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耀明：巴老教導我怎麼做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

潘耀明1987年拜訪巴金。

《隨想錄》以每三十篇編為一集，共出五集，依次為《隨想錄》、《探索集》、《真話集》、《病中集》和《無題集》，為巴金1978年在香港《大公報》開闢《隨想錄》的專欄集結。從巴金1978年12月1日寫下第一篇《談〈望鄉〉》到1986年8月20日寫完最後一篇即第一百五十篇《懷念胡風》，其間歷時八年，長四十二萬字。自第一篇《隨想錄》在《大公報》發表後，巴金、《隨想錄》就與香港聯繫在一起，從最初的「酬答友情」到一百五十篇《隨想錄》的發表，其間引起的各種話題和討論也使香港處於事件中心，對《隨想錄》而言，香港不僅是一個重要註腳，其文化意義和時代意義在《隨想錄》研究中需要被重新探討和言說。

感懷與巴金的交往潘耀明感嘆，「最主要的是，巴老教導我怎麼做一個既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在我過去的人生中受益匪淺。」

潘耀明稱，自己年輕的時候就將他所有的著作基本上都看完了。作為出版人，他接觸過很多老作家，但巴金本身是意義非凡的，「他非常嚴謹的，不光是他的寫作、講話，他的生活就很嚴謹的。在我來講，給我一種仰視的感覺，而且巴金好像不大開玩笑的，他寫稿都是認認真真的，包括他寫給我的信都是一筆一畫自己寫上去的。」

在潘耀明負責出版巴金《隨想錄》的期間，他跟巴老靠書信往來，現在手頭上還留有十餘封巴金的來信，這次為上海讀者帶來其中半數。

這封信是1978年到1980年潘耀明對中國作家做一些研究時，向巴金請教問題，他所做的答覆。信中還牽涉到巴金對諾貝爾文學獎的看法。

潘耀明解釋，當時法國的一批漢學家準備向諾貝爾文學委員會提名巴金，所以他就寫了一封信問他這個事情。巴金的回復是：「諾貝爾獎金的事我也不清楚，大概是謠傳，或者是一些法國漢學家的願望，好像他們在為之努力。我沒有什麼意見，只是我認為在東方，印度和日本都有人得了獎金，也會有中國人闖進這個『禁區』的。」

潘耀明說自己曾多次聽聞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的演講提到巴金，但可惜的是當時法語翻譯不夠，而且沒有將巴金所有作品翻成外文。他認為巴老這樣的作家是有機會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主要是文學作品產生的影響和超凡的意義，這兩點在巴老的作品中已經具備。」

這封信是巴老答覆潘耀明編巴金著作表時的問題：「《學徒生活》不是我翻譯的，這本書我不曾見過。《西班牙的血》是一本畫冊，我印過兩次，1938（自印）和1951（平明出版社），在每幅畫上加了短短的說明。」

潘耀明回憶道：「當時我們剛剛開放，很多資料都是舊的，很多沒有跟作家本人核實。以前沒有電腦，為了研究作家我就在客廳裡面好像中藥鋪一樣，一個個貼上作家的名字，然後將我讀到的一些資料影印對應著放好，這樣搞了幾十位。因為剛剛開放，很多『文革』復出的作家在我們那邊出稿，得一一跟他們核實。」

這封信也是巴金對潘耀明詢問的作答，上書：「倫理學的起源和發展，1941年十月新版，由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經售。初版名《人生哲學其起源及其發展》1929年上海自由書店出版，分上下二冊。」

事實上巴金那個時候已患有帕金森症，他不斷跟人家說自己的字寫得越來越小，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患病。然而這封信的筆跡與前面一封（圖2）已不一樣了。

潘耀明稱，巴金在三聯書店出《隨想錄》是的時候不要稿費的，一直說將稿費變成書。實際上這是譯文出版社的稿酬太低了，所以會回這樣的話：「稿費單簽字後寄還，請查收，並請早日將樣書寄下。際炯兄處精平各留二十冊就夠了。我現在需要《隨想錄》（再版本）五冊，請直接寄來，書款請際炯兄代付吧。」

巴金在這封信里說：「在本書第七、第八兩篇《回憶》中，我講過肖珊的好友王同志的一些情況，還摘錄了她一位女同學的來信，說：『她已成了個活著的死人…』據說從一九七五年起她就『不能聽、不能看、不能說話，臉部肌肉不能動，全身癱瘓，最後只剩下食道功能還正常，餵食能喂下，消化…』她就這樣地活了五年多。不用說她的生活對她自己，對她的親友都是莫大的苦刑。我不止一次痛苦地問自己『難道這苦刑就沒有結束的時候？』回答終於來了。我那個在北京工作的朋友寫信告訴我她已於二月二十一日離開人間。他到八寶山參加了她的追悼會，還代表我在死者的靈前獻了花圈。這就是我對這位善良而剛強的女人所能表示的一點敬意了。今天重讀我去年中寫成的那幾段文字，我彷彿又在做夢。屠格涅夫的小說《活屍首》中的一句話忽然來到我的心頭：『死神終於來叫她了。』我這時的感情十分複雜。我難過，我悲痛，但是我鬆了一口氣。我不再說『祝她安好』也不說『願她安息』。因為她已經得到安息了。」

這裡講到的好友，其實就是蕭乾的第一個太太王樹藏，巴金在回憶錄裡面提了一下，稱這是一段很慘痛的經歷。

「（一）七十一和七十二兩篇是按照發表的視角（不是寫作的視角）排列的，不必改動了，還是照原來的順序吧。（二）《鷹的歌》標題下的注文內您要加上幾個字，我同意。」

這裡巴金提到的是兩篇被刪文章的情況，潘耀明回憶稱：「巴金的《隨想錄》在香港《大公報》和上海的一個雜誌是同時刊登的，後來巴金寫了紀念魯迅的文章，裡面提到牛棚，跟『牛』有關係的編輯都刪掉了，巴金就很生氣。後來我們幫他整理《隨想錄》時給他寫了封信，他回信讓我要留個空白以示抗議。我當時跟他商量，能不能存目（註：指文章只保留了目錄，沒有實際的文章）。實際上這裡面還有一個故事，因為我當時沒有上報，後來我們的上司來找我，我跟他解釋稱如果我上報他就會左右為難，如果我不上報的話他就可以把責任推給我。」

潘耀明1995年拜訪巴金。

關於存目，大概在當代作家裡面能夠享受這樣的也不是太多，因為對於很多出版社來講，如果文章要刪就該徹底刪掉，目錄都不讓留。巴金的《隨想錄》曾兩次經受過這樣的待遇，一次是香港版《隨想錄》的《鷹的歌》，還有一個1990年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的《講真話的書》中「文革」博物館的那一篇。

在這封信最後，巴金寫道：「我的身體還是不好，字越寫越小，就說明毛病不輕。」（文/莫琪 澎湃新聞記者）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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