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嫂治天下：恭親王為何難逃慈禧的套路？

1861年農曆八月初一卯刻，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可謂天象異常，殊為罕見。清廷欽天監特奏道：「日月及水、火、土、木四星俱在張宿五、六、八、九度之內，金星在軫，亦尚在三十度之內……祥瑞也！」果然，今天是個好日子！恰在當日卯刻，曾國荃揮師攻克安慶，重挫太平軍。聞得捷報，曾國藩自感否極泰來，一改昔日低調謙遜之風格，致信老弟，認為「蓋觀八君子輔政，槍法尚不甚錯，為從古之所難，卜中興之有日……將膺封疆重寄，不可不早為之計」。言辭之間，頗有幾分高層有人、躊躇滿志之意。

不料三個月後，曾國藩接到一份公文，駭悉兩宮垂簾與恭王議政，而肅順等顧命八大臣殺頭的殺頭，革職的革職，「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曾心中豪氣頓消，數夜難眠：自己的命運將會如何？未來中央的走向又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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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了靠山變了天

曾國藩反應如此驚愕與茫然，實在再正常不過。

當年曾氏組織團練，起於湖湘，可謂篳路藍縷，歷盡磨難。同僚嘲諷，士紳冷落，官兵嘩變，摯友誤解，湘軍一戰敗於靖港，再戰潰於九江，曾羞憤至極，兩度投水自盡未遂。不過最令曾氏不能忍的是，乃皇帝對其之不信任及北方籍高官之傾軋。咸豐四年（1854年），曾收復武昌。咸豐聞訊大喜，對群臣道：「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建此奇功。」大筆一揮，即令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此時山西籍重臣祁寯藻進言：「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間里一呼,跟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咸豐頓時想起不能授命領兵漢人以地方實權之祖訓,「默然變色者久之」,遂收回成命，還不忘倒打一耙，「此奏雖不盡屬固執,然官銜竟不書署撫,好名之過尚小,違旨之罪甚大。著嚴行申飭」。這怎能不讓日夜將腦袋拴在褲腰上拚命的曾國藩寒心！

後滿人文慶執掌軍機，頻頻向咸豐帝單獨進言「國藩負聲望,能殺賊,終當建非常之功,時時左右之」。文氏歿後，肅順秉政，繼其重用漢臣思路，曾國藩的春天來了。肅對於曾，堪稱處處庇護。咸豐十年（1860年），肅力挺曾氏出任兩江總督。之後，曾在安徽作戰失利，朝廷非議四起，彈劾紛紛，肅在廟堂上厲聲道：「勝敗兵家之常,臨陣易帥,兵法大忌,不如使之戴罪立功可也。」這方有曾日後克複安慶之奇勛。肅順水推舟，以朝廷之名恩賞曾太子少保銜，送給他諾大的一個福利。據曾氏幕僚薛福成載，肅順甚至借病重的咸豐帝之口，暗地向曾許諾：「囊聞粵寇之據金陵也,文宗顯皇帝顧命,頗引為憾事,謂有能克複金陵者可封郡王。」可知，肅順將曾國藩引為地方之心腹，曾視肅為中央之後台，而眾人則把曾國藩看成「肅黨」之骨幹。大家心照不宣而已。

靠山突然倒掉，曾國藩豈能不極度緊張？

農曆十一月十四日，曾始知宮中發生變故，一種不祥的感覺在其心裡滋生瀰漫：「余近浪得虛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獲美譽。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一周後，曾終掌握政變詳情，立即「與幕中諸人鬯論時事」。緊接著，曾又「請莫子偲、方子白、張廉卿、洪琴西、李眉仙、穆海杭等」共進午飯。這頓飯耗時甚久，一直吃到下午三點多，想必亦是商討應對政變之策。然兩番密議的結果似皆不理想，未有良方。而就在同時，朝廷莫名施恩，諭令其節制江皖贛浙四省軍務，本已摸不著頭腦的曾氏徹底一頭霧水了。

情急之下，曾上折請求朝廷於金陵收復前勿再加恩。他還違背一向的做人原則，私下致函任職京師的老友吳廷棟，打探風聲，詢問：「九列中暗俢篤行者何人？部院後進可敬者何人？尚乞示之一二。」然以上動作，都難以平復自己憂讒畏譏之情緒。自古朝廷誅殺功臣，往往採取欲抑先揚之術，每想及此，曾便「用心太過」、「睡不成寐」。終於，曾再也無法抑制這種不知何日即功敗滅門且不敢與他人道之恐懼，於寫給曾國荃的家書中噴涌而出：

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日中則昃，月盈在虧，吾家亦盈時矣……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之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

建功容易，保全不易，且行且珍惜！既然命運不操於己之手，曾國藩唯有日日如履薄冰，夜夜坐等天明……

恭王嫡系「嘉年華」

此刻之中央，卻是一番眾人欣喜若狂、彈冠相慶之景象。

剪除肅順的第二天，清廷就迫不及待地公布了新一屆軍機處領導班子成員名單：領班大臣恭親王奕訢、戶部左侍郎文祥、大學士桂良、戶部右侍郎寶鋆、鴻臚寺少卿曹毓英及戶部尚書沈兆霖。這套陣容，四名滿員，兩名漢員，折射出兩個新的動向。第一，這是赤裸裸恭王嫡系的「嘉年華」。文祥向來是奕訢之股肱，英法聯軍侵華期間，文祥協助恭王議和，「出入敵營，於非分之求，侃侃直言，折之以理」。政變之後，文氏依然襄贊恭王，任勞任怨，故《清史稿》稱其「尤力任艱鉅，公而忘私，為中外所倚賴，而朝議未一，猶不能盡其規略；晚年密陳大計，於數十年馭外得失，洞如觀火，一代興亡之龜鑒也」。桂良是奕訢的岳父，姑爺發達，老丈人自當儘力維護。不過這老翁「以帝室葭莩，與聞軍國，數膺議和之使，無所折衝」，看來至多是個守成之人，無甚大本領。寶鋆亦是恭王親信。據說其「容儀偉麗，善鄉者許必至公輔」，後果然一路順遂。寶鋆「偕文祥和衷翊贊，通達政體，知人讓善」，不過此君議事一意附和奕訢，自己卻無所建白。曹毓英無須多言，在政變中居功至偉，此次入圍，毫無意外。而排位末尾的沈兆霖，同恭王也關係匪淺。沈曾是恭王五哥奕訢的老師，後供值南書房，也恰與被發至此地的恭王成為同事，二人來往頻繁，漸趨熟稔。故政變前夕，沈兩度上書，力挺奕訢，請求皇帝迴鑾。他也堪為恭王之鐵哥們。

第二，兩位漢族軍機，都是南方人，可謂對前肅順領導班子的徹底反撥。肅順當權時，軍機處有匡源、杜翰、焦佑瀛三位漢人，籍貫分別是山東膠州、山東濱州及天津靜海，北方漢臣儼然與滿臣平分秋色。恭王上台後進入班子的曹、沈二人，一位出自江蘇江陰，一位籍貫浙江錢塘。要知道若論資歷，朝廷尚有賈楨與周祖培二位老臣，可惜他倆一個是山東人，一個是河南人，自然難入恭王法眼。所以，奕訢引薦曹、沈二人，當有意與之前的肅順集團立異，釋放出強烈的重用南方士人之訊息。

套用曾國藩的說法，主政初期，恭王已呈盈滿之勢。兩宮先是打破祖制，封其為議政王。同一天，又任命其出任軍機大臣和宗人府宗令。次日，他又將管宗人府銀庫、總管內務府大臣等職盡數收入囊中。時隔一周，兩宮又以幼帝名義，賜給奕訢世襲罔替「親王」爵位，這亦是違背常例之舉。不到十天，之前尚需仰肅順之鼻息的恭王，已是大權在手，一人之上，萬人之下，這一年，他才28歲。恭王本是自恃甚高之人，且疏於自修，故當政不久，便私引親信，公開納賄。上行而下效，寶鋆以舉薦官員收受賄賂，坐致巨富，而曹師爺亦不甘人後，凡收賄金，皆寄往肆商和泰珠寶行，總計逾三十萬兩，然其妻子竟「弗知也」。

從政本是高危行業，況身居如此顯位。恭王領銜的軍機處班子人在明處，且不知自律，早晚要出事。

改革才是硬道理

雖已拿下政權，但畢竟是通過非正常的政變途徑，叔嫂深感自身的統治合法性尚不穩固。如何擺脫「肅順的陰影」，讓人們淡忘那段灰色往事，便成為叔嫂三人亟需解決的頭等大事。

名不正則言不順，兩宮先從變更年號入手。之前肅順等人定年號為「祺祥」，兩宮認為該字樣意義重複，命軍機處改擬「同治」二字，隱喻清初順治時，孝庄文皇后與攝政王多爾袞共治天下。

說穿了，改年號僅是表面功夫。叔嫂真正想要的效果，則是努力通過建構一種「同治中興」的氣象與格局，來讓世人忘卻不堪的以往。而達到這種目的最好的手段就是改革。歷代憑藉非常手段上台之人，往往慣以改革來洗刷過去，漂白自身。成功的改革，會給社會帶來安定，通過不斷釋放改革的紅利來獲取民眾的擁護，自然大家只惦記你的好，忘了你的孬。故對於統治者而言，改革就像一塊抹布，可以擦掉過去的污點。此即改革的「抹布效應」。

要坐穩天下，消除內憂外患，叔嫂就必須拾起這塊抹布，啟動改革。

要改革，就需設立相應的機構把握全局，統籌兼顧。於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應運而生。早在咸豐十年（1860年）初，奕訢、文祥、桂良等人便基於處理外交事務上的種種考慮，酌擬了《六條章程》，首要一條即「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專責成」。咸豐帝批准了奕訢所擬章程，但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間加入了「通商」二字，成了「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如此命名，實際代表了肅順等人之意，就是要限制新設外交機構許可權,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降格為五口通商事務駐京辦事處,使其根本沒有權力或資格參加國家對內對外決策。奕訢也清楚,不刪去「通商」二字,就將意味著得不到外交權力,自不會受到外國重視,更不可能預聞朝政。為此，恭王再上一折，請求「節去通商二字,嗣後各處行文，亦不用此二字」,其理由為：「該夷雖惟利是圖,而外貌總以官體自居,不肯自認責為通商,防我輕視。今既知設有總理衙門,則各國與中國交涉事件,該夷皆恃臣為之總理,藉以通達其情。若見照會文移內有通商二字,必疑臣等專辦通商,不與理事，饒舌必多,又滋疑慮。」一句話，不給我全權，那我奕訢憑什麼折衝樽俎，索性主動讓賢，誰想干誰干。

懾於剛剛經歷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及庚申蒙難，一見恭王抬出了可惡更可怕的洋人，咸豐帝只得依准原奏，總理衙門算是被審批通過。不過，肅順等人又在具體任職許可權上對恭王加以鉗制。肅順以朝廷名義，強調總理衙門大臣須由軍機大臣兼任,恭王若出任總理衙門王大臣,則必須兼任軍機大臣。此舉貌似提升恭王地位，抬高總理衙門規格，實際按清祖制，在軍機處供職之親王,隨時要受到不得參與政務之限制。這如同套在奕訢頭上之緊箍咒，一旦其稍有出位之舉，肅順便可在適當時候通過軍機處來解除恭王之職權。再者,通過令恭王兼任軍機大臣,又為肅順提供了「現在總理衙門既有軍機大臣兼領,似亦可飭章京往返查核要件」之借口，從而名正言順地以此插手總理衙門所涉外務事件，達到監視控制恭王之目的。面對肅順之步步緊逼，恭王採取以退為進之策,他上奏表示願「以王大臣領之,軍機大臣承書諭旨,非兼領其事恐有歧誤,請一併兼管」,並聲稱「候軍務肅清,外國事務較減,即行裁撤,仍歸軍機處辦理,以符舊制」。如此，總理衙門充其量就是個臨時性機構,又不獨立。奕訢表面臣服,暫時示弱，實麻痹對手，伺機逆襲。

短暫的隱忍過後，便是一片海闊天空。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總理衙門正式設立，權勢煊赫的恭親王走馬上任，昔日的草台班子也一躍成為無所不能的超級機構。自雍正黃帝始，大清舉國最大的機構莫過於軍機處。而奕訢便依葫蘆畫瓢，仿照軍機處模式來設計總理衙門的整體架構。總理衙門的一切設置，皆與軍機處相似，甚或重合。衙門任職人員，也分作兩級：大臣和章京，大臣從大學士、部院尚書、侍郎、京堂中選任，與軍機大臣同出一源，他們是決策層；章京則從各部司官中考選，定額為滿漢各24人，他們負責撰擬總理衙門奏摺及辦理衙門的各類文稿。大臣、章京皆僅是在衙門當差，人事關係仍在內閣和六部。故從總理衙門最初設計上看，它是分管外事的秘書機構。但隨著中外交涉的增多，自強改革運動的開展，加之恭王個人政治強勢的滲透，它就成了無事不管、無所不能的超級部門。清廷傳統的職能部門乃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但總理衙門設立後，其職能就漸被侵越。原有政府職能所不能覆蓋的新領域，也皆被總理衙門把持。如人事任命本乃吏部淵藪，然出使大臣、海關道這些要缺，則由衙門薦舉；戶部管理財稅，原屬天經地義，但劃撥海關稅收、存儲出洋經費，卻由衙門承擔；中外官方往來，本由禮部兼管，現全都移交衙門；兵部也不再採購軍械、創設電報，其職權也頗受侵奪；刑部本主法律，但各國以公法阻撓清律，只同總理衙門交涉，刑部反被晾在一邊；辦工廠、修鐵路等現代工程，皆交由總理衙門辦理，工部也只得望其興嘆，徒呼奈何。於是乎，「凡策我國之富強者，要皆於該衙門為匯總之地，而事較繁於六部者也。總理衙門之事，固不獨繁於六部，而實兼綜乎六部矣」。

從事務上看，總理衙門成為凌駕於六部之上的超級部門；從功能上看，總理衙門不是軍機處，也不是六部，但卻兼兩大機構職能而有之，實為具體而微的「政府內閣」；故從職務上看，恭王類似於政府首腦的角色。也正是此航空母艦般的超級機構運用其龐大權力資源，強推近代第一波改革潮流，追求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方得以推廣開來。

不過，改革自然要觸動甚至突破以往的利益格局，複雜詭異的博弈，才剛剛開始；恭王所需剷除的荊棘，還多得多呢。

西太后悄然布局

改革才是硬道理，但改革非「同治中興」之全部，意識形態領域的重建，亦是題中必有之義。27歲的西太后慈禧對此尤為看重。

咸同之交，許多官紳士人反思社會政治危機之根源，大都歸結於學術文化問題。在其眼中，於乾嘉盛極一時的漢學，名實而實空，其學於人事無益，於國事無補，甚至有人指斥「天下不亂於粵匪，而亂於漢學」。於是眾人呼籲中央加強主流意識形態建設，即崇尚理學。而「京師為首善之區，更宜講明正學，以為四方之表率」。

崇尚「正學」，須提拔「正人」。講得通俗點，就是要大量任用和培養專門為清廷進行思想理論建設的御用理論家隊伍。兩宮遂順應士林之意，於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命宿儒倭仁任帝師，擢另一位大儒吳廷棟執掌大理寺卿。到了六、七兩月，軍機處出現不小的人事變故，先是桂良病逝，接著沈兆霖在西北遇山洪殉職。領導班子頓時空出兩缺。經過慈禧的暗中授意，滿人軍機不再補入，而令時任左都御史兼戶部尚書的名儒李棠階進入。李擢升軍機處，可謂意味深遠。其一，他籍貫河南河內，此番入樞，使得南士與北士在軍機處的勢力趨於平衡，從而奠定了此後二十餘載樞垣中一南一北的格局。其二，李之入圍，使得彼時理論派或立場偏於保守的力量與以恭王為首的改革派大致形成均勢。此外，諸如翁同龢、李鴻藻、徐桐等理論新銳亦在政界嶄露頭角，構成了第二梯隊。不到一年，改革派已失去了絕對優勢。其三，造成這一隱然對峙態勢的幕後推手，恐怕當屬慈禧。叔嫂共治模式本就是臨時狀態，極不穩固，發展下去要麼太后搞掉王爺，否則王爺架空太后。慈禧權力欲強而工於心計，自然不甘任憑奕訢坐大成勢。但礙於垂簾成例，慈禧只得借力打力，曲線布局，依靠其便於接近的理論家和帝師勢力，形成自己的太后集團。其手法之高明，讓人叫絕。

同治元年，堪稱晚清之改革元年。地方大吏尚在觀望，改革力量處於優勢，而反對勢力亦暗自蓄力。改革年代，政治鬥爭依舊存在，雖不如辛酉政變般刀光劍影，然只是換了另一種形式而已。其實，這在中央高層布局上已略顯端倪。

只可惜，奕訢卻渾然不覺！

作者：王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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