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獻忠屠川是清朝編造的嗎？

隨著張獻忠沉銀的大發掘，張獻忠的寶藏是怎麼來的逐漸引起了大家的興趣。之前，我們出過一期《蘭台說史·沉銀出水張獻忠那麼多財寶哪來的》，但隨著問題的深入，一種看法逐漸顯露出來。這些意見認為，後來張獻忠的義子和下屬李定國成為抗清英雄，李定國父子自然成為清朝統治者的眼中釘。所以說張獻忠屠殺四川人是清朝統治者給張獻忠身上潑的污水，張獻忠也是民族英雄不是屠殺四川人民的劊子手。

李定國抗清漫畫

這種說法在邏輯上的混亂簡直不值一曬，李定國是抗清英雄就代表張獻忠也是抗清英雄嗎？就代表張獻忠沒有屠殺四川百姓嗎？這在學術界本不成問題。明末天下大亂，各路反王雲集，要說哪家最有名莫過於最後推翻明朝的李自成。但是，要說起哪家最殘暴，正統的學術觀點無一例外會把矛頭指向張獻忠。

只不過李定國努力奮戰保衛南明朝廷，更為重要的是清朝作為外來者統治了作為多數民族的漢族進三百年。一些民族主義者秉著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邏輯」，加之一段時間中張獻忠被冠以「農民起義領袖」的頭銜。於是，「洗白」張獻忠成「民族英雄」也就成為一些人的選擇了。

首先，我們要排除一個概念，李定國是民族英雄不代表他曾經的義父和上級張獻忠也是。我們舉一個人就足以說明問題了。他就是孫可望。孫可望與李定國同為張獻忠義子，並且一度被張獻忠立為太子，在張獻忠政權中的地位還在李定國之上。

南明永曆政權與明末農民軍余部和解共同抗清之後，孫可望作為原張獻忠部的總負責人成為南明政權的實際權力擁有者，李定國也在其麾下。但孫可望的所作所為直接摧垮了南明政權最後的希望。

對內，出於爭權奪利的目的，孫可望對非大西軍勢力進行極力打擊。虐待永曆皇帝，殺死十八位大臣史稱「十八先生之獄」，還是李定國收拾的爛攤子。最後在大敵當前下，出於私心公然進攻李定國的部隊，兵敗後索性投降了滿清「以雪望深仇」，被清朝封為「義王」，使得清朝對於南明的虛實徹底了解，從而成為壓垮南明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此人比李定國在張獻忠部下地位更高，按照李定國是民族英雄則張獻忠也是的邏輯，孫可望是野心家加漢奸，那張獻忠不也得是野心家加漢奸嗎？

明十八先生之墓

所以，張獻忠是否是屠殺的劊子手，是不是清朝抹黑，並不能由李定國與清朝的關係確定。是與不是，我們還得看具體的記載。

明朝遺民對張獻忠的痛恨

說起清朝，自然有著誣陷張獻忠為自己合法性正名的動機。不過作為明朝的遺民，尤其是出生在四川經歷過張獻忠時代的明朝士子顯然不具備這個動機。那麼這些明朝遺民是怎麼看待他的呢？我們以《蜀難述略》的作者沈荀蔚為例，其筆下的張獻忠簡直就是魔王一般。「以火攻陷重慶府，大殺。次日悉斷民右手」，在攻陷了成都後又「盡驅城內軍民男女於中園，將盡屠之」。或許是因為殺孽實在太重了，在準備殺死被俘的巡撫和知府等人之時，天氣忽變雷雨交加，張獻忠憤然說「我殺人與天何涉？」然後「以大炮向天叢擊之」。中國人崇尚天人感應，古代甚至會因為日食讓重臣辭職乃至君王罪己，可以說按古人標準張獻忠已經可以下十八層地獄了。

張獻忠的江口沉銀髮掘現場

當然我們不難看出這些記載中隱含著的憤怒情緒，明末的四川人尤其是士人階層為何如此痛恨張獻忠？僅僅只是因為家鄉被屠殺的關係嗎？原因當然不只是這麼簡單，要說起屠殺，清軍也在干但是明人準確地說是掌握著輿論的士人階級對清朝的仇恨卻遠不如對張獻忠的。這是為何呢？答案出在對士子的態度上。清朝雖然剃髮易服讓明朝士子丟盡顏面，但是人總是往前走的，在最初的抵抗慢慢地過去後，只要新生的王朝重新開啟科舉，最終總會被士人們所接受。而在保存中國文化的角度上，科舉實行已有千年，是實實在在的中國傳統了。從實用角度來說，儒家向來強調精英治國，開啟科舉重用士人無疑也是接受了中國文明的體現，是開化的象徵。但是，由於張獻忠的流寇出生卻讓他比之漢化以深的女真人更加缺乏對中國精英階級的敬畏。由於彼時南明朝廷猶在，中國士子心中的「正統」依然健在，這就導致了張獻忠很難真正地掌握士子之心。而當時的士人不僅僅是今天所謂的知識分子，很大程度上還是地主階級的代名詞，由於中國傳統的「鄉賢」模式到了鄉鎮一級甚至可以比中央的號令更加管用，事實上清軍南下抵抗最為激烈的也是這批人。但是和清軍恩威並施的措施不同，張獻忠對於「成都百里之外，耕鋤白梃，皆與賊為難」的情況顯然沒有足夠的手腕去應對。於是，他想到了最簡單也是最粗暴的方法，一個字--殺。更為要命的是他是借著舉辦「特科」之名將人誘騙過來之後，將他們一併殺死。這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慈寺屠戮士子，「八月，屆期至者五千餘人，盡殺於青羊宮側」。唯有《蜀亂》的作者歐陽直由於年齡尚幼，得免於已死讓他去軍中干文書。不過這件事也讓他印象無比深刻，也難怪他用「蜀中昇平時從無虎患，自獻賊起營後三四年間，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隻同路，逾牆上屋，浮水登船爬樓」來暗喻張獻忠是「天譴」了。

四川虎災讓當時的人以為天譴

中國文人有誇大的傳統，但並不意味著謊言

中國文人向來有誇張的傳統，尤其是親歷者難免有著感情色彩，這是可以理解的。例如梁啟超就在《中國歷史研究法》里說他不評價清末政治動亂，因為作為親歷者，更是新政核心人員之一，說話再克制也會有感情色彩。加上中國文人向來有誇張的傳統，例如「投鞭斷流」「揮汗如雨」等我們今天一看就知道違反物理常識的記載往往也是史不絕書。隨著時代的推移一些事情就會難免會被誇大。例如上文所說的大慈寺屠殺士子五千人，到了康熙年間就變成了「自進士至生員，二萬二千三百有零，積屍成都大慈寺」。值得一提的是，赫赫有名的殺六萬萬也是出自同樣原理，最早的出處是《後鑒錄》，其作者毛奇齡曾在南明魯王麾下工作過。而明史最後定稿於乾隆年間，作為前明官員的原話自然備受滿清信任故而收錄於《明史》之中。

四萬萬作者毛奇齡晚年畫像

而張獻忠所留下的那塊碑文，雖然上面沒有後來描述的七個殺字，去也表現出了他的變態心理。其中一句「人無一物於天」很好地表達了他的思維，這樣「四川人民未知天命，為天所棄」然後「今遣我為天子，剿滅此民，以懲其違天之罪」就是合乎常理的了。

外國友人都看不下去啦

如果說明朝遺民是出於精英的前途被草根斷絕的階級矛盾，滿清統治者是出於合法統治漢民族的目的選擇明朝記載中不利於張獻忠的部分，雙方都有「強行黑」的動機。但是作為傳教士，歐洲人卻沒有這個理由，因為張獻忠雖然不信基督教，但是卻對傳教士們的學識非常欽佩。耶穌會士利類思（義大利人）和安思文（葡萄牙人）因為「才德兼優」被張獻忠聘請為顧問。不久之後，又因為二人「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國政治」賜予二人「天學國師」的稱號。這二人對張獻忠也是非常賞識稱其「智識宏深，決斷過人」。那麼，這些外國友人是如何記錄的呢？「被拘百姓無數集於南門外沙壩橋邊。一見獻忠到來，眾皆跪伏於地，齊聲悲哭求赦….隨即縱馬入人群，任馬亂跳亂踢，並高聲狂吼『該死該殺之反叛！」隨令軍士急速動刑。冤呼痛哉！無罪百姓齊遭慘殺』「。可以說字字句句，無不透露出了張獻忠的殘忍暴虐。

既然沒有動機，那麼相比明清的記載，其言論自然是最為可信的。不過，可能會有人有這樣的疑問，既然歐洲人和張獻忠關係如此之好，那麼為何不幫張獻忠遮掩下呢？畢竟這些話都是張獻忠的私人語錄之類的，而非官方的檔案，只要不刻意去記錄不就沒事了？

最有名的明代傳教士利瑪竇

這裡就要提到一個概念了。如果把人的道德分為三個級別：好人、壞人、非人。以對待史料的態度上看，好人是不做壞事不留污名，壞人是做了壞事於是處於羞恥心去竭力掩蓋。但是人之所謂人，是因為人有一個基本的是非道德概念，知道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要麼不做，做了就想辦法掩蓋，說明無論好壞都有一個基本的」是非概念「。」非人「就是喪失了這一點，他們不覺得這是壞事值得羞恥，甚至認為自己做的是好事還讓人大書特書。張獻忠屠殺四川人民的時候，讓傳教士們」將此語速寄歐洲，使文人學士先睹為快「，可見其已經扭曲了最基本的三觀，真的認為自己搞屠殺是」替天行道「了。也正是他的這種妄想讓他完全區別於明末其他勢力的同時，也留下了不可能被後來清朝勢力所篡改的鐵證。

天理昭昭終有報

最終這個大魔王在清軍勝局已定的情況下，選擇了逃亡，最後準備不足被一箭射中而亡。這裡要解釋下，為何經過張獻忠這麼折騰之後，四川還能有餘力抵抗這麼久。眾所周知，明末清初處於冷兵器和火器的交替階段，在沒有機槍的各種化學武器的前提下，時代局限下人殺人其實是有限制的。四川人口的大減根本還是在於大肆徵調壯丁之後，導致土地拋荒從而導致大面積的饑荒。」時蜀土不耕已二年，餘糧罄竭，民惟拾稔谷，采野蔬以充腹，已有人相食者「。

張獻忠出水沉銀中的婦女金首飾

近日，張獻忠的沉銀得到挖掘，過往的傳說逐漸變為了現實。出土的大量尚未來及被融化鑄煉成金塊的各種婦女金首飾更加直白的告訴我們這個寶藏背後血淋淋的歷史。我們感嘆下，或許是被屠殺的四川人民泉下有知，對於」張獻忠屠川是滿清誣陷「這種言論實在看不下去，才讓遺物出水，讓當年的文字記載多了實物的證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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