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卡爾詐文事件：是非及其意義

相關鏈接：　　1994年底，紐約大學的量子物理學家索卡爾（Alan Sokal），向著名的文化研究雜誌《社會文本》（Social Text）提交了一篇文章，題為「超越界線：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文章於1996年發表，索卡爾隨即向媒體宣布，上文只是一篇「詐文」——裡面充滿了故意安排的常識性的科學錯誤，是「一個物理學家的文化研究實驗」。索卡爾藉此嘲弄了充斥著各種「時髦的胡說」的所謂「後現代知識界」。此事轟動一時，併產生了深遠影響。

　轟動一時的索卡爾詐文事件，發生到現在也已經六、七年了。一開始，我就很自然地站在欣賞——如果不是支持的話——索卡爾的立場上。老實說，對於那些所謂「後現代」的、被索卡爾斥為「時髦的胡說」的學說，我一直是不太不認真看待的。在我的下意識里，經常將這些學說和 「刻意標新立異」、「吃飽了撐的」等概念和諺語聯繫在一起。索卡爾嘲弄了這些玩意，我覺得很好玩，「詐文」的運作也大有新意。

　我注意到你講的是「一開始」，那麼，現在你如何看這件事情呢？與一開始的反應是否又有了些不同呢？我覺得，在這個事件背後，是包含著很深刻的內容的，而絕不僅僅是「好玩」。在目前關於「科學文化」的一些討論中，這個事件也經常被人們提起，用作某種「證據」。這也就讓我們不得不正視它，思考它，而不可能事不關已地只是遠距離欣賞而已了。

　我現在還是欣賞索卡爾——要是你能夠在這次對談中改變我的立場，那將是多好玩的一件事啊！當然我相信此事後面確實有深刻背景，但是「詐文事件」本身，至少暴露了那些時髦的學術遊戲中的漏洞，索卡爾至少佔了上風，難道你不承認是這樣嗎？　　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我認為「詐文」的做法本身是有問題的。《社會文本》在刻意引誘下犯了錯，不等於他們平時也一直是這樣的。這使我想起《閱薇草堂筆記》卷十六中的一則故事：有一位先生平日道貌岸然，喜歡從道德方面對學生苛求，學生又無法反駁他，就買通了一位美貌妓女，讓她深夜到書館去引誘先生先生，那美人「言詞柔婉，顧盼間百媚俱生」，先生經不起誘惑，就和她上了床。誰知早上美人故意遲遲不去，等學生們都來了，還坐在講壇上搔首弄姿，結果先生無顏為師，只好捲鋪蓋逃走了。其實這位先生道德上未必有太大問題，但你讓他深夜獨對「百媚俱生」的美人，一時把持不住，就出問題了。然後人們就認定他是「偽君子」、「假道學」等等，這並不十分公平，儘管確實「好玩」。現在索卡爾其實就扮演了這位美人的角色——不過他是自告奮勇的。

　你講，你「欣賞」索卡爾，我倒確實並非如此。不過，這個問題實在有些太複雜，簡單地說起來，很可能會有些歪曲或變形，但我們還是值得試試吧。　　如果認真地讀一下這《「索卡爾事件」與科學大戰》這本書，就會發現，論戰的雙方其實並不是在相同的意義上就同樣的問題用同一種語言來說話，這也確實正像該書中不斷提到的那樣，表徵著在目前「兩種文化」的一種新的衝突。有些遺憾的是，此書的選編者看起來（如在封底的內容介紹等處）是公允地對待這個事件以及由之引發的爭論，但在書中收錄的他們的文章來看，卻也與你的觀點有相似之處，是明顯地站在索卡爾一方的，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納領、女性主義科學觀、後殖民主義的科學和激進生態主義都列在反科學的陣營，這我是絕對無法贊同的，也不知道這樣的立場是否會影響到對書中所收文章的先擇。　　不過，至少我覺得此書中收錄的《社會文本》編輯的一篇文章的解釋還是可以說得通的：不是他們沒有錯誤，但即使有，在他們的解釋中，也還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索卡爾的做法雖然機智，或者說「好玩」，但如果排除了他的特殊身份在這一事件，特別是在他的文章能被刊出的考慮中的作用之外，其實，他並不是真正在用一種後現代主義或社會建構論研究者中慣用的語言和思維邏輯來說話的。他的另外三篇文章也同樣如此。而那些支持他的文章，也大致是如此。因此，我覺得，首先，在這一「事件」的發生，是情有可原的（儘管不能說另一方沒有錯誤），其次，隨後引發的「爭論」，並不是一場真正的對話。再次，這裡確實涉及到「兩種文化」之衝突的深刻問題，而不僅僅是可以由後現代主義因索卡爾的惡作劇而表明不再是一種合理的「學術」這簡單的結論就可以概括了的。

　雖然我們以前幾乎沒有就此事交換過意見，但我猜得到你的立場——你不欣賞索卡爾的做法。但是你既然也承認「不能說另一方沒有錯誤」，那你怎麼解釋這一現象呢？或者說，對於《社會文本》在此事中所出的洋相，你願不願意為它辯護呢？如果願意，你將怎樣辯護呢？此外，如果你不滿意《「索卡爾事件」與科學大戰》編者的立場，你將對此給出怎樣的批評呢？

　首先，講「不能說另一方沒有錯誤」，這當然是指《社會文本》的編輯們在工作中有疏忽，有疏忽，當然是一種錯誤。但我同時也覺得編輯做出的解釋，恐怕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吧，至少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他們希望有像索卡爾這樣的物理學家能站在這一陣營中來的心情以及由此帶來的問題。其實，任何一個雜誌，在一種精心的策划下，讓其出出「洋相」，也不是絕對辦不到的事。設想一下，如果反過來，讓科學雜誌去審查對方的文章，也會是有同樣困難的（當然，科學雜誌對對方的文章不感興趣，這是另一個差異，但也表明了一種立場）。更不用說，難道科學雜誌上就沒發表過不恰當的文章？那些在事後才被揭露出來的作偽的文章，或是在科學上有錯誤的文章，不也是經常出現的嗎？人們會因此而認為科學界就完全「失范」了嗎？關鍵在於，在這種疏忽下出現的這一事件，是否就可以作為對對方整個研究狀況的徹底否定的依據呢？在目前實際存在的「兩種文化」依然分裂的現狀下，其實這兩個陣營的對話是很少的，存在有相互的不理解。當有人試圖去溝通時，即使出現某些問題（而且不一定就是對此方致命的問題），也屬於可理解的正常現象。在此事件中，索卡爾的做法確實是反常規的，也恰恰由於這種反常規，才相當程度在削弱了其批判性的力量。所以，我以為，在這一事件中，誰出了「洋相」並不是關鍵，重要的是它所表現出來的問題和帶來的討論。因為那些討論，才更多地反映了雙方的嚴重分歧。　　至於《「索卡爾事件」與科學大戰》編者的立場，我覺得在他們同時收入該書的文章中已經表現的比較明確了，是明顯傾向於索卡爾一邊，而對目前有關科學的人文研究中最有影響的若干流派，都列入被批判的行列。對此，我當然有不同的看法，不過，這說來話長，可以在後再結合對此事件的討論再講。至於這種立場是否影響了對此書的選編，我只是提出了一種疑問，但並無確切根據。因為我並未完全掌握後來雙方爭論的整體文獻，對此無從做出判斷。

　科學雜誌上確實也經常登出後來被證明是抄襲或作偽的論文，但通常事後都會有所交代，比如道歉、宣布撤消之類。可是《社會文本》的做法卻不是這樣——當然這一點並不是非常重要。科學和人文兩界相互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對立，而詐文、造假之類的事件，表明雙方都不是完美無缺。但我之所以仍然傾向於索卡爾一方，主要是基於這樣的事實：今天的物質文明畢竟是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的，科學，它的評判標準至少更客觀一些吧？它的檢驗手段至少更明確一些吧？或者用通俗的話來說，科學怎麼著總比「人文」要更靠得住一點吧？

　前面你講並不非常重要的問題，就先不談了。後面，你講評判標準的問題，倒是似乎可以展開些討論。講科學的評判標準要更客觀一些以及檢驗手段更明確一些，這是有隱含的前提的。就物質性的應用來說，科學的評判標準和檢驗手段確實要更「客觀」、更明確些。但並不能由此外推到對科學作為對象來研究時，那些評判標準也同樣「客觀」，否則，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還有什麼意義呢？　　在《「索卡爾事件」與科學大戰》一書中，曾有人提到過病人與醫生的比喻，在這裡，似乎也還可引用。病人作為疾病的患者，當然對病痛有著最直接、最客觀的體驗，但並不能因此就講醫生的診斷就不如病人客觀，因為醫生才是專門以病人及疾病為研究對象的專家。這裡有分工的問題，也不同層次的問題。科學，在對自然界的研究方面，當然有其專門的權威性；但那些以科學本身和科學家及其工作為對象的人文研究者，如STS專家，或者說Science Studies領域的專家（在《「索卡爾事件」與科學大戰》一書中，人文一方，所收錄的在這些領域中著名專家的文章似乎太少，大多是文學、歷史類的研究者，不知是那些與此問題關係在專業上關係更密切的專家們的有關文章本來就少，還是選擇的問題），所採用的標準和方法，當然不一定要與具體科學領域中的標準和方法完全一致，這也不是同一個層次的問題，因此，也不好比較誰更「客觀」。　　其實，就連「客觀」這個概念本身，本來也是人文領域中所的研究的東西。在《「索卡爾事件」與科學大戰》一書中可以看到，科學家一方（當然也不能說是所有的科學家）雖然也在反覆地談「客觀性」，但他們確實大多是在相當樸素的理解中來談論的。或者說，人文研究之所以會存在，其意義之一，也許就在於它與科學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評判標準等等方面的差異，否則，只有科學就夠了，還要人文研究幹什麼？

　這使我想起了劉華傑前不久的那句名言——科學主義是我們的預設配置。看來這至今還是我的預設配置。我相信，這應該也是索卡爾的預設配置。人文學術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評判標準等等方面，當然與科學不同；既然不同，當然就可以比較。比較的結果，是科學更可靠一些，這你沒有辦法否認吧。　　我覺得索卡爾詐文事件的意義，其實就在於通過這樣一個有點惡作劇的行動，向世人展示了，人文學術中有許多不太可靠的東西。這對於加深人們對科學和人文的認識，肯定是有好處的。科學不能解決人世間的一切問題（比如不能解決戀愛問題、人生意義問題……等等），人文同樣也不能解決一切問題，雙方各有各的使用範圍，也各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在寬容、多元的文明社會中，雙方固然可以經常提醒提醒對方「你不完美」、「你非全能」，但不應該相互敵視，相互詆毀。我想只有和平共處才是正道。

　你關於索卡爾事件的意義的看法中的後一部分，我可以同意，即科學與人文各有各的長處、短處和用處，正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彼此不能相互替代。但我仍不同意你將人文與科學的「可靠性比較」。因為我覺得，既然這是兩種相當不同的東西，其間是缺少可比性的，不能簡單地比較誰更可靠。當你通過強行的比較而得出科學更可靠的結論時，難道不是已經在比較中採用了科學的「標準」，以直接的實用性作為出發點，預設配置又在不自覺地起作用了嗎？所以，我的看法是，我們還是不必採用比較優劣的辦法，而是採取一種「互補」看法來看待科學與人文，這樣，也許才真正有利於兩者的結合和融通。

本文原載2003年3月7日《文匯讀書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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