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把幸福問個到底

這一次把幸福問個到底

嘉賓

徐卓

美國後現代陶斯學院合作者，清華大學心理學博士，國際積極心理學會（IPPA）會員和國際分析心理學會（IAAP）會員。

時間

11月5日 15:00-17:00

《三聯生活周刊》907期的封面上明晃晃地寫著四個字：學會幸福。乍見之下，多數人回想的結果是，竟然從來沒有試圖尋找過這個答案。但是作為幸福對立面的焦慮，卻是長久以來的忠誠伴侶，教人避之不及。基於無數個對幸福的疑問，我們做了一場名為「這一次把幸福問個到底」的活動，幸福，真的有答案嗎？

我們邀請來清華大學心理學博士徐卓，還原了一場蘇格拉底式談話——在不斷發問和被問的過程中，和讀者一起逐漸接近幸福的答案。

徐卓提出了基因，文化和行動三個與幸福有關的話題。

基因決定了人的本能需求，儘管滿足這種需求能夠帶來快感，但是仍然需要與本能衝動進行對抗。徐博士認為針對本能，不妨採取短期合作，長期重塑的方法。

文化是指導人們獲取幸福感的另一個因素，有很多理論為我們提供了幸福的答案：積極心理學教導要發揮自己的優勢，整合心理學說要身心一體，後現代讓我們各自走各自的路，正念實踐提示要安於當下；儒家的胸懷天下，道家的無為而治，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幸福的事情的確有些難辦，正好對應了何勇《鐘鼓樓》里的歌詞「到底是誰出的題這麼的難,到處全都是正確答案」。市面上流通的指南與雞湯誰都灌下過幾公升，但是面對如此多的「經過實驗證明」的答案，哪個才能實現自己的幸福？在這個問題上，任何一個答案都不能通用。社會尚文，便去讀書，社會尚武，便去操戈。街頭巷尾的人談論的話題一朝能夠變改三番，文化對人的影響也不過是一種不關自身的「時尚」。過濾這些干擾，尋求適履。

人們比往日更能認知自己，在迷宮之中渴望出口。從另一個角度看，是個性的復甦：我焦慮，故我在；我覺察，故我在。而行動，是靠近幸福答案的最後一步。每一次睡眠，每一次談話和共處，每一個時刻，每一餐飲食。在每一場行動里獲得滿足，循序漸進，持續終生。

對比最初的「造物」，隨後衍生出的自我是個副產品，創造力是個副產品，意義是個副產品。文化、自由、意志、幸福，所有我們自己想要的好東西都是副產品。

我們的設計意圖裡面，不包含讓我們幸福。這實在是令人悲觀的誠實。

基因有自己的遊戲，文化有自己的遊戲，各方宏大的力量扯著個體去參加到他們的遊戲中去——可誰來玩兒我的遊戲？

我們對外在世界的認識，都不是簡單直觀的反射，而是構建的結果，其中帶著我們的經驗，感情、行動的慾望和傾向性。基於這種認識，1998年，馬丁·塞里格曼當選美國心理協會主席時，呼籲心理學界應當補充一個新的目標：探討人生的美好之處和使人生美好的有利條件。他希望能在心理學中發展出一種新的模型，一個更積極的模型，研究到底是什麼讓生活變得值得一過，也就是後來的「積極心理學」。幸福，可以是一種學習而來的結果。

活動中我們看到了一部短片：這是一場稀鬆平常的馬拉松，運動員啟程，奔跑，超越。每個人的臉上都是絕不退卻的表情。畫風急轉，奔跑的主人公開始發問「我為什麼不能有別的選擇？」為什麼不能停下，為什麼不能往回跑？於是馬拉松的終點不復存在，有人躍入河流，有人闖入婚禮教堂，有人奔跑著去見愛人，當然還有人跑完全程——前後兩種，都令人感動，文化、本能和自我，都能指導人去實現幸福。無論是誰，必定會參與到各方的遊戲，然而應該深知一點的是，自己永遠是遊戲的主角。在自己之外，和他人的相遇也完成了個人意義的實現。

我行動，故我在。我愛，故我在。

幸福的答案，或許永無終結，但是在尋求的過程里將會無限靠近。答案當然會越來越清晰，可最後它的輪廓也會變得無關緊要，因為那時你正在幸福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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