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蘭·佩雷菲特：經濟發展是精神因素誘發的？ | 檢書143
本期作者：阿蘭佩雷菲特（《信任社會》作者）
同一個謎
21世紀初，「不發達」國家在地理上和人口上依然佔壓倒性多數。有人委婉地把它們稱作「南半球國家」、「發展中國家」、「增長遲緩國家」，可又有何用呢？語詞改變不了一個社會。也有人說，這些國家有著遠大的前途，但是，用瓦萊里一句嚴酷的話來說：只要這些國家還在用咒語代替醫學，用好心的意識形態謊言充作遮蓋襤褸衣衫的外套，這個遠大的前途就很可能永遠可望而不可即。
「不發達』』是常見的，而「發達」是罕見的。這兩種現象若分割開來看始終是兩個謎。因此，我們決定把它們看作同一個謎：猶如同一座迷宮的兩個相反的出口。
「最不發達國家」全球分布圖
我們往往忘記，自從地球上出現人類以來，不發達——經常肆虐的營養不良、疾病和暴力——就構成了人們習以為常的普遍現象。發達總是例外，而且還不穩定，只消看看在所謂「先進」國家內部浮現的一座座貧窮和社會排斥的小島、自殺的人口形勢以及對地球資源不負責的管理造成的生態災難，便可見一斑。地球變成了垃圾場：「身後之事（垃圾）與我何干！」
這無異於承認，不發達與發達並不像兩個不可逆轉的、成熟的、連續發展階段那樣，構成一個社會的過去和未來。不發達與發達更似一種分岔，人類族群在這分岔前猶豫不決，既未明確顯露猛進的動力，也未表現甘願順從的理由。
人們可以盡情描繪各種不同的發展情況，界定不同的發展機制，確定發展的標準和經濟增長的閾值：但是，只要人們一天沒有弄清緣何有些社會強力奮進並超越自己，而有些社會一成不變或停滯不前，人們還是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難道不是同樣的人，而且往往處於同樣地理條件下的人，承受——或產生了——截然相反的命運嗎？人類的歷史充滿意外、偶然和機遇。但是，敢不敢迎擊宿命是由人來決定的。只要人不和命運抗爭，興亡盛衰就不可阻擋。
人類發展指數（2014年數據，來自2015年人類發展報告）世界分布圖。標有最深藍色的國家表示該國家的人類發展指數極高，其中的大多數國家被視為發達國家。
「發展」何時出現
近代之初，「發展」衝出危險的重圍，從自古以來飽受饑饉、地方病和血腥衝突磨難的世界中艱難地浮出。有些國家「騰飛」了，而大多數國家不是倒退，就是繼續爬行。
從1492年發現美洲大陸到1892年左右瓜分非洲，這四百年間，得天獨厚的國家的人民命運發生的變化，超過了此前三四百萬年。沒有一次如此徹底的進化曾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完成過。新石器革命」曾將慣於採摘自然花草和捕食猛獸的游牧民族改造成定居的農耕者，但是這場革命持續了數千年。16世紀出現經濟發展革命的先兆時，一半陸地上的居民還未開始進行他們的新石器革命。隨後數百年里，這兩種革命一直交互進行。
近百年進度尤其加快。今天慶祝其百歲華誕的老人曾目睹這種現象的急速發展——即使經歷了多少危機和戰爭。人們用不同名詞稱呼這一現象：「進步」、「騰飛」、「增長」、「擴展」、「歷史加速」、「現代性」、「後工業時代」、「全球化」等等。
全球幾大自由貿易區興起是全球化必然現象，最終走向全球貿易自由化。
這種快速現代化現象發祥於兩歐，加速在北歐，隨後擴大到北美，但是很遲很慢才擴散到南歐、拉丁美洲和其他大陸。而日本19世紀末，亞洲「諸小龍」——韓國、中圍台灣、香港、澳門，新加坡——20世紀末大躍進地跨入曾經壟斷「現代性」的國家和地區行列，雖然它們也經歷過曲折，如1997年到1998年間的亞洲金融危機。今天，「巨龍」中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也開始緊隨其後。發達國家曾經長期局限於一域，它們的數目現在仍然很有限。
我們對世界的觀察，像地震儀似的記錄下——雖然有點遲緩——這些經濟大變動。每一次震動都導致我們的心理變化，導致我們的觀念、我們的個人行為、我們的風俗、我們的信仰、我們的成見以及我們的文化的改變。
是否可以設想，經濟變化本身多少是因這些精神因素誘發的，也許主要是由這些精神因素引發，爾後再反轉來改造這些精神因素的呢？
美國街景
循環往複的解釋
英國早於法國實現工業化，而且工業化程度高於法國。為什麼？教科書回答說，所有這些差別是由煤礦造成的。可是荷蘭的製造業和商業的騰飛先於英國一個世紀，這又得益於什麼呢？有人回答說，恰恰是自然資源的貧乏迫使荷蘭人投身於貿易和製造。
以自然資源作解釋很容易翻轉過來，就像手套那樣。設若自然資源豐富，騰飛則不言而喻。設若自然資源匱乏，那麼匱乏本身就成為發展的動因：在「先天」不足論中，自然資源的不足補救了自然資源論的不足。這是奧坦西約·朗迪（Ortensio Landi）1543年解釋盧卡的絲綢工業何以13世紀起就騰飛而宣揚的理論：「由於領土有限……，[這座城市]變得極有技巧，以致人們把它叫做螞蚱共和國。」這些理論在最新的經濟史研究中仍很流行。我們曾在《論「經濟奇蹟」》一書中予以批駁。
歷史唯物主義認同這種世界觀，其要點是地球物理條件和經濟基礎至上。至於人，則不在考慮之列。不論是人的聰明才智，還是人的首創精神都無關宏旨，這些「上層建築」如同「池塘上飄忽的磷火」一般轉瞬即逝。
歷史現實主義則無法規避人。所有的經濟政策，不論是自由化的，還是統制經濟的，不論是「科學的」，還是強制性的，總是遇到人的問題：有時人是動力，有時人是障礙。必須與人和解。敲開發展之門的芝麻難道不正是人嗎？
非洲領導人經常尋思，他們的土著工人一俟領取了足以購買一把渴望已久的雨傘或一輛自行車的薪酬就停止幹活了，怎樣才能培訓他們，使他們向經濟騰飛邁進呢？印度人寧可餓死，也不會去動他身邊的神聖母牛，這個國家怎樣才能繁榮昌盛呢？在等級森嚴、幫派林立的社會裡，西方式民主選舉制如何才能順利地運轉呢？這裡古習俗所起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種族中心論的陳腐偏見從前毫不猶豫地把不發達歸咎於人種或族群。這種見解把歷史條件與對族群行為的理解混為一談。
非洲工人
寶貴的實驗經驗
所有發達國家都是——或不管怎樣，直到日本19 世紀末實現現代化之前，都曾是白色人種，屬於希臘-猶太-基督教文化。這一類相同民族中沒有出現在不發達國家之列。因此，有人便出於陳腐的歐洲中心論的反應，大談特談什麼「天生不適應進步」、「對工業社會先天過敏」、「落後的種族」，甚至沿襲19世紀的流行說法，談起「低等人種「。發達與不發達似乎印記在我們的基因之中。生物學似乎掌握了問題的鑰匙。
本書研究的差異現象可以使我們避免這類解說的誘惑。從文藝復興時期和新教改革起，西歐的拉丁國家和新教國家之間開始出現差異。而直到16世紀，這些國家皆同屬西方基督教民族：同一個人種，同一種文化，同一個教會領導，同一種封建體制，這一體制被同樣初現的自治城市所稍加遏制。人員、財物和思想在這些國家自由流通。從一個君主國到另一個君主固，看不見差異，只有南歐始終比北歐先進一些。
可是短短數十年內，這個情景就完全變了樣。先是荷蘭，後是英國，經濟迅速地騰飛，其他新教國家也緊隨其後。與此同時，葡萄牙、西班牙，義大利諸公國或共和國開始走向衰落。處於中間狀態的法國則蹣跚前行。行動、地點和時間三同一：在這個狹窄的區域里，在短時期內發生的這一切提供的寶貴的實驗經驗，便於我們不帶任何人種或種族偏見，離析出構成發展和不發展的基本要素，這也是擯棄人種學的品性學的基本要素。
我們談「發展」就像談「進化」。但正如誰也沒見過古生物期的動物是如何進化成我們今天熟悉的動物一樣，誰也無法觀察到發展的機制。盲目的選擇？機械的篩選，有意識的前進？無意識目的的繼續？歷史的厚幕遮蓋了發展的程序。
發展如同進化，是一種設法揭示差距的觀念。差異、遲緩、反差，這些語詞將經常出現在此後的章節中。藉助它們可以描繪西方基督教國家的經濟，政治和社會以「雙重速度」發展的歷史。我們將在現已確定的基礎上儘力確切地描繪這種發展，進而解釋其根由。
歐洲工人
非物質因素決定一切
提出這些問題，就是在發展現象研究中設法進行一場名副其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經濟史資料，諸如原料資料、資本、勞動力、生產關係、投資、交易、銷售、增長率等，迄今為止一直被置於闡釋發展的中心地位。一個文明最顯著非物質性的層面——宗教、偏見、迷信、對歷史的反省、對權威的態度、禁忌、經濟活動的動機、對變化的態度、個人和群體的倫理道德、價值觀、教育等——均被擱到圍繞中心結構艱難運轉的小衛星的位置。例如，埃內斯特·拉布盧斯（Ernest Labrousse）附和其他許多人的看法聲稱；「精神因素落後於社會因素」，「社會因素落後於經濟因素」。我們建議把這些因素的作用顛倒一下。思想觀念從次要因素、遙遠而可忽略不計的後果變為一切圍繞其運轉的中心：要麼就是發展的主動力，要麼就是不可克服的障礙。
總之，我們要為研究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發展的比較品性學打下基礎。品性學就是研究人類不同族群各自的行為和觀念，這就這些行為和觀念在交易、文化流動性、地理流動性以及創新方面構成激活因素還是抑制因索。我們之所以要創立品性學，是因為我們在研究中既無法滿足於人種學描述性的、但簡單化的解說圖式，也不能滿足於倫理學維護道統但往往無效的訓誡。
信任的動力
積四十年觀察之結果，在我們看來，對人持信任還是懷疑態度，儘管表現形式極不相同，卻是對發展起決定性影響的文化、宗教、社會和政治行為的精髓。
我們的假設是，發展的動力最終存在於對個人能動性，對探索和創新的自由抱有的信心之中。這種自由深知其後果、義務、局限性，簡言之，深知其責任，即自負其責的能力。但是這樣的自由在世界上還極少實行，我們有理由擔心，貧困、疾病和暴力的幽靈還會在我們的地球上長時間遊盪。
繁榮社會
它們甚至會在已經撤離了數十年的地區捲土重來。永恆的繁榮是不存在的。單是國家政權肆意到處插手、極端的平均主義、作為既得權利「永遠得寸進尺」的要求，對義務是權利不可或缺的另一面的忘卻，或者還有落後國家令人難以承受的競爭——為了擺脫貧困，它們大力施展它們全新的生產能力，以便生產得更廉更多而質量卻同樣的好。凡此種種。無不形成沉重的壓力，足以使我們社會生氣勃勃的力量不堪重負而窒息或衰竭。
本文摘自圖書《信任社會：論發展之緣起》，作者：[法]阿蘭·佩雷菲特。文中圖片皆為編者所加，圖片來自網路，編輯：張寧。
作者簡介
阿蘭·佩雷菲特(1925-1999)法蘭西學院院士、倫理及政治學院院士。法國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是當代法國一個非凡的人物。他曾經先後畢業於法國著名的高等師範學院和國家行政管理學院，曾8次出任政府部長，先後當過新聞、政府改革與計劃、文化與環境、司法等部長，是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歷史上任期最長的部長。他從1969年起連續當選為法國的國民議會議員，後來又當選為參議院議員，是個深得選民信任的政治家。佩雷菲特先生不僅是個成功的政治家，也是個成功的學者。
圖書簡介
何謂發展？是什麼促成了現代性，進步和經濟增長？自亞當·斯密、卡爾·馬克思、馬克斯·韋伯直到費爾南·布羅代爾，人們不斷地探究「國富」或國窮的根源。大多數思想家都強調物質原因：資本、勞動、自然資源、氣候。會不會是思想觀念和行為態度構成發達或不發達的要素嗎？為了考量這個可充分發揮的假設，阿蘭·佩雷菲特提出重新審視15世紀到18世紀西方基督教民族的歷史。他特別證明了歐洲的發展緣於他稱做「信任品性」的東西——一種稟性，他打破了傳統禁忌，促進了創新、移動性、競爭、理性而負責的首創精神。今天我們需要重新找回的不正是這種信任嗎？如何找回呢？本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欄目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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