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皇帝，被京師權貴唾罵，曾國藩當京官的日子並不好過

文/張宏傑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皇帝去世，年方二十、血氣方剛的咸豐登基，罷黜穆彰阿，下詔「求言」。一時「天下稱快」，朝野上下，為之一振。

曾國藩心情激奮，上了一道《應詔陳言疏》，痛斥當時的「以畏葸為慎，以柔靡為恭」的官場作風，曲盡當時官場的醜惡形態：

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

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

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

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

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

顢頇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

曾國藩建議皇帝舉行「日講」，即加強學習，以本身的振作之氣，扭轉官場的泄沓之風，同時改革官員選拔辦法，使進取之員有機會脫穎而出。

這道奏摺得到了良好的反應。皇帝對他大為讚賞：「禮部侍郎曾國藩奏陳用人三策，朕詳加披覽，剴切明辯，切中情事，深堪嘉納。」皇帝對他提出的「日講」建議最感興趣，命令他詳細解釋。於是曾國藩精心準備講稿，並且畫了一張解釋講堂布局的圖表。不過他本不擅畫，這張圖畫得相當難看。

講稿在九卿中傳閱之後，曾國藩成了北京官場議論的中心。大家議論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誠，而是譏笑他「畫圖太陋」。就這個水平，還充什麼聖人門徒！

這固然是曾國藩準備不充分導致的自取其辱，其實又何嘗不是北京官場當中看他風頭太盛、鋒芒太露而引發的自然反應。官場當中，對曾國藩這個憨頭憨腦坐直升機飛上來的湖南愣頭青早就憋了一肚子氣了。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鋒芒畢露，人必非之。眾人皆醉，我也只好喝上幾杯。天塌大家死，中國的事，急不得。激動、憤怒、抨擊、更張，都是不成熟的表現。因此，要成熟，要心胸開闊，要辯證地、全面地看問題。天塌大家死，我何必獨著急？

看到他的奏摺中把京官描寫得如此不堪，官員們氣不打一處來。好嘛，滿朝皆醉你獨醒，滿朝皆濁你獨清？就你對大清朝忠心耿耿，我們都是廢物？皇帝下了一個求言詔，你就真的獨抒己見，把大家一竿子全打倒？

因此，曾國藩的這個「笑話」很快騰於眾口，風傳全城。人們見了他，都「目笑存之」，令曾國藩無地自容，寒了一輩子。這就是曾國藩所說的「平生第二大塹」。

這「第二大塹」並沒有使曾國藩沮喪消沉，反而更加激起了他和這個官僚體系戰鬥的決心，堅定了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意志。在一年多的時間裡，他滿懷赤誠，盡忠竭智，先後上了《應詔陳言疏》《條陳日講事宜疏》《議汰兵疏》《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面臨的種種危機、官僚體系存在的諸多問題，呼籲皇帝大刀闊斧，加以徹底改革。

這些摺子是曾國藩披肝瀝膽殫精竭慮的產物。他以為，新皇帝既然振作有為，肯定會採納他的建議。然而，事實證明，他太過天真了。咸豐皇帝並沒有這個魄力。咸豐心胸狹窄，氣質庸弱，完全談不上雄才大略。他對如何駕馭大清政治心無定見，曾國藩上的這些摺子，他草草讀了一遍，隨口誇獎幾句，事後卻扔進廢紙簍，沒了下文。

曾國藩大失所望，鬱悶不已，給友人寫信說：

自客春求言以來，在廷獻納，不下數百餘章，其中豈乏嘉謨至計？或下所司核議，輒以「毋庸議」三字了之。或通諭直省，則奉行一文之後，已復高閣束置，若風馬牛之不相與。……而書生之血誠，徒以供胥吏唾棄之具。每念及茲，可為憤懣。

也就是說，自從皇帝發下求言詔書以來，上書言事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有許多有見地的奏章，發到有關部門討論的時候，得到的只是「沒什麼價值，不必討論」這幾個字的答覆。或者發到各省執行，但是一通上諭之後，各地沒有反應，朝廷也很快忘了這件事。讀書人掏心掏肝的血誠，只變成了辦事員紙簍中的廢紙。每想及此，心中怎不憤懣。

曾國藩的心情越來越焦急。因為天下大亂已經從可能變成了現實。咸豐元年，太平軍起，很快席捲廣西。對於這場大亂，咸豐皇帝毫無準備。他就像一隻沒頭的蒼蠅一樣，指揮混亂，布置失措。曾國藩的內心被焦灼得日夜不安：「內度身世，郎署浮沈（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觀鄉里，饑溺滿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勢。進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則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於九閽者，實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也就是說，自度身世，在各部之間俯仰升沉，不知道最終是個什麼結果。再觀天下，到處是貧不聊生之人。向前無法貢獻自己的才智於國家，退後無法很好地營謀自己的出路，除了直接向皇帝上書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曾國藩認為，要想挽救大清帝國，只有敲打醒這個糊塗皇帝才行。在強烈的責任感支配下，以謹慎聞名的曾國藩做出了一個晚清官場極為罕見的舉動：直言批評皇帝。他上了《敬呈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鋒芒直指咸豐皇帝的三個缺點：

一是見小不見大，小事精明，大事糊塗。他批評皇帝有「瑣碎」之風，「謹於小而反忽於大」，成天把精力用於挑大臣們的禮儀疏漏之類的小毛病，苛於小節，疏於大計，對派往廣西鎮壓起義的人員安排不當。

二是「徒尚文飾」，不求實際。鼓勵大家進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見，其中怎麼也會有幾條有見解的吧？結果卻都是批了「無庸議」三字而已，沒有一項落實。「閑有特被獎許者，手詔以褒倭仁，未幾而疏之萬里之外。優旨以答蘇廷魁，未幾而斥為亂道之流，是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偶爾有幾個被肯定的，也沒有好結果。剛剛親書手諭表彰倭仁，不久就驅之於萬里之外。剛剛發布肯定蘇廷魁的聖旨，不久又批評他是離經叛道。看來您所謂求言，並無誠意，只不過是想獲得肯於納諫之虛名而已。

三是剛愎自用，飾非拒諫，出爾反爾，自食其言。一開始說聽取大家意見，現在卻動不動就說大權「朕自持之」「豈容臣下更參末議」。

曾國藩希望自己的這道奏摺，能起到當頭棒喝的作用，使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轍。他也希望通過自己的行動，在朝廷中引發直言的風潮：「現在人才不振，皆謹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大臣）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余區區之餘意也。」這個想法顯然是相當天真。明代大臣以冒著生命危險批評皇帝為榮，對皇帝嘻怒笑罵者本多，但清代體制威嚴，君臣之分，凜若天淵，大臣們給皇帝的文字，字斟句酌，務為恭順，極少諫諍之語。自從乾隆初年孫嘉淦的《三習一弊疏》之後，大清王朝一百多年間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直接坦率地批評皇帝的奏摺。年輕氣盛而又自尊心特別脆弱敏感的咸豐皇帝的反應可想而知。史載：「疏上，帝覽奏大怒，摔諸地，立召軍機大臣，欲罪之。」把奏摺摔到地上，立刻想把曾國藩抓起來。幸虧祁寯藻、季芝昌等大學士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國藩免於獲罪。在大臣們的勸諫下，咸豐皇帝轉而假惺惺地誇獎了曾氏幾句，但又下了長篇上諭，細細為自己一一辯解，針鋒相對地駁回了曾國藩的主要指責。

皇帝大發雷霆，曾國藩並不感覺意外。但皇帝的嘵嘵置辯讓他認識到，通過苦口直諫使皇帝猛然驚醒、洗心革面是不可能的。在此之後，他還是不斷地上建議改革的奏摺，不過多是就事論事，不再有類似的戇直之言了。

那麼，「為京師權貴所唾罵」又是怎麼回事呢？

曾國藩晚年回憶：「昔余往年在京，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為仇，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強御之意。」

大名大位者之一，就是那位因鴉片戰爭而出名的琦善。琦善出身貴族，聲名早達，三十歲就當了河南巡撫，一度位極人臣，在朝廷中根深蒂固。雖因鴉片戰爭而被道光「革職鎖拿，查抄家產」，但不久就獲重新起用，任陝甘總督。咸豐即位後，有人蔘奏他在陝甘總督任內「妄加誅戮」，「將雍沙番族刑求逼供，殺斃多名」。皇帝命革職交刑部審訊。

雖然兩度獲罪，琦善在京中人緣卻一直很好。回到北京後，會審人員只尋「微瑣細事」令琦善回答，實際是為他開脫罪責。刑部尚書恆春甚至要將舉報人薩迎阿的四名下屬當作罪犯抓來，與琦善一同審訊。這明顯是違反大清律的。然而對這個建議，滿朝無人反對。只有當時兼屬刑部侍郎的曾國藩挺身而出，拍案而起，說：「琦善雖位至將相，然既奉旨查辦，則研鞫乃其職分；司員職位雖卑，無有傳入廷尉與犯官對質之理。若因此得罰，將來大員有罪，誰敢過問者？且諭旨但令會審琦善，未聞訊及司員，必欲傳訊，當奏請奉旨，然後可。」

就是說，琦善雖然權高位重，但既然奉旨查辦他的罪行，則自然應該以罪犯待之。舉報他的那幾個司員官位雖低，現在也仍然是朝廷命官，怎麼能像罪犯一樣抓來當堂對質？如果舉報者被這樣對待，將來再有大員犯罪，誰敢過問？況且皇帝只命會審琦善，並沒有命令兼審其司員。如果一定要傳訊司員，那必須先請旨。

曾國藩「詞氣抗厲」，「四坐為之悚動」，刑部尚書恆春不得不取消了這個動議。懾於曾國藩的剛直，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年）四月，琦善被革職，發往吉林效力贖罪。

另一個「大名大位」者是賽尚阿。咸豐二年初，賽尚阿等因為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軍的過程中調度不力，日久無功而「交部議處」。朝中眾人多力圖為之寬減，只有曾國藩「以軍務關係重大，議處罪名，宜從重者，不當比照成例」。

但會議還是決定從寬處罰。曾國藩不服，「會議罷後，公專摺奏請從嚴議處」。 賽尚阿因此終被革職。

本來，曾國藩在京官中人緣頗好。然而，這兩次挑戰「大名大位」者，讓他的人際關係網出現巨大破洞。因為琦善門生故舊遍天下，與穆彰阿關係也頗深。曾國藩打破了「官官相護」的潛規則，成為官場上的異類。案子審完之後，許多人與曾國藩拉開距離，甚至不再往來。他在官場上的處境愈益孤立。「諸公貴人見之或引避，至不與同席。」在背後當然更是遭到無數詆毀之詞。彈劾賽尚阿又得罪了一大批人。因此，曾國藩在咸豐二年幾乎成了京師人人唾罵的人物。

在北京的最後一段日子，曾國藩動輒得咎，精神十分痛苦，越來越想念家鄉了。國事頹唐，他百計奮鬥，卻絲毫無補，不免又一次萌生了退志：「粵西事用銀已及千萬兩而尚無確耗，戶部日見支絀，內庫亦僅餘六百萬。時事多艱，無策以補救萬一，實為可愧！明年擬告歸，以避尸位素餐之咎。」在給羅澤南的信中亦云：「計稍遲歲時，即當解組歸養，從吾子與孟容（指羅澤南與劉蓉）於萬山恬寂中耳。」

咸豐二年六月，曾國藩終於得到了江西鄉試正考官的外差。他興沖沖地逃離這個讓他失望而厭惡的京城，準備從此引退歸山。不料剛走到安徽太和縣，接到了母親去世的訃聞，當即換裝回鄉奔喪，至此正式結束了他十四年的京宦生涯。

摘自《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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