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輿論先炸一會兒再打破沉默，這很鮑勃·迪倫
自10月13日瑞典文學院宣布鮑勃·迪倫獲諾貝爾文學獎後，鮑勃·迪倫未回復任何郵件與電話。今天，鮑勃·迪倫突然表示，如果可能的話，他想參加12月份的諾貝爾獎頒獎禮。他還稱，「獲獎消息令我激動無語，我對這個榮譽感到無比榮幸。」
斯德哥爾摩時間2016年10月13日下午1點，瑞典學院。諾貝爾文學獎的公布比往年延遲了一周，上次推遲是11年前，當時的評論猜測院士們「存在難以協調的分歧」。
「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為——鮑勃·迪倫。」現任瑞典學院常務秘書長莎拉·丹紐斯（SaraDanius）宣布。一秒鐘停頓，人群發出的歡呼混合著「啊？」和「啊！」
五秒鐘停頓，掌聲漸次響起。
這個名字不在諾貝爾文學獎熱門候選之列，輸入搜索引擎，最先跳出「搖滾、民謠藝術家」。在英國博彩公司諾獎賠率榜上，鮑勃·迪倫甚至不在前十位，而博彩公司的預測曾準確到讓前瑞典學院常務秘書長霍拉斯·恩格道爾（Horace Engdahl）「強烈懷疑內部有人泄密」。
「今年非常激進，為什麼選擇鮑勃·迪倫？」
「這不是一個艱難的抉擇。」莎拉·丹紐斯答。
選擇
瑞典學院常務秘書長莎拉·丹紐斯在宣布鮑勃·迪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應該並沒有料到電話的那頭始終無人接聽
「迪倫不是那種會在領獎時高興微笑的人。你會擔心這點嗎？」
「不擔心。因為我會告訴他一個（得獎的）好消息埃」莎拉·丹紐斯答。
但是當晚，期待報喜的諾獎委員會卻沒能撥通迪倫的電話。迪倫官方網站調侃說，迪倫可能剛剛起床，要麼還在睡覺。
鮑勃·迪倫是出了名的「非公眾友好型」人物。年輕時，他是讓媒體頭痛的刺兒頭，除了聽瞎扯和被挖苦，常常問不到想要的答案——
「你是抗議歌手嗎？」
「不，我寫的是普通的數學歌曲，就像加減乘除。」
「你快樂嗎？」
「差不多跟一隻煙灰缸那麼快樂。」
「你最大的野心是什麼？」
「當個切肉的。」
「範圍擴大一點說？」
「切很大一塊肉。」
上了年紀，拿了更多獎，迪倫變得寡言了。不僅不接觸媒體，連演唱會「謝謝」都不多說，要是多講個笑話，第二天能上新聞。
獲獎當天，鮑勃·迪倫在拉斯維加斯的切爾西劇院有個演唱會。這是1988年起，迪倫在全世界「永不停息的巡演」中的一場，他每年至少演70場，票價不高。
「先生女士們，哥倫比亞唱片公司藝人，鮑勃·迪倫１簡單的報幕後，純黑布景下，75歲的新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出現了。白西裝，爆炸頭，拿起電吉他時，全場沸騰。他唱了著名的《blowing in the wind》（答案在空中飄），在台上的說笑不比平時多，對獲獎隻字不提。
「瑞典學院的絕大多數成員都支持這個決定。」面對蜂擁而至的媒體，曾擔任瑞典學院常務秘書長十年之久的霍拉斯·恩格道爾說，「準備過程要持續好幾年，沒有任何隨機成分。」
每年年初，推薦信雪片一樣飛向斯德哥爾摩。這些信件來自世界各地，有非洲大學，亞洲作協，還有一些作家。諾獎委員會從中篩選出大多數候選人，加上自己的閱讀偏好，湊成一個300人文學獎候選名單。
1996年，瑞典學院收到美國詩人艾倫·金斯堡的推薦信，裡面是一個歌手的名字：鮑勃·迪倫。這位「垮掉的一代之父」從印度回到美國西岸，聽到一首歌《A Hard Rain sa-Gonna Fall》（暴雨將至），他被其中的修辭震住了，「簡直像聖經一樣」，他哭了起來。在信中，金斯堡寫道：「雖然迪倫作為一個音樂家聞名，但如果忽略了他在文學上的非凡成就，這將是一個巨大的錯誤。」於是，迪倫被正式提名諾貝爾文學獎。
到了春天，委員會把300人名單精簡到25人。進入夏季前，名單減少到5人，學院關閉三周，18位院士各自回家，把5位候選人的所有作品從頭閱讀一遍。入秋前，結束閱讀的評委進行長篇論文寫作和答辯，闡述對候選人作品的理解。
與其他文學獎不同，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標準並不是「某部作品」，而是「整個生涯」，一名作者迄今為止出版的所有作品都是評選項。這輪篩選中，5名最終候選人也會面臨臨時撤換。
今年，評委們抱回家的除了一摞摞書，還有鮑勃·迪倫的36張唱片。「我們認為歌詞應該被看作文學的一部分，我們相信鮑勃·迪倫的歌詞體現了最高水準的詩性表達。」卸任秘書長，但仍擔任評委的霍拉斯·恩格道爾說。
這不是一次文學邊界的狂飆突進，委員會甚至覺得這個結果很有古意。2500年前，古希臘盲詩人荷馬也這樣邊彈邊唱，講述特洛伊的故事，這些彈唱被編纂成《奧德賽》和《伊利亞特》，放上人們的書架。恩格道爾認為「鮑勃·迪倫也一樣，結果是，他創造了今天我們所擁有最偉大的一些詩歌」。
於是，10月13日，常務秘書長莎拉·丹紐斯宣讀了這個決定，因為「迪倫在偉大的美國音樂傳統中，創造出新的詩歌意境」。
切爾西劇院的演唱會沒有因為諾貝爾文學獎發生任何不同，只是返場時，迪倫加唱了一首弗蘭克·辛納特拉的老歌《why try to change me now》（為什麼現在要試圖改變我）。
紛爭
主角始終沉默，但輿論早已炸裂。
「這也許是自1901年來，歷史上最激進的選擇。」《紐約時報》寫道，「選擇一個受歡迎的音樂人接受文學世界的最高榮譽，瑞典學院戲劇性地重新定義了文學的界限。」
迪倫獲獎這周，《紐約時報》登了72篇關於他的報道和評論，支持和質疑各佔一半；英國《衛報》19篇關於迪倫的報道里，5篇支持，4篇反對，2篇中立，剩下被專欄作者、網友、名人對迪倫的獨家記憶佔領。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第一時間發推特祝賀：「恭喜我最喜歡的詩人之一鮑勃·迪倫，當之無愧獲得諾貝爾。」斯蒂芬·金也按捺不住欣喜若狂，「這是在這個污穢悲傷的季節里，一個偉大且美好的事。無論人們怎麼看迪倫的文學天賦，這個獎項將成為美國士氣的一劑強心劑。」
同為迪倫迷，《猜火車》的作者歐文·威爾士（Irvine Welsh）卻認為「這是一個拙劣的懷舊獎，從口齒不清的嬉皮士腐臭的老年前列腺上扭下來的」。黎巴嫩裔美國作家拉比·阿拉米丁（Rabih Alameddine）將其比作「像菲爾茲夫人（一家專賣曲奇餅的點心店）被授予米其林3星」。
媒體激烈地辯論起「歌詞算不算文學」。
BBC說：「諾獎的決定提升了歌詞的地位，把它放到了文學的臨界狀態。」《紐約時報》稱諾獎將迪倫送入T.S.艾略特、馬爾克斯和貝克特的文豪行列。《滾石》雜誌則將迪倫比作莎士比亞，因兩人都將一種傳統審美下不登大雅的藝術形式引入主流殿堂。
「音樂不需要文學賦予意義，」英國《衛報》一篇專欄反駁道，「流行音樂，本身是一種藝術形式，不需被文學主流輕拍腦袋來認證。」《衛報》提到牛津大學一名文學教授對迪倫歌詞的研究，在著作中花四頁剖析了《Allthe Tired Horses》（那些疲憊的馬），「兩行歌詞後面跟一兩行沉思的嗯嗯嗯」。《衛報》將這種研究形容為「瘋瘋癲癲」。
辯論的另一個主題是：鮑勃·迪倫的文學水準到底怎麼樣？
「他比斯特朗特羅姆要差上一大截。」作家趙瑜認為，迪倫的歌詞算是很流暢的詩，但是傑出或者深刻，談不上。
「從詩的標準來說，迪倫的大部分作品是可怕的。」青年媒體vice評論，「迪倫的濫用意象、隱喻簡單，以及過於依賴押韻，都讓他的歌詞僅限於好歌詞，而不是好詩作。」
「美國最受歡迎的詩人」比利·柯林斯（Billy Collins）卻說其「確實有資格成為詩歌」，因為「在沒有口琴、吉他和他具有辨識度的聲音時，放在紙上讀也很有趣」。桂冠詩人安德魯·莫遜（Andrew Motion）則認為迪倫的歌詞是「最好的字句用最好的方式組合在一起」。
除了辯論，還有懷舊。
藝術家們紛紛懷念起少年時代，如何在一個黃昏的教室里聽到鮑勃·迪倫磨砂紙一樣的嗓音，然後抄起自己的第一支筆或是第一把吉他。
英國民謠先鋒比利·布拉吉（Billy Bragg）回憶14歲第一次聽《mr.Tambourine Man》(鈴鼓先生)：你或許聽見我癲狂地笑／在烈日下不停地舞蹈／那其實沒有什麼／我只是一直在奔跑／但是對於天空／那裡沒有圍牆阻撓。他說這段歌第一次讓他意識到「流行音樂原來能成為比背景樂更重要的東西」。
《午夜之子》的作者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自從第一次在學校聽到鮑勃·迪倫，這些歌就成為他的靈感來源。「我們生活在一個有偉大詞作家的年代，但迪倫是其中的金字塔頂端。」得知迪倫獲獎，這位作家花一天時間彈吉他，從《Like a Rolling Stone》（像一顆滾石）到《Idiot Wind》（愚蠢的風）。
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候選人有的表達盛讚，有的不以為然。
迪倫的歌詞能不能算作文學，曾兩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美國當代女作家喬伊斯·卡羅爾·奧茨（Joyce Carol Oates）說「這不應該是問題」，她對瑞典學院的選擇表示讚歎，說「迪倫令人難以忘懷的音樂和歌詞，一直是最深意義上的文學」。
而近年來一直是諾貝爾文學獎熱門候選之一的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卻說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因為「文學是閱讀的，而鮑勃·迪倫不能被閱讀。這個決定顯然是一些不讀書的人做出的，鮑勃·迪倫的歌詞如果沒有音樂，什麼都不是。把獎頒給他，是對文學的侮辱」。
和漢德克意見相似的還有《紐約時報》一篇專欄，重磅文學獎頒給音樂人，缺乏關注的嚴肅文學更無人關心；已在極大程度上獲得認可的流行音樂，諾獎加持又顯得多餘。「鮑勃·迪倫不需要諾貝爾文學獎，但是文學需要一個諾貝爾獎。今年，它得不到了。」
對文學獎的辯論甚至上升到政治意義。
英國《衛報》刊登一位女作家的專欄，「迪倫獲獎並不激進，他只是另一名白人男作家」。一個白人男性的勝利被包裝成革命性、反傳統的，而更多優秀的有色人種女作家被埋沒，說明時代沒什麼進步。《紐約客》著名音樂記者艾弗瑞·特魯（EverettTrue）認為，諾獎選擇迪倫，顯示了當權者對音樂的理解，將流行音樂劃分成「嚴肅的」和「無意義的」，「這是一記耳光。」
對於這些爭論，在諾獎宣布之後接受採訪最多的霍拉斯·恩格道爾心態很好，他說：「這種紛爭是諾獎活力的一部分。」
詩人
「一個60年代的吟遊詩人，一個搖滾民謠的遺迹，一個從逝去時代過來的詞語匠人。」鮑勃·迪倫在回憶錄《像一顆滾石》中，如此評價自己
在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發認證的56年前，小鎮青年羅鮑特·艾倫·斯莫曼就決定當個詩人。他改掉了自己的名字，向英國詩人迪倫·托馬斯致敬，新名字叫鮑勃·迪倫。
在回憶錄《像一顆滾石》中，迪倫寫道：「無論到哪裡，我都是一個60年代的吟遊詩人，一個搖滾民謠的遺迹，一個從逝去時代過來的詞語匠人。」在電腦已經普及的2003年，迪倫花了三年，用手動打字機一下一下敲出這本書。
在明尼蘇達大學讀書時，迪倫有自己的樂隊，還有一出租屋的書。
他高聲朗讀拜倫、雪萊和朗費羅，為愛倫坡的《鍾》配上吉他伴奏。他讀彌爾頓的政治詩《皮埃蒙特大屠殺》，認為「就像民謠的歌詞，甚至更高雅」。他喜歡托爾斯泰，二十多年後，他拜訪托爾斯泰莊園，開心地把「騎了托爾斯泰的自行車」寫進回憶錄。
在《君主論》書頁上，他批註「搗亂分子的精神」；但抖地獄篇》邊上，他寫「世界性的人」。他讀了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不是很懂」。他覺得巴爾扎克非常逗。他熱衷於讀書和寫詩，直到發現「民謠歌手寥寥數句就能把歌唱得像一整本書」。
1961年，他從大學退學，住紐約西四街的破公寓，在曼哈頓格林尼治村的咖啡館賣唱。「戈登的民謠城」是其中一家，他在那裡第一次登台，並一舉成名。
他腦子裡存著成段的靈感，只要花時間寫下來，並且費點力氣配上一段和弦。「說真的，我不太擅長寫旋律，這些歌其實有點束縛我。」在1964年一次採訪中，迪倫說。那時候，他在媒體前有時還挺溫和，他甚至解釋自己為什麼難搞：「我不打領帶沒有任何更深的哲學原因，是真的沒有領帶。」
上世紀60年代初，迪倫的反戰歌曲《blowing in the wind》（答案在空中飄）和呼應馬丁·路德·金的民權歌曲《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時代變了）讓他成為民權運動的代言人。
他不願意被定義成「反抗者」，所有標籤都讓他頭痛。上年紀後，他回憶那段「被偶像」時期的歌曲只是特殊環境的產物，「我做過一次，一次就夠了」。
1965年，從英國巡演回來，迪倫教會了披頭士吸大麻，而披頭士則讓迪倫迷上了搖滾。他在台上玩電吉他，「叛徒！」下面的民謠樂迷叫，「搞他媽個震耳欲聾。」迪倫答。一貫讚賞他的「美國民歌之父」皮特·西格（PeteSeeger）氣得抄起斧頭，要砍斷舞台電線。
這一年，他寫了一首歌《like a rolling stone》（像一顆滾石），放棄了純民謠，開始玩民謠搖滾。寫完這首歌，他突然意識到「一首歌可以包含一個小說一首詩那麼多的東西」，他不用把自己的天賦割為詩和歌兩部分。
放棄純民謠的迪倫迎來創作巔峰。「如果你想開始聽或者閱讀迪倫，」宣布諾獎頒給迪倫的莎拉·丹紐斯推薦，「最好從1966年的雙專輯《blonde on blonde》（金髮佳人）開始。」
放棄
得諾獎的第二天晚上，迪倫又在科切拉演出，這是一場拼盤演唱會，在他之後表演的滾石樂隊成員米克·賈格爾（Mick Jagger）興奮地打趣他：「我們從來沒和諾貝爾獎得主分享舞台。鮑勃是我們的沃爾特·惠特曼。」滾石樂隊的另一位成員基斯·理查斯（Keith Richards）補充道：「我不能想像有誰更當之無愧。」
他的朋友、民謠歌手鮑勃·紐維斯（Bob Neuwirth）說自己並不指望迪倫會「唧唧喳喳自己的興奮」，朋友萊昂納德·科恩（Leonard Cohen）指出，給迪倫發獎，就像「給珠穆朗瑪峰頒發『最高的山』獎章」。
媒體調侃個不停。《赫芬頓郵報》的大標題：「連諾貝爾獎都不能讓鮑勃迪倫接電話。」Esquire雜誌說：「迪倫不鳥他的諾貝爾獎。」Salon說：「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鮑勃·迪倫酷得都不回應委員會。」CNN則寫道：「鮑勃·迪倫，瑞典學院只想讓你感受到他們的愛。」
「希望他不要去領獎」則成了迪倫擁躉們最大的願望，他們期望他能像年輕時嗆記者一樣，給諾獎「招安」一記耳光。
這則新聞被證明是一條虛構的洋蔥新聞，迪倫並沒有發聲，文中提到的經紀人已經去世30年，但這一切並不能阻止新聞的後面跟著一大堆熱情洋溢的讚歎：「這就是迪倫。」這並不是中國粉絲的一廂情願，英國作家威爾·塞弗（Will Self）也在《衛報》上發聲，希望迪倫像哲學家薩特一樣，拒絕諾貝爾獎，因為它「讓迪倫變得廉價了」。
人們的期望並非無據可依。1963年接受託馬斯·潘恩獎後，鮑勃·迪倫曾告訴《紐約客》：「我掉進了一個陷阱，我從講台上往下看，一群和我的主張無關的人，我害怕了。我起身離開，他們跟著我，抓住我。他們告訴我，我必須接受這個獎。」
10月17日，多次聯繫迪倫無果後，瑞典學院宣布放棄了。莎拉·丹紐斯說：「現在我們什麼都做不了。我們已經做了所有能做的。」不管迪倫接受與否，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稱號都已屬於他。
「我不擔心，」莎拉·丹紐斯補充，「我想他會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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