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王朝惡政都從這四個字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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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王朝惡政都從這四個字開始

大明經濟的最大問題，是官商有錢，百姓沒錢，中央國庫也沒錢。張居正接下來要做的改革，是讓中央有錢，藏富於國庫。

張居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他知道，中央沒錢，不僅很多大事執行不下去，而且「經費不足」這四個字是導致歷代王朝腐敗惡政的一大根源。

這方面，歷史是有很多前車之鑒的。

譬如東漢靈帝時期，就出過這樣的事。

中平二年即公元185年，洛陽南宮殿失火，皇宮著火了。這場大火燒了半個月，燒掉了四座宮殿。一般皇帝對發生這樣事，肯定比較傷心，但漢靈帝不然，他樂了，因為機會來了，他可以把壞事變好事。

什麼機會？斂財。皇上要重建家園，但是國庫沒錢，那就人人有責啊。每個人都得掏錢，給皇帝捐份子。

這主意是太監張讓出的。張讓也就是《三國演義》開頭所描述的那個十常侍之首，是漢靈帝最信任的十個太監之首，漢靈帝信任張讓到了什麼程度？有史可查，漢靈帝在位時，經常在公開場合對大家一本正經地說：「張常侍乃我父」。 張常侍是我爹。皇帝管太監叫爹，也是千古奇事。漢靈帝信張太監，就信到這個程度。

皇宮失火後，這個太監爹給28歲的漢靈帝出了兩個主意——

一是讓皇上發出命令，要全國農民每畝要多交十錢稅。給他修皇宮。古代十錢相當於現在的十塊錢，單算並不多，但整個國家的農戶田地全攤派，數目就非常驚人。

第二個主意，是官員給皇帝捐錢。具體做法是對升遷官員下手：各級官員上任前，要先交一筆錢，用於皇帝重建家園。你不交錢，皇帝就不給你委任狀上蓋印。

顯然，這是兩個餿主意。但生性貪婪荒淫的漢靈帝視為妙計，欣然採納。於是，百姓要加稅了，官員上任之前，也一概要到一個叫西園的地方問價交錢。我那個官要交多少錢。但這些官員的錢從哪兒來呢？下屬。下屬的錢又是從哪裡來呢？百姓。就這樣盤剝百姓、賣官鬻爵公開化了。這就撕開了腐敗惡政的口子。

惡政的結果怎麼樣？好人活不下去。

諸如當時有個著名清官司馬直，要上任鉅鹿太守。上任前接到詔書，交錢。他這個官位的加碼是三百萬錢。對於貪官而言，這個要價確實不高。當時各郡的太守就是地方最高行政長官，地位近似現在省長。一個省長，300萬元就賣了，估計哪個朝代也會很搶手。但是話說回來，太守每月正式工資才多少？折成銅錢，不過一萬三千。皇上要的三百萬，相當於司馬直19年的工資。如果不打折，按原價交足兩千萬，更相當於太守128年的工資。若不搜刮百姓，這筆巨款從何而來？如何填補？

《後漢書》說，司馬直接到詔書，非常發愁，痛心地說：「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我們這些號稱父母官的人，沒上任，就開始剝削百姓，以滿足上面的需要，我不忍心呀。

於是上書請辭，不幹了。但皇帝不準，不幹不行，不交錢也不行，司馬直左右為難，最後寫了絕筆書，痛斥害人政策，服毒自殺。

司馬直自殺四年後，黃巾起義，天下大亂，東漢朝廷名存實亡。

這就是經費不足造就的惡政禍害。賦稅過重，導致的第二個後果，不僅好人好官活不下去，而且窮人也活不下去了。黃巾起義當年，全國大旱,農民顆粒不收政府卻賦稅不減反增,走投無路的貧苦農民，於是在太平道教主張角號令下,揭竿而起——蒼天已死黃天當立。

後來歷史不停重演這一幕。

彪炳華夏的兩個雄武朝代，漢唐，都是亡自農民起義，而農民起義的原因，都是農民負擔太重。唐朝末年，官僚機構膨脹，財政支出增多。因財政經費嚴重不足，唐王朝要求地方預征兩三年的租稅，使百姓不堪重負。其中，浙東是唐王朝財賦所出的主要地區之一，農民所受的剝削尤為嚴重，於是浙東人率先起義，之後是河南人起義，山東人黃巢率眾響應。成了氣候。

這黃巢原本是個秀才，屢試不第，在最後一次高考失敗後，寫了一首詩《不第後賦菊》：「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這首詩非常霸氣。表達了要主宰自己乃至國家命運的殺氣。果然最後他率領號稱60萬大軍，攻克長安。創造華夏鼎盛的大唐王朝就這樣走向衰亡。唐之後五代十國，並沒有吸取唐滅亡的教訓，都是短命政權，個個像走馬燈一樣，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對本國百姓橫徵暴斂。他們對外奴顏媚骨，賣國求榮，對內本國農民卻極盡盤剝之能事，他們在加重稅收方面創造了奇葩記錄，曾創造中國曆朝「稅目之最」：百姓上廁所，上街行乞，都要交稅，甚至連死人的靈柩，如不交錢，不準出城埋葬。百姓生活困苦，賣兒賣女仍不能度日。這樣的國家政權，豈能長久。

歷史的教訓歷歷在目，張居正不想在他主政時重演悲劇。

但他所在的王朝，卻似乎正在走向歷史的連續劇。

此時的明王朝，全國的苛捐雜稅已不下千種。農民們長期處在賦稅徭役負擔沉重的境況里，不堪重負，逃亡奔命，民不聊生。

但是，中央財政收入卻不增反降。為什麼？

因為土地兼并。這是所有封建王朝的頑疾，也是所謂「歷史周期率」產生的根源——江山一旦坐上，功臣、宗室、官僚、富商，個個都有理由有能力去買房置地，很多原本屬於農民的土地逐步被集中地掌握在少數特權階層手裡。到明朝中期，全國約有一半的納稅土地被大地主們以各種方式「隱佔」了。他們既佔有著地，又能通過鑽制度的空子來逃稅，而朝廷對此居然沒有辦法。據有關資料顯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國尚有田土850多萬頃，6千餘萬口。而從洪熙元年(1425年)起，全國田土卻一直只有400多萬頃， 5000餘萬口。短短几十年時間，田土減少一半，人口減千餘萬。

收入逐年下降，支出卻無法減少，高達數百萬兩白銀的大額財政赤字，可謂嚴重入不敷出。古代帝王最怕這種財政赤字，因為那時使用的貨幣是硬通貨，真金白銀，不能印刷紙幣，不能通過發行強制使用的貨幣符號去消化赤字。沒錢怎麼過日子？答案很明確：窮人得去乞討，朝廷就得散攤。

張居正早在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就認識到這個問題，向隆慶皇帝呈過《陳六事疏》，提出了改革的設想，可惜當時尚不具備進行全面改革的條件。如今張居正升任內閣首輔，掌握了朝政大權，改革的條件成熟了。

名垂史冊的一條鞭法於是橫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