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從哪裡出發？又到哪裡去？

無論置身何處，

我們的某一部分都是異鄉人（strangers)。

—— 村上春樹

昨天深夜，我與兒時的玩伴在網路上聊天。面對常年在外漂泊的我，她擺出了一副老成持重的嘴臉，戲謔道：「你要知道，有一個詞語叫落葉歸根」。這讓我想起林少華先生曾經在散文《落葉的文學性》里寫過的話語：「一片樹葉的飄落絕不是無意義的，而同整棵樹的生命密切相關……這與其說是我觀察院子樹上一片樹葉獲得的感悟，莫如說是一片樹葉向我靜靜講述生死輪迴的真諦。」

我突然想念那個充滿泥土氣息的故鄉，一些片段斷斷續續地在腦海里翻飛，葡萄藤下彈玻璃珠、苞米地里抓帶大檐帽子的蟋蟀……所有畫面都是溫暖的。如果我講的隻言片語還沒有勾起你對故鄉的記憶，哈哈，那請你握好手機，仔細品讀下面這篇文章。

牽牛花和城鎮化

文/林少華

已故阿根廷作家胡利奧·科塔薩爾的短篇小說《一朵黃花》十分耐人尋味。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它就開在路邊上，一朵普通的黃花。我本來是停下來點根香煙的，卻看它看出了神。有點像是那朵花也在看我，那種觸動，有時候……您知道，誰都會有這種感覺，所謂的美感，就是那個。那朵花很美，那是一朵美極了的花。而我卻死定了，我會在某一天永遠地死去。那朵花很漂亮，永遠都會有漂亮的花給將來的人們看。」（莫妮亞譯）

暑假來鄉下的我也每每出神地看某一朵花，看院子窗前某一朵花，此刻我就在看一朵大波斯菊（東北俗稱掃帚梅），夕暉下一朵淺粉色的大波斯菊。觸動我的是她的這樣兩個特點。一是簡潔。利利索索，乾乾淨淨，八枚花瓣，平面展開，一覽無餘，頗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荷花風韻；二是顯得聰明、靈動。所有花都不動的時候，她也機靈地輕輕搖顫，彷彿向我悄悄透露遙遠的宇宙信息。有時我甚至覺得她們就像一個個靈感的物化，特別適合裝飾書房案頭。

大波斯菊旁邊是百日草（東北俗稱步登高），盯視她則是另一番感受。這是東北最常見的本土花種，也是最能走進我內心的花。花色幾乎涵蓋了所有顏色，正可謂五顏六色，尤以紅粉兩色居多。我每每盯住一朵單瓣深粉色的看好一陣子。她讓我想起老屋，想起祖母，想起母親，想起她們的面影。如今，老屋不在了，老屋中日夜操勞的她們也不在了。而這朵花卻分明讓我覺不出不在的存在感。不妨說，這朵花開在了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的臨界點。

清晨起床後看得最多的自然是牽牛花（東北俗稱喇叭花）。若一朵朵開在萬綠叢中，粉色的，宛如一灣綠水中的點點漁火；白色的，彷彿啟明星仍在眨閃眼睛；紫色的，則如某種夜行動物專註而深邃的眸子。不過我最鍾情的還是今天早上在倉房門旁開的那一朵——薄如蟬翼的嬌滴滴的小喇叭上噙著圓滾滾光閃閃的露珠，給破舊而寂寥的倉房一角帶來勃勃生機和喜慶氣氛。較之我，肯定是小倉房更為感激。

郁達夫在《故都的秋》那篇散文中說牽牛花「以藍色或白色為佳，紫色次之，淡紅最下」。作為陪襯，他認為最好牽牛花下疏疏落落長著幾根細細長長的秋草。王小波則最欣賞紫色的——「籬笆上開滿紫色的牽牛花，在每個花蕊上，都落了一隻藍蜻蜓」（《我的精神家園》）。郁達夫顯然受到日本審美情趣的影響。日本人傾向於喜歡藍色牽牛花，若配以細細長長的秋草，純然一首俳句了。王小波則很快將牽牛花同西方哲學家、邏輯學家維特根斯坦聯繫在了一起。不過有兩點或可質疑：蜻蜓有藍色的嗎？蜻蜓會落在牽牛花上嗎？反正我都沒見過。當然這點並不重要。小波不是在談論植物學和昆蟲學，他是在談精神家園。

遺憾的是，牽牛花生命過於短暫。在東北鄉下，早上五時許張開小喇叭，而九時許太陽開始變強的時候，她就慢慢收起小喇叭，蔫了——生命僅有二百四十分鐘左右。倉房門房這朵，即使有正房遮擋，也頂多堅持到十點左右。凝眸注視之間，不由得黯然神傷，得知美的極致是悲哀、美得讓人想哭一類說法並非純屬文學修辭。是的，任何生命都要走向死亡，無論多麼美麗動人。但另一方面，牽牛花的生命力又是極其強韌的。每朵花落後都留下一個脹鼓鼓的圓球，適當時候自行炸開，噴出二三十粒種子。一支牽牛花不知開多少朵，噴出的種子就更不知多少了。第二年春天每粒種子都從泥土中拱出一對嫩芽。不僅牽牛花，前面說的大波斯菊和百日草也大體如此。也就是說，只要有一朵花，明年就會有許多朵花。所以胡利奧·科塔薩爾說「永遠都會有漂亮的花給將來的人們看」。然而問題是，明年那朵花還是這朵花嗎——是這朵花的轉世或再生嗎？佛教的回答大致是肯定的，由此產生了輪迴之說並推而及人，而斷定自己「死定了」「永遠死去」——「再也不會有一朵花」。並為此感到悲哀。

文章寫到這裡，大弟從不遠的小村莊跑來興奮地告訴我：好消息！這裡要集中蓋樓，全村的人都要搬來這裡上樓。要拆遷，要城鎮化了！我聽了卻全然興奮不起來。明年來我還會看到這三朵花,看到牽牛花嗎？還會這麼思索著看她們嗎？我由衷地感到失望，感到悲哀，一種無助的深切的悲哀——哪怕牽牛花的生命力再頑強，種子落在水泥地上也是發不出芽來的。

2013年8月28日

出自《異鄉人》，作家出版社

「對話」

每當鬱悶的時候，就想想鄉下屬於我的五棵垂柳

記者：您的書里不斷地提到百草枯和牽牛花，似乎對植物很迷戀，不願它們被毀滅。

林少華：我是環保主義者，不吃野味，對踐踏草坪，為了蓋高檔房子破壞植被的行為深惡痛絕，如果叫我當官的話，我一定當環保局長。也是因為故土家園情懷催生的吧，很多人對植被花花草草無所謂，我覺得那也是生命，我曾經看到一個很優雅的女性，穿著漂亮的高跟鞋，走著就走著就毫不介意地走到草坪上了，剎那間她的形象在我這就毀了。

我這人，對植物的生命特別迷戀，就想看一顆種子入土發芽開花結果，整個周期，我很迷戀觀察、體味、描述這個過程。這種生命周期，是對我最大的誘惑。我現在沒退休，還有兩年到65歲，我挺喜歡教學，家人就勸我，不要等淌著口水拄著拐杖才從講壇上下來（笑），留幾年時間，你不喜歡鄉下嗎，好好去享受一下。我已經租了一個院落，長春郊區，有一畝地，準備弄一弄鋤頭，已經栽了七八十棵樹，每次長假都會去。可能很多人覺得我很風光，其實再風光的背後都有各種鬱悶，各種糾結，每當糾結的時候，我就閉著眼睛一想像，鄉下有屬於我的五棵垂柳，婀娜多姿，所有的鬱悶大體可以煙消雲散。

他說：林老師，你的鄉下是偽鄉下

記者：你在《故鄉中的異鄉》裡面寫到，回到鄉下，鄉親們總是談鈔票、談麻將，關心你的收入，而你更關心的是別的精神層面的東西，是你變了還是他們變了？

林少華：我經常跟一位同事說，退休之後咱們回鄉下去吧，他說林老師，你的鄉下是偽鄉下，是一種文化人的鄉下，你的鄉下生活，種花種豆種草不是出於謀生、出於經濟上的考慮，而是精神慰藉，和真正的農村人有本質區別。儘管同在同村，你和他們不會是一回事。在這個意義上，我回到農村後確實有不適應感。

這些不適應感，包括我看到鄉親們有農家肥也不用，滿街的牛糞馬糞任憑雨水沖得到處都是，污染路面和水源，卻寧可用化肥，寧可有時間去打麻將，或者用百草枯之類劇毒農藥讓地里三年寸草不生，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曾經和現在仍然在哺育我們的土地？這也是家園的失落，所以我用了這個標題，《故鄉的異鄉人》，也引用了村上春樹的一句話，不管我們置身何處，我們身上的某一部分都是異鄉人。在家鄉人眼中，我是城市人，在城市的異鄉環境中，我又是鄉下人，這種身份的迷失，自我同一性的失落，不僅僅是我，也是十多億人世紀性的鄉愁。人們已經開始返璞歸真了，原來我們都多麼迷戀城市，現在相當大一部分都嚮往鄉村，儘管是偽農民、偽鄉下人，這也是好事。

前不久，不是有政協委員提議應該鼓勵官員退休回到農村老家去，充實提升鄉村的文化教育道德建設，就像古代的鄉賢階層一樣，這個建議我很贊成，正中下懷。中國過去的鄉村治理特別是精神層面，是依靠鄉賢的，現在農村空心化嚴重，只有流出沒有進入，這種空心不僅是村民的子女不願意回來，以前鄉鎮幹部是住在農村的，現在很多鄉鎮幹部都住在城市裡，這是個很大的問題。

名字總是小一兩號跟在一個外國人後面，多少有些不爽

記者：在寫作《異鄉人》時，您的行文，跟翻譯村上作品時有什麼不同？

林少華：做翻譯，原則上得跟著村上跑，當然了，完全沒有自己個性的譯者是不存在的，但翻譯畢竟和創作不是一回事。如果說翻譯是鸚鵡學舌，創作就是暢所欲言，所思所想完全是從自己腦袋裡想出的東西，在文筆和語言風格上更放得開，無拘無束。

當然，搞翻譯久了，半開玩笑的說，總覺得一個中國大男人的名字，總是小一兩號跟在一個外國大男人的名字後面，多少有些不爽（笑）。這也是我從翻譯轉到創作的一個不大不小的理由吧。再說，用著名翻譯家傅雷先生的話說，翻譯終究是舌人。儘管翻譯屬於二次創作或再創作，但它終究跟原創是兩回事，就想自己說點什麼。

記者：回到翻譯的問題，很多時候我們讀一個譯本，會有不適感，是文化差異，還是翻譯的問題使然？

林少華：翻譯方法有兩種，一種是歸化譯法，讓外文儘可能靠攏母語，符合母語讀者的閱讀習慣；另一種是異化譯法，讓母語向外語靠攏。絕對的歸化或異化是沒有的，我的翻譯基本上採用歸化，儘可能讓外語向母語靠攏，我翻譯的原則不是向外語負責，而是為母語讀者負責 。當然，如果你徹底100%歸化，一是不可能，二來也不可取，因為文學藝術總要保留一點陌生美，完全熟視美即使從美學上也不可取，要保留一些原文的異質性，異質信息，陌生感。這些，無非是熟視美和異質美之間如何調和，保持張力，我自己覺得在這方面做得算是比較巧妙的。一個人再笨，弄了二三十年，弄出七八十樣來，多少也該悟出點門道來了。

當大家都在讀村上時，我反而要提醒注意他的局限性

記者：您和村上春樹個人關係如何？

林少華：見面目前只有兩次，在東京。他本人很像書中的比如渡邊那樣的男子，不會主動發問，不會主動開口。你問他，他會侃侃而談，有條有理，顯然不是願意主動跟人套近乎的類型。我也是。所以，翻譯這個東西，不僅僅是語言、語法，甚至文體方面的對接，更重要的是精神、靈魂層面的對接，我倆不謀而合，只重視於自己的內心世界，對周邊環境不關心。我大體也是這樣，儘管出身貧苦，進城之後，倒不會被城裡的很多東西動容，酒吧、名車、名宅物質層面打動我的不多。畢竟我本質上是教書匠，教的課、開的會跟別人一樣多，能在課餘時間翻譯80多本書，自己也寫了七八本，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外界不關注，不會被流行，時尚、潮流左右。我也對學生常講，要學會逆向思維，當別人都在看手機的時候，只有你坐在圖書館的角落裡看書，那個畫面多美，當別人都穿紅裙子的時候你也穿，你就晚了半拍。咱們國家人口眾多，競爭激烈，說得功利些，如果你從眾其實很難爬上岸，莫如特立獨行。當大家還沒有認識到村上春樹價值的時候看我可以奔走呼號，著文立說，說村上好在哪兒，當大家都讀村上春樹的時候，我反而要提醒大家村上的局限性在哪裡。這應該是知識分子的一種姿態，要跟世俗保持距離，採取審視批判的視角。

記者：村上的好，大家都知道了，那麼您認為村上的局限性在哪裡？

林少華：八十年代初，中國經過文革之後，注重的集團性，對個性、個人主體性長期漠視。所以改革之初，個性的發揚對解放創造性、推動社會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事情，村上的作品恰恰是對個性的張揚，對個人尊嚴的保護，哪怕是另類的，他的作品核心恰恰是這個，這是當時中國所缺少的東西，所以我覺得應該翻譯出來，要解讀出來一些什麼。現在個性都解放出來了，甚至都過分了（笑），回過頭來看，村上的局限性在於，這類東西過於強調，而社會轉型期所需要的主流價值觀是缺失的，當然，我們也不可能指望一個外國作家為我們提供社會轉型期所需要的東西，但我們至少應該看到這一點。我們在社會轉型期所需要的，恰恰是村上身上所缺失的，倒不是說一定要提倡宏大敘事、理想、信仰，但這些歸根到底是少不了的，村上春樹的作品缺乏正麵價值、理想和信仰，他缺這個。

採訪摘自：大河報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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