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徵收商稅，這真的是網路民科們編造出來的？

半年多以前，在明朝吧有一位仁兄，發帖名為冰冷的數據，黑的不能說成白，文中駁斥近來流行閹黨徵收商稅，緩解明朝財政的結論，並且大量引用《度支奏議》、《明熹宗實錄》等材料佐證。

當時本人初看之下就覺得有一些問題，但卻具體說不上來哪裡有問題，且因本人當時正在外出旅遊，故而並未當一回事，後回到家中，過了數月才恍惚想起，再翻帖子時，卻已經找不見了那片文章，所以便不了了之。

直到兩個星期前，那篇帖子重新被頂了上來，本人當時也是比較忙，便用手機收藏，直到今天，方才抽空，對此文進行辨析。

其原貼第一個觀點認為，明朝晚期國家財政一直虧空，財政嫉妒匱乏，所以這個鍋實在不能推到東林黨等人的頭上，其原文為：「天啟元年時，東林黨執掌中樞，史謂」眾正盈朝「。正歸正，但沒錢還是沒錢，明庭財政極度空虛，田賦已加無可加，為了開源以支國用。」

這裡的問題是，誰告訴你天啟元年國家無錢？

萬曆年間，三大征共計花費1300萬兩銀子，國庫匱乏，萬曆帝無奈之下開始徵收榷稅，榷稅就是商業稅，而這些錢都補貼進了內帑，《明神宗實錄》關於萬曆後期發帑金的記載數不勝數，僅萬曆去世以後，泰昌年間發帑金兩百餘萬兩於遼東，這還是有紀錄的，《明光宗實錄》中還有不少記載的都是發帑金於……，沒記載數字，可知僅僅泰昌年這一個月，朝廷對邊關的金額就發內帑200萬以上，而後又修皇極門殿再發內帑200兩（《明光宗實錄》卷3）根據《崇禎實錄》卷1記載，崇禎時期一年的太倉庫收入實際上就是200兩，這又是何等的財大氣粗？

天啟元年，國家也是頻發內帑，《明熹宗實錄》中，天啟元年僅有數據的記載，其內帑用度就已經高達600萬兩，這還是光有數據的記載，如果加上無記載的數據，和太倉庫、太僕倉的支出，僅僅天啟元年國家的財政支出已經高達近千萬，何來「明庭財政極度空虛」的奇談怪論？

而後來，國家財政從相對闊綽，開始變緊張，恰恰是東林執政時期，其原因，按照東林人士周朝瑞的話就是：「發帑撤稅」（《明光宗實錄》卷4），只花錢，卻把收入來源給撤了，坐吃山空，能不窮么？

還有「東林眾正創造性地開徵雜項銀並加征關稅鹽課。」，這似乎是想給東林辯白，事實上，國家財政嚴重虧空，東林人對此的動作自然是有的，如「數額為銀1270568兩；關稅銀為65240兩；鹽課銀為59425兩。」，可這並非東林所創，而是早有先例，將這些全部算到東林人的頭上未免太過武斷。而且上面的錢未必就是真實數據，比如《明熹宗實錄》卷17上記載的「關稅額墾65240兩，實收29242.42兩」，也就是說，額定為6萬兩的稅務實際上只收了一半，那麼其他數據就更不敢想像。

關於一下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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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的雜項銀是沒有規定各省數目，所以上下波動極大，到了天啟三年，為了進一步完善和加大搜括，明庭重新規定了各省提解數額，總額為銀2292000 兩。鹽課銀增額至322720兩，並新開徵蘆課銀為28970兩海運銀107000兩。關稅則不變。天啟四年，除以定額的諸項銀不變外，鹽課銀增額至547993兩，並計劃於五年將關稅銀增至200240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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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在找不出記載，找到了也與以上記載有些許出入，這個倒也正常，比如從徵收遼餉上，天啟年間據說最高達到770兩，而實際收入是天啟六年559萬兩位頂峰，也就是說計劃於實際收入是不一致的，賬目不應該這麼膚淺的看。

所以我需要上面的實際資料來進行對比，希望原作者給出答案。

後來作者認為：「人不再是那些人，但政策沒變，於是便有了魏閹所謂加征工商稅的謬論出現。」

這實際上就是否定了魏忠賢加徵稅負的觀點，這實際上是犯了常識錯誤。

天啟遼餉加收最高770萬兩銀子，崇禎初年就930多萬了。這個實際的問題就在於實際和目標。實際天啟最高遼餉實際收取數字才550萬，從來沒有達到過770萬這個史書上記載的廷議的數字。

1.從實際收取遼餉年份來看，萬曆末年是200萬和520萬。天啟1年550萬，2年291萬，3年476萬，4年411萬，5年499萬，6年559萬，7年545萬，崇禎1年390萬，後面的差不到，因為史書記載的是計劃收取，而實際收取需要通過各個賬目來對齊，非歷史教授做不到。但可以肯定的是崇禎4年後，這個計劃的數字越來越高。

2.單從鹽課一項來看，遼餉鹽課是每引加一錢，當時大約是每引5-6錢。而天啟六年遼餉鹽課是54萬，按這個參數計算，天啟六年鹽稅大約是250萬左右。而崇禎初年是21萬，因此他的鹽稅大約是100萬左右，流失嚴重。這裡指的是實際收入和廷議的收入是兩碼事。

到崇禎6年為止，單單鹽課欠到320萬兩。因此很多帖子提到的崇禎沒有免去稅收，這是對的，只是這些人只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二。崇禎沒有免去稅收，但是稅收依然收不上來。（魏忠賢時期其實也沒有全部收上來，只是收了一大半，但是崇禎初年很多稅收是大部分收不上，著名的十幾兩的茶稅就不說了）

3.最最關鍵的一點。從明初到萬曆的「蘇松重賦」遭到破壞。這是東林黨最要命的一條正常。

明初根據各地經濟情況不同，設計了不同稅率，其中蘇松一帶的稅率最重。蘇松兩府佔全國土地1.6%，卻要繳納全國13%左右的農稅，比河南陝西全省的稅收（河南陝西各佔全國賦稅8%）還要高的多，如果再拋去地方政府日常開支，那麼在中央財政的份額高的可怕。除此外，還有茶葉，織造等等明目繁多的非土地稅，幾乎都壓在蘇松兩府。可以說中央財政江南佔三分二以上。因為同樣面積的土地，江南的產出遠遠高於河南陝西之地。江南的稅率是河南陝西的數倍。這保證了，河南陝西這些土地較為貧瘠的人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