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再獲諾獎，我們何時能夠趕上？

北京時間10月3日下午5點30分，諾貝爾委員會宣布，將201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日本東京工業大學大隅良典（Yoshinori Ohsumi）教授，表彰他在發現細胞自噬的分子機制和生理功能上的傑出成就。

這是繼2012年和2015年以後，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再次頒發給日本科學家，這也是近幾年來第一次讓一位科學家獨享一項自然科學獎。

這種研究為什麼重要，因為這種機制是細胞內部的清道夫和搬運工。沒有它，細胞就沒法完成新陳代謝，而利用這種自噬機制，則可能找到消滅腫瘤的全新療法。近年來大量的研究表明，自噬與腫瘤的發生髮展密切相關，許多調節自噬的藥物被用於臨床腫瘤治療的研究中。

對於這一領域的研究，已經不是第一次獲得諾貝爾獎。自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科學家發現細胞中的細胞器後，就發現細胞器中含有多種酶類能夠消化蛋白質、碳水化合物和脂質，能夠起到降解細胞組分的重要作用，並將之成為溶酶體。1974年來自比利時的科學家Christian de Duve因發現溶酶體而獲得了當年的諾貝爾獎。

20世紀60年代科學家們又在溶酶體內部發現一種能將細胞「貨物」轉運到溶酶體中用於降解的新型囊泡。將這種新型的囊泡結構命名為「自噬體」。

2004年諾貝爾化學獎，就頒發給科學家Aaron Ciechanover， Avram Hershko和Irwin Rose，他們發現了泛素介導的蛋白質降解。泛素是存在於所有真核生物中的小蛋白，主要功能是標記需要分解掉的蛋白質。

大隅良典的研究重點關注於細胞液泡中蛋白質降解機制的研究。他找到了參與自體吞噬過程的關鍵基因並且對其進行特性研究。

不得不佩服湯森路透的預測水平。雖然很多人說每年他們預測和真正的諾獎結果都出入很大，但是他們當年預測的很多人，後來都得了諾獎。

早在2013年，他們就已經預測大隅良典可能會由於其在細胞自噬研究中的貢獻而獲獎。湯森路透指出，他闡述了細胞自噬的分子機制和生理功能，是首批撰寫酵母中自噬信號通路相關蛋白名單的研究人員之一。

可以說在最近幾年的諾獎獲得者們，最亮眼的就是來自日本的科學家。2015年諾貝爾獎得主中有兩名日本科學家，獲得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大村智和獲得物理學獎的梶田隆章。2014年的得主中，則有三名日本科學家共同獲得了物理學獎，赤崎勇、天野浩和中村修二。

本世紀以來的日本的獲獎者包括物理獎8位、化學獎6位、生理學或醫學獎3位，共計17位，從1949年湯川秀樹成為首位日本獲獎者以來，則共計有25位日本科學家獲獎（含兩位美籍日裔科學家）。

從2000年至今，幾乎日本每年都有人獲得諾獎，在自然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得主數量僅次於美國。

而反觀我們，去年剛剛由屠呦呦實現的自然科學諾獎零的突破，而這項諾獎也是與來自日本的大村智和愛爾蘭科學家威廉·坎貝爾(William C. Campbell)分享的。

在全中國為了屠呦呦的諾獎舉國歡騰的時候，日本卻已經對此習以為常，在當時就有人評價說，從獲獎人數看，我們跟日本已經至少差了20個「屠呦呦」。

根據河北師範大學郭曉強的分析，大隅良典的這次獲獎也基本符合日本在醫學領域的基本地位，日本目前至少還有3-5個諾獎候選項目，包括內質網未摺疊蛋白應答反應、調節性T細胞發現、PD-1發現、正電子掃描等，根據他的預測，2050年前亞洲應該有15項左右諾貝爾獎，而日本則是亞洲的代表。

早在2007年，他就曾經預測，結合我國的實際科學實力及其與西方國家的差距，估計我國在本世紀上半葉可能誕生1到2名諾貝爾生理與醫學獎。目前這個預測已經被屠呦呦實現了。後面還會有嗎？

看看中國和日本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北京大學教授饒毅的看法是，日本的生物醫學研究在1980年代就達到了相當水平，這次日本科學家的突破就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中國目前在前進，但尚未達到日本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程度，所以生物醫學總體而言落後日本二十年以上。

前一段時間，我有重新溫習了一下寅次郎的故事，在裡面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在上世紀70年代，日本的物價水平和現在差不多，打個車需要幾千日元，吃碗面需要幾百日元，由此就可以發現，日本的通貨膨脹可以說在半個世紀的範圍內都保持了極低的水平，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日本這個社會已經保持了長期的穩定。

雖然很多經濟學家說日本失去了十年，日本經歷了的房地產泡沫的破滅，但是這個泡沫沒有被利用通貨膨脹、也就是掠奪人民的方式消化掉，而是讓參與泡沫的人自己消化了。而日本普通民眾手裡的貨幣，50年前值多少，現在也值多少。我們說他們失去了十年，從民眾角度，其實並沒有失去什麼。

林毅夫曾經提出一個觀點，引起過比較大的爭議，就是中國的經濟可以再保持30年的高速增長，他的理由就是中國現在的經濟水平相當於日本70年代的經濟水平，所以可以像日本一樣再高速發展30年。

我們當然希望借他的吉言，這是中國廣大老百姓之福，但實際上他這句話背後的邏輯，是現行的運行體系已經好的不能再好，只要一直保持下去，就能再前進30年。而實際的情況是否如此呢？

不管是經濟體制上，還是科研體制上，我們是不是已經好的不能再好了，就等著開花結果了呢？

所以饒毅教授對於中國何時能趕上與日本在生物醫學方面20年的差距，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我們需要多少時間趕上這二十年。當然這句話可以有兩種解釋，這個時間可能更短，也可能更長。

怎麼解釋，就看大家願意怎麼解釋了。

饒毅教授拿大隅良典舉了一個例子。他的經典論文發表於FEBS Letters，《歐洲生化學會聯盟通訊》，按照目前中國很多單位的「標準」，在FEBS Lett發表文章的研究生可能難以畢業、教授可能難以晉陞、研究員難以獲得研究經費。

換句話說，當中國的大隅良典出現的時候，在他還沒獲獎的時候，會是什麼結果呢？是像韓春雨一樣官位等身，還是像許多基礎研究學者那樣泯然眾人？

其實對我來說，我其實也不在乎中國能再得多少個諾獎，雖然有很多人已經具備了獲得諾獎的水平。但是他們的獲獎有時不僅無法成為鼓勵更多人從事科學研究的動力，反而掩蓋了科研體制上深層次的問題，甚至加劇了科研分配上的不平衡，科研評價體系上的急功近利。

如果這樣，諾獎還不如不得的好。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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