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行天下，他在獄中一年抄了120部《孝經》！

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北京刑部大獄，昏暗的油燈下，一代大儒黃道周身穿滿沾血漬的囚衣，正凝神靜氣，恭謹不苟地在微黃的宣紙上，用楷書寫下《孝經定本》，一筆一畫，字字珠璣。身後，老獄卒躬著身子靜候著，當他微微顫顫從石齋先生手中接過《孝經定本》冊頁的時候，已是淚流滿面……

這是黃道周因解學龍一事遭受廷杖之刑後在獄中的情景再現。據記載，黃道周在獄中十五個月，共手書一百二十本《孝經定本》，讓獄卒持去，以表酬謝。目前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孝經定本》楷書冊，就是其中一本。黃道周為什麼會在獄中忍著肉體之苦默寫《孝經定本》？為什麼他會如此衷情《孝經定本》呢？

首先,我們要了解《孝經》是怎樣的一部經典。顧名思義，《孝經》就是論述「孝」的經典。此書突出「孝」這一精神內核，從四個方面集中闡述了儒家倫理思想。一是把「孝」確定為上天規範的範疇。「人之行，莫大於孝」，「孝」是萬德之源，帝王可以「孝」治理天下，臣民可以「孝」持家立身。二是首次將「孝」與「忠」辯證聯繫起來。「忠」是「孝」的發展和擴大，「孝悌之至」便可「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三是對如何踐行「孝」作了系統規定。主張「孝」要貫穿於人的行為舉止，要「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對父母要「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四是把道德規範與法律（刑律）聯繫起來，認為「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提出要借用國家法律的權威，維護其宗法等級關係和道德秩序。據傳，《孝經》是孔子所作的儒家倫理學著作。經後人考證，此書大約成書於秦漢之際。唐時被尊為經書，南宋以後被列為《十三經》之一。自漢以降，至清代漫長社會歷史進程中，《孝經》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範將來」的經典，對傳播社會綱常、維護社會太平起到極大的作用。

在黃道周登上歷史舞台之時，恰是明王朝，甚至是整個封建社會的激烈抖動之時。封建社會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到明朝中期，其經濟、社會、政治結構和思想觀念依然根深蒂固，牢固佔據統治地位。但其內在矛盾，也就是發展的生產力與封建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正在激化，亟需一種新的生產關係來適應生產力的釋放。此時，在明王朝統治下，尤其是江浙一帶商品經濟悄然興起，開始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與此相應的是，中國社會自身已經孕育出一些不同於傳統的、具有近代社會性質的新的經濟、社會、政治、習俗和思想因素，社會正在發生深刻而強烈的變動。在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由傳統儒學向近代思想轉型的早期啟蒙思潮。在這樣的背景下，明王朝統治階層經不起金錢、商品的侵襲，從皇帝到大臣，自上至下颳起一股大肆搜刮錢財的風氣。嘉靖皇帝一心煉丹修道，對那些支持他修仙的大臣，諸如素有「錢癆」之稱的嚴嵩父子，他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接下來的萬曆皇帝，那是「酒、色、財、氣」樣樣占。天啟皇帝更是昏庸無能，放任閹黨亂政，搜刮民脂民膏。一代權相張居正大力推行變法，但其生活極為奢華。上有所好下必仿效，貪賄、兼并、奢靡之風便在士大夫和官紳間瀰漫開來，雖然偶爾出現了像海瑞這樣清官，但畢竟那是晦暗中的一顆明星，根本沒辦法照亮整個社會。整個封建統治階級沒有能力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去扼制和整治官僚的貪慾和腐敗，直至晚明，士人的無恥與好貨現象非常突出，在史冊中是絕無僅有的，一部奇書《金瓶梅》道不盡世風日下、道德敗壞、禮崩樂壞的荒淫社會芸芸眾生相。

不知是歷史的幸運，還是黃道周的不幸。黃道周這樣的一代大儒竟然生於如此大廈將傾的晚明末世。古之聖賢，以修身持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但黃道周在這條路上走得何其艱險，時時有殺頭的危險，他卻依然以漳浦人固有的執著，一直深信聖賢所立的「綱常」「節義」是支撐起大廈的精神支柱,一直深信「忠」、「孝」是安身立命的指針，是凈化社會靈魂的濟世良方，尤其是把《孝經》這部儒家倫理經典奉若圭臬。早年，黃道周開始整理《孝經》，作《孝經定本》，後在獄中書寫一百二十本派送。崇禎七、八年在漳州榕壇講學時，作《孝經本贊》，入獄後，作《孝經辯義》、《孝經頌》、《盛世頒<孝經>頌》。在《四庫全書》中收錄了黃道周專門闡述《孝經》的論著——《孝經集傳》，是在入獄前編撰，遇赦歸家後修訂而成四卷。另作《孝經外傳》一卷。

從黃道周門人的筆記中可以看到，黃道周做《孝經集傳》的目的，在於闡發《孝經》的五大社會功能：一是「本性立教，因心為治，令人知非孝無教，非性無道，為聖賢學問根本」；二是「約教於禮，約禮於敬，敬以致中，孝以導和，為帝王致治淵源」；三是「使天下銷其戾心，覺五刑五兵無得力處，為古今治亂淵源」；四是「反文尚質，以夏商之道救周」；五是「辟楊誅墨，使佛老之道不得亂常」。這是黃道周把《孝經》作為學術研究方向的目的，也是其一生維護以「孝」為核心的儒家傳統道德思想體系的初衷。在《孝經集傳》中，黃道周遵從儒家正統地位，強調「孝」在「學問」、「致治」、「治亂」、「尚質」和防「亂常」方面的重要地位。

黃道周在《孝經集傳》序中強調：「《孝經》者道德之淵源，治化之綱領也。六經之本皆出《孝經》。」在黃道周看來，人的道德，源本於「孝」，而行諸於「禮」，而終於「行」。「孝」是道德「教」化的根源和本質。他說：「教本於孝，孝根於敬，敬身以敬親，敬親以敬天，仁義立而道德從之。」他進一步把儒家孝道理論構建在唯物思想平台之上，認為「孝」是與人之自然本性對等的一種物的存在。用今天的話說，這是一種理論創新。在《孝經集傳》中，對於行「孝」的問題，黃道周進一步闡明自己的觀點，孝「始於事親，道在於家；中於事君，道在天下；終於立身，道在百世。為人子而道不著於家，為人臣而道不著於天下，身歿而道不著於百世，則是未嘗有身也。」作為一個人，活著不盡孝道，則死後道便不存，這樣的話人活著和死去沒什麼兩樣。

黃道周的執著，更重要的是體現在言行一致。他這樣說，也這樣做。他一直希望，朝野上下如若能夠由「孝」到「敬」，由「敬」而「親」、而「天」、而「道德」，是可以用「孝道」凈化社會靈魂，穩固朝野綱常倫理關係，改變明末那樣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他走上政治舞台後的起起落落，多是與維護孝道綱常有關，第一個驚人之舉就是廢除跪著膝行為皇帝「展書」說經，為的就是維護師道之尊嚴。第二次是在遼東事件中，他不揣冒昧，連上三疏直諫，為錢龍錫鳴冤，卻被連降三級，最後不得不掛帽「乞休」。第三次是由於楊嗣昌「奪情」出任兵部尚書一事，他上疏並與皇帝在內廷面對面展開論爭，為的還是維護「孝」，最終皇帝龍顏大怒，貶他到江西任布政司都事，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平台抗辯」。

黃道周為人骨梗樸直、光明磊落、孤傲而純樸，他從不巧言令色、惑人眼目。他那貌似強詞奪理的「平台抗辯」，不是為個人，而是為整個社稷。通過這件事，黃道周在京城內外名聲大震，其剛正勇敢之聲遠播，崇禎卻頗為猜忌。在後來江西巡撫解學龍評價所部官員時，因對黃道周推崇備至，即遭崇禎皇帝無理責備，以為他們黨邪亂政，削了解學龍的學籍，把黃道周逮進刑部要求處死。黃道周便慘遇「庭杖之厄」「北寺之囚」。然而，此時的黃道周，其高尚的品德儼然晦暗中的一盞明燈，一些名節之士以追隨他，與他同獄侍候他為榮。

文章開頭的情景就是發生在這個節骨眼上。經受庭杖之厄，黃道周仍然能夠在囚室中書寫《孝經定本》，至少有三方面的意義：一是緩解精神壓力。多數古代文人墨客，在政治迫害面前精神壓力極大，必然要尋找一定的解脫方式。他們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在下意識地書寫、繪畫中，專註於某些書寫動作的不斷重複，不斷構築每一個方塊小字，消磨精神上的苦難時光，讓精神得到暫時棲息。黃道周不管是在遭遇斥責謫貶，忍受庭杖之刑，抑或在殉國前夕，承受的精神壓力相當大，而作為一個始終堅持綱常倫理信念的大人物，他不妥協、不苟且，在筆桿的遊動中享受自己的精神家園。二是宣揚政治主張。黃道周在這種特定的背景下選擇抄寫《孝經定本》，不是沒有目的的。他的書寫附加了個人價值取向，傳達出一些概念性的東西，他試圖用作品「筆諫」， 向皇帝和其他不同政見者闡明個人的政治觀念、政治行為。三是感化大眾靈魂。黃道周是晚明政壇「明星」，其書法頗具明星效應。何況他用小楷逐句逐字書寫，靜如止水，全文肅穆剛正，精到絕倫，尤其是這種在獄中強忍著傷痛而創作出的帶血的藝術珍品更具震撼力，這一百二十冊《孝經》經獄卒的陸續傳播，京城之人競相爭閱，競相收藏。每一個品讀黃道周《孝經》手抄本的人，無不為其動容。這也是黃道周每一件書法作品的文化意義，是當代書家抄寫唐詩宋詞作品所難以體現的。

「德修則道立，道立則名成，君子之修德不為名也。」黃道周在《孝經集傳》中明確自己的志向，而他的一生所作所為鮮活地體現了他在「名」與「道」之間的選擇。他之前與崇禎皇帝「平台」激辯，已經證明了他不是忠於皇帝一個人，而是忠於儒家倡導的道德秩序，為維護這一秩序，他不惜得罪楊嗣昌，不惜得罪皇帝。他多次辭官或退官，或為行其「孝」或因衛「道」。而後，為衛道屢受打擊的他，已經對政治心灰意冷了，但是在崇禎帝自縊駕崩，異族入侵，國難當頭的情況下，他還是不得不入閣弘光朝。據《明史》記載，此時的黃道周已經運用自己的《周易》知識，推算出自己個人的運途極限，推算出明王朝的大限，他更是明白馬士英等奸佞的詭計，此去必死無疑。果不其然，最終以一介文弱書生之軀帶兵抗清，在安徽婺源兵敗被擒。如果他投降了，極有可能像洪承疇那樣受到重用，必然也可以像好友王鐸那樣行走於清廷，至少可以像錢謙益那樣，最後與年少貌美的夫人蔡玉卿在漳浦過上幸福晚年。但他最終選擇在南京英勇就義。「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為了「綱常節義」，他選擇以身殉「道」，這是一種信念，一種維護傳統道德秩序的信念，是他一生所維護「孝」的一種終極彰顯。

黃道周以一己之力力挽大廈之將傾，雖毫無成功的可能，然他不但從學術上對聖人之學進行總結、闡發，亦從行動上用身體力行體現了自己對道德的理解，黃道周的人品超眾、德行超群、道德文章超然於一個時代之上，無疑是獨立特行的，他的一生讀來可歌可泣可嘆而不可攀！

黃道周（公元1585—1646），字幼度，別號石齋 ，福建漳浦人，他是明末時的一個著名書家。天啟二年，與倪元璐、王鐸同舉進士，在翰苑相約攻書，一生仕途坎坷，崇禎時以上疏指斥楊嗣昌而被謫戍廣西，南京弘光帝時為禮部尚書，弘光政權失敗後，又與鄭芝龍在福建擁立隆武帝，後被清兵俘殺於南京。

黃道周的小楷師法鐘王，質樸自然，結體平中寓奇，用筆峭厲方勁，畫短意長，顯得骨格蒼凝，一變趙董妍媚之風。清宋犖《漫堂書畫跋》評曰：「石齋先生楷法尤精，所謂意氣密麗，如飛鴻舞鶴，令人叫絕。」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亦評曰：「黃道周便大膽地去遠師鐘王，再參索靖的草法，波磔少，停蓄多，方筆多，圓筆少，所以他的真書如斷崖峭壁，土花斑駁。」黃道周的小楷在章法有布局上亦別具一格，字距緊，行距松，加上他的用筆極豐厚質樸，獨標氣骨，這對明季書學競尚柔媚的時俗之風的確是很有反叛精神的，從中亦可以看出他強烈的藝術個性。

【孝經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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