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兩岸共寫史書何以可能：從分歧走向共識

《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出版座談會

11月9日，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與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主辦的「《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出版座談會」在近代史所學術報告廳舉行。《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的主編分別由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長王建朗、台灣「中研院」近代史所原所長黃克武擔任，全書分晚清、民國兩卷四冊共57章，由57位作者分別撰寫，這些作者來自大陸、台灣和香港，都是活躍於學術前沿的優秀的中生代學者，可謂集一時之選。因此，本次座談會聚集了近代史學界的諸多知名學者，例如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吳景平、北大歷史系教授王奇生、中國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員汪朝光，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金以林、黃道炫等。

作為兩岸學界共寫歷史的一大成果，《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不僅凝聚了參與編寫的諸多中生代學者的努力，同樣也是兩岸近代史學界三十年來不斷交流、合作的成果。三位近代史學界的前輩，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金沖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海鵬、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楊天石，對此書也頗為關注，在座談會他們對此書的出版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楊天石說，這套書不僅在學科水平上有一個很大的前進，而且在超越、克服過往史學局限性上有重要突破，對建立兩岸史學共識有重大進步意義。

海峽兩岸共寫史書何以可能？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長王建朗在座談會上介紹道，《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的計劃最初由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於2010年提出。王建朗說，2016年4月台北舉辦了一場兩岸學術交流的研討會，與會學者回顧了三十年來兩岸交流的情況。兩岸之間的學術交流，最早始於美國、日本等第三地，當時大陸、台灣學者之間很陌生，且互相提防，後來交流越來越多，越來越直接，兩岸學者在交流中互相理解，關注彼此的研究成果，不斷打開視野，互相影響。在一些學術問題上，兩岸學者的研究已經相當接近。在此背景下，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提出這一計劃，很快得到了兩岸諸多學者的積極相應，台灣方面以「中研院」近代史所為主體，此外來自「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東華大學、輔仁大學等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學者也積极參与。最終成書的文稿集合了34位大陸學者、21位台灣學者、2位香港學者的貢獻。

王建朗

社科文獻出版社首席編輯徐思彥補充道，其實近代史的老一輩學者早先就有兩岸共寫近代史的想法。她回憶說：「2004、2005年，有一次在復旦見沈渭濱教授，他當時就提出兩岸合寫近代史的想法，我也很快將此想法轉達給了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老師。」

共寫史書的前提是兩岸學界不斷深入的交流和對彼此的尊重、寬容。由於歷史原因，海峽兩岸曾一度隔絕，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兩岸交流的推進，檔案文獻的開放，兩岸學界在史料共享、人員往來、學術出版等方面的合作都在不斷展開。兩岸學界最早的交流就開始於近代史領域，座談會上，張海鵬、楊天石等回憶了自己曾經歷的兩岸交流的艱難歲月，更感慨有如今局面之不易。當下，民進黨主政台灣後，對兩岸關係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黃克武認為，在此局勢之下，更應該堅持兩岸學界更擴大的學術交流。「比現在更艱難的境況，我們也一路走過來了，我對未來兩岸的學術交流還是抱樂觀的態度。」汪朝光說。

分歧如何達成共識？

《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的出版之所以備受關注，除了因為這套書集合一眾一線學者，反映了近年近代史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之外，兩岸因歷史原因，對近代史上諸多議題曾各有表述，學者如何坐下來消弭這些分歧，達成歷史共識，更是媒體和大眾讀者關心的問題。

首先，從技術層面上說，本書對一些兩岸表述有異的名詞術語做了統一。作為後期統稿工作的主要參與者，汪朝光說，兩岸學者互相尊重、包容，在這個問題上基本沒有大的分歧。一些名詞術語只是因為兩岸譯名不同，所以才需要統一，都不是大問題。另外，在此書編寫過程中，兩岸學者互相審讀文章，更加深了對彼此研究之長短的認識。

而在一般讀者的印象中，涉及「辛亥革命」「國共內戰」這樣兩岸可能存在重大分歧的議題，在學者來看，情況並不完全如此。

座談會現場

「兩岸剛開始交流的時候還有各種顧忌，比如辛亥革命，大陸認為這是『資產階級革命』，台灣方面的表述是『全民革命』，這一點分歧很大，但隨著交流的加深，兩岸都有改觀，現在我們說辛亥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金沖及所著的《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也是用的這個說法，這個定義恰如其分。」汪朝光說，「在此書編寫過程中，確實沒有遇到過雙方學者沒法溝通的情況，比如說，國民黨退守台灣，這一章是台灣學者寫的，前一章講退守台灣的背景，是我寫的，可能在一些史事的敘述上略有差別，但大體沒什麼不同。兩岸學界的溝通和交流真的是到了一定階段了，這事兒如果放到80年代，那是很困難的。」「國共內戰」也是一樣，在兩岸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情形下，兩岸的近代史學界也是各有表述，但如今兩岸的民國史學者基本接受了「國共內戰」這一描述客觀史實的中性的表述。

王奇生進一步談到，最近十幾、二十年來，民國史學界進步最明顯的恰恰是曾經兩岸分歧最大的地方。因為有分歧，雙方各自反省，反倒突破了原有的研究局限。以前兩岸沒有多大分歧的問題，反而缺少反省。王奇生舉例說：「比如，北伐戰爭。兩岸學界對這一歷史事件的認識高度一致，都是站在南方的立場，而南方的立場，就是國共合作的立場。而在當時的北方，北洋政府稱這場戰爭叫『南征』。南北方都認為是自己是正義的一方面。當時中立的報紙，稱這場戰爭為『南北戰爭』。所以，從描述史實的立場看，北伐戰爭也可以換個說法，但目前還沒有人接受。」1927年以後的歷史，似乎兩岸會存在更多分歧，但事實上，這一領域的研究近年進步很大，北洋時期的歷史兩岸分歧少，反倒學界研究的也不夠。這一點從《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的篇章安排中也可以看出一二。

就民國捲來說，大篇幅都是國民政府時期的歷史，而北洋時期的政治外交史只有兩章，這樣的篇章安排顯然是有所不足的。而且，一位作者撰寫一章，都是自己最擅長的領域，這也讓讀者心生疑慮：篇章規劃是否因人設事，各說各話？對此，汪朝光解釋說，選題的最初規劃是希望儘可能地呈現歷史全貌，而且一位學者只寫一章，也是希望能夠包容進更多的學者，但也有實際的難處，即可能找不到合適的作者。「民國卷北洋歷史只有兩章，這兩章很出彩，但還是太少了，如果有四五章這樣的研究，那就更好了。」汪朝光說。

分歧越大，分歧的彌合就更加凸顯。但是從學術研究到公眾歷史還有距離，所以，大眾對兩岸在歷史認識的分歧的彌合可能比較缺乏了解。事實上，我們對國共關係等不少歷史領域的認知已經從過往立場的局限中有所進步。汪朝光愛看電影，他以近年上映的電影舉例說：「去年上映的《開羅會議》，網上很多人吐槽，事實上如果大家去看了這部電影，就知道這部電影實際講的是正面戰場的抗戰史，從珍珠港事件到日本投降，反映了不少國民黨和正面戰場的情況。在抗戰史上，我們已經對正面戰場有了比較客觀的認識。」

黃克武認為，兩岸學界一大突破是看彼此的書，讀彼此的研究，而這在90年代以前是很難的。2000年以後，黃克武自己就有四本書在大陸出版。「通過看彼此的研究，看到個人研究的盲點。學術越開放，越容易促成對歷史真相的追求。」黃克武說，「原本抗戰史兩岸的分歧最大，現在學界基本肯定了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的貢獻，這是兩岸學界互動的結果。台灣學界也在不斷反省自己的史觀，慢慢把爭意識形態、爭正統這樣的思想放下以後，會越來越逼近歷史的真相。」

黃克武

在兩岸還存在分歧的抗戰史上，兩岸學界目前也已經開始了共同書寫抗戰史的計劃。汪朝光透露，明年近代史所將出版8卷本的抗戰史，未來還將和台灣學界共寫抗戰史。共享史料、共寫史書、共建史觀，未來將會是兩岸歷史學界進一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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