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將好萊塢的快速復甦歸功於優質影片成功捕獲了觀眾的趣味。所謂優質影片的製片策略,指好萊塢製片廠明白了依靠改編自成功小說或舞台劇的高成本影片是電影業的一條明路。


於是各家公司分別製作出了《一夜之愛》(One Night of Love,1934,哥倫比亞)、《八點的晚餐》(Dinner at Eight,1933,米高梅)、《大衛·科波菲爾》(David Copperfield,1935,米高梅)、《小婦人》(Little Women,1933,雷電華)及《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1935,華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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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點的晚餐》(Dinner at Eight,1933,米高梅)


大蕭條時期電影製片廠的經營行為有太多方面可以分析的,但歸根結底,它們製作出了什麼樣的影片,才是最重要的問題。下文將通過討論當時最流行的六類電影,來看看好萊塢在漫長的冬天裡為美國人民提供了什麼樣的慰藉,又是如何率先從經濟衰退的泥淖中脫身的。


這六類影片的命名並不是依據嚴格意義上的「電影類型」,但卻是業內約定俗成的叫法。


名家作品(Prestige picture)


所謂的名家作品是好萊塢30年代最重要的電影製作趨勢,排行榜說明一切,1930-33四年間,Film Daily的年度十佳影片中,40部有14部是名家作品。《綜藝》列出的最賣座影片排行榜上,名家作品佔了近一半。如果只算影片絕對數量,名家作品的確不算什麼,但這一部分無疑是每家片廠最看重的招牌影片,無論從製作到發行,都是投入最大精力的。


「名家作品」這種叫法顯然不是一種「類型」。但這類影片具備了某些顯而易見的共同點,倒是很容易將之區分出來。名家作品通常都是根據預售版權的其他文藝形式作品改編而來的大預算影片,由各家公司的頂級明星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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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改編來源有這麼幾種:一、19世紀的歐洲文學,例如狄更斯、托爾斯泰、大仲馬、雨果等大作家的小說;二、莎翁劇作,特別是《仲夏夜之夢》和《羅密歐與朱麗葉》極受歡迎;三、由諾貝爾或普利策獲獎作家所著的暢銷小說或轟動的百老匯舞台劇;四、名人傳記和重大歷史題材,特別是西方的偉人,或著名的天災、戰爭等。所以,「名家作品」實際上涵蓋了各種各樣的類型。


名家作品一定是由最著名的導演執導,由最大牌的明星主演,例如米高梅公司就喜歡打造囊括多位旗下明星的優質製作,因為這家公司擁有銀行般燦爛的群星。


1932年的《大飯店》(Grand Hotel)是最輝煌的成功,此片集合了六大明星,包括葛麗泰·嘉寶(Greta Garbo)、瓊·克勞馥(Joan Crawford)、華萊士·比里(Wallace Beery)、約翰·巴里摩爾(John Barrymore)、萊昂內爾·巴里摩爾(Lionel Barrymor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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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飯店》(1932)


因為技術上的困難,再加上成本高昂,Technicolor並未成為當時「名家作品」的選擇,所以實際上都是黑白片。不過,平均一兩百萬美元的製片成本是當時普通A級製作的若干倍,使得名家作品顯得鶴立雞群。


值得一提的是,大成本的名家作品在類型上可以是歌舞片、喜劇片、戰爭片或傳記片,但一度十分顯赫的西部片在這個陣營中卻缺席了。


部分原因是因為30年代初接連幾部大投資西部片紛紛失敗,製片廠不敢再將賭注押在這種類型上,於是西部片不得不以B級片的面目出現,直到近10年後才重塑輝煌,這都是後來的事了。


每一家大製片廠都會製作名家作品,但最出色的當然是米高梅,除了上面提到的《大飯店》,《安娜·克里斯蒂》(Anna Christie)、《衛兵》(The Guardsman)、《魔僧與皇后》(Rasputin and the Empress)是另外幾部名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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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克里斯蒂》(1930)


當時米高梅的大管家歐文·G.塔爾伯格(Irving G. Thalberg)將目光投向戲劇街,尋找好故事和人才。在有聲片誕生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米高梅一直猶豫該不該讓嘉寶開口說話,因為怕她瑞典腔的英文嚇跑觀眾,豈不是自毀票房搖錢樹?


直到塔爾伯格找到尤金·奧尼爾的自然主義代表作《安娜·克里斯蒂》,他發現這簡直是為嘉寶量身訂造的一齣戲,因為女主角本來就是瑞典人,這樣嘉寶的口音就不是問題了。於是,「嘉寶說話了」成為這部影片的最大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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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克里斯蒂》(1930)


塔爾伯格接著簽下話劇巨星阿爾弗雷德·倫特(Alfred Lunt)和林恩·方丹(Lynn Fontanne)主演喜劇《衛兵》,倫特曾在舞台上演過這齣戲,所以電影版實際上輕車熟路,但話劇明星未必就能成為銀幕上的明星,《衛兵》的評論口碑不佳,倫特和方丹發現自己的舞台還是在百老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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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兵》(1931)


《魔僧與皇后》是美國第一號演藝家族——巴里摩爾三兄妹唯一一次在銀幕上合作,當時萊昂內爾和約翰都已在好萊塢打拚多時,但埃塞爾(Ethel Barrymore)一直沒有進軍電影界。《魔僧與皇后》雖然在票房上的表現不盡如人意,但三位巴里摩爾的精湛表演卻博得了滿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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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僧與皇后》(1932)


1932年塔爾伯格的心臟病促使梅耶改變了米高梅公司原先以核心製片人一統天下的製片方針,設立了幾個彼此獨立的製片部門,並拉攏女婿大衛·O.塞爾茲尼克(David O. Selznick)從雷電華跳槽過來。塞爾茲尼克在好萊塢有神童之譽,他以來就製作出極成功的《八點的晚餐》。


在米高梅之外,聯藝發行的《亨利八世的私生活》由英國製片人、導演亞歷山大·柯爾達(Alexander Korda)拍攝、查爾斯·勞頓(Charles Laughton)主演,成為當時在美國最成功的英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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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八世的私生活》(1933)


雷電華隨後拍攝的《小婦人》由喬治·顧柯(George Cukor)執導,是30年代公認的第一部改編文學名著而獲成功的電影。這個項目本來是塞爾茲尼克一手打造的,但隨著他的跳槽離開,後繼者梅里安·C.庫珀(Merian C. Cooper)利用這部影片捧出了一代巨星凱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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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婦人》(1933)


這些琳琅滿目的「名家作品」是好萊塢在大蕭條時期的招牌產品,這類影片製作精良、全民皆宜,無疑是為當時正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美國民眾帶來最多歡樂的電影大餐。


歌舞片


大蕭條時期——基本上也就是有聲片降臨以來,歌舞片是好萊塢最重要的類型發明。在無聲至有聲的轉變剛剛成功的1928、29年,好萊塢一年可以製作6、70部歌舞片,因為觀眾厭倦了連篇累牘的對話,希望尋找一點新的刺激,載歌載舞的歌舞片應運而生。再加上這種類型會帶來位數不菲的唱片衍生收入,片廠更樂於製作歌舞片。


一開始,好萊塢摸索出歌舞片有三種拍法:全明星陣容的輕歌舞片、改編百老匯歌舞劇、後台劇。第一種是最不動腦筋的拍法,無非是把旗下的明星串起來,熱熱鬧鬧,唱來跳去,劇本多半不動腦筋,像《好萊塢輕歌舞片1929》(The Hollywood Revue of 1929)、《爵士之王》(King of Jazz)、《派拉蒙大集錦》(Paramount on Parade)便屬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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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之王》(1930)


第二種是改編業已在百老匯取得成功的歌舞劇,翻拍成電影即可,包括《搗蛋者之歌》(The Rogue Song)、《流浪漢國王》(The Vagabond King)、《麗塔河》(Rio Rita)等;而後台劇是這三種裡面具有最長久生命力的一種歌舞片,始作俑者是米高梅的The Broadway Melody是極具原創性的一部歌舞片,創造性地將歌唱融入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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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塔河》(1929)


早期的歌舞片多半呆板、僵硬,對虧了恩斯特·劉別謙(Ernst Lubitsch)、魯本·馬莫利安(Rouben Mamoulian)等人的努力,歌舞片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璇宮艷史》(The Love Parade)、《駙馬艷史》(The Smiling Lieutenant)、《紅樓艷史》(Love Me Tonight)是歌舞片從幼稚走向成熟的兩部關鍵作品。但劉別謙和馬莫利安的這幾部作品在題材上按照海斯辦公司的審查法典看來,都有些低級、下流,所以成為曇花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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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璇宮艷史》(1929)


1933年,華納公司啟用一代歌舞奇才巴斯比·伯克利(Busby Berkeley)一口氣製作了三部歌舞片《第42街》、《淘金女郎1933》、《華清春暖》,這三部影片都屬於所謂的後台劇。


與劉別謙之前的作品大異其趣,伯克利的歌舞片多將情景設置在真實的世界裡,講述最真實的當下故事,感動了大量蕭條時代的美國觀眾,人們讚揚這幾部影片「寫實」、「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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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金女郎1933》(1933)


從電影製作的角度來說,伯克利最大的長處在於利用高超的攝影機技巧和嫻熟的舞台調度處理盛大的歌舞場面。伯克利經常合作的導演是勞埃德·貝肯(Lloyd Bacon),演員則包括迪克·鮑威爾(Dick Powell)、盧比·吉勒(Ruby Keeler)、琴姬·羅傑斯(Ginger Rogers)等。


女性影片


嚴格來說,女性影片也算不上一種「類型」,甚至這個術語起源於何時也難以考證,但這種說法卻一直沿用至今。當時好萊塢普遍認為,電影觀眾多數是女性,那麼應該用女明星擔綱,製作一批專門迎合女性的電影。早在1910年代,女性電影已經成為一大潮流,進入有聲時代後這類影片日益豐富。


有幾位導演特別精於此類影片,例如女導演桃樂茜·阿茲納(Dorothy Arzner),還有約翰·M.斯塔爾(John M. Stahl),拍攝了三部環球公司的大片、約瑟夫·馮·斯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為派拉蒙執導了若干部由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主演的著名影片,克拉倫斯·布朗(Clarence Brown),是葛麗泰·嘉寶早期有聲片的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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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琳·黛德麗


特別是喬治·顧柯,是專門執導女性影片的名導,和葛麗泰·嘉寶、諾爾瑪·席勒(Norma Shearer)、凱瑟琳·赫本等最頂尖的女明星都有成功的合作。


30年代初最盛行的女性影片幾乎都是關於「墮落的女人」,其中又可分為大致兩類,一類講女人被金屋藏嬌,與某個男人保持著不正當的關係,憑藉此獲得社會地位與金錢;第二類則是講一個拋棄子女的母親多年後回到孩子的身邊,但她隱瞞了過去所犯過的錯誤。


《綜藝》說,1931年是「罪女的一年」,這種題材極受觀眾歡迎,想來是因為大蕭條時期,天天都有人墮落,這正是老百姓身邊的故事吧。


葛麗泰·嘉寶


值得玩味的是,好萊塢並未沿用19世紀小說里的陳舊道德觀,審判這些「有罪」的女人,相反,這批影片大多對她們寄託了同情和體諒,創造改過自新的機會。毫無疑問,這與30年代初的時代氣質是吻合的,否則也不會得到觀眾的認可吧。


有關墮落女人的電影流行了兩年,到1933年開始走下坡路。米高梅認識到這一點,於是用諾爾瑪·席勒、嘉寶、克勞馥主演了許多以女性為中心的愛情片,從而引領了女性影片的新潮流。


嘉寶和米高梅的五年合同在1932年到期,此時她的地位如日中天,為了能在下一份合同中取得更大的話語權,嘉寶故意給自己放了八個月的大假,回了瑞典。


米高梅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最後只得給她一份優厚的肥約。嘉寶回來後,挑選了一個關於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的本子,並點名約翰·吉爾伯特合演。從此嘉寶的職業生涯進入新的階段,她接連飾演了多部歷史題材的悲劇女主角。


《瑞典女王》(1933)


瓊·克勞馥當時在米高梅的地位僅居於嘉寶和席勒之後,從外表上看,克勞馥並不算絕色佳人,所以她幾乎一直都在扮演獨立自強的女性,面臨外間的重重壓力,掙扎求生。


克勞馥之所以得到大量女性影迷的追捧,因為影片中的她面臨的問題,就是30年代女性所面臨的問題:總是遇人不淑,或者要獨力撫養孩子,要在男性的世界打出自己的天地……因而她成為了一個時代的象徵。


瓊·克勞馥(右)


派拉蒙在女性電影上取得的成績雖然不如米高梅奪目,但他們有瑪琳·黛德麗,黛德麗在30年的聲勢幾乎可與嘉寶並駕齊驅,她也來自歐洲,也演了不少蛇蠍蕩婦。黛德麗和斯登堡在五年間合作多部作品,幾乎都很成功,評論界喜歡將這些影片歸為「藝術片」。


但因為斯登堡的個人風格太過另類,他的野心不容許他老調重彈,從《金髮維納斯》開始他的嘗試漸漸令觀眾生厭,所以票房大敗。所以派拉蒙拆散了這對組合,命魯本·馬莫利安執導下一部黛德麗影片,總算維持了黛德麗的頂級巨星的地位。


《金髮維納斯》(1932)


擁有康斯坦絲·本內特(Constance Bennett)、安·哈丁(Ann Harding)等明星的雷電華也想從女性電影中分一杯羹,雖然這幾位的星光不夠奪目,但做倏忽一現的曇花也就夠了。幸運的是,雷電華很快發掘出一顆新星——凱瑟琳·赫本。


從前兩部出演主要角色的影片開始,赫本奠定了未來若干年的銀幕形象——一個獨立、聰明、勇敢,有些離經叛道但偶爾易被傷害的女性。《早晨光榮》(Morning Glory)是她的突破,從此一躍進入超級巨星行列,後來主演《小婦人》更進一步鞏固了她的地位。


《早晨光榮》(1933)


還有一位專門主演女性電影的明星不可不提——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她早年是華納和哥倫比亞的非簽約演員,演過一些叛逆女郎。《娃娃臉》(Baby Face)是一部很有爭議的影片,《綜藝》說它不可能吸引大眾的注意力,相反,還會冒犯家庭觀眾,或許只有年輕人喜歡吧。


《娃娃臉》(1933)


斯坦威克還演過兩部弗蘭克·卡普拉的影片,《奇蹟女人》(The Miracle Woman)和《顏將軍的傷心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


喜劇片


不論什麼時候,喜劇片都是好萊塢極重要的一種類型,只是在不同的時期,最流行的喜劇往往大相徑庭。有聲片取代無聲片,喜劇明星全部洗牌,過去的基頓、勞埃德、朗頓漸漸銷聲匿跡,只有特立獨行的卓別林每隔三五年推出一部默片喜劇。


30年代初開始流行一種感傷喜劇,主要是米高梅和福克斯兩家片廠在拍。這種類型往往是交給二線明星去演的,如米高梅出品的Marie Dressler的一系列小成本喜劇都頗為成功。


Marie Dressler


在福克斯公司,感傷喜劇則和威爾·羅傑斯密不可分。作為福克斯在有聲片時期第一位大明星,羅傑斯可是個全才,他在電影以外的多個領域都取得了成功,他的影片有很簡單的公式,那就是突出個人魅力即可。可惜羅傑斯死得太早,30年代後半期,福克斯的感傷喜劇只有靠秀蘭·鄧波兒獨撐大局。


30年代真正重要的喜劇,是馬克斯兄弟和W.C.菲爾茲。這類喜劇被稱為「笑星喜劇」,言下之意是圍繞一個或幾個核心的演員鋪排情節,笑星的個人魅力是第一位的。馬克斯兄弟延續了卓別林和基頓的棍棒喜劇傳統,又將歌舞雜耍(vaudeville)完美地融合進電影表演。


W.C.菲爾茲(左)


馬克斯兄弟的影片又被稱為無政府主義喜劇——從形式和內容上都無法無天:形式上他們的喜劇打破了經典好萊塢電影遵奉的無數陳規,而在內容上他們無視一切社會秩序,肆意釋放野性和衝動。在結構上這種喜劇比較鬆散,不外乎是為笑星提供一個能發揮噱頭的場所。


派拉蒙和雷電華是拍攝無政府主義喜劇最多的兩家片廠,前者陣營中的笑星以馬克斯兄弟和梅·韋斯特(Mae West)為首,後者則靠波特·威勒(Bert Wheeler)和羅伯特·伍爾西(Robert Woolsey)組合。


1934年,一種全新的喜劇類型誕生了——脫線喜劇(screwball comedy),這是最具有大蕭條時代特徵的喜劇。《一夜風流》(It Happened One Night)、《二十世紀》(Twentieth Century)、《瘦子偵探》(The Thin Man)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夜風流》(1934)


脫線喜劇的一個重要特色在於男女關係的錯位,男主角和女主角多半是一貧一富,地位懸殊(多半是男的較為貧窮),但經過一系列陰差陽錯的巧合或胡鬧,兩人終成眷屬。脫線喜劇明顯是為困頓中的觀眾提供白日夢,讓他們暫時拋開生活中的煩惱,在電影院里享受「中彩票」式的喜悅。


拍脫線喜劇的主要導演有弗蘭克·卡普拉(Frank Capra)、萊奧·麥卡雷(Leo McCarey)、喬治·史蒂文斯(George Stevens),主演演員有卡里·格蘭特(Cary Grant)、金·阿瑟(Jean Arthur)、卡洛爾·隆巴德(Carole Lombard)、克勞黛·考爾白(Claudette Colbert)和凱瑟琳·赫本。


社會問題片


顧名思義,社會問題片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問題,主要包括犯罪片、黑幫片等現實題材。從製片策略上來說,它在各大片廠的心目中占不到重要地位。好萊塢電影製片廠是以提供娛樂產品為宗旨的商業機構,他們根本沒想過要承擔什麼社會責任。所以,即便華納公司拍攝了不少社會問題片,也與正義感無關。


因為經營上陷入困境,華納正在削減預算,希望度過難關。所以改編報紙上的時事新聞是最省事的做法。所以達利爾·F.扎努克(Darryl F. Zanuck)稱這種做法為「頭條影片」,改編報紙頭條報道的意思。


華納十分熱衷拍攝城市犯罪片,《小愷撒》(Little Caesar)、《人民公敵》(The Public Enemy)等片往往是根據真實的黑幫人物故事改編,在犯罪猖獗的大蕭條時代,喚起觀眾的極大共鳴。


《小愷撒》(1931)


詹姆斯·卡格尼(James Cagney)、愛德華·G.羅賓遜(Edward G. Robinson)因主演黑幫片而成為一線巨星。但因為審查力度的加強,黑幫片只風光了一年就銷聲匿跡了。


保羅·穆尼(Paul Muni)主演的《我是逃犯》(I Am a Fugitive From a Chain Gang)是當時影響極大的又一部社會問題片,因為反映了死囚犯悲慘遭遇,在南方各州引起巨大反響,最後推動了死囚勞改制度的改革。


《我是逃犯》(1932)


恐怖片


在好萊塢的歷史上,恐怖片幾乎一直都是第二流的類型,但這種類型生命力頑強,極受歡迎,特別是青少年觀眾趨之若鶩。


30年代是好萊塢恐怖片的新紀元。因為德國表現主義風格的舶來,好萊塢開始重視這種不入流的類型片,並聘請大量來自歐洲的技術人員。


雖然八大公司都拍攝過恐怖片,但在這個領域,顯然小卡爾·萊蒙(Carl Laemmle Jr.)駕馭下的環球公司獨領風騷。環球的恐怖片多啟用貝拉·盧格西(Bela Lugosi)和鮑里斯·卡洛夫(Boris Karloff),主要題材則包括吸血鬼、弗蘭肯斯坦、隱身人、木乃伊……


托德·布朗寧的《吸血鬼》(Dracula)是好萊塢恐怖片的開山之作,《綜藝》將此片的成功歸結於天才的運用了聲音和視覺元素,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恐怖效果,自此跟風之作不絕於銀幕。


《吸血鬼》(1931)


不難理解當時的觀眾為何為熱烈追捧恐怖片,因為原本以為生活已經夠辛苦了,但他們發現,銀幕上的世界比現實更加恐怖一百倍,比起電影里的主人公,不由得慶幸自己的安全,那麼現實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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