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首頁 > 天下 > 中國人的性事究竟有多開放?

中國人的性事究竟有多開放?

中國人的性事究竟有多開放?



有著「中國性學第一人」之稱的潘綏銘已於兩年前退休,但他腦子裡仍繼續琢磨著中國人最隱秘的「大事」——性。很多人覺得,中國當下社會對性的問題越來越開放,甚至「亂套」了。但在嚴謹的調查報告中,潘綏銘卻看到了更真實,更豐富,也與人們印象並不完全相同的結論。他要通過這個工作,「肅清現在很多的胡說八道」。

蘭州大學大學生活動中心禮堂,巨大的藍色背景板上幾個大字提醒著人們,這是一個非常莊重的場合:中國社會學會2016年年會。


7月17日一早,來自各地的專家學者陸續進場入座,大都表情嚴肅。茶歇時,人們含蓄得體地交流著。突然一位老人起身離座,他戴副眼鏡,頭髮稀少,耳大鼻挺,皮膚黝黑,一張卡通臉。手中提著一個白色帆布袋,袋子是他找人做的,上書五個黑色大字——「還我吸煙權」。原本有些拘謹的會場氛圍,一下被這個袋子打破了。

中國人的性事究竟有多開放?


很多人認識他,潘綏銘,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名譽所長。他不是為了吸煙而來,他將主持一場討論「性的社會文化問題研究」。


有著「中國性學第一人」之稱的潘教授已於兩年前退休。但他腦子裡仍繼續琢磨著中國人最隱秘的「大事」——性。2015年春季,由他牽頭,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做的第四次「中國人的性行為與性關係」實地調查展開。


到現在,這次調查的分析報告終於到了收尾時刻。潘綏銘翻出過去十六年里開展的前三次全國調查,與這次做著對比。很多人覺得,中國當下社會對性的問題越來越開放,甚至「亂套」了。但在嚴謹的調查報告中,他卻看到了更真實,更豐富,也與人們印象並不完全相同的結論。潘綏銘說,他要通過這個工作,「肅清現在很多的胡說八道」。


最頭疼的事

中國人的性事究竟有多開放?


走進人民大學社會學系,第一間辦公室就是潘綏銘的,在走廊的起點。面積不大,兩張辦公桌,兩個書櫃靠牆而立,很多書擺不下,堆在地上,它們大多與「性」相關,「性革命」、「性歷史」……


今年夏天,潘綏銘從內蒙古一路遊歷到陝西,在西北地區進行調查。他不在的時候,學生們來辦公,順手將煙灰缸收走了,再想抽煙時,他只好撿張廢紙,疊成盒,將煙灰彈在裡面。他煙癮大,一天一包,這兩年來,控煙力度加大,再加上親朋好友苦勸,讓他感覺很不自在。


但這畢竟是個人難題,更令他操心的是中國人對「性」的態度,以及人們對他研究的不理解。


曾有人建議潘綏銘將全國第四次「中國人的性行為與性關係」調查報告集結成書,找出版社出版,他說,「95%可能出版不了,還不如在網上發一發」。

寫一篇幾百字的配有統計圖表的調查報告,一般耗時兩三天,文中數據等信息需要不斷核實,潘綏銘卻樂在其中:「書本身不重要,想知道的人有地方能看就行了。」


短則一天,長則隔上半個月,潘綏銘的博客就會更新一篇性調查報告,截至目前,已經發布了38篇,有的文章經新浪博客推薦後被更多人閱讀。潘綏銘關閉了博客的評論功能,讀者有問題可以給他發送只有雙方能看見的「小紙條」。


只要有人發小紙條或者郵件,潘綏銘都盡量回復。有人罵他,他會回兩個字「謝謝」。有外校學生做「性」主題的研究調查,向他請教,他也會指點一二。


每當寫完一篇博客,潘綏銘就會端坐在電腦前,靜待「小紙條」的出現,很快,屏幕的右上角開始出現紅色的消息提醒,一條、兩條、三條……

他興奮地點開,又隨即變得失望。大部分人反饋的信息是:潘老師,我看不懂你寫的博客。「各種各樣的看不懂。」潘綏銘對本刊記者嘆氣,有反映圖表看不懂的,有說文字看不懂的。他直搖頭,說自己在博客上發布的內容,已經盡量通俗化,用最簡單的文字表達和圖表形式呈現,和刊登在學術期刊上的內容完全不同,沒想到,閱讀障礙仍然存在。「炒股的人連這個(圖表)都看不懂,我就沒辦法了……


從學術上能講清楚的問題,怎麼能夠讓老百姓讀懂,這是令潘綏銘最頭疼和糾結的事情。他說從他剛進學界就有這個問題,中國一直缺乏學術翻譯,不光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也是,而在美國有一大批作家吃這碗飯,「愛因斯坦誰看得懂你就得翻譯成老百姓能懂的。很多科幻電影,都是基於愛因斯坦理論的,可是電影中從來不說公式什麼的,它給你演出來了,你慢慢就明白了。


「凡是加性的詞沒一個人分得清楚」

中國人的性事究竟有多開放?



2005年1月,以性教育為主題的「性吧」在深圳面世,這個位於深圳市計生中心一樓的「性吧」,將嚴肅的性教育與品茶聊天結合起來,讓人易於接受。(IC圖)


夏天,潘綏銘在西北幾省轉悠了一個多月,繼續做自己的田野調查。他發現那裡的性交易方式越來越分散化,而且是半場所、半網上,兩者結合,交易場所不再集中,人們所說的「紅燈區」,也就達不到「區」的概念了。


「這和商業區的道理是一樣的,你越集中生意越好,那樣的話人家知道去哪兒找你去。」潘綏銘說,「現在有了手機了,不用知道你在哪兒,就分散開了。」


潘綏銘1984年到中國人民大學任教,2014年初退休,正好30年。這30年里,他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全國隨機抽樣的性行為調查,二是「紅燈區」調查,三是社會調查方法研究。


1995年起,潘綏銘就在全國各地開始了「紅燈區」調查,起初不順利,訪談很生硬,什麼都打探不到。1998年,他由自己的發小,在東莞某醫院當院長的朋友介紹,進入了卡拉OK廳內部,慢慢了解到性工作者的心理狀況及現實需求,以及「紅燈區」建立與變化脈絡。


常年和性工作者打交道,有些人喜歡問潘綏銘,你找不找「小姐」?潘綏銘對這類問題也很無奈:「我說我不找吧,你們也不信,我說我找吧,那我又違心。我只好不說,你們也別問。


潘綏銘說話時表情豐富,語速飛快,有時嘻哈竊笑,像個老頑童,有時搖頭嘆氣,透出學者的嚴肅和焦慮。


他焦慮的是,自己的嚴謹調查,公眾不願意看,或者看不懂,但在網上、媒體上,又充斥著各種混亂的說法,獵奇的觀點、數據。


「性開放、性解放、性泛濫,性亂搞,凡是加性的詞沒有一個人分清楚,到底是關係亂、行為亂,還是思想亂?沒有人搞清楚這個事。當然大多數時候都是說關係上的(亂),那你說行為上不亂嗎?夫妻倆人(性關係單一),(性行為)十八般武藝什麼都干,那叫不叫亂?


煙霧瀰漫的辦公室里,潘綏銘逐漸談到「性」的「深水區」,他先強調,性應該分成三塊來說,一個是性關係,一個是性行為,一個是性意識,如果非要籠統地把這三種情況混到一起說,就會很奇怪,也會產生誤會。他以「性工作者」為例,她們接觸眾多客人,性關係開放,但性行為上卻很保守,固定的幾個動作,完事。


「性福」老年人

中國人的性事究竟有多開放?



潘綏銘退休後,黃盈盈接下了研究所所長的位子,她是潘綏銘的衣缽傳人,兩人相識已經二十年了,黃盈盈的碩士和博士學位,都是在潘綏銘指導下讀的。如今,她教學時,還會經常將潘綏銘請到課堂上給學生們講課,她發現老人仍樂於站在三尺講台上。


「潘老師和我說過,他正在努力退休,」黃盈盈對本刊記者說,「他也打趣說,講講課,多和年輕人互動,能避免老年痴呆。」


1998年做完東莞紅燈區的初次性調查後,潘綏銘開始著力做全體中國人的性調查,在他主持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於2000年完成了第一次「中國人的性生活與性關係」總人口隨機抽樣調查,之後基本上每五年一次,於2006年、2010年和2015年,又完成了三次。每次調查的隨機抽樣方法、調查地點、調查方法和問卷內容都基本一致,為的是具有歷史可比性。


隨著性調查的逐年推進,潘綏銘也由青壯年步入老年,2000年做調查時,他得了高血壓,時常頭暈、心悸,口袋裡裝著常備葯。


身為66歲的老人,潘綏銘很關注同齡人的性,全國第四次性調查顯示,2000年到2015年,在50-61歲的男女中,「乏性」的人(每個月不到一次)已經從60%下降為40%;「富性」的人(每個星期有2次及以上性生活的人)從1%增加到10%。21世紀的這15年來,年長者的性生活明顯增多了。


統計數據出來後,潘綏銘很高興,他慨嘆這一代的老年人在性生活方面,比前一代老年人「性福」了很多。「這是我們這一代自己努力的巨大成果,也是我們的獨特價值的充分體現。」


對於近年來,社會上熱炒的「老年人嫖娼」,甚至由此感染艾滋病的話題,潘綏銘嗤之以鼻,他用調查數據說話:36歲以後,男人找「性工作者」的比例一直在持續減少;50歲以後更少,平均約5%,這與24歲到31歲的男人(平均20%)相比,只有他們的四分之一。


潘綏銘對社會熱炒這類話題有些憤怒,他覺得這是對老年人新一輪的社會歧視,而他要做的,就是消滅這些不公平的說法,「網上胡說八道的太多了,給人造成的印象是中國人亂套了,每個人(性行為等)都在增加,但絕沒有人們說的那麼厲害。


著名性學家方剛認為,老年人在性方面,在不傷害自己,不傷害他人的情況下,應該充分地正視、滿足自己,那是他們的權利。年輕人應該尊重、理解、支持,每個人都會到老年,性是生命的一部分。


「有一個敢站出來說,你是怎麼調查出來的嗎?」

中國人的性事究竟有多開放?



4月14日,上海,「性文化世界之最」 展在上海跨國採購會展中心舉辦。最近幾年,中國多地都曾舉辦過類似的性文化展(IC圖)


2004年,某著名安全套品牌發布了一項所謂的全球性調查報告,其中有個數字令人驚嘆——中國人的平均性伴侶數最多,19.3人,遠高於全球的平均數10.5人。


讀了這份報告,潘綏銘不是震驚,而是大笑,「忙得過來嗎?


後來他了解到,這份調查的中國部分是該公司委託瀋陽的幾個年輕人在網上做的,完全不符合社會學意義上的隨機抽樣,出來的高數字,不乏營銷目的。


現在對網上調查,包括近來的微信、微博等調查,潘綏銘一概不信,他認為這些調查的前提基礎就是失實的、錯誤的,過程和結果都在自欺欺人。


幾乎在每篇博客的文末,潘綏銘都會附上四次全國調查的簡介,寫明調查的歷史比較,歷次的隨機抽樣、調查地點、方法、內容和統計方法等,其用意有二:一是向普通讀者說明,二是暗含著針對某些經常隨意發布各種調查數據的公司或團體,「有一個敢站出來說,你是怎麼調查出來的嗎?」


潘綏銘主持的第四次全國性調查從2015年3月開始,持續半年左右,調查員均為學生,先是小規模的,由課時較為自由的研究生做,等到7月份放暑假,交給本科生。


調查對象是中國境內18到61歲、能識漢字的群體,潘綏銘強調要識字,才能獨自對電腦作答。他和研究所團隊採用城鄉分層,根據人口規模與離婚率進行隨機抽樣,直接抽取縣級單位,然後抽取街道或鎮、居委會或行政村,再按照當地居民的住戶名單和流動人口的地理位置,等距抽取個人。


各組人員在當地調查3天以上,通過居委會或行政村邀請被訪者到訪談室,同性別、一對一地、在封閉空間中進行調查。調查過程並非通過對話,而是將調查問卷製作成電腦程序,調查員攜帶筆記本電腦,被訪者按鍵盤獨自完成。


「我們用電腦把語言轉化為行為,根本不用你說一個字,也不需要調查員說一個字。很多事,你願意說,我還不願意聽呢!」潘綏銘說。


調查員要事先告知被訪者這是一次性調查,被訪者可以拒絕回答任何一個問題或者中途退出。如果被訪者沒有任何性行為,那麼回答86個問題。如果什麼情況都有,則回答192個問題。均為匿名作答。


若被訪者的文化水平較低或年齡較大,不會用電腦,調查員會先教其如何按鍵,學會操作後,才讓他在筆記本電腦一端獨自作答。調查期間,調查員在另一端靜候。


就這樣,2015年,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動用了140多名學生,前往全國103個縣級地理區域中的街道和鎮(城市居委會67個,農村行政村36個),每個調查地點完成大約50個問卷,總共帶回來5136個合格樣本(男性佔48.1%)。


獨處時代


2015年9月底,潘綏銘開始將全國103個地方的調查數據收集匯總,數據首先直觀呈現出來的是被訪者的「拒到率」越來越低,而「拒答率」卻是越來越高了。


潘綏銘解釋道,這意味著人們得知要去回答性問題,覺得無所謂,不會像以前那樣羞澀扭捏,而當訪談開始,有的人看到問題,會拒絕回答很多,或是中斷離去。很多人不願意說出來,哪怕是匿名作答,也不願意表露。女性表現得尤為明顯。


「這是性的獨處,」潘綏銘分析道,自己一個人待著的時間越來越多了,心理上也越發自我享受,封閉起來,「他們已經只能獨自生活在自己的心靈里,任何一個真實的別人,已經很難闖進他們的世界」。這不僅從調查過程中能體現出來,從來自夫妻的調查數據,潘綏銘也看到類似端倪。


潘綏銘發現,第四次全國性調查中,夫妻的婚姻滿意度15年來在持續下降,預計到2020年,對於自己的婚姻非常滿意的夫妻,將減少到只有一半左右;夫妻雙方的互愛程度在2015年出現下降,而「日常親昵」更是降到15年前的水平。


中國夫妻之間關於性生活的交流,也處於一個很低的水平,潘綏銘將「從來沒有交流過」和「僅僅是通過表情或動作,不談論」的夫妻加在一起,達到總樣本的三分之一。

中國人的性事究竟有多開放?



這種無言,使得夫妻間同床異夢,「體交而神不交」,但為了讓對方滿意或是敷衍,假裝性高潮就成了常用的「伎倆」。2015年的全國調查,過去12個月里,48.3%的夫妻假裝過性高潮,「這還談得到『性福』嗎?」潘綏銘反問。


消極的性對婚姻不利,尤其是男性,年齡越大,在性方面可能就越孤獨,越不肯與對方交流,僅「盡義務」。潘綏銘發現50歲以上的男人往往不是不能做愛,而是不喜歡做、不想做,甚至反感做愛。


而另一方面,調查顯示的數據似乎出現矛盾,中國人整體的性生活頻率卻是明顯增加的,2000年到2015年,在18-61歲的總人口裡,高頻率地過性生活的人(每個星期至少3次)增加1.4倍,達到五分之一。低頻率的人(每個月最多一次)則減少60%。潘綏銘認為這主要來自社會文化的變遷,21世紀後中國的「性化」進展——日常生活中的事物與「性」發生了越來越多的聯繫,整個社會走向性無所不在的局面,性生活很寶貴的觀念日益普及。


他大膽地提出了一個觀點:性的專一,還有多大可能?調查數據顯示,中國無論男女的多性伴侶和外遇的數據,都是成倍增加的。


這看似只是「性」的問題,但也反映出整個社會觀念在發生著變化。


被公安局審查了


潘綏銘祖上山西,他本人北京生,北京長,1966年,16歲的他正上初三,趕上「文革」爆發,潘綏銘不得不放下書本,到黑龍江農場「下鄉」,一待就是五年,他說自己「當過紅衛兵、狗崽子、農場工人、大集體鍍鋅工、工農兵中專生和機關小職員,所以哪個階層也不像」。


「文革」結束後,他抓住高考的機會,1981年以同等學歷考取了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研究世界中世紀史。3年後,他被分配到人民大學歷史系當老師,1986年調到社會學系,正式開始性社會學的研究,到今年,整整三十年了。


身在人大,又當老師,潘綏銘卻對本校學生的性觀念和性行為不太了解,學生們比較怕他,遇到性的問題,也不敢找他說。但潘綏銘對大學生群體卻一直很關注,他最早做社會調查,就是從大學生開始的。

中國人的性事究竟有多開放?



2010年1月16日,位於鄭州的中原工學院校園內舉辦的一場性教育活動。志願者在向大學生們講解安全套的正確使用方法(@視覺中國)


早在1991年,潘綏銘就開始了大學生性行為的調查。他半開玩笑地說,大學生是科學實驗的「小白鼠」,一是方便找到,二是他們的顧慮最少。1991年和1995年調查的是北京地區的大學生,1997年是全國大學生,整個九十年代,潘綏銘還不敢想像去調查全體成年人,社會不開化,整個大環境都不允許。1991年第一次調查時,被公安部門知道了,還特意介入,對他進行過一次審查。


據潘綏銘介紹,前三次調查用的是郵寄調查,郵票八分一張,潘綏銘將調查問卷寄給大學生,隨問卷一起寄去的,還有他親自撰寫的《給本科生的動員信》和一份填寫調查問卷的提示單,大約隔上一周,他再給被訪學生寄去催促信。

中國人的性事究竟有多開放?



6月15日,山西某高校附近的「日租房」村。(IC圖)


大學是社會的縮影,大學生的各種變化反映著社會發展的動向,有的超前,有的滯後。這些年來,人們常能看到大學生性開放的新聞——性伴侶如何之多,更換如何之頻繁,高校周邊日租房爆滿,大學生艾滋病發病率上升……大學生的「性」,超前了?甚至,亂套了?


潘綏銘卻從歷次調查里,得出了不一樣的結論。他發現,最近20年里,大學生中有過性生活的人的比例,確實在一直上升,而且還將繼續上升。但即使到了2020年,男生中「有性」的可能比例也不過是三分之一,女生中是四分之一強,「這與任何一個發達國家相比,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並且,在校男女大學生與同齡的非在校年輕人相比,在戀愛行為和性生活比例等方面遠低於後者。他得出結論,大學生恰恰是當今中國社會裡,相對更加保守的群體之一。


在潘綏銘看來,這與大學對學生的嚴格管理有關。「全世界大學有圍牆嗎?」潘綏銘說,還有管理嚴格的集體宿舍、裝著攝像頭的教室等等,中國大學的開放性是比較差的。


性學家方剛也同意潘綏銘的說法,「這點很好理解,學校里(大學生們)有學業的忙,(學校有)各種規範。大學校園是一個互相管理、監控的場域,社會上的(管理、監控)則更少。


1991年到2015年,潘綏銘已經做了七次大學生的性調查,縱向比較,大學生們的性行為一直在增長,1991年到2001年,這十年間基本上是持平的,增速緩慢,2001年以後,上升指數上揚明顯。


「整個九十年代,大學生是拒絕『性革命』的。」潘綏銘說,那時的大學生是真正的躍入龍門的天之驕子,完成學業的壓力大,事業心強,校方的抑制也多。而自1999年開始的大學擴招,讓更多的適齡年輕人走入了象牙塔,大學生平民化了,也不再把自己當作驕子和精英看待,自身的約束力下降,這是近十幾年來,中國大學生性行為一路上漲的原因所在。


如果有一天,中國大學生們在性行為等各項數據上高過了同齡的、社會上的非在校人員,潘綏銘也不會感到驚奇,「全世界都這樣。」


性學家方剛對本刊表示,很難說中國大學生的性怎麼樣了,個體之間差異很大,從整體看,可能是開放得更多一些了,因為整個社會現在對於性的態度是多元、開放、接納和包容的。「每個人對待自己的時候是自主的、安全的、健康的、愉悅的,這就是好的,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標準」。


「超過孔夫子」


潘綏銘建了一個微信群,裡面有他的40多位學生,一起聊學術,聊生活,像個大家庭,他說,我們是民主家庭式的關係,情真意切,沒大沒小。


這是潘綏銘最為得意之處,據黃盈盈介紹,中國較早一輩研究性社會學的是上海大學社會系教授劉達臨,今年已是84歲高齡,在他退休後,由其創辦的中華性文化展覽館還在對外開放。潘綏銘比劉達臨晚一輩,和潘同輩的中國性社會學學者本就不多,李銀河算一個,但是她幾乎沒有學生在做這方面的工作了。潘綏銘曾在文章中自豪地寫道,「如果加上成人教育和幹部進修班,聽過我的課的人已經超過孔夫子的弟子了。


在黃盈盈看來,潘綏銘心裡始終有著一種情懷和抱負,他要盡自己所能,把性社會學學科在中國建立起來。退休後的他仍然會催促學生們抓緊時間,著書立說,開辦講壇。從老師手中接過研究所所長一職時,黃盈盈曾開玩笑地說,不能讓這個專業死在我手上。


1977年出生的黃盈盈,有時會拿自己這一代和潘綏銘那一代的學者作比較,「我們是學科訓練出來的,他們是生活訓練出來的。潘老師對社會的認識和看法很睿智,是我們這一代人沒法比的……」


生活中的潘綏銘是個性情中人,有一次黃盈盈跟著潘綏銘去紅燈區做調查,看到一個「失足」小女孩生活艱辛,潘主動掏腰包給她錢。若是在國際會議上,有潘綏銘看不慣的,他也有可能掀桌子,「他不是那種一直彬彬有禮地坐在那裡,他是很有個性的人。」


潘綏銘雖然排斥互聯網上的調查方法,但卻對網路跟得很緊,看新的話題和段子,生怕被年輕人落下。


現在給他寫信的以年輕人居多,內容主要是愛情和同性戀的問題。男孩子愛問雙方的關係該如何建立和維持,女孩子最糾結該不該和男友上床,上了床之後怎麼辦。


潘綏銘的回答很謹慎:「我太老了,沒辦法用你們時代的東西來給你回答。」他敲下了這行字,又貼上了他寫的文章鏈接,叮囑道,看看可能有幫助。他很小心,怕隨意的回信可能會給正處於關鍵節點上的年輕人起到反作用,那就太不負責任了。


對那些因為同性戀問題憂心忡忡的年輕人來說,潘綏銘的調查可能會有些許安慰。潘綏銘發現支持甚至贊同「同性戀平權」的人在2006年到2015年的10年間,從8.7%增加到29.4%,社會對這個群體越發寬容了。


搖滾老人

中國人的性事究竟有多開放?



調查分析系列報告陸續更新著,最後一篇文章的主題已經確定,潘綏銘要談一談「保守與開放」。人們常說中國人傳統,性觀念比較保守,現在變得越來越開放。但潘綏銘要細化,性關係、性行為、性意識,至少這三個方面,哪個方面變得更開放了?哪個方面又變得其實保守了?


很多人是思想開放,但是實際上不做什麼,」潘綏銘舉了個例子,「最早的性解放理論來自康德,康德一輩子基本上沒有性生活。」


在潘綏銘的調查中,這叫做「無性者」。以27-35歲這個年輕氣盛的群體為例,從2000年開始,不論男女,「無性者」的數據都一直在上升,「不但沒結婚,也沒有過性生活的人,在2015年居然達到10%左右,預計到2020年很可能達到20%左右。


所以保守還是開放,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潘綏銘決定,仍要用數據說話,他透露將把68個方面的東西匯總,得出一個類似團體總分的數值,將之與以往進行比較。


黃盈盈也贊同潘綏銘的說法,開放還是保守,這個話題得有一個參照系,是從縱向時間上比較,還是從橫向國家之間比較?以及什麼是保守、什麼是開放都需要好好討論一下。


「性,其實是個切入點,」黃盈盈說,「你對中國社會的理解,你對人的理解,和對性的理解很多是連接在一起的。」


退休後的潘綏銘一身休閑裝扮,看上去和逛菜市場或在公園裡溜達的老人們沒什麼區別,但他卻沒有靜享天倫之樂,除了繼續做調查之外,還在帶博士生。


「知識分子唯一的好處是不存在退休這一說,所謂退休是你真的寫不出東西來就是退休了。」潘綏銘說,退休後,自己反而能更自由地寫文章,少了高校里種種考核限制,而他現在每年發表論文的數量是過去的兩倍。


學術之外,潘綏銘愛唱歌,且是搖滾歌曲,他和學生們一進KTV專挑崔健和黑豹,他的嗓門高亢,沙啞中透出磁性,一點沒有暮氣。


一天晚上,唱起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潘綏銘再次陶醉其中:「二十多年來我好像只學會了忍耐,難怪姑娘們總是說我不實實在在……噢……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


感謝瑪麗斯特普國際組織中國代表處教育項目主管王龍璽對本文的幫助


看天下363期封面故事


《Vista看天下》團隊出品


做最好看的新聞故事

中國人的性事究竟有多開放?



請您繼續閱讀更多來自 Vista看天下 的精彩文章:

菲總統聲稱斷絕與美關係,這個大嘴巴風流男子刷新了總統的畫風
關於成才,傷悲與孤獨
李孟蘇 度假裝的偏見

TAG:Vista看天下 |

您可能感興趣

大學生性事開放!5人中1人有性經歷!
人生有兩件最基本但極為重要的事——飲食和性事
韓國新總統做的這件「任性事」,讓美國慌了!
男人在性事上常犯的幾個錯誤,你肯定也有
兩性事中男人必知的7絕招
性事質量差?這樣做讓你的性事更完美!
鐵口靈斷——女人痣多性事多,人中平淺桃花旺,牙齒凌亂品性非常
男人性事怕什麼
這件惡性事件讓美國人民不禁陷入沉思:這國怎?定體問
還有哪些沉迷性事,獵女無數的種馬?
女人的心思男人你別猜,在性事方面男人是琢磨不透女人的想法
英國「脫歐」只是小事,這些才是歐洲的真正風險性事件
做愛時女人難以拒絕又羞於啟齒的性事
揭秘古代女性的6種另類性事,尺度大到驚人
如何用數據看待男人的性事?給你7個數據讓你了解男人的下半身
美國當年也有群體性事件:里士滿「麵包暴動」
日本現代女性如何對待性事?真讓人理解不了
兩性健康:謝頂是性事過度的表現嗎?
拍這麼多A片會不會性冷感?AV女優:性事讓我樂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