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洞察天機的聖人 卻也是逆反思維的締造者
作者簡介：
葉嘉怡，就讀於廣東某大學，自小熱愛傳統文化，喜好老莊之學。
我們要以辯證的觀點看待前人的思想結晶，結合現實社會的實際情況論證其是否可行，取其精華，明辨優劣，讓我們採取更恰當的方式「通」行於人生百「變」。
文/葉嘉怡
《道德經》是春秋時期老子的哲學作品，是道家哲學思想的重要來源。全書以「道德」為主題，從哲學角度出發，以辨證思想展開論述修身、治國、用兵、養生之道。包含廣博的知識見聞，文意深奧而耐人尋味，值得讀者反覆咀嚼，常讀常新。
《道德經》文意深奧而耐人尋味（資料圖）
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勢微，各諸侯為了爭奪霸主地位，戰爭不斷。嚴酷的動亂與變遷，讓老子目睹到民間疾苦，作為周朝的守藏史，他提出了治國安民的一系列主張。後來在函谷關的關令尹喜的敦促下，老子以自己的生活體驗和以王朝興衰成敗、百姓安危禍福為鑒，溯其源，《道德經》便由此誕生。
以下，將分析《道德經》里，老子對固有的普世觀點提出的新看法，並思考這種「逆反」思維是否「通行」於現實社會。
彼欲盈滿 我獨中庸
《鬼谷子·捭闔》開篇首句：「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為眾生之先。」意為，從古至今，聖人生於天地之間，就是要成為眾人的先導。鬼谷子從一開頭就強調了個人應該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展現自我，引導大眾。這是鬼谷子「欲為人先，聞達於天下」的為人處世觀。這種觀點也符合戰國時期士大夫諸侯欲在亂世大施拳腳的想法。
一杯水斟得太滿就容易滿溢而出（資料圖）
而老子的觀點則恰恰相反。《道德經·第九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嬌，自貽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財物執其盈滿，不如適可而止；鐵柱磨成銳針，不可長期保存；黃金美玉滿室，不知何人能守；因富貴而生驕奢，是自找麻煩。功成名就便隱退，是自然之道。
這是老子處事的中庸之道。人們的慾念是無窮無盡的，一個需求被滿足，一百一千個新的需求就會湧現出來。在老子看來，此舉是過度縱慾的。他「變」常規，提出「不如其已」，認為凡事都應適可而止。一杯水斟得太滿就容易滿溢而出，放眼觀萬物亦如是。「功成身退，天之道」，這隱含了老子的「避隱」想法以及「俠客」觀念。一個修為或地位達到極致的人，若再求更高的收穫就容易異化。如武功蓋世的俠客，若求更多的力量權利就容易干預政治；功高蓋主的將軍，若求更多的富貴榮華就容易謀反叛亂；萬人之上的君王，若求更高的地位權益就容易走入煉丹求永生的歧路。老子看透這一規律變化，因而提出與世人慣性思維所不同的觀點：功成身退，天之道。
又見《道德經·五十六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悅，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真正明白心靈深處感悟的人是不妄言的，妄言的人不是真正明白的人。不露鋒芒，是大道玄同的奧義。不特別親近、疏遠、利益、危害、敬重、排斥他人的人，是天下間的貴人。這是老子為人的中庸之道。
後來，莊子亦在《逍遙遊》中表達了與之相近的觀點：「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一個內涵修養極高的人，是內斂，不張揚，不鋒芒畢露的。正可謂：「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中庸者，不銳利，不尖刻，平滑如水，圓潤如球，常隱沒於眾人中，貴人、至人、神人、聖人皆如是。
在我看來，老子的中庸之道可作為個人修養之道而大行於天下。在社交場合里，有內涵的人總是侃侃而談，不爭鋒相對、不好出風頭。相反，鋒芒畢露的人就容易夸夸其談，刻意表現自己，反倒讓聽者不適。但中庸之道行之甚難，作為芸芸眾生里的肉體凡軀，我們若能在「欲求盈滿」的心態上，加諸老子的中庸之道來規範自己的行為，大抵已是很高的修養。
彼謂無用 我以大用
《韓非子·難言》曰：「華而不實，虛而無用。」韓非子認為，只有華美的外表而缺乏實際的內容，便空泛而不實用。此言有理，亦契合普世觀念。我們常常以一件事物能否直接為我們增加利益而斷定其「有用」或「無用」。但有些時候，「有用」與「無用」之間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倉促地評判一件事物有用或無用是武斷的。
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資料圖）
一棵樹枝細而彎，樹根蜷曲而疏鬆，樹葉不能入葯，還有害處的樹是不是無用之樹？大抵常人都會認為這是一棵無用的樹。我們且看莊子在《南華經·人間世》是怎麼說的：「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樑；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舐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子綦認為，這棵樹樹枝細而拳曲難做棟樑，樹根木紋繞旋如搓麻繩，而且木質疏鬆易脆不能做棺。伸手摘葉，舔則辣似火燒，嗅則昏似酒醉。過了三夭，舌尖還潰爛，頭還暈。可見這種樹毫無用處。但正是由於這種樹「無用」，它才不至於被砍倒，而撐開一片樹蔭，供過路的人乘涼。是以莊子言：「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萬事萬物，存在即合理，只要存在便有其大用。
相似的，若有人問：無形的東西有用還是無用呢？人們必定會答：既然無形，何用之有？那麼，我們再來看老子在《道德經·第十一章》里表達的觀點：「卅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然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卅根輻條圍成一個軲轆，因為中間有空車才能行進。燃燒粘土使其成為器皿，因為中間有空器皿才能容納。開鑿門窗建造居室，因為中間有空居室才有光明。有形的東西之所以被人們利用，是因為看不見的無形在起作用。
人們常常忽略無形無用的物品，以功利目光看事物，如果不能直接為人們完成某種目的，則會認為它們無所用途。而實際上，正是這些無形之物成就了有形之物，正是這些無用之物在生活的某個角落默默發揮大用。很多時候，我們應該像老子一樣，看待事物的眼光要全面，不以直接功利的目光看待事情，嘗試從側面出發，也許就能發現所謂「無用」、「無形」之物的「大用」。
老子之後，莊子有言：「不材之木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民國時代，張愛玲亦言：「無用的女人，是最最厲害的女人。」至當代，周國平也持同樣觀點：「世上有味之事，包括詩、酒、哲學、愛情，往往無用。吟無用之詩，醉無用之酒，讀無用之書，鍾無用之情，終於成一無用之人，卻因此活得有滋有味。」再看莫言在諾貝爾頒獎典禮上的發言：「文學和科學相比較，的確是沒有什麼用處。但是文學的最大的用處，也許就是他沒有用處。」
可見，老子「無用」即「大用」的觀點，是適行於每個年代每個社會的。以一種辯證、全面的目光看待事物，是老子要傳達給後人的重要思想。
彼謂道盡塗殫 我謂陰陽相生
《論語·顏淵第十二》有言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老聃以逆反思維來看待國家的危亂之際（資料圖）
在孔子觀念里，「民無信不立」，若民眾無「仁」與「禮」，對國家缺乏信心，國家就會滅亡。而「仁」、「禮」以及對國家的信任，需要上層階級對民眾不斷教化並加以指導才得以產生，於是他提出過許多教化民眾、規範政治的觀點。教化民眾的觀點有如《論語·學而第一》：「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後生小子，在父母跟前，就孝順父母；離開自己房子，便敬愛兄長；寡言少語，說則誠實可信，博愛大眾，親近有仁德的人。這樣躬行實踐之後，有剩餘力量，就再去學習文獻。而治理國家則有《論語·學而第一》：「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孔子認為：「治理具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就要嚴肅認真地對待工作，信實無欺，節約費用，愛護官吏，役使老百姓要在農閑時間。」
孔子認為，大道廢，民無信，仁禮不施，國家將亡。而老聃則以逆反思維來看待國家的危亂之際。《道德經·第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與孔子的教育思維不同，老聃認為，「物極必反」。當事物運行到一定程度，就會陰陽相互轉化。大道被廢除，就會出現仁義；賢惠頻出，就會混雜大偽；親人不和睦，就會彰顯慈孝；國家混亂，忠臣由此產生。
老子於《道德經·第四十章》有言：「反者，道之動。」物極必反，是事物運動的自然規律。陰陽相生，若行至山窮水盡、道盡塗殫之處，必能柳暗花明，絕渡逢舟。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折。強大處下，柔弱處上。」自視兵強而發動戰爭則不可能贏得勝利，樹木強硬則必然因為枯萎而被折斷，強大的總是處於下降地位，柔弱的才是處於上升地位。可見，老子的辯證觀點在我們遇到挫折或困境之時，是有積極鼓勵作用的，而在我們登上高峰之時，又能告誡我們切勿驕奢淫逸。
每一件事情都不是絕對的，物極必反，陰陽相生，我們要以辯證的觀點看待成功與失敗，這是老子對後人的告誡。
彼有為 我無為
《道德經》第三章：「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智、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老子認為，不刻意納賢，民眾就不會彼此戕害相爭；不稀罕稀有的物品，民眾就不會偷盜。看不見引人慾念的東西，心就不會離亂。所以聖人治國：應弱化民眾慾念，飽實民眾口腹，弱化民眾名利想法，宣傳強身健骨的好處，就能使民眾沒有慾念和爭鬥，那些自作聰明的人也不敢胡作非為。無為而治，國家就無所不治。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資料圖）
我們再看孔夫子對治國的看法。「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說：「用政法來誘導他們，使用刑罰來整頓他們，人民只是暫時地免於罪過，卻沒有廉恥之心。如果用道德來誘導他們，使用禮教來整頓他們，人民不但有廉恥之心，而且人心歸服。」
再有，「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庄，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意為：季康子問道：「要使人民嚴肅認真，盡心竭力和互相勉勵，應該怎麼辦呢？」孔子說：「你對待人民的事情嚴肅認真，他們對待你的政令也會嚴肅認真了；你孝順父母，慈愛幼小，他們也就會對你盡心竭力了；你提拔好人，教育能力弱的人，他們也就會勸勉了。」
還有，「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季康子向孔子請教政治，說道：「假若殺掉壞人來親近好人，怎麼樣？」孔子答道：「您治理政治，為什麼要殺戮？您想把國家搞好，百姓就會好起來。領導人的作風好比風，老百姓的作風好比草，風向哪邊吹，草向哪邊倒。」
由此可見，孔子有著積極入世觀，認為上層階級必須對下層民眾進行教化和指導。這與老子的想法的截然相反的。
不僅孔子有積極入世觀念，春秋戰國時期諸子大都提倡大刀闊斧進行改革變法，施行強國富民的法令，如《韓非子》：「今賤臣之愚計：使人使荊，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則韓可以移書定也。」韓非子獻策於王曰：派人出使楚國，厚賂執政大臣，宣揚趙國欺騙秦國的情況，給魏國送去人質使其心安，率韓伐趙。即使趙與齊聯合，也是不值得擔憂的。攻打趙、齊的事完了後，韓國發一道文書就可以平定的。
「逆反」思維是否「通」行於現實社會？
在戰國末期，周王室衰微，諸侯混戰，在各國不斷變法求新，富國強兵的歷史大流里，若繼續「無為而治」，不進行改革，那麼只有不進則退，國將亡矣。何況慾望是人的正常需求，過度壓抑人的需求，不利於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及進步。所以，老子「無為」之「變」，是不通行與現實社會的。
老子「無為」之「變」，是不通行與現實社會的（資料圖）
老子的「無為」思想是當時大環境里「有為」思想的「叛亂」。這種「逆反」思維從何而來，我認為，這與老子的經歷大有關係。
與沒落貴族孔子，韓王室諸公子之一韓非子，甚至「小生產勞動者」墨子不同，老子生於陳國苦縣，既不是上層貴族或士大夫出身，也不是勞動生產者，這就使老子不具備「復興周王朝」、「積極入仕重振家業」，抑或「加快社會階層流動，改變下層勞動人民地位」的使命感。
再有，其母望子成龍心切，請一精通殷商禮樂的商容老先生教授。老子熱愛大自然，常觀世間萬象。他白日積極向學，入夜觀天文地理，勤學好思，日以繼夜。因為，手不釋卷又熱愛自然的老子更善於與「物」打交道，享受山林寧靜之樂，多於入仕改革。
後來，老子被薦為守藏室吏。老子博覽泛觀，漸臻佳境。與爾虞我詐的紛擾亂世相隔，老子獨居一隅，潛游書海，難免生出隱退於亂世，「無為」而治之心。因而，反常理而行之，變有為成無為，就有跡可循了。
可是，老子的「變」法並非所有都是變而通的，變而不通亦無可厚非。老聃此「變」並不「通」於當時的亂世，也許只能成為個人「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一種平定內心的方式。
我們要以辯證的觀點看待前人的思想結晶，結合現實社會的實際情況論證其是否可行，取其精華，明辨優劣，吸收前人的積極思想，讓我們採取更恰當的方式「通」行於人生百「變」。（編輯：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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