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何實施「諾貝爾獎計劃」

2016年諾貝爾獎已經頒發，日本分子細胞生物學家大隅良典獲得了今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這樣，2014年以來，日本已經連續三年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類獎項，這些獎項涉及物理學、化學和生理學或醫學三大學科，獲獎人數高達8人。日本成為「諾獎」歷史上唯一一個可以與歐美國家相抗衡的亞洲國家。

這些成就的取得，或多或少都和一項計劃有關，這就是日本的「諾貝爾獎計劃」。

2001年3月，日本內閣制定、通過了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該計劃明確提出了一項數量目標：今後日本應在以諾貝爾獎為代表的國際級科學獎的獲獎數量上與歐洲主要國家保持同等水平，力爭在未來50年里使本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達到30人。此目標一經提出就引起了強烈爭議，很多科學家認為，科學研究具有不確定性，不能像生產豐田汽車一樣生產「諾獎」。但日本政府不為所動，一直不遺餘力地推動這項計劃的實施。

在這一目標提出之前，在諾獎百年歷史中，日本僅有9位得主，其中，自然科學類獎項的獲獎者為6位。而在這一目標提出15年後，日本一共產生了16位諾獎得主，加上2000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白川英樹，新世紀以來的17年間，日本已經有17人獲得諾貝爾獎，而且全都是自然科學類獎項。時間僅僅過去三分之一，目標已經實現過半，日本獲得諾獎勢頭之迅猛，著實令人吃驚。

「諾貝爾獎計劃」名為計劃，其實大家都清楚，諾獎是計劃不出來的，而需要社會各個方面相互配合，特別是要腳踏實，一步一個腳印去落實，最後才有可能成功。日本在這一方面有許多東西值得我們學習和思考。

首先是注重基礎研究。

1995年11月，日本國會一致通過效力「介於憲法和專門法之間」的重要法律《科學技術基本法》，並在相關文件中確認「科技創新立國」為日本的基本國策，從法律上規定了政府對科技發展的責任，保證了對基礎研究的投資，從而帶動了全社會的科技投入。為落實《科學技術基本法》的理念和要求，1996年7月，日本內閣制定了一個為期五年的《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決定持續加大科學技術研究投入，逐漸提高基礎研究投入的比重，努力改善研究開發的軟硬環境，以切實提升科學技術創新能力，尤其是創造性的基礎研究能力。

在日本，各個大學的研究經費中，基礎研究一般都佔主要部分，大約是55%，所以日本大學的基礎研究都有保障，可以研究那些不會馬上產生經濟效益，而是要在十年、二十年後才可能大有用武之地的課題。其實，恰恰是那些不會立即產生經濟效益、需要花時間積累的基礎科學研究，才能真正接近諾貝爾獎。事實也的確如此，近些年來日本摘得諾獎的成果，大多都是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開始潛心研究，最終才開花結果。

其二，保證研究經費。

日本政府和企業都非常重視科學研究，不惜投巨資進行科技創新，其研發經費佔GDP的比重長期維持在3%以上，一度高達3.67%，是發達國家中最高的。數據顯示，20世紀60年代以後，隨著經濟的起飛，日本的科研經費基本上都是以每年10%至20%的增幅在迅速增長；1990年代後，雖然經濟有所放緩，但科研經費仍始終保持直線攀升的態勢。近幾年日本經濟總體不景氣，政府的年度財政預算總額一直在大幅縮減，但科技領域的預算反而不斷增加。今年1月22日，日本內閣審議通過了《第五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2016-2020）》，提出在未來10年把日本建成「世界上最適宜創新的國家」，力爭研發支出佔GDP比重達到4%以上。

日本政府向大學和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等公立研究機構提供研發經費，作為文部科學省外圍機構的「日本學術振興會」則負責制定具體的科學研究項目，其科研經費預算安排納入日本政府五年一度的「科學技術基本計劃」。研究人員可以從大學、企業或國家獲得充足的研究經費，不必為沒有經費而發愁。正是得益於充足的經費保障，在攻克當時被公認為「20世紀內不可能完成之任務」的藍光LED（發光二極體）這一科學難題的過程中，赤崎勇、天野浩等人才能堅持下來，終獲成功，並在2014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其三，優化科研環境。

如果把科研經費投入比作硬體的話，那麼科研環境就是軟體，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日本政府除了保證經費投入之外，也非常重視科研環境的營造和優化，儘力為科研人員創造最為便利的制度條件。在日本，科研人員基本不受非學術因素的干擾，能自己計劃和支配自己的研究工作，有充分的時間用在學術研究工作本身。高校教師不會因為一段時間內沒有出科研成果而擔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飯碗，整個研究過程也很少受政府和社會諸如考核、評價等人為因素的干擾，因而可以長期潛心從事研究。

此外，日本科研人員申請課題實行的是註冊制，上報文部科學省（教育科學部）也是如此，只需在一兩頁頁的申請書上寫入研究項目和內容即可，不必層層審批，一定份額的經費很快就會撥下來，保障其一兩年的研究。這種不受外界無端干擾的科研環境，已被證明是獨立自主開展科學研究最為需要的制度性保障。

其四，維繫學術傳承。

自然科學，尤其是基礎理論研究，僅僅靠一個人艱苦摸索，一般是很難做出諾貝爾獎級別的成果的，優秀的指導老師、良好的團隊協作，不僅必要而且越來越重要。事實上，頂級科研項目往往具有傳承性，經常是「諾獎」老師帶出「諾獎」學生，一流實驗室培養一系列「諾獎」得主。

日本科學界非常注重維繫自己的學術傳統，對已有的科學遺產極為重視。特別是在理論物理學領域，日本已形成學界公認的學派，以湯川秀樹1949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為發端，到目前為止，已經有11人獲得諾獎，他們全都是在日本接受的教育，除南部陽一郎（2008）和中村修二（2014）以外，其餘科學家的獲獎工作也主要是在日本本土完成。在這11人中間，以湯川秀樹、朝永振一郎為首，有7個人師出同門，最終成為日本獲得諾獎的生力軍。

其五，提升科研人員社會地位。

在日本，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通常都比較高，只要看一看日本貨幣上印刷的人物頭像就明白了。其他國家法定貨幣上的人物大多是政治家，而目前日本市面上流行的2004版日元紙幣上的人物，沒有一個政治家，全部是思想家、科學家、教育家、文學家。譬如，1000日元紙幣上印的就是一位叫野口英世的細菌學家、生物學家，他在非洲研究黃熱病時，因傳染上病毒而去世。他的墓碑上寫著：「他畢生致力於科學，他為人類而生，為人類而死。」

日本科學家的職業威望高，工資待遇也頗為豐厚，使得他們能夠全心致力於教學、研究，而不必為生活發愁。據日本權威的「日本社會階層與社會移動」調查，在日本187種職業中，大學教研人員的職業威望得分為83.5，僅次於法官、律師的87.3分，位居第二，遠遠高於大企業高管的73.3分、高級公務員的70.5 分以及演員的58.2分。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計顯示，大學教授的平均工資約為1122萬日元，也遠遠高於國家公務員的663萬日元。

科學研究從來都不是為了名利，也不能有過多商業考慮，其成果來自科學家對未知世界的孜孜以求，也來自他們英勇無畏的獻身精神。日本諾獎計劃給予我們的最大啟示就是：一定要摒棄急功近利的科研導向，改革完善科研評價制度，創造良好的科研環境，鼓勵年輕學者靜心沉氣，一代傳承一代，踏踏實實去做原創性基礎研究。

（作者系中共無錫市委黨校經濟學教研室教授）

錄入編輯：洪振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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