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爾的批判導致了羅爾斯的理論轉向？

羅爾斯的《正義論》是當代政治哲學的核心文本，解釋、批評《正義論》的文獻早已浩若煙海。雖然如此，桑德爾寫於1982年的《自由主義與正義的局限》一書一直被公認為是《正義論》最重要的批評性著作。由此也導致了一些常見的說法，比如羅爾斯之所以修正自己的正義理論，正是為了應對桑德爾的批判。子扉我發表於《上海書評》（2016年10月16日）的文章《桑德爾之前的桑德爾》就持這種觀點。

桑德爾對《正義論》的批判

桑德爾對《正義論》的核心批判落在主體理論上，子扉我也看到了這一點：「桑德爾對羅爾斯筆下的原子式個人大加批駁。在他看來，原子式的個人是不存在的，個體必定受到共同體的形塑，並對後者承擔義務，而這種義務使康德-羅爾斯自由主義的價值中立成為不可能。」

約翰·羅爾斯，美國政治哲學家、倫理學家

在《正義論》中，羅爾斯要求人們在「無知之幕」背後選擇正義原則。我們知道，現實中的人們存在著能力、背景的差異，相互之間並不平等。因此在現實中，人們不可能在完全公平的條件下達成契約。針對這一問題，羅爾斯提出了「無知之幕」這一理論裝置，「無知之幕」的作用是屏蔽人們的社會背景、自然稟賦等因素。因此，「無知之幕」背後的狀態是公平的，不存在支配性關係、不平等因素。可以說，「無知之幕」是一個剝離裝置，它把主體與他們實際的社會角色相分離，由此，原初狀態中的人也就成了一個個無負荷、赤條條的原子主體。

桑德爾認為，羅爾斯的這一系列理論設置其實是為了表現康德式自律主體的性質。正義原則的合理性在於，它們是這樣一種自律主體所選擇的原則。而我們都應該成為這種自律主體，因此，現實中的我們也應該接受「無知之幕」背後的人們所選擇的正義原則。

桑德爾的批評在於，這樣一種赤條條的主體概念恰恰是羅爾斯本想避免的。因為羅爾斯試圖把康德式的結論建立在更為經驗的基礎之上，而這種主體概念卻是反經驗的，因此羅爾斯的理論是不融貫的。此外，拒絕個人歷史、共同體身份參與主體的建構也將無法解釋許多日常道德現象，例如個性品質（qualities of characteristic）、自我認識、友誼和地域歧視等。

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社群主義的代表人物。

個性品質是在每個人的成長過程中逐漸養成的。如果拒絕承認我之為我是由我的成長過程塑造的，那麼這樣一個人就是缺乏個性品質的空洞的人。承認我是由我的生活歷史所塑造的，就意味著自我認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自我不是預先確定的，而要通過反思自我的成長經歷來澄清。反思自己從哪裡來，可以讓我們明白自己是誰、應該向哪裡去。同樣，如果說友誼意味著我和朋友在某段共同的歷史中一起成長，從而相識、相知的話，友誼觀念也與赤條條的主體概念相矛盾。

地域歧視可以傷害特定地域的人，這首先意味著被傷害者把他的地域身份作為理解「我之為我」的構成要素，於是當我的家鄉被歧視時，我自然也受到了傷害。相反，認為自我獨立於國族背景、地域身份的主體是無法被民族歧視、地域歧視傷害的。無牽無掛、赤條條的原子個人是如此單薄，以至於這些傷害都無法擊中他。

因此，桑德爾的批判不在於原子式自我是否「存在」——這從來不是一個經驗問題——而在於這種自我理解是否能融貫於羅爾斯的整體理論構想，是否符合我們的日常道德經驗。

羅爾斯對這一批判的看法

不過，桑德爾的這一批判雖然被公認為犀利非常，但羅爾斯本人似乎並不怎麼重視。在《政治自由主義》導言的一個注釋中，羅爾斯明確指出：「有時候，我在後續論文中的觀點變化被認為是在回應社群主義者的批評。我認為這種說法沒有什麼根據。」

羅爾斯這麼說並不是嘴硬。如前所述，桑德爾認為《正義論》的最終根據落在一種康德式的道德主體理論上，這一「道德真理」使得據此推出的正義理論有了合理性。但羅爾斯明確拒絕訴諸道德真理。羅爾斯認為正義理論是他所謂的道德理論的一部分，道德理論的特點是，它擱置了對道德真理的討論，轉而「探究在恰當界定的條件下人們持有的或將會持有的實質性道德觀念」。在《道德理論中的康德式建構主義》一文中，羅爾斯明確解釋說，並不需要從某種先定觀點出發才能為正義觀提供辯護；能與特定政治共同體的公共文化相融貫的正義觀就是合情合理的正義觀。因此，桑德爾誤解了《正義論》的理論性質，也誤解了羅爾斯為正義觀作辯護的方式。

事實上，按羅爾斯自己的交代，他之所以修正自己的前期理論，從「整全性的」自由主義走向「政治的」自由主義，是因為他意識到自己低估了多元主義的挑戰。伯林等人使他認識到，同質社會在現代社會的多元處境中是不現實的。在《正義論》階段，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依託於某種康德式的道德哲學，但這種道德哲學只被多元社會中的一部分人所接受，因此《正義論》無法應對多元的現代處境。羅爾斯後期理論的基本特色在於，它不再依附於某種道德哲學，而選擇把政治哲學從道德哲學中切割出來，提出一套獨立的、亦即純粹政治的正義觀，並希望基督教徒、伊斯蘭教徒、康德主義者、功利主義者都能基於各自的理由接受他的正義觀——此即所謂「重疊共識」——由此克服多元社會的挑戰。

學術明星還是政治哲人？

《桑德爾之前的桑德爾》一文懷念淪為學術明星之前的桑德爾，亦即所謂的政治哲人桑德爾。不過筆者認為，桑德爾的學術風格還是比較一貫的。

闡釋熱點爭論背後的道德觀念，這一直是桑德爾最擅長的事。桑德爾的此類分析清晰、敏銳、分寸感極佳，能十分妥帖地剖析出現實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展現了某種道德理論——現實從來不像理論那麼清晰、徹底；現實的複雜性、現實中人反思能力和意願的欠缺使得他們持有的道德觀念複雜而缺乏邏輯一致性。桑德爾對現實事件的分析往往預設了一套美德倫理學或共和主義理論，在他迄今為止的工作中，他從沒有正面建構自己的理論。即使是在理論性最強的《自由主義與正義的局限》一書中，桑德爾也只是羅爾斯的批評者，全書的論證都依附於《正義論》，而並沒有給出一個獨立的分析框架。

因此，桑德爾的分析一方面聯繫著我們的日常困惑，另一方面不進入過分專業的理論分析。這種學術風格自然有助於桑德爾成為學術明星。

筆者贊同子扉我的觀點，即「學術變得太過大眾化甚至娛樂化，會帶來負面作用」，但桑德爾在成為學術明星之後並沒有改變政治哲學的嚴肅品質，而只是降低了難度、轉移了側重點。我們可以說，桑德爾的工作將政治哲學通俗化了。但通俗不同於媚俗，後者不提升俗的品質，而只是迎合俗、將俗變得振振有詞。通俗寫作應該是學理探討與日常反思之間的上傳下達，將日常困惑梳理清楚，也由此指明日常思考的限度，從而把思考引向更複雜的學理辨析。同時，將理論思考重新帶回街頭巷議，這也將有助於檢驗理論的品質與理論者的誠實：能將理論融貫於日常思考之中，才算對理論有了真正透徹的理解。因此，即使就政治哲學本身而言，桑德爾的工作也是十分重要且有益的。

也許，導致子扉我貶低「學術明星」桑德爾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子扉我與桑德爾對政治哲學的定位不同。子扉我認為，康德-羅爾斯把美國的民主塑造成了程序共和國。但據桑德爾分析，程序共和國的出現早在羅爾斯提出《正義論》之前；羅爾斯的理論毋寧是闡釋了當代美國的公共哲學，而非在因果意義上塑造了這一公共哲學。詮釋而非指導、塑造，這是桑德爾對政治哲學遠為謙遜的定位。如果我們接受了這一定位，那麼對日常道德經驗進行闡釋也許算不上是政治哲人的不務正業。（文/錢一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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