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傑日達的追問與反思：「我」與……「我們」

俄國作家娜傑日達，是俄國著名詩人奧西普·曼德施塔姆的夫人。圖源網路

娜傑日達·曼德施塔姆的《第二本書》（陳方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5月）與她的第一本《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劉文飛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9月）的關係像一個倒敘的故事，鏡頭從莫斯科郊外的塔魯薩小鎮拉回到1919年的基輔，而生活的場景也隨之驟然開闊了很多。這本書本來是計劃寫阿赫瑪托娃的，但是後來有很大改變，變成了主要講述她與曼德施塔姆的相遇和日後的共同生活和心靈共鳴的軌跡，從中更多反映出她的自我意識覺醒之後所產生的回憶與反思。當然，在她個人的覺醒與反思中無處不在的還是曼德施塔姆和安娜·阿赫瑪托娃，還是他和她的詩句。但是無論如何，娜傑日達·曼德施塔姆作為一個作家的主體性已經鮮明地獨立呈現出來，那就是她在回憶中的「我」的追問和反思；這在第一章「我」的題目和內容中就充分顯示出來了。

娜傑日達對「我」這個概念以及在那個時代中的存在狀況的分析有多重維度。首先是「我」的消失和禁忌，「在這荒蠻的混沌之中，『我』這個詞語消失了。它幾乎變成了一個可恥的禁忌主題。當所有人都遭遇同一種命運時，誰又敢去談論並抱怨自己的命運呢？」（第3頁）但是，這還不僅僅是因為對「自我」中心主義的批判和壓制，而還來自另一種道德壓迫：在面對普遍暴行、每個人都分擔著共同命運的時代中，過多地考慮和談論「我」是會令人產生內疚的。她對這種道德壓迫的描述令人顫慄：暫時還在自由中生活的人無法忘記那些被驅趕到鐵絲網後面的人，因此我只能思考那些一去不返的人和那些永遠在等待親人的人；當不斷傳來有人被逮捕的消息，而每個消息都會在尚未痊癒的傷口上再度激起疼痛的時候，談論「我」是可恥的。因此，「和所有的苦役犯、一百零五里外居民和女俘虜一樣，我思考的僅僅是我所處的那個時代，我和那些與我類似的人因同一個，也是惟一的問題而飽受折磨——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思考這一切的時候，我既忘記了自己，也忘記了自己的命運，甚至忘了我說的就是我自己，而非其他什麼人」（第1頁）。她曾經激烈地批評阿赫瑪托娃最糟糕的缺點就是她的「自我中心」，這甚至讓我想起在「我們」中間也曾有過的討論：在鬥爭中的「自我」與舞台和聚光燈等問題。其次，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娜傑日達的反思正是從「我」的消失開始，她意識到這正是時代的病症。「在我們這個批發死亡、將人活活塞進絞肉機的時代，保留個體感受以及『我』的感覺難道不是一種功勛嗎？這種時代催生的根本不是個體的感受，而是以『誰有本事誰活命』為原則的個人主義。」「『我』的喪失並非功績，而是一種時代病。我在自己和周圍所有人身上研究出這種病的癥狀。」（第3-4頁）癥狀很多，原因則只有一個：所有正常的社會關係（如家庭、朋友圈子、階層、團體）的崩塌和消失，只有你一人獨自面對那個主宰生死命運的神秘力量；她認為這是時代頑疾中最顯著、最純粹的特徵（第5頁）。在她的分析中有點悖謬的是，當社會中只有孤單的個人的時候，自我反而消失了，她用「個人主義」這個概念來描述那些失去自我的人的行為。

但是，比這些癥狀描述是否準確、恰當更為重要的是，娜傑日達指出「和『我』同時消失的還有生活的意義」（第6頁），這是關於「我」的議題中的關鍵問題。曼德施塔姆年輕時曾吟誦過：「若此生沒有意義，我們就毋須談論生活……」這詩句對嘲笑那些苦苦思考生活意義的人，是否也有點意義？就在這裡，娜傑日達談到生活的意義存在於相互挽救的你、我和詩歌與讀者的關係之中，她的描述是頗為動情的：「我們不見天日地活著，沒有任何外部支持，不敢說出珍愛的名字——只能低聲地、獨自一人悄悄地說，對著一首首詩顫抖。」之後，希望的微光乍現——由於地下出版，詩歌仍然有自己的讀者（第6頁）。在「我」消失的時代，詩歌使「我」得到保存和重生，「詩歌」與「帝國」的對立因此而建構起來。關於詩的尊嚴與光榮，似乎很難比娜傑日達的這句話說得更尖銳和更有分量：「我們國家因詩而殺人，這是前所未有的尊敬詩的標誌，因為這裡還有人能以詩為生。」（第9頁）她也因此而高揚和堅守著傳播詩的使命。

在「我」之後，第三章的題目是「我們」。有各種性質的「我們」，一直以來在媒體和所有公共領域中的「我們」取代了我們，在宣傳話語中的「我們」是虛空的。因此娜傑日達認為曼德施塔姆是幸運的，「因為他一生中曾有過片刻，他找到了一些可以與之共稱為『我們』的人。他在《談論但丁》中寫到，與『志同道合的人、共同探索的人、共同發現者』擁有的短暫共性，影響了他的整個人生，因為這幫助他變成了一個完整的人」（26頁）。但是，這樣的「我們」也並非是單純的、不變的，對「我們」的自我審視與批判也是必需的。「我們，我和曼德施塔姆所屬的這一代人，在所有的十字路口都大聲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決定歷史的時代，但我們並沒有為所發生的一切擔負任何責任。我們把時代和自己的所有罪行都歸結為命中注定的歷史進程。」這顯然有問題，但是「我並不想指責曼德施塔姆他們那一代人——他們中間有些人為了自己與官方教條的對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我周圍我沒發現有這樣的人。即使有的話，他們比水還靜，比草還低，沒人看得見他們」（26頁）。比這種代價和寂靜更為嚴重的狀況是「我們」中間出現的複雜性。「『我們』或許為數不多，或許是偶然的組合，可是任何一種對『我們』的人為分隔都會引起最嚴重的後果。我們看見一些人落入牢籠後信口誹謗自己的親人、朋友以及不久前的盟友和戰友，還有一些人雖未失去自由，卻和父母、丈夫、兄弟姐妹脫離了關係……我們總是說，不管哪種人，他們的行為一定是迫於壓力，可我相信，並非一切行為都可以用這種該詛咒的壓力作為借口」。她舉了兩個女孩的例子，試圖說明在壓力所迫之外，還有她們在成長過程中受到的教育以及社會輿論等因素（29頁）。那麼，關於「我們」，一方面「在我們這片天空下，家庭、友誼、同盟，由『我們』一詞聯繫起來的一切，都在我們眼前瓦解了，不復存在」。而另一方面，「真正的『我們』不可動搖、無需質疑，並且始終不渝。它堅不可摧，無法被瓦解、被破壞。即使用這個詞語稱謂自己的人已經長眠於墳墓，『我們』依然不可侵犯，完好無損」。（文/李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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