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村，如何消解「羨慕嫉妒恨」？相信「福命」和下一代

「羨慕嫉妒恨」這個流行語能夠火起來不僅僅是由於語詞上的反覆疊加，更是符合了一種社會現實。嫉妒作為一種社會情緒在改革開放之後逐漸進入到公共話語領域，有關「紅眼病」與仇富心態的報道經常見諸報紙。以《人民日報》為例，關於「眼紅」的討論第一次出現在1980年，在1980年代有15篇文章討論，以「仇富」為關鍵詞搜索在2003到2005年有5篇文章。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人類學研究所講師張慧在她的新書《羨慕嫉妒恨：一個關於財富觀的人類學研究》一書中將嫉妒（envy）作為研究對象，利用自己田野調查期間所收穫的資料給這一現象提供了一個人類學的解釋，認為羨慕嫉妒恨並不是一個心理問題，而是一個財富急劇增加、分配又極不均衡的快速轉型社會中的表達、管理及誘發機制。在她所調查的三個村落位於華北，從2006年開始這三個村子的鐵礦儲量被發現，鐵礦的開發帶來了村落財富的急劇增加，一夜暴富、分配不均等多種問題隨之增加，隨之而來的是對財富態度的微妙變化，我們可以透過華北三個村落的故事試著去理解這一複雜心態背後的文化意涵。

《羨慕嫉妒恨——一個關於財富觀的人類學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作者張慧，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人類學研究所講師。2010年畢業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系，獲人類學博士學位。

帶上「社會違規色彩」的暴富

在鐵礦發現之前，這三個村落均以農業為主，保持了一種傳統而穩定的社會結構。隨著採礦業的迅速發展，財富也成幾何倍數增長。該縣的財政收入由2000年的5000萬攀升到2013年的近20億。一夜暴富在當時不可避免，但並不會發生在每個人身上，所造成的結果便是貧富差距，正如村民評論的，開礦使村裡的人「窮的窮，富的富。」

在這一背景之下，村落原有的社會結構被打破，暴富因此帶上了社會違規的色彩。福斯特在他「有限資源圖景」理論中認為，對農民而言，生活中想要的東西的供給總是有限的，一個人只能通過犧牲他人來提高自己的位置。暴富在「有限資源圖景」中會被視為某種程度上對他人的剝奪。這構成了嫉妒產生的結構性條件，人們都在競爭一些想要但是稀缺的事物，他們意識到別人的成功會減少自己成功的機會。

嫉妒的產生可以被視作對社會違規的懲罰，它是一種負面的情緒，往往與不平等有關。嫉妒的一方認為別人得到了自己沒有的東西，這樣一種被剝奪感將會帶來一種消極的情感體驗，甚至會導致犯罪。人類學的研究認為，很多社會中巫術或妖術便是嫉妒的產物，它是對違反互惠、平等主義的行為的懲罰。

嫉妒所形成的情感結構會對那些成功者構成威脅，它使得被嫉妒者不得不想辦法減少嫉妒所造成的傷害。最常見的應對方式是隱藏或否認自己的財富，當這不夠的話開始象徵性地分享給他人。對於村民來說，共同體的生活方式使得判斷誰家有錢是件簡單的事情，但當財富迅速分化後對財富的隱藏變成了重要問題。正如作者在剛開始調查時問老村長村子裡有什麼禁忌，後者告訴她「除了經濟問題，什麼都能問。」

財富的隱藏並不能完全消除嫉妒的負面影響，象徵性的分享成為另一種可資利用的手段，其表現便是承擔村裡公共生活或公共事務的支出，比如春節時村子的秧歌表演。在作者的調查中，秧歌表演早在幾年前已經幾近消失，不過隨著礦業的興起，秧歌表演又得到了恢復，而演出的費用則多由富人承擔。作者在這裡並沒有進一步分析節慶等公共生活在恢復共同體秩序結構上面的作用，事實上正是通過集體的活動，嫉妒與社會違規達成了一項協調，這個協調關係以一種隱藏的、不可見的邏輯支撐著社會秩序的維持。

作為一種道德話語的「眼紅」

在對村民的訪談中，普遍提到「眼紅」與羨慕的差別，羨慕在村民的話語中僅僅是一種情感狀態，而「眼紅」則預示了一種破壞的行動或破壞的可能性。因此提到「眼紅」更多地會牽涉到糾紛、搗亂、不合作等。

書中提到小吳的故事，我們可以從中看出「眼紅」是如何實踐一種道德話語。事情的由來是礦業公司要徵用村民的土地建尾礦庫。小吳是為數不多的幾家沒有和礦產公司簽訂征地合同的家庭之一，藉此希望向礦產公司多要點賠償。他通過自己的不合作與礦業公司談判，並將自己的不合作轉化為獲利的投資。在已經簽過合同的村民看來，小吳就是「眼紅」，村民用「眼紅」的話語為自己的劣勢尋找安慰，但是當所面對的是外人時，即作為第三方的礦業公司，這樣一種「眼紅」的話語又被巧妙地轉化成了素質和能力的證明。小吳的「眼紅」行為成了自己談判能力、掙錢能力的體現。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在小吳自己看來，自己的行為並不是由於「眼紅」。

作者在書中並沒有理清「眼紅」話語的雙重曖昧性，它通過區分兩個不同的群體，即同村村民和第三方代表（他人），它通過指責搗亂者遮掩了同村村民內部的「嫉妒」情緒，同時通過正面的積極評價將「眼紅」話語轉化為爭取村民利益的行動。

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眼紅」話語具有雙重價值評價標準，通過這種雙重的價值體系實現的是一種道德控制。它既是內部情感宣洩的途徑，又是弱勢一方對抗強勢一方的手段，搗亂者在這一個過程中也呈現出一個雙面人的形象，作者在討論部分中將自己的研究與社會學家對鄉村「混混」、搗亂者、胡打亂鬧群體的研究做了簡單的比較，並將關注點推向更為宏大的問題，如鄉村的公平、正義、法律、道德等，遺憾的是作者並未詳細展開相關的研究。

「福」與「命」的觀念可以緩解嫉妒情緒

面對暴富，三個村落的村民很少會用「能幹」、「有能耐」去解釋，相反更多地用「福」或「命」這樣頗具神秘色彩的觀念去理解。書中提到「沒福坐不住」的例子：

「有錢的我看沒福也坐不住。我們那邊有一對夫妻，要是現在還活著那就富得不行了。各個礦都提錢（從礦上提成）。他倆是車禍死的。按說也不應該死。別人家辦喪事，他們開車去了一次了，份子錢也給了，本來有事先走了。後來可能也就是為了顯擺，又開車回去，路上就撞死了。我看沒福有錢也沒用。」

提到「這就是命」的例子來自村長的妻子：

「你說這人一輩子是不是命。有時候我就想這人是不是該你得著的就得。你說這溝，原來是剛子承包的。在兩邊種樹，這原來都是荒地，受了不少累。弄了二年，非說沒法弄，太受累要退給大隊。後來他實在不幹了，就退給隊里。後來張家承包了，這才幾年啊，你說這次（地被徵用）就弄了這麼多錢。」

「沒福坐不住」常被用來解釋一夜暴富卻死於非命的情況，「這就是命」常被並不富裕的村民用來自我安慰。「福」和「命」所體現的是一種偶然性、不可知性和風險性，面對財富的來來去去，個人的能力被一種巨大的偶然性所取代，所有成功或失敗的原因都借著「福」或「命」的觀念歸於他者，而不是個人能力的差距。它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嫉妒所帶給自身的負面影響，同時也減輕了嫉妒所帶來的困惑與挫敗感，成為一種應對策略既可以獲得自我的心理安慰，也可以緩和人際關係，成為應對負面情緒、緩解鄉村矛盾、減少暴力衝突的有效工具。

暴富給鄉村共同體帶來巨大的震動，既有的社會結構被打破，貧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再加上與暴富相關的死於非命，這一切給村民製造了更多的不確定性。「福-命」觀正是在不確定性的背景下得以盛行，它一方面可以安慰自身，重塑社會關係，另一方面在個人與社會之外整合了一種應對未來的世界觀，讓看似冥冥不可控的力量得到控制，降低不確定性所造成的焦慮。

代際希望可以消解嫉妒

「福」與「命」多少是一種略帶消極色彩的策略，而代際希望的傳承則是另一種較為積極的行動策略，通過親子之間的代際傳承延續父母的期望，使得由「不可得」導致的嫉妒在代際希望中被消解。

父母對子女的期望一般體現在兩個方面：老有所養和向上流動，孝道的存在正是為了保證這兩種期望能夠順利實行。子女對父母希望的承繼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嫉妒的負面情感，同時也將希望延續下去。希望的延續對於家庭再生產意義重大，它包含了整個家庭對於未來的信心和願景。在現實中父母無論是在教育、婚姻、工作等多方面都非常積極地投入，其背後正是通過不斷地將希望投入未來以維持其再生產。

當然隨著現實的快速變化，年輕一代有了更多自主的選擇，孝道在承擔更多的責任與希望的同時，也會與個體自我選擇形成衝突，但無論如何選擇，維續對未來的希望將會是始終不變的努力，嫉妒雖然是一種負面的情緒，但只要正確應對，不妨會有積極的結果。（文/曹金羽）

轉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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