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特別報道| 專訪提安哥：應將殖民創傷轉為財富
【編者按】：10月13日，2016諾貝爾文學獎將揭曉。此前，騰訊文化對數位近年來一直是諾獎熱門的作家進行了獨家專訪。他們未必會在今年獲獎，但他們的傑出寫作及其背後的文學意義，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騰訊文化 崔瑩
提安哥
54年前，一群以英語寫作的非洲作家在烏干達首都坎帕拉聚集，探討非洲文學的未來。與會者中，有欽努阿·阿契貝、沃萊·索因卡等著名作家。會議期間的一個傍晚，阿契貝收到了一份書稿。它的作者，是一位年輕的本科生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WaThiong』o）。阿契貝看了書稿，把它推薦給了一家出版社。兩年後，書稿出版了，名為《孩子，你別哭》。這是秉承非洲英語作家研討會精神出版的第一部小說。多年後，提安哥成了非洲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1938年，提安哥出生在肯亞一個貧困的吉庫尤族農民家庭。吉庫尤族是肯亞最大的部族，使用吉庫尤語。但當時的肯亞處於英國的統治之下，提安哥從14歲就開始學英語。他面對的是一個分裂的世界：一邊是族人的傳統生活，一邊是白人的殖民統治。
1950年代，肯亞爆發了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茅茅起義」。提安哥親眼目睹了這一場起義：他的叔叔和一個兄弟因反抗而死，另一個聾啞的兄弟被英軍誤殺。他的母親也被牽連，關了三個月禁閉。這段經歷對他產生了深刻影響。1960年代，他到英國利茲大學讀碩士，在那裡閱讀了大量馬克思和弗朗茨·法農的著作。結合自身經歷，他開始從事文學創作，寫出了許多反殖民主義作品。
英國警察搜查內羅畢附近村莊原住民的住所，找尋他們參與「茅茅起義」的證據
在提安哥的作品中，《孩子，你別哭》《大河兩岸》《一粒麥種》和《血的花瓣》都較具代表性。《孩子，你別哭》圍繞土地問題，呈現了貧窮的恩戈索一家和依附於白人的大地主賈科波所走的不同道路。《大河兩岸》展現了基督教教會組織與吉庫尤族的傳統主義者之間的對抗，以及吉庫尤族內部在拋棄還是保留傳統文化方面的分裂。《一粒麥種》通過一位叛徒的回憶，追述了茅茅起義的歷史，揭示了肯亞人對自由和獨立的渴望、對英國殖民者遺留的腐敗和暴力的恐懼。《血的花瓣》寫的則是獨立後肯亞本土政權的腐敗。這些書深入人心，被譯成三十多種語言，在全世界出版。提安哥也被認為是後殖民主義理論的先驅。
1970年代末，為進一步表明自己的反殖民主義立場，提安哥決定改掉自己當時「殖民色彩濃厚的名字」詹姆士·恩古吉，用回原名恩古吉·瓦·提安哥。於此同時，提安哥決定放棄英語，只用母語吉庫尤語寫作——他希望可以寫出自己的母親和普通的肯亞人能理解的作品。
這一做法遭到了肯亞政府的反對，政府找借口逮捕了他。經過不斷鬥爭，提安哥去了英國，直到肯亞總統阿拉普·莫伊下台，他才回國。在這段時間裡，提安哥繼續堅持「以書寫進行文化抵抗」。除了創作詩歌、小說，他也從事殖民主義文學理論研究，出版了《政治中的作家》《去殖民化思維：非洲文學語言中的政治》《書寫對抗新殖民主義》等代表作。提安哥認為，只有在文化上覺醒了，才會有真正的獨立。可以說，在所有非洲作家中，提安哥是最激進、最具民族獨立意識的，他也因此被譽為「非洲民族文學的守靈者」。
目前，提安哥在美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工作。2016年9月，騰訊文化對提安哥進行了郵件採訪。在採訪中，提安哥回憶了自己的創作生涯，解析了作品的意向，並透露了最近的寫作計劃。以下為採訪內容。
寫作的最大變化，是從英語寫作轉變為用母語寫作
提安哥作品《大河兩岸》
騰訊文化：你的《一粒麥種》《大河兩岸》和《孩子，你別哭》都有中文版，我們先來談談這些書。在《一粒麥種》中，你客觀描寫了經歷去殖民化後的非洲面臨的複雜現實：地區議員巧取豪奪，出賣革命領袖的叛徒穆苟被不知情的群眾堅持推舉為領袖。你為何選擇寫這些人物，打破「獨立即光明」的神話？
提安哥：對人的期待與現實之間的衝突，我很感興趣。現實中的「抵達」，可能並不總與人們想像的一致，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個過程不重要。穆苟這個角色本身充滿了矛盾。影響歷史進展的重要人物並非總是純粹和完美的。當然，他們也並非總是惡魔——生命本身就包含不同的特點。
在社會解放的歷史中，擺脫殖民統治、成為獨立國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但它只不過在表明這樣一個事實：這個國家還有更長的道路要走。
騰訊文化：「大河兩岸」和「一粒麥種」都有怎樣的象徵含義？
提安哥：生命、歷史、社會和人對它們的思考，都沒有絕對的終點。「一條大河」很好地象徵了生命和歷史：它不停地流動，不停地變化，但依然保持河的特性。
「麥種」是另外一個類似的象徵。一粒麥種被埋進土裡，它結出了更多的麥子。但前提是，一粒種子消失了。
生命中有無限的可能性，在現實世界中，沒有最終的解決方案，只有一個不斷追尋的過程。我們不斷地抗爭，是想為後代提供一個他們可以繼續追尋的、更好的起點。
騰訊文化：「在現實世界中，沒有最終的解決方案，只有一個不斷追尋的過程。」這句話具有形而上的意義。作為一個作家，你是何時開始形成這樣的觀念的？
提安哥：我寫作的過程，就是我探索的過程。有些問題會自然而然地出現，對於作家而言，這也是個學習的過程。作家寫的內容與人生有關，寫作也幫助作家理解人生中的辯證法。
騰訊文化：你從事寫作已經有五十多年了。在你自己看來，這些年來，你的寫作風格和關注點都有哪些轉變？
提安哥：我盡量不寫重複的內容，但我想，《孩子，你別哭》（1964）和《大河兩岸》（1965）都由一個主人公做主線，都按照時間發展的順序講故事。而其它作品，如《一粒麥種》《血的花瓣》和《天才烏鴉》，都包括多個主人公、多種觀點，故事也沿著多條線索發展，在多個空間展開。
我寫作最大的變化，是從英語寫作轉變為用母語——吉庫尤語寫作。《血的花瓣》是我最後一部用英語完成的小說。而後來的《十字架上的惡魔》《馬蒂加里》和《天才烏鴉》，都是我用母語寫的小說。
騰訊文化：用母語寫作和用英語寫作，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提安哥：老師和語法課本教會了我英語，而吉庫尤語才是我的母語。吉庫尤語伴隨我長大，遍布我的周圍，像是我的本能，而用英語寫作，有點像是我在翻譯這種本能。
騰訊文化：在你看來，語言與文化是什麼樣的關係？
提安哥：語言是文化的中心。
騰訊文化：用母語寫作的挑戰是什麼？
提安哥：最大的挑戰來自政府的政策和出版社的規定。在非洲，歐洲語言是有權有勢的人使用的語言，這也意味著知識產品多使用歐洲語言。所以我不得不一直抗爭，有時候這會令人感到很沮喪，但是我不會放棄。
最近令我很開心的是，我用吉庫尤語寫作的短篇小說《正直的革命》被翻譯成三十多種其他的非洲語言，以及阿拉伯語、英語、法語、瑞典語和印度語等。這個成果是在「Jalada」翻譯項目的協助下實現的。一些年輕的知識分子很執著地翻譯各種非洲語言，也很令人欣慰。
用改名徹底反對殖民時代的「奴役」傳統
提安哥作品《一粒麥種》
騰訊文化：1962年與索因卡和阿契貝在非洲英語作家研討會上的會面，讓你決心走上「終身非洲作家」的道路。當時是什麼觸動你做出這樣的決定？
提安哥：在我即將出版的回憶錄《造夢者的誕生：一個作家的覺醒》（Birth of a Dream Weaver: A Writer』s Awakening）中，我詳細記述了1962年的非洲英語作家研討會。當時作為一個寫作新手，能到這麼多來自非洲各地的作家，是很令人鼓舞的事情。
要知道，上世紀60年代正處於非洲去殖民化運動的高潮，非洲各地湧現出遊行示威、要求改變的人們，有些人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抗爭。我感覺我也是這個「集體夢想」中的一分子。
在1962年的非洲英語作家研討會上，我也是第一次見到阿契貝。我請他看了我早期的作品《孩子，你別哭》，然後他把這部小說推薦給了海涅曼（Heinneman）出版社。1964年4月，這家出版社出版了這部小說。
騰訊文化：也是在1960年代，你改了名字，為什麼？
提安哥：我曾用的名字是詹姆士·恩古吉（James Ngugi），然後，我決定改回我的原名——恩古吉·瓦·提安哥。
非洲人不得不更改原來的名字、起一個歐洲名字的做法，源於奴隸貿易和美國南方種植園的奴隸制。被捕獲的非洲人被迫放棄自己的本名，使用種植園主人起的名字，以表明他們是種植園主人的財產。
在殖民時期，這樣的做法被沿襲。因為身處基督教文化中，命名習慣也是用歐洲的名字。我用改名的方式表示我徹底反對這種「奴役」的傳統。
騰訊文化：馬克思主義對你的影響大嗎？在你的《馬蒂加里》一書中，有評論者認為，你採用了馬克思主義-非洲式的視角。
提安哥：是的，它更是貫穿文章的一種語調。這種語調的根源是黑格爾，也沿襲了古希臘哲人柏拉圖的哲學傳統。其實，在所有的語言中，都可以發現這種語調。在吉庫尤語中就存在這樣的語調。
騰訊文化：很多人在談到你的作品時想到康拉德。康拉德對你的寫作有多大影響？
提安哥：在讀大學時，我研究了康拉德的作品。他的寫作方式，而不是他的政治立場，讓我印象深刻。
騰訊文化：還有哪些作家的後殖民主義作品給過你啟發？
提安哥：喬治拉明（George Lamming）的作品，特別是他的小說《在我皮膚的城堡中》。
騰訊文化：有評論認為，你是後殖民主義理論的先驅，你對此認可嗎？在今天，後殖民主義寫作如果要與時俱進，應該具備什麼特點？
提安哥：我認為，上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內羅畢展開的文學討論，為後殖民主義理論提供了理論框架。我們挑戰了英語以及其它歐洲（殖民）語言的核心地位，也挑戰了英國文學以及其它歐洲文學的核心地位。
後殖民主義寫作的主題一直在發展變化，關於這方面的理論研究，可以讀我的著作《全球化辯證：獲知的理論和政治》（Globalectics: Theory and politics of Knowing）。（註：在此書中，提安哥指出了文化相互影響的必要性。他認為，無論在歷史作品中，還是自傳中，反殖民寫作者不僅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也要試圖理解殖民者的知識和文學，特別是他們強加於殖民地區的知識和文化。）
騰訊文化：在你看來，殖民主義經歷如何影響現在的肯亞社會和肯亞人？
提安哥：1895年，肯亞成為英國的「東非保護地」。1963年，肯亞宣告獨立。殖民主義統治給後殖民時期的肯亞留下了精神創傷。
我們要努力去做的，是如何將這些創傷轉變成財富。需要這樣做的，不僅僅是非洲的知識分子，而是每一個人。一個人只有爬到山頂，才能同時看到遠處和近處的風景。前提是，這個人首先得爬到山頂。
「我是肯亞人、非洲人和全球主義者」
騰訊文化：作為在後殖民時代旅居美國的非洲作家，你如何看待個人的身份認同問題？
提安哥：我認為自己是非洲作家。考慮身份的話，我是肯亞的班圖人（中部和南部非洲一帶的居民）、泛非洲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
簡言之，我是肯亞人、非洲人和全球主義者。
騰訊文化：你經常在《衛報》等報紙上發表關於非洲時政的文章，你也寫過《政治中的作家》一書。那麼，你的政治理想是什麼？
提安哥：我是肯亞的全球主義者。我的政治理想可以用一句非洲的諺語總結：「我是怎樣的人由你決定，你是怎樣的人由我決定。」（I am because you are; you are because I am.意為每個人的人性都是由他人決定的，人與人相互聯繫。）
騰訊文化：非洲作家上一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在2003年。（註：得主為南非作家庫切。）近年來，你也被格外關注。這種關注對你的寫作來說是壓力，還是動力？
提安哥：幸運的是，諾貝爾獎沒有申請表格，評選結果完全由那些我甚至不認識的人決定。顯然，聽這麼多人議論我可能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也是一件很榮幸的事。但是我並非為了獲諾貝爾獎或其他獎而寫作。如果人們認為我的作品值得獲這樣或者那樣的獎項，這是一個額外的獎勵。
騰訊文化：你最近在寫什麼？
提安哥：我在寫我的第三部回憶錄《造夢者的誕生：一個作家的覺醒》，這本書將於今年年底出版。在寫書間隙，我也一直在用吉庫尤語寫些故事和詩歌。
騰訊文化：近些年，你在關注哪些非洲作家？
提安哥：後生可畏，比如奈及利亞籍女作家奇瑪曼達·恩戈齊·阿迪奇埃。我的兒子穆科瑪·瓦·恩古吉（Mukoma Wa Ngugi）的作品也很不錯，他的偵探小說《內羅畢之熱》是非洲新偵探文學的重要代表作。
騰訊文化：你最想向中國讀者推薦哪位非洲作家？
提安哥：烏斯曼·塞姆班。他的電影和小說絕對精彩，特別是他的經典之作《Gods Bits of Wood》，非常棒。（文/崔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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