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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徐冰:「當代藝術其實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了不起,它有很多問題」

「好的藝術家是思想型的人,又是善於將思想轉化為藝術語言的人。」

專訪徐冰:「當代藝術其實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了不起,它有很多問題」


徐冰作品《鳳凰》,2015年威尼斯雙年展


2015年12月31日,徐冰工作室把電影《蜻蜓之眼》的預告短片放到了網上。這是他2014年卸任中央美院副院長後,公開發布的第一件新作品。此前他受邀參加第56屆威尼斯雙年展,帶去軍械庫古老船塢吊裝的是舊作——巨大裝置《鳳凰》。


2016年1月6日,導演賈樟柯到工作室來看片,和徐冰、詩人翟永明聊了一下午。賈樟柯對翟永明說:和你們的作品方法比起來,電影太老了,感覺我們的工作都沒有意義了。徐冰在採訪中向我轉述這句話後說:「他當然是一個玩笑,但他是一個很敏感的人,他看到監控畫面對於電影領域的價值。」


這的確是部手法極其特殊的電影。沒有攝影師,沒有一個自己拍攝的鏡頭。徐冰和團隊用20多台電腦工作半年,從上萬個小時的監控錄像中採集素材,剪輯成劇情長片。作品沒有拿「龍標」,不可能在院線公映,到目前為止也還在劇本調整和後期製作中。但從透露的情節看,故事好像並不複雜:一個無法界定自己身份的女孩,名叫蜻蜓,她一直在整容。

徐冰用監控畫面做電影的想法大約開始於4年前:某天偶然從電視上看到幾個監控畫面,發現裡面竟有一種特殊的、說不清楚的東西在吸引他。他想,如果一部電影所有畫面都是這樣的,一定會很感染人。徐冰開始托朋友幫忙搜集視頻資料。最早得到的是一段接近兩個小時長度的監控素材,地點在某醫院停車場。他試著用裡面的一段畫面來講故事。「兩個人在那講話,下著雨,講完後,兩人分頭走開……其實是可以給這段講出故事的。後來我了解到有一種孩子玩的遊戲,就是坐在街邊上,看著街上的人,然後瞎編故事。但它是一種樂趣。我覺得是一種很有意思的遊戲……這次實驗以後我覺得,用監控做電影的想法是可行的。」徐冰說。


作品的靈感其實都不是偶發,有時候就日久埋在一條隱藏的線索里。徐冰曾寫過他在「紐約東村7街52號地下室」的生活,文章里有一段記述,現在讀起來,旁觀者似乎可以發現他以監控素材做作品的更早閃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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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冰在他的北京工作室。身後是他斐聲國際藝術界的作品「新英文書法」(黃宇 攝)

1990年徐冰以「榮譽藝術家」的身份移居美國,紐約是他的第三站。1993年3月,他從南達科他州一個叫弗米利恩的小鎮搬到紐約後,有段時間寄住在艾未未家裡——位於東村中心的一個地下室。艾未未搬回北京後,把租房合同轉到了徐冰名下,他在那裡一直住到1998年。這個地下室所在的地界正好是朋克文化的發源地,每天朝聖者眾多。旁邊還住著「垮掉一代」的巨星艾倫·金斯堡。但對中國人來說,更有名的不是詩人金斯堡,而是這個地下室,因為在那裡拍過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劇中姜文演的主人公王啟明剛到紐約時就落腳在這個地下室,房間里所有傢具都是電視劇里的道具。徐冰說,拍劇的時候艾未未是房主,等劇在國內熱播的時候,房主已經換他了。90年代這地下室還住過不少過客名流,演藝界的有張藝謀、陳凱歌、鄭曉龍、馮小剛、姜文、王姬等人,藝術圈的有批評家栗憲庭和畫家劉小東、喻紅夫婦。


徐冰成房主後,遇到一件挺「東村」的事。紐約地下室入口都是在大門的台階下面,通常是個低於地面的小天井。拍《北京人在紐約》時,劇組在這留下了一個紅燈泡沒取走。「也許是這個紅燈的原因,這裡成了流浪漢和街頭女孩們做愛的場所。晚上工作或睡覺時,有時能聽到外面有響動或喘氣聲,那一定是有人又在『幹事』。我一般是隨他們去,流浪漢和妓女的愛情多浪漫,也需要有個地方呵。」徐冰說,他當時想過在門上安一個攝像機,也許哪天能做個作品什麼的,但那時也就是想想而已。


其實《蜻蜓之眼》的想法後來也擱置了兩三年,等真正進入作品實施已經是2015年秋天。和之前相比,徐冰和他的團隊發現,最大變化是素材來源已經多得可怕,網路上每天都有無數公開發布的監控視頻畫面,坐在工作室的電腦前,他們可以清楚知道此刻在遙遠的某個城市、某條街上,有一個怎樣的酒吧或餐館,甚至它每天什麼時候顧客多,什麼時候顧客少。我們真的生活在一個監控的世界裡。


其他人建議也許做短片好,但徐冰根本不想要那種藝術家的視頻藝術(Video Art)。在他看來,只有電影概念和劇情長片,才能和監控的概念形成那種「太衝突了」的互釋關係。徐冰說,一般人想像它(電影)是不可能的,但就是因為不可能,如果走通了,它就可以為我們的概念提供新東西。


為藝術的系統提供新的東西,這麼多年都是徐冰做作品的想法起點。「我的創作越來越不像標準的藝術,但我要求我的工作是有創造性的,想法是準確、結實的,對人的思維是有啟發的,再加上一條:對社會是有益的。」

徐冰作品《地書》,2012年上海版本(退底)。他通過收集世界各地的標識和各種領域的符號,做了這本說什麼語言的人都能讀懂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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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徐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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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離熱熱鬧鬧的環境有一點距離」


三聯生活周刊:你搬到現在這個工作室多久了?


徐冰:差不多7年。回國後我們最早在酒廠那兒,後來因為不夠地方,就搬到了香頌。我不太喜歡那種太遠、在路上耗費時間的工作室。


三聯生活周刊:門口大輪胎,是1986年做《大輪子》的那個嗎?


徐冰:是的,但不是過去那件作品。我們想重新做一下《大輪子》,但一直沒有弄,因為這個輪胎太大了。


三聯生活周刊:1986年的《大輪子》好像一下子和你之前作品拉開了距離,觀念了。是「85新潮」對你的影響嗎?


徐冰:要說起來,並不是「85新潮」本身給我或者給其他藝術家的一個改變,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中國整體開放的背景,這才是最真實的根源。當然對我來說最具體的還是80年代初期的「文化熱」,以及我特殊的個人背景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文化熱」這個現象在我作品和思維上有很多反映。美術學院當時各種各樣的講座我幾乎都去,而且做很多筆記,因為那時候信息很少,我也挺願意跟這一類的事情接觸,包括「星星美展」、「四月影會」,北大的三角地、「民主牆」、小劇場,這些我都參加。但我並不是參與進去,我只是到場、旁觀。參與多了以後,你會發現和過去你對文化的期待有出入,最後會覺得自己丟失了很多東西,以前清楚的現在不清楚了。


三聯生活周刊:1987年的《天書》又是與《大輪子》完全不同的思維。你怎樣迅速回到一個安靜的狀態去做「天書」?


徐冰:《大輪子》確實是當時在實驗,在對當代藝術嚮往的語境下做的。它其實是版畫,我們四個人用輪子印了一個長長的像彩虹似的痕迹。我當時的概念是,這個輪子可以印一張永遠沒有邊的版畫,只要不斷地給它油墨,它就可以不斷滾動,一張無限長的作品。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一次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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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冰作品《天書》,1999年,美國紐約


三聯生活周刊:我覺得這個作品好像是比較外化的,行為的。但是《天書》好像回到內省思考的狀態?


徐冰:對。但是你不能說「大輪子」的思考就少,「天書」的思考就多。我們一般比較容易從藝術的外在樣式來看作品。其實「天書」也和版畫的實驗有很大關係,它把版子打碎了,活版印刷了。我覺得版畫的最大特點是複數性,它可以不斷地印刷。就像你們《三聯生活周刊》那麼有能量,就是因為你們有複數性,不斷地印刷、拷貝,然後發散到各地。也是因為「文化熱」的關係,我當時很想做一本自己的書,表達我對文化的討論、對閱讀的感受,所以才有「天書」。而且我也比較希望離特別熱熱鬧鬧的環境能有一定距離,所以我就把自己關起來做這個事。做的時候覺得挺踏實的,每天有一個實實在在的進展。


三聯生活周刊:1991~1992年,你連續做了《ABC》《後約全書》和《文化談判》,與西方文化開始有一種對比關係。你當時的作品好像都是在布朗克斯美術館(Bronx Museum)舉辦展覽的,那是一個什麼樣的美術館?


徐冰:布朗克斯是紐約的一個區,算是黑人比較多的地區。當時布朗克斯美術館有一個策展人叫Lydia Yee,她是華裔,在美國長大,不會說中文。她最早在紐約的新當代藝術博物館(New Museum)工作——一個很前衛、很有實驗性的美術館。當時我跟這家博物館有非常多的接觸,她是那裡的藝術顧問之類,對我的作品非常了解。她說要在布朗克斯為我安排個展,雖然博物館本身不是那麼重要,但作為在紐約的個展,對我來說還是很重要的。那次有幾件作品都是剛去美國頭幾年做的,比較小型,帶有一定裝置性和觀念性。但是回過頭來看我發現,這些作品手法都不一樣,但都和文化衝突有關係,和我自己個人的處境也有關係。這就讓我明白了一些東西。


至於你剛才說這些作品有一些現代西方的手法,確實是剛去的時候很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和西方接在一起,能夠進入西方主流的語境里。我當時就不太明白,為什麼在這個領域裡,作為一個外來的藝術家好像很難進入其中?因為這樣一個印象,讓我在那幾件作品中實驗了一些新的手法,比如《後約全書》是用英文,因為我當時很想實驗在英文的語境里怎麼樣可以和過去的作品不同。


包括那個豬的行為(《一個轉換案例的研究》,1993),其實是為西方美術館做的——西班牙王后國家藝術中心(Arte Reina Sofia)。當時策展人找我,我不知道那是什麼美術館,因為對西方的系統還真是很不了解。他們想展《天書》,而我那時候實驗精神特彆強,總想做新的作品,於是我就說想提交一個新的計劃,一個關於豬的行為裝置的想法。但是當時在美國你很難找到豬。而我在中國時插過隊,知道哪裡能找豬,我就回國來做實驗。這個作品明顯就是在實驗西方的當代藝術手法。現在看它,你很難說好或不好,但是這個作品在國際上影響特別大。這些東西讓我明白了當代藝術這個系統和它的手段、說話的方式。國際當代藝術圈有他們習慣的某一類作品,包括在紐約,有一類作品會特別受歡迎或特別不受歡迎,它有類型化,有時候和作品好壞沒有那麼大關係。


我在做很多作品的過程中,收穫並不在作品本身,而是我都在判斷藝術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發現不管豬的這個作品和我其他作品有什麼不同,實際上從很深的表達上看,它和《天書》談論的是一件事,關於文化的面具,就像文化的文身(tattoo)一樣。《天書》給你一個偽裝,比如有文化的人和沒文化的人在這幅作品面前反應是不同的。我後來發現我的作品對知識分子有特殊的觸動性。像我的老師鍾寒看了以後覺得很受觸動,他是我們中央美術學院的一位老先生,看完說「你應該給我印一塊,放在我的書房裡」,他說「這個對我隨時是一個警覺」。他認識東西是很到位的,他就覺得《天書》可以給他一個警覺,就是怎樣判斷和對待文化以及文化和我們的關係。「豬」這個作品也是如此。知識分子在表演面前特別受觸動和特別尷尬,但是一般的農場工人可能就無所謂……我的作品有一類是動物的,有一類是文字的,其實都不是說這兩個「頭」,而是從這兩個「頭」在探討「文化過」與「沒文化過」於我們的關係。


三聯生活周刊:1999年你在MoMA展出「英文方塊字」《藝術為人民》。你曾說「藝術為人民」是永遠的「真理」,到美國後觀點有沒有變?


徐冰:在西方參與當代藝術深入了,你會對這個系統有自己的判斷,而你的判斷和西方藝術家的判斷可能不同,這種不同來自我們身上傳統文化的基因以及社會主義經驗的基因。這兩個都是我們的「傳統」,它一定會起作用。雖然我們後來對社會主義的事物總體來說是很排斥的,或是要抹殺的——就像我剛去紐約的時候,帶了很多過去的作品,都是比較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反映生活和勞動人民之類。我帶過去之後很長時間都沒敢拿出來給別人看,我希望別人覺得這個人天生就是一個當代藝術家,而那些東西我當時覺得很愚昧——但是當後來你的作品被大家開始覺得有意思的時候,他們就會挖掘你的歷史和背景,想弄清楚為什麼他來自一個非常保守的國家但思維卻非常前衛?藝術史家會問這些東西,對我的過去很感興趣,包括我插隊時做過的刊物《爛漫山花》那些。那時候我才開始意識到,我在紐約工作時,身上所攜帶的「特殊武器」一定和我的背景有關係。所以我對那個系統的問題很敏感,比如發現當代藝術變得很無聊、自說自話,開始覺得這些東西實在是有問題。我們有社會主義歷史背景的藝術家,不管西方什麼主義、流派,它很難把你原始建立的藝術觀抹掉。所以我那時候意識到,我們的東西裡面雖然是愚昧的,但有些東西對人類文明起到調節作用,在方法上是有效的,至少是有用的,就看你用在哪裡,用在錯的地方當然就會很麻煩。


從那時開始,我的作品就比較有「人民性」或「互動性」。我很煩「假大空」的當代藝術,它會先給你一個很大的刺激,但其中有很多問題。現在很多藝術家也都能意識到,當代藝術其實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了不起,它有很多問題。


三聯生活周刊:MoMA策展人怎麼看待你的《藝術為人民》?


徐冰:他們特高興。當時是一個跨世紀的項目,和其他幾位挺好的藝術家合作。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去MoMA把方案給策展人,他當天晚上就給我寫了一封E-mail,說:「我真的特別興奮,我平時都是坐地鐵回家,那天我特別興奮,走路回家。」


蔡國強跟我說想收藏這幅作品,說這個作品很了不起,就像是我們第一次用我們的思想和西方當代藝術進行挑戰,而且是明目張胆地,在MoMA的旗子下面,在MoMA的大門下面。


在那個階段,MoMA對它的員工不是很好,工資待遇很低。他們員工後來就在我的作品下面遊行,抗議MoMA的這種行為。


三聯生活周刊:當時你所說的「人民」,有沒有和西方那種「人」的概念進行對接?


徐冰:確實沒有。

專訪徐冰:「當代藝術其實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了不起,它有很多問題」



徐冰作品《鳥飛了3》,2011年美國紐約,摩根圖書館&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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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藝術越來越沒了形態,無從把握」


三聯生活周刊:你對「當代藝術是什麼」這個問題想清楚了嗎?


徐冰:到現在也不能說想清楚。我後來發現,當代藝術這件事或者說「什麼是藝術」這件事在今天是最不清楚的事。當代藝術其實就和世界的不清楚是一樣的,因為變異太快,就像世界變異太快一樣。人類沒有足夠的準備、經驗以及思維的匹配來看待這個世界到底是怎麼回事,對藝術也是一樣。


但是我們有個人的判斷。一種判斷就是,藝術對整體人類文明進程而言是補充人類以理性、邏輯、思維為主導來推進文明的方式中的不足。藝術家必須做出超越於現有概念、現有知識範疇的東西,簡單說應該是前所未有的。你通過你的創作提示這些東西,把它交給哲學家、批評家去分析和整理背景中的蛛絲馬跡:什麼導致了藝術家要做這件事?這個作品和現實社會的關係到底是怎麼回事?等等。一個新的概念就出來了,從而補充了人類的文明範疇。這是我對自己的要求,我後來很多作品如《英文方塊字》《背後的故事》等等都是這種想法。


三聯生活周刊:你覺得這是藝術最重要的所在嗎?提供一個新的概念。


徐冰:對我來說是重要的。但是藝術的類別和目的是不一樣的,有人畫肖像畫很美,這也是有目的、有作用,不能說不好。


三聯生活周刊:藝術家真是個很特殊的職業。


徐冰:又特殊,又其實沒有這個職業。當代藝術被稀釋到了生活的各個領域和角落,越來越無從把握,沒有了形態。


三聯生活周刊:你曾在作品《鸚鵡》中讓一隻經過訓練的鸚鵡重複「你們真無聊」「現代藝術是廢物」等話。這代表你的觀點?


徐冰:是的。那時候對當代藝術挺煩的,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你就處在這種狀態:明知這個領域有很多問題,但是你不做(當代藝術)又能做什麼呢?它其實還是我喜歡做的事情。比如轉畫廊、轉美術館,實在是看不到好東西了,你就會覺得這個領域太沒有意思了。但如果偶爾看到一兩件特別好的,你就會覺得「真太了不起了」。我自己看到好作品的時候,會覺得「不行,還得好好做」。而且創造太有意思了,我那會兒就覺得「我要再聰明一點有多好」。最後你認識到這其實就是智慧的較量,IQ的較量。


三聯生活周刊:哪位藝術家的作品讓你這麼有感觸?


徐冰:比如克里斯蒂安·馬克雷(Christian Marclay),以前我們在紐約時老在一起玩的瑞士―美國藝術家,他的女朋友就是Lydia Yee。以前他的作品我並沒有覺得特別有意思,但是他前年在威尼斯雙年展上的作品很觸動我,《時鐘》(The Clock),把電影里有時間的畫面全部接在一起,比如從1點1分到1點2分、3分、4分等,從不同的電影里找出畫面,對接了24小時。而且展覽的時候一直循環在放,你什麼時候進去就是什麼時間。我覺得這個作品很有意思,因為他真的在探索關於時間的問題,而且用了很簡潔的手法,我覺得這種創作思維的力度很了不起。我最早在紐約看過這幅作品,那年還在展場碰到了他,我當時還在美院當副院長,感覺以前在一起玩的這些藝術家現在已經越做越好了。


三聯生活周刊:我數了一下,你基本上每年都有一件新作品。哪一年你曾空下來沒有工作?


徐冰:我沒有計算過。但我這個人,生活和思維、藝術總是攪在一起的,而且創造總是被放在第一位的。我覺得創造這個東西最吸引我,就像是你活著必須把自己放到一個目的裡面,而且要設想它最終被完成的樣子,和你原本設想的出入有多大。比如《天書》我做了那麼多年,最原始的動力其實就是想看看這個想法最後出來會是什麼樣,因為我過去沒看過,也沒有別人試驗過。……在我看來,絕大多數東西都不值得去做,但就是有些人,那麼有耐心地去做那些不值得做的東西。


三聯生活周刊:朋友圈熱傳過一位紐約藝術家拍攝的紀錄片《藝術話語》,其中講到藝術圈裡有很多讓別人看不懂的表達,比如「物化」、「本體論」、「政治性」等。你對這些語詞有什麼看法?


徐冰:其實80年代在中國反應得特彆強烈,那會兒的文章真是看不懂。我當時做過一個《Wu街》(1993)的作品和這有關係,也在布朗克斯美術館展出過。我一開始覺得是中國文化界喜歡西方化的整體傾嚮導致的,所以老用這些西方化的詞。後來我發現西方也是這樣,藝術圈就是這樣。本質上藝術就是不能說的,因為不能說才有了藝術這個事。我們今天談論藝術,說來說去都不能點到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你只能圍著繞。所以藝術圈在描述的時候總會有奇奇怪怪的詞,那是因為什麼詞都不合適。相當於你把藝術位移成另外一種表達系統,就像翻譯一樣。我相信翻譯過去的全是功能性的部分,語言最有魅力的部分是無法翻譯的。


三聯生活周刊:最近幾年你用了很多新的方法去做作品,比如動畫,比如監控畫面的電影。對你來說,接受新東西好像毫無障礙。


徐冰:因為我不顧慮藝術樣式,什麼樣式、什麼材料我都可以用。我不希望我的思維在藝術本身,因為這個系統本身很陳舊了。我們花費了很多精力在討論繪畫平面或立體,什麼是新水墨,其實這都是不值得費腦子的事情。因為藝術的核心不是這個東西。核心是思維,是社會現場。我們過多的精力用於藝術樣式的比較分析,當然它是需要的,但只是我們知識構成的一部分,不是我們真正的動力來源。一定不是。


三聯生活周刊:做完《蜻蜓之眼》後,影像的系列你會延續下去嗎?就像之前「文字系列」。


徐冰:那就看這個東西裡面是不是有更多的可挖掘性。其實我的很多作品都是系列,一做十幾年,包括《背後的故事》(江山萬里圖、富春山居圖)。在做《背後的故事》過程中,它給我提示了一個怎麼認識中國文化或者中西文化之間關係的問題,做的過程會幫助你思考:為什麼複製中國畫?為什麼它又適合複製中國古代繪畫,而不適合複製西方古典油畫?這裡面一定是有原因的。你一邊做一邊就在琢磨,它確實是我們中國的自然觀,與西方的自然觀是不同的。


徐冰作品「背後的故事」系列之《江山萬里圖》正面及反面,2014年,溫哥華

專訪徐冰:「當代藝術其實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了不起,它有很多問題」


專訪徐冰:「當代藝術其實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了不起,它有很多問題」



三聯生活周刊:你怎麼看待藝術的未來?剛才你提到藝術系統其實是陳舊的。


徐冰:藝術在今天這個時代變成了任何時代都沒有過的樣子。人類過去對「藝術是什麼」探索了很多年,最後相對來說答案是清楚了,但探索到今天,藝術到底是什麼卻成了前所未有的一個不清楚的問題。實際上它折射了人類對這個時代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的不清楚的反映。


在我看來,藝術其實是一個傳統的、古典的系統,不管多麼當代、多麼具有未來性的創作,一旦進入了這個系統,都成為一個很陳舊的表達方式。簡單說,我們人類蓋了很多「白空間」,從世界各地收集來所謂的「藝術」放到這個空間里展覽,然後全世界各地的人坐飛機來這裡看「藝術」,我覺得這個系統或這種方式本身就是古典的,和未來方式正好是相違背的。因為未來方式是發散狀的,而美術館方式是集中式的,所以我們很難預測藝術的未來。


(本文圖片除署名外均由徐冰工作室提供,實習生王琪對本文亦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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