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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是袁世凱入朝鮮平叛引起的嗎?


甲午戰爭是袁世凱入朝鮮平叛引起的嗎?



袁世凱·資料圖

本文摘自《真實的袁世凱》 作者:馬東玉


論者多把甲午戰爭的起因推到袁世凱之身,謂袁世凱報告朝鮮發生民亂,催李鴻章派兵入朝,給了日本發動戰爭的機會。甚至說,朝鮮根本就「無所謂東學黨,其事為袁世凱所虛造,而兩國因之釀戰禍」。袁世凱何以「虛造」東學黨起義?論者胡編:當時清廷欲以「潘某代袁,袁聞而恐慌,乃電告北洋大臣說:朝鮮有東學黨將作亂,袁某宜暫留,不可歸,且請兵。北洋大臣信之,為遣葉志超統一旅赴朝鮮。日本人聞之,懷疑中國將乘機滅亡朝鮮,奪其土地,也派兵前往。」孫寶暄:《忘山廬日記》(上),第307~308頁。


孫寶暄日記的此項內容是宗恕提供,宗恕即「維新」士人宗平子。此人為當時倜儻文人,曾以標榜維新謁張之洞、李鴻章等大員,又結交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等,曾做李鴻章北洋學堂總教習。因其志不得展,39歲即鬱郁而死。


宗君編造袁世凱假造東學黨起義,令李鴻章出兵朝鮮,不僅毫無根據,更嚴重者,顛倒了戰爭發動的主體。把日本蓄謀已久的戰爭國策,說成是中國受袁世凱影響,出兵朝鮮,「日本人聞之,懷疑中國將乘機滅亡朝鮮,奪其土地,也派兵前往」,方出現甲午大戰的。

實際上,不管是何種具體事件,日本都要、也總能找到借口侵略朝鮮和中國的。這是他們的基本國策和十年準備,一定要發動那場戰爭的。


日本君臣卧薪嘗膽,蟄伏十年,開始尋找侵略機會和戰爭借口。東學黨起義之前,他們已經在製造戰爭事端、尋找戰爭借口了。


1893年,日本派大石出使朝鮮,就是讓他去韓國製造事端、製造戰爭借口。大石狂妄至極,一到朝鮮便揚言結恩各國公使,扶持韓王,不再受中國凌侮,驅逐中國的派官,就是要讓韓國自派使節。


大石未來得及找出中日間的事端,卻借口日朝間的經濟糾紛製造事端,強令朝鮮賠償,以下旗斷交相威脅。他以為這樣,袁世凱會直接找他算賬,戰爭借口就會產生。


豈料袁世凱認為他擺出的架勢實在可笑,無賴得像是幼兒打仗。袁世凱電告李鴻章:「倭強大不如俄國,大石陰謀不及韋貝等人,各國亦未必聽其聯合,庸人自擾,似乎沒什麼了不起」《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521頁。。

果然,袁世凱在背後指導朝鮮外署和他玩遊戲,很快使大石怒髮衝冠,蠻橫凶暴本相充分顯露。說什麼「扶持韓國自主」,不久就「為韓君臣所深嫉」。戰爭借口沒能製造出來,結局卻是上任僅半年就再難駐節,灰溜溜滾了回去。


1894年,大石又企圖利用金玉均被殺事件發動戰爭。金玉均是朝鮮開化黨的主要領導人,「甲申政變」後隨日使竹添逃走,一直躲在日本。朝鮮政府多次要求引渡,都被日本政府拒絕。1894年3月,金玉均密謀返回朝鮮從事反政府活動,先到中國活動,在上海租界中被本國人洪鐘宇槍擊死亡(洪鐘宇父洪英植在甲申變亂中死亡)。屍體經朝鮮政府請求,由清政府派船送回朝鮮。這一事件純屬朝鮮內政,與別國毫無關係,但日本侵略者卻乘機煽動仇視中朝情緒,並大吹大擂組織所謂「友人會」,用金玉均的遺發在東京舉行盛大葬儀。日本議員發表演說,攻擊中國撥船運屍是對日本的「侮辱」,並說是中朝日三國間的重大事件。浪人團體立洋社,向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建議斷然向中國宣戰。陸奧宗光認為金玉均事件不足以構成宣戰的理由;日本參謀次上川上操六接見立洋社,鼓勵他們去充當「放火」的角色,擔保出事後由日本軍部承擔後果丁名楠:《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一卷,第332頁。。


為發動戰爭,日本人做好了一切準備。川上操六又以旅遊為名,連續去朝鮮、中國考察四個多月。參觀了中國各要塞,李鴻章把他作為上賓接待。通過川上的考察和日本間諜的刺探,中國軍事部署全部為日本掌握,情況比中國人自己還清楚。日本人的戰爭準備十分充分後,便去找一個合適的借口。


1894年,朝鮮爆發了東學黨領導的農民大起義。他們打出「除暴安良」、「逐滅洋倭」等口號,號召朝鮮人民進行反日、反封建鬥爭。數日之間南三道(全羅、忠清、慶尚)迅速轉入起義者的控制之下,全羅道首府全州也被起義群眾攻佔。


5月,川上操六與玄洋社頭目岡浩太郎商定,利用農民起義發動侵朝、侵華戰爭。由玄洋社浪人組成「天佑俠」秘密接觸起義領導人,「幫助」起義者作戰,使之改變「逐滅洋倭」的口號。

農民起義萌發時,袁世凱即勸韓王「早為翦除,毋使滋蔓」。在起義民眾大集會時,袁世凱又向韓王提出,「派公正臣前往撫輯,將各城鎮的貪官污吏和苛政分別汰除,再調各處練軍到那裡虛張聲勢,顯示將進行征討,並切實明白地吩咐其解散,倘若終不遵從,再議進剿」《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3165~3166頁。。但是,韓國君臣畏葸不決,袁表示自任督剿,朝鮮政府才派員趕往集會場所,驅散了東學黨的集會。


早在同年3月,袁上報李鴻章:「東學邪教聯名請韓王盡數驅逐洋人,屢有揭貼榜文,沿西方人門前多端詬詈,聲稱將驅逐殺戮。在漢城的洋人都大為恐慌……剛才英國官員禧在明來稱,各國洋員均要求調兵船防範。已告以中國有彈壓責任,應該靜候。請求凱速調兵船,以防意外,而清除各國的疑懼雲。查西方人既等待中國彈壓,自然屬於好事,乞即電令水師,迅速派遣兩艘兵船來仁(川),以盡彈壓之責。」《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540頁。


這封電報便是後來國人追究甲午戰爭,是由袁世凱錯誤估計形勢,導致李鴻章派兵赴朝平亂,給日本造成了發動戰爭的借口。從電報內容看,是由外國駐華使節向袁世凱請求,袁世凱為穩定漢城的形勢,杜絕各國為保護僑民使綰而出兵干預。這與朝鮮當局的要求完全一致,與李鴻章的態度完全一致。韓國也曾向李鴻章請求派兵來韓戡亂,電文中有,中國「如不允,他國人必有樂為者(即派兵自保),將置中國於何地,自為不可推卻之舉」。李鴻章的電稿中也有「韓國歸中國保護,其內亂不能自我了結,求中國代其戡亂,自為上圖體面」電派海陸軍赴朝平亂同上書,第681頁。。


中國方面如果要找負責任者,不是袁世凱,而是李鴻章。是李鴻章判斷失誤,在日本人的誘使下,自以為中國出兵朝鮮,日本人不會出兵。而日本人所以有出兵的借口,遠在十年前李鴻章與伊滕博文簽訂《天津條約》中,就有「朝鮮本國如有亂黨滋事,該國王若請中國派兵彈壓」,「必須預先通知日本」;而日本亦將出兵,「保護使署、領事及商民」《中朝關係通史》,第633頁。。

有此條約內容,日本人擔心中國不出兵,乃通過日本譯員鄭永邦、代理公使杉村多次向中國聲明:朝鮮亂黨,大損商務,「韓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難辦,貴政府何不速代韓勘亂。我政府必無他意。」丁名楠:《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一卷,第333頁。駐日公使汪鳳藻也為日人欺騙,給李鴻章發電說:「日本國內官民爭執日益加劇,決沒有再生外事之餘力。」丁名楠:《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一卷,第333頁。


李鴻章在日本的「必無他意」的誘騙下,才決定出兵朝鮮的。而中國駐日公使汪鳳藻根據李鴻章和總署的決定,照會日本。清廷即派兵赴朝的第二天,日本外務省即復照汪鳳藻,宣稱日本根據《天津條約》,派兵赴朝。同一天,日本駐華公使、駐天津領事也分別照會總署和李鴻章,宣布派兵赴朝「保護使署、領事及商民」。日本人實際上在向汪鳳藻、李鴻章發照會的前一天,以護送日使大鳥圭介返任為名,派海軍陸戰隊400名趕赴朝鮮了。


其實,日本人誘中國出兵,又由「必無他意」變成立即出兵朝鮮,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李鴻章完全可以察黨其詭計,改變計劃,免得入其陷阱。


身臨其境的袁世凱發覺日本的陰謀比誰都早,他曾及時電告李鴻章,日本人陰險狡詐,不可輕信。無奈李鴻章卻對伊藤深信不疑,電告袁世凱「伊藤尚明大局,不致唆使韓匪起事。……伊藤與我交好,異非虛偽」《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552頁。。他不聽袁世凱的勸誡,自然落入伊藤的陷阱之中。


若真要究其責任,袁世凱在朝鮮十二年,頭腦清醒、縱橫捭闔,在外交戰場上一直是勝利者。連以奸詐、聞名於世界的日本人,也絕非袁世凱的對手,竹添、花房、大石等在袁世凱的手下無不變成鎩羽之鳥。其他的陰謀人物,如韋貝、德尼、李仙得、穆麟德、史納機等,全不是他的對手。至於朝鮮的各派,一直在興風作浪,甚至陰謀發動政變,也全都落得身敗名裂。恰恰是執掌中國等政外交大權數十年的李鴻章,卻一下子掉進伊藤的圈套之中,一再受其蒙蔽,一誤再誤,乃至戰爭,外交全數失機、失敗,貽害無窮。即使如此,中國的失敗也不應讓李鴻章全負其責。清政府外強中乾,腐敗不堪,實難與蒸蒸日上的日本相抗衡。遠比中國強大的俄國,不久也敗在日本之手。置於弱國之中,外交人員頭腦再清醒,終究還得落入「弱國無外交」的規律泥淖中。


何況,一個無兵無勢的袁世凱,甲午戰爭前夕不過為李鴻章提供一些他能覺察的信息,也未被李氏重視。他陷入生命難保的困境,又有何法挽救如火如荼的時局。日本發動戰爭是非發動不可了,國人又如何能把戰爭責任歸咎於他呢?


1894年6月9日,大鳥率四百名日軍低達仁川,第二天達漢城。同時,清軍聶士成、葉志超部也到了距漢城一百五十餘里的牙山。東學黨起義群眾已被朝鮮軍隊打敗,又迫於清軍的到來,很快宣告解散。


農民起義失敗,動亂平息。袁世凱電告李鴻章援增軍隊,並會晤大鳥圭介,會商雙方撤兵之事。


雙方會談情況如下:


袁世凱說:「韓國亂事漸平,我國擬定早早撤兵。日本如繼增兵,我國自然也要增兵,雙方防備,必生嫌隙。如西方人藉機播弄,韓國危急,中日亦必有損。中日和睦,亞洲大局可保。倘互生嫌隙,徒然自害。」


大鳥說:「我之見解與您一致。我國因把韓國亂事看得太重,才派來軍隊。我年過六十,豈願生事?我們約定:我國留韓八百士兵,再不增兵,你也發電阻止貴國增兵。我們推誠相辦《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698、702頁。。」


大鳥的談話雖然動聽,實際上是在虛與委蛇,因日本的兵力在朝鮮尚不足。以此麻痹中國,爭取增兵時間,延緩中國增兵速度,佔據軍事先機。


此後,日本則快速增兵,六月底已增陸軍萬人,軍艦七艘。陸軍集中於仁川、漢城一帶,抓緊構築工事,準備作戰。


而此時李鴻章則電告駐日使臣汪鳳藻,韓事平復,我將遵守乙酉(1885年)中日談判訂約,軍隊撤離。讓汪鳳藻照會日本,也把日軍撤回同上。。


然而,日本卻拒絕撤軍,同時向李鴻章提出中日兩國共管朝鮮,代之進行內政改革和訓練軍隊。亦聲稱:無論中國同意與否,日本都不會撤兵;中國不同意共管朝鮮,就由日本獨立進行。


李鴻章對日本的違約,僅聲明仍按約辦事,不同意日本的要求。陸奧宗光承認,日本要的就是這個結果:讓中國處於兩難的被動地位,日本為所欲為,繼續增兵、抓緊備戰,到一切準備就續,則向中國軍隊發起攻擊陸奧宗光:《伯爵陸奧宗光遺稿》,第323頁。。


李鴻章軍事上不置可否,僅把希望寄予西方國家的調停上。身在前線的袁世凱知道中日戰爭在所難免,遂電告駐軍牙山的葉志超,讓他作出向漢城進軍的姿態,為自己提供對日交涉的依恃。但葉志超部淮軍僅二千餘人,遠非日軍的對手,不敢響應袁世凱。


袁世凱差不多每日都找大鳥協商日本退兵之事,大鳥對他軟磨硬抗,只待日本發動戰爭,袁世凱徒費口舌。袁世凱又聯合各國駐漢城外交官,共同詰問大鳥日本增兵之事,大鳥有了大兵作後盾,氣勢變得愈加兇悍,各國官員皆毫無辦法。


隨著日軍不斷增兵和備戰,朝鮮親華派很快發生逆轉,原來與袁世凱交好的官員,也不敢再向他提供情報,袁世凱越來越孤立無援,而且因戰前的局勢緊張、混亂。日本浪人、被平伏的東學黨人、被袁世凱處置過的韓國親日分子,都想趁亂殺害袁世凱。袁知情勢危迫,不敢出使館一步,因使館的供應斷絕,幕僚多託故離去。袁世凱已處在殺機四伏的環境之中。


6月30日,朝鮮政府迫於日本壓力,照會大鳥,宣布不再是清政府的屬國。並聽說大鳥將依照公法,以袁的「職名均舛」,即中朝宗屬關係解除,袁的官職和代表身份皆不成立,將派兵押他遞解出境。袁世凱在朝鮮已無可作為,若被押解,使國家蒙羞,乃電請李鴻章,提出撤任回國的要求。


袁的要求未被清廷批准;李鴻章來電讓他堅決頂住,「勿怯退」。此後,袁世凱坐困待守,焦慮萬分。反覆向李鴻章發電,告知漢城日漸緊張,日本不日將發動戰爭,要求快速批准他回國,留在韓國已毫無意義,莫如去天津「面稟詳情,佐籌和戰」。7月7日,清廷向他電發上諭:「現在韓日情勢未定,袁世凱在彼可以常通消息,且與各國駐韓使臣商議事件,亦較熟悉。著勿庸調回,欽此。」《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758頁。


清廷尚不知漢城的緊張形勢,更不知袁在朝鮮已無法正常行使職權,還讓他如平日那般「常通消息」,並與各國使臣共商事件。可這是聖旨,袁世凱不敢再回絕。一急之下,竟致病倒。


有人認為是袁世凱裝病,躺倒不再工作,迫使清廷批准他回國。實則他真的急病,辦理稅務、並任翻譯的唐紹儀電告李鴻章:「在漢城兩署辦公只剩二人,今聞南北進兵,均馬上逃走,沒辦法挽留。儀一人譯電辦公難處理,袁道有病又須照理,勢急情迫,乞速示。」接著又發一電說明袁的病情:「袁道病日重,發高燒,心跳厲害,左肢痛不可耐。韓國事態危險正極,醫藥並乏,留漢城難望治癒,儀目睹心憂如焚。韓國事務以袁道最為熟悉,調回尚可就近商辦一切,無論和戰,當可圖報效。若棄置不顧,可惜。」李鴻章接唐兩電,認為說得切合實際,袁世凱徒留朝鮮無益,莫如調回可資詢問。乃與總署協商成就,於7月18日(光緒二十年六月十六日)電告袁世凱「奉旨調袁回國」。同上書,第788頁。


接到批准回國的電報,當夜即在英國領事朱爾典的協助下,由唐紹儀護送去仁川,乘艦返國。


7月25日,日本海軍襲擊中國運兵船,豐島海戰爆發。28日,日軍在成歡進攻中國軍隊,陸戰開始。8月1日,中日雙方同日宣戰,甲午戰爭正式開始。


論者又謂:袁世凱在戰爭爆發前「臨陣脫逃」。實際上,袁世凱未經清廷下令,即使病死或被殺死在朝鮮,他也不會擅自逃回的。他只等到清廷正式下旨:「袁世凱著准其調回。欽此。」《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788頁。才離開朝鮮,回歸祖國的。此論證據確鑿,無懈可擊,毋庸隨意造謠,篡改歷史。


袁世凱在朝鮮的12年,是清政府宗藩制度的忠實維護者;也是清廷對屬國朝鮮諸項政策的出色執行者。甲午戰爭由日本挑起,他僅為清政府通達信息,挑起和引發戰爭的責任不在袁世凱,而全在日本軍國主義。這是個根本性的史實和原則性問題,如把責任推給袁世凱,不僅不是歷史真實,更重要的是為日本軍國主義解脫罪責,錯誤的史論者企圖攻擊一個袁世凱卻顛倒了一個大原則。


甲午戰爭中國遭到侵略,遭到慘敗,國人無不痛憤。而失敗原因在於清廷的積弱,在於李鴻章判斷失誤,調度無方,貽誤戰機。還在於前方的一些領兵統帥畏敵怯戰,乃至於丟城失地,一敗再敗,直至全軍瓦解,舉手投降。


負有最大責任的是清政府自己,他不會自我懲罰;李鴻章是全軍統帥,雖遭到國人痛罵,但清政府離不開他,也不會對他嚴懲。那些敗軍之將,或殺或免或罰,罪有應得。


而清廷為什麼沒有懲罰袁世凱,因為他沒有該處之錯。戰起歸國,戰後仍被委以重任,說明他的能力是可被任用。這也是歷史的公正一面;我們自然無權把公正的一面再顛倒為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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