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保護淪陷區百姓」之說，並不成立

圖註：汪精衛視察偽軍

文 | 楊津濤

近年來，網上不時有人為汪精衛鳴冤，聲稱汪偽政府對淪陷區百姓有所「保護」，乃其歷史貢獻。其中，最具代表者為「林思雲」，他在網文《真實的汪精衛》中稱，「如果說日本人扶植汪精衛在日戰區成立一個傀儡政府，倒不如說這個傀儡政府是汪精衛儘力『爭取』而來，而且是來之不易」，此後「汪精衛政府在『清鄉』地區改為政府出面徵收糧食，結果日佔區百姓度過了沒有日軍侵犯騷擾的安穩的一年」。

「林思雲」以上說法脫胎於當初汪偽人員的供詞。如陳公博即辯稱，汪組建偽政府，原期望日本能「使南京支配一切經濟以保持國家、人民的元氣；使南京可以自由處置貪官污吏，使人民可以安居樂業，排除日本憲兵的非法逮捕，以保存人民的生命」。

事實上，汪偽的存在，僅僅是為日軍對淪陷區的統治提供了便利，完全談不上「保護」百姓。

日本扶植汪偽，旨在對抗重慶「以華制華」

日本全面侵華後，即實施在佔領區建立偽政權，以方便統治的方針。1937年8月，日本軍方有感於關內中國人「覺悟程度高，民族意識強烈」，認為「依靠中國人建設新中國』為上策」。因此軍方不同意華北日軍直接實行軍政，要求他們「嚴格去掉佔領敵國的觀念，政治機關要由居民自主產生」，此即所謂「以華制華」政策。當年12月，日軍扶植的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北平宣告成立，名義上統治華北地區。

偽「臨時政府」未設「國家元首」，因日軍希望「華北新政權不僅對華北，而且對華中、華南方面也必須取得威信」，那麼「該政權的首腦應網羅在全中國具有威望的人才」。日軍為此曾試圖拉攏吳佩孚、靳雲鵬、曹汝霖等北洋名宿，但都不成功。無奈之下，只好在華中又扶植了一個同樣沒有「元首」的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

在此期間，日方開始了對汪精衛的策動。日本內閣情報部在《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經過概要》中披露，「汪精衛運動發端於1938年春中國事變進入正式階段之際」「自1938年夏以來，主要在香港及上海兩地，與汪精衛方面的代表進行接觸，探測其誠意與熱情」。由此可知，由汪精衛這位「在全中國具有威望的人才」建立偽「中央政府」，乃日方孜孜以求，而非如林思雲所說，是汪自己「爭取」來的。

起初，對於是否由汪精衛出面組織偽政府，日本內部是存在爭議的，但後來以駐香港總領事田尻愛義為代表的意見上了上風。他認為，「汪精衛以相當大的決心決定脫離重慶政權，對此，如袖手旁觀，則有可能以虎頭蛇尾而告終。反之，如果汪精衛的今後行動與我方與之相呼應的工作互相配合，則蔣政權有可能遭受嚴重打擊。另一方面，就汪精衛的經歷、手腕及其一派人物而言，在收拾日中時局和建設東亞新秩序方面，不失為最有力因素」。顯然，日本扶植汪偽政權，一是對抗重慶的抗日政府，二是方便其「以華制華」。

圖註：汪精衛參加「大東亞會議」

汪偽即使有意保護百姓，無實權亦無能為力

汪偽政權建立之初，其實際轄地僅江蘇、浙江、安徽三省，及南京、上海兩市，即使在這些地方，汪偽官員所有的行政權也極其有限。曾任駐汪偽「大使」的重光葵說，「汪政府內之中央政治及地方行政機構，均受日本方面之三層監督：一是日籍顧問及職員的內部指導；二是『興亞院』及其在各大城市設立之『連絡部』的外部指導；三是駐在該地陸海軍的綜合監督」。此種情況下，汪偽中人縱想「保護」百姓，亦屬無力。

1940年4月，汪偽政府剛成立時，周佛海極為得意，在其日記中說，「國民政府還都，青天白日滿地紅重飄揚於石頭城畔，完全系餘一人所發起，以後運動亦以余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虛一世也！」10月，周佛海已不樂觀：「國民政府還都半載，一事無成，中日國民均將冷淡……為促進和平計，日本不宜拿得太緊，須任國民政府自由發展，且援助之。」此種要求並不為日方所同情，以至在1941年，汪精衛也不得不承認，「一年以來，政治經濟各種情形，不能說沒有一點進步。但是全面和平沒有實現……在施政上，無論是行政效率，以及經濟生活的改善，都受著限制和束縛，不能有充分的發展」。

在日方看來，汪偽政權存在的意義，只是為其侵華服務。1940年12月，日方制定的「政略指導」，從四個方面對汪偽提出了27條具體指導意見，「使其一意協力加強帝國綜合戰力的各項必要措施為主要著眼點」。汪偽要協同日軍，完成「軍需物資的收集、搬運與供給；對軍用鈔票及聯合銀行對策之協助；提供軍事作業力；收集情報；以警察和兵力協同維持治安和討伐；關於招降工作和剿共工作之協同；關於隔絕之協同；提供國防必須物資；關於分擔必要戰費等」；同時還要致力於瓦解國民政府，開展「對重慶領域的封鎖工作；爭取重慶領域，尤其是武力、財力工作；爭取中間勢力工作；吸收內地物資，乃至使其枯竭工作；對重慶的破壞及特務工作等」。

圖註：「大東亞共榮圈」宣傳畫

汪偽的存在，加重了淪陷區百姓負擔

1、汪偽幫助日軍在淪陷區籌措物資、掠奪民間財富，以至民不聊生

汪偽政權為協助日軍籌措戰爭物資，成立了偽「全國商業統制總會」，下設米糧、油糧、紗布、五金、日用品5個「統委會」，規定37種生活必需品為統制物資。為滿足日軍要求，「商統會」以低價大量「收買」統制物資。曾在「商統會」任秘書的金湛廬回憶說，「自從統制之後，人們只看到幾條鐵路線上的軍用糧車和江河水道里的軍用糧船，一批又一批地飛芻輓粟，而各地糧底卻日見稀薄」「淪陷區劫後農村，糧食所產不豐，至多只能維持民眾自己的食用，經過『米統會』千方百計地榨取，普遍出現糧荒」。

上海一家五金店的店員顏濱，在1942年4月的日記中說，「本號的貨物因受統制的影響，生意清淡得可憐，尤其是這幾天幾乎是完全地停頓了」，同時「據大多數人推測，法幣將被強制淘汰，而將流行儲備票了，所以人心大起恐慌，紛紛地以錢易貨」。當時汪偽「中央儲備銀行」規定「中儲券」不再和法幣等值使用，1942年3月，規定「中儲券」77元兌換100元法幣，5月20日改為74元，21日為71元，22日為66元，至26日又降為50元，兩個月間，法幣被強制貶值一半。

2、因汪偽推行「清鄉」，有些淪陷區百姓的生活，反而不如日軍直接統治時期

所謂「清鄉」，指的是汪偽對華中地區忠義救國軍及中共軍隊的清剿，汪精衛親任「清鄉委員會」委員長，一方面希望藉此擴展在轄區內的權力，另一方面也是封鎖淪陷區經濟，以滿足日軍對戰爭物資的需求。有關「清鄉」的暴行，向來所言極多，這裡僅僅引述江陰小商人王仲卿一家的書信，管窺汪偽政權同普通百姓的關係。

江陰人王芸芳記下了他父親王仲卿在「清鄉」中的經歷，「X到祝清鄉，所有家家老幼完全趕出，集在一起，聽他們的訓話……平時稍有仇的人，他就隨意的亂敲，X不問三七二十一都拉起來，可憐遭遇艱苦磨難的爸爸又是其中的一分子……因X他將拉的人，實行他酷虐的刑罰，一般人受不過刑，就胡亂的招人，當這種情勢之下，百姓都驚得面如灰紙」。她同時還說，「現在各鄉鎮正忙的在編保甲，寫門牌，以後他來查多一人不可，少一人亦不可，並且各個人要領清鄉證，到親戚家去也要領證，回家也要領回家證。」除深受毒打外，王仲卿的生意也大受影響，他說，「鄉間現在清鄉，生意甚清，今年之損失，今年之生意進益，恐不足矣！在此無可奈何之時，余亦樂天知命而矣！」

從王仲卿和家人的往來信件中，還能看出，江陰自1937年12月淪陷後，在日軍統治的前三年，「因農業尚能豐收，雖地方上有忠義救國軍和新四軍的征戰，老百姓基本的營生還可維持」。反而是汪偽政權的「清鄉，各種苛政，使得民不聊生，加以連年乾旱，天災人禍」，老百姓生計變得更難維繫。這同林思雲所說的「清鄉」作用截然相反。

圖註：淪陷區的宣傳標語

注釋

《戰史叢書：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第446頁；臧運祜：《日本秘檔中的「汪精衛工作」考論》，《民國檔案》2007年第2期；《汪精衛工作一件》（1939年1月27日），中央檔案館等編：《汪偽政權》，中華書局2004年，第657頁；王建朗、黃克武主編：《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民國卷（上）》，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498頁；蔡德金整理：《周佛海日記》（上），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第387頁；汪精衛：《國民政府還都一年》，《汪精衛集團賣國投敵批判資料選編》，南京大學學報編輯部1981年，第345、346頁；餘子道等著：《汪偽政權全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09、510頁；金湛廬：《汪偽全國商業統制總會》，文斐編《我所知道的汪偽政權》，中國文史出版社長2005年，第218頁；顏濱：《我的上海淪陷生活》，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6頁；王正華：《關山萬里情——家書中的戰時生活（1937—1945）》，《國史館學術集刊》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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