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的進與退

撰文：李志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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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在民國初年一舉登上中國政治的高峰，體現了道德感召力在辛亥過程中的實際意義和民初革命黨人崇尚道德的政治風氣。民國成立之後，晚清延續而來的官僚政治依舊，腐敗社會依舊，革命黨人並不能在政治上真正有所作為，「退隱」成為一時風氣，汪精衛也隨之退出政壇，轉而投身教育救國。在當時的他看來，退隱與做官相比，更加符合「革命黨人」的身份與目標。汪精衛不認同「政治家」，但認同「革命黨」。他的無政府主義信仰，使他崇尚暗殺，繼而將教育視為比政治更為根本的救國手段。

但是，無政府主義與教育手段，並不能解決國內政治中層出不窮的危機局面，這使心憂國家的汪精衛，無法忘情於政治，內心充滿苦悶掙扎。在這「退隱」的數年中，中國政治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和國共合作，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革命黨人開始注意到意識形態與群眾運動的問題，不再追求以道德風氣感染國人，而是開始依靠發展獨立的軍事和社會力量，與舊勢力進行真正的「實力」較量。此時，汪精衛似乎又找到了他以一個「革命黨人」和「文人」得以進入政治的方式，於是積極投身國民革命。從此，汪拋棄了早年以暗殺和宣傳為主的無政府主義革命方式，開始投入到實際的政治與權力鬥爭當中。

1

教育救國

1912年12月，汪精衛與蔡元培等人一起商議今後的行動計劃，以為除了教育、宣傳，「自造輿論」之外，「別無何等奇計」。汪來到巴黎後，即與李石曾發起一《民德雜誌》，「專發揮人道主義和科學知識，不談政治。」1913年8月9日蔡元培致函吳稚暉討論救國方法，當天吳稚暉在日記中寫道：

國事決非青年手足之力所能助，正不若力學之足以轉移風氣也，近日余與孑民、石曾、精衛等聚談，皆確然深信，唯一之救國方法，只當致意青年有志力者，從事於最高深之學問，歷二三十年，沉浸於一學專門名家之學者，出其一言一動，皆足以起社會之尊信，而後學風始以丕變。即使不幸而國家遭瓜分之禍，苟此一種族，尚有學界之聞人，異族虐待之條件，必因有執持公理之名人為之刪減。於是族人回復之力，可不至於打消凈盡。

汪精衛還從民族競爭、人類進化的角度，論證了教育的功能。他在一篇文章中說：生物進化最大者，莫如知識之進化。知識之進化，可以決定人類之進化。造成這個世界人種優劣，國家強弱，人群貴賤這種種差別的原因，「一言蔽之，以人類知識之不齊而已」，若知識齊，則「優劣強弱貴賤之殊，將不復見於人類」。然而知識如何才能進化？「以其所醞釀而言，則曰教育；以其所表現而言，則曰文化」。此數十年中，中國的外患日甚一日，而知識之進步，遠不及外患的逼迫，循此以往，則亡國之日不遠矣。

在刊登在《旅歐雜誌》的一封公開信中，汪精衛說：「人類之中有幸而謀教育較先，其人受教育之機遇較易，而資於教育者亦較深。於是自處於優與強，而對於不幸者，則處之以劣與弱。……是故中國今日欲求脫於劣與弱，非進其知識不可。欲進其知識，非教育不可。」又說：今日憂國之人，動輒即說中國人無科學知識，中國人無組織能力，與其在這裡吁嗟嘆息，為何不奮起直追，致力於教育的發展呢？

汪還認為，民國建立過程中遇到的種種困難，主要是因為國人的思想對於新的政治形態缺乏理解，這正需要依靠文化教育事業，來改變國人的思想。他在給吳稚暉的信中說：「十餘年來，我輩雖主張三民主義，然議論及運動固偏於排滿，而國人所受之思想亦以排滿為尤多，至今日而系食種族革命之果。……國人思想不過如此，則其行事亦不過如此，欲更造一新思想，仍須更造一新學說也。」因此，革命以後的最大任務，就在藉言論出版之自由以傳播真理，而移易國人之思想。

談到自己赴法留學的緣由，汪精衛說：「元年以來，銘亦嘗與諸君子戮力共此艱難，及大局粗定，即岌岌捨去，當時固有以恝然相責者，而兆銘之志，則以為革命後之最大希望，莫如藉言論出版之自由以傳播真理，而移易國人之思想。此而不圖，則前此之從事革命為無意義，故不憚拋棄一切而致力於此。而致力之道，莫如一面讀書，一面以其所得介之國人，此西行之所由來也。」

1912年春，李石曾、吳稚暉、汪精衛、張溥泉、張靜江等無政府黨人發起留法儉學會，在《民立報》上刊登《留法儉學會緣起及會約》說：「今日共和初立，欲造成新社會、新國民，更非留學莫濟，而尤以民氣民智先進之國為宜。茲由同志組織留法儉學會，以興勤儉苦學之風，以助其事之實行也。」

在教育救國的信念之外，汪精衛還感到，自己目前的能力，並不足以承擔民初政治形勢對政治家提出的要求。汪在出國之前留給孫中山的信中說：「弟平日自恨不通歐文，於世界科學真理茫乎不知其畔岸。……現時弟所有者只社會上虛名，此等虛名，自誤誤人，不可久屍。故弟求學之念至堅，而不可搖。」這番話是比較符合事實的。

汪精衛早年揚名，先藉助於清末革命派與立憲派的論戰，後得益於庚戌年銀錠橋邊的暗殺。他本人最擅長的政治能力是宣傳鼓動，借文章書報演說製造輿論，宣傳主義，而非處理實際的政治事務。事實上，不僅汪精衛，民初年輕的革命黨人，大都面臨政治經驗不足的問題。他們以青年學生投身革命，雖有充沛的救國熱忱，卻缺乏實際的知識和政治能力。在民國初年內憂外患的局面下，此輩年輕而毫無政治經驗的革命黨人若投身於官僚政治當中，不僅不能有所作為，反而會誤國誤身。這一點，汪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他曾對吳稚暉說：

先生望弟向學之心至殷至厚，令我且感且懼。回憶二十一歲初留學東京時，原欲摒棄一切、專心學問，而卒以從事革命之故，奪去修學時間無數，時時以此自疚。然使置革命事業於不顧，以一意於學問，又非此心之所能安。此兩者兼顧不可、擇一不可，真是一大苦事。每當擲卻書卷、收拾行李時，輒欲發聲一哭。人苟良心不死，莫不欲授銜轡於社會而自為其牛馬，然為社會計，亦當以其茁壯始令服役。乃事勢所迫，竟以出生之犢引重致遠，甚且瞎馬馱盲人入於深池，為此小犢與瞎馬下一判語，直可曰：『其罪當誅，其心無他』，亦可曰『其心無他，其罪當誅』。在人才不足之社會中，此種苦痛，無能倖免。弟此時心理及將來之所行亦俟。

民國的基本政治格局形成之後，汪精衛等人都認為，建設國家的任務，在政治層面上已經完成了，此時，應將國家政治交於「穩健派」之手。以後他們所要做的工作，是在經濟、社會層面建設國家，打造物質基礎，養成新的政治主體，轉移社會風氣等等。蔡元培在《自寫年譜》中說：船中同志三十餘人，「對時局都是樂觀的，指天畫地，無所不談」。他在致吳稚暉的信中還曾說：「精衛行則已定，而當以祖國有無危險為行止之標準。弟當時武斷告以必無危險，且言此時不能不讓穩健派當局之理由，渠亦甚以為然。」1912年8月，汪精衛離開了紛擾的民初政壇，偕陳璧君赴歐求學，來到法國的蒙達爾城，開始了一段赴法留學、教育救國的生涯。

2

徘徊掙扎

汪精衛在法國，主要居住在距巴黎南境二三百里外的蒙達爾城。這裡是法國的「中原」，農業發達。因李石曾習農，最先居住於此，不久汪、陳夫婦也帶著親戚朋友一同遷來。這裡有農校、工校及普通預科學校、女校各一所，汪精衛的朋友、子女分別在這些學校學習，留法儉學諸君亦彙集在此。

蒙達爾城是一所幽靜清雅的田園城市，據吳稚暉說：「通衢二三、市廳劇院，大店小肆，都邑之所有，應有盡有。其地人口面積僅等於江浙間之一市鎮，而氣象仍如割巴黎之一部分。清麗雅秀，則有過之。城居迤下之處，故方里之中，導為清溪數環，以容積水。溪旁皆古木森立，整齊而奇偉，愈顯全城之古茂。最大之長溪能通舟楫，平橋架其上，橋旁美麗之公園在焉。市廳矗於其中，公園隔水有居宅，適對平橋，望之如在圖中。汪君家以同居者過多，已以三十元之月租得之，將分局其人之半。三家皆環市而居，各去公園不半里。汪君之舊居，普通預科校在其對街。學會諸君之預備語文及科學者，有二十餘人，皆在此校。」

汪精衛到法國後，聘請了專門的家庭教師，學習法國語言文學，想等語言文字稍通之後，再選擇性情相近之學科進行深造。相比於留日時期擔任《民報》主筆的慷慨激越的革命生涯，留法生活要平淡很多。每日除了學習語言，讀書、譯書，籌辦雜誌之外，汪精衛還參與了一些推動留法儉學和中法文化交流的工作。

1914年6月，汪精衛、蔡元培等人在法國出版了《學風》雜誌。1915年2月籌劃發起了「世界編譯社」，其旨趣在促進中國人良心、智識與能力之增進。同年又成立「世界社」，為「傳布正當之人道，紹介真理之科學」，推廣留法儉學，傳布社會改良。

後來，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出版編譯工作遭遇了很大挫折。汪精衛在致吳稚暉的信中說：「前年銘在粵集籌的資本三十萬元，而以戰事致成泡影」，「《學風》雜誌、譯書局等日日在拮据之中」。最終《學風》與世界編譯社都中道而廢。

1916年，蔡元培、汪精衛、李石曾、吳玉章與法國國會議員穆岱、大學教授歐樂、法士乃、中學教師裴納等人，共同發起了「華法教育會」，蔡元培任中方會長，汪精衛任中方副會長。隨後又有感於歐洲的學理和民權發達，因此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得以進步不已，而創辦《旅歐雜誌》，以「交換旅歐同人之智識，傳布西方文化於國內」為宗旨，介紹世界大事、國內要聞、旅歐華人近況等。

1919年，吳稚暉提倡以國內創辦大學之經費移設大學於國外，以免國內政潮的纏繞，汪精衛、李石曾十分贊成吳稚暉的想法，於是在法國積极參与籌備，1920年中法里昂大學在法國里昂成立。

汪精衛的特長在於演講和文字宣傳，辛亥革命前，常隨孫中山赴南洋活動，為革命活動籌款。汪來到法國之後，留法諸君出版雜誌、維持印刷局所需的籌款工作，也主要由他負責。汪精衛在給吳稚暉的信中說：「如官費不撤，銘與石曾合力，每月可籌四萬佛郎以為維持印刷局之用。印刷局房租每月百餘佛郎，陳君月費一萬佛郎，尚餘二萬餘佛郎儲之，以為出小本子之用。小本子出版無定期，大約一二月出一冊，每冊一、二千本。」

但令汪精衛尷尬的是，他為教育運動在南洋籌款，國內跟隨孫中山從事反袁鬥爭的革命黨人，為革命活動也在南洋籌款，從前的同志，今日反而成了「爭款」的對手。

汪在寫給吳稚暉的信中說：「弟在南洋不難於向南洋同志籌款，而難於與來南洋籌款者爭款。……所希冀者尚有一二之地與三五之人未為他人所知，可以一籌而已。今始知此一二之地與三五之人皆已在來籌款者之包圍中。……此數月中奔涉各處，所適皆然。雖未嘗與人爭款，而因已招籌款者之忌矣。……彼以政治問題而來籌款，我以教育問題而亦來籌款，真有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之感。」

因「爭款」問題而與革命黨人發生齷齪，使汪對孫中山亦頗有微詞。他在給吳稚暉的信中抱怨說，革命黨人污衊他受陳璧君的控制，甚至要編一本《填海錄》，專述他的「變節」，謂從前以革命而填海，今以戀婦而填海。還說「精衛被囚於璧君，乃無一毫之自由也」，甚至說他當年刺殺攝政王的舉動是「璧君之決心暗殺，以求精衛而不得，乃欲拉之同死，精衛亦遂被拉而與之同死」，認為「精衛被囚可諒，而璧君之囚精衛乃可惡」，宣布要殺死陳璧君。更讓汪精衛不滿的是，孫中山竟然聽信謠言，致書於庇能（馬來西亞地名）革命黨人說：「精衛現受制於璧君之下，行動不能自由，非復昔日之精衛。」此事讓汪精衛十分憎惡。

除了這些具體事物上的誤會、衝突之外，汪這一時期對於孫中山的不滿，主要還在於政治理念的分歧。1913年袁世凱暗殺宋教仁之後，孫中山開始組織武力倒袁。汪精衛雖然也反對袁世凱專權，但認為中國的外患方殷，必須維持政局穩定，因此不贊成孫領導的「倒袁」軍事行動。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流亡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以元勛公民、有功公民、先進公民等級制區分黨員，使黨員立誓服從孫中山，「如有二心，甘受極刑」，並蓋指模為證。汪精衛更加激烈的反對，以至於欲與孫絕交。他在致吳稚暉信中說：

年來國民黨受人誹謗，有甚於千夫所指，然無論如何，誹謗終不至有失其立腳地。今中山黨綱已成，則彼立腳地而自失之矣。盡千萬偵探之造謠、千萬文人之曲筆，當亦不能想到杜撰出如此之黨綱以污革命黨人之面目，今竟自做出來。……我等白白與中山相識一場，直至其臭腐到如此田地，始與絕交，可為一哭。卻怪竟有如許人與之絮聒、與之調停，甚至與之議改章程，真不可思議。東海有逐臭之夫，信不誣也。

銘不滿於中山久矣，數年以前同在安南謀搗亂，其委苦熱，中山語之曰：『爾畏熱乎？待我打到北京，給頤和園於爾住』，銘聞之愕然。自是恆不樂，然不解何故。直至去歲，在上海時親見其種種作為，猶不與之絕，則銘之逐臭亦久矣。璧君自民國成立後，即痛恨彼輩，不與面，每談之，輒罵詈，銘恆以為過。數月前孑民先生飯於銘家，亦以璧君之言為過。由今思之，璧君雖亦嘗逐臭，但其省覺為猶早也。

『元勛公民』四字，苦思竟不得確對。前讀《儒林外史》，見胡屠戶之稱『賢婿老爺』，不得其對，後讀蔣心餘《臨川夢傳奇》，有『舍侄相公』之稱，嘆為絕對。今『元勛公民』四字，不知何時始得巧對也。讀其黨綱，如讀彼等死刑之宣告。彼等死矣，無可再生，不須更為之一計將來，但痛恨既往之逐臭而已。

從汪精衛與孫中山的分歧和他對中華革命黨的不滿中，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歷史經驗對汪的影響。在中華民國政黨腐朽、國家分裂的新形勢下，汪精衛對於政治的理解還停留在辛亥革命的歷史階段，希望以風烈、道德、輿論感召國人，影響軍隊，聚集起「反袁」的力量。此時的他還沒有意識到建立一個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革命黨對於現實鬥爭的意義。

汪精衛、李石曾等人對於留法儉學將來會在中國歷史上產生的影響，寄予了很高期望，但在與留法學生的頻繁交往中，也發現了很多不盡人意之處，促使汪對這一運動產生了一些反思。在1916年10月15日出版的《旅歐雜誌》上，汪精衛曾發表文章，批評留法學生。據說，10月10日國慶節，駐法公使胡惟德在中國駐法公署備茶點，邀請留法學生前往慶祝。不料諸留學生齊聚入座之後，「無一人發揮共和之真理，舉杯以申祝賀之意。而一種呼茶喝酒之聲，大有韓愈送窮文中之一般窮鬼狀態。」，座中有人見狼藉太甚，請同學「多發正言以祝我中華民國萬歲」，話音未落，竟有某官費生說：「吃飽了就是，何必說話」。

而當胡惟德公使發表演說時，還未講完，「而座中逃亡者已過半矣」。此事令汪精衛十分憤慨，感嘆到：「留學生為國民之知識較高者，國慶節為國家之盛典，以知識較高之國民，逢此盛典，而演此怪像，中國前途，尚有希望耶？故鄙人常語人曰：中國只知派留學生於外國，而不問學生在外學與不學，以國家有用之財，養一班造糞之器，可不痛哉？願今日當道者，際此國家板蕩之秋，欲為國育才，當以慎於選派留學生為始。」

還有些留學生，一到法國，就匍匐在歐洲文明腳下，認同乃至崇拜西方文化，厭惡本國文化習俗。汪精衛對於這種現象深感痛心，提出留學生應加強「國學」修習。他在給吳稚暉的信中說：「石曾兄發起儉學會後，來學者源源不絕，居恆與數人相聚議，以為此舉為新中國有絕大之影響。然此時所宜注意者，則為國學問題。」今日留學少年一涉足西洋，往往生厭惡本國風習之觀念，儼然想成為一個外國人。汪精衛說：今日中國「四萬之人方纍纍然然陷於可憐之境遇，吾輩求學，本欲拔此可憐之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若提倡求學之結果，乃製造出多少有學問之外國人，豈素心所願？惟時時以祖國語言文學相切礪，使常懸一吾同胞顛連困苦之影子於心目間，庶良心不致濺滅。」

汪本人也是一名留學生，對留學生的種種心境和問題，有著比較敏銳和切實的觀察。他的思想也帶有典型的留學生特點，認同西方的民主體制、自由觀念，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持批判態度。他曾經說：「中國書籍為中國人思想薈萃之淵藪，數千年之遺傳悉藏垢納污於其中，故未讀國學之書者，如一無垢之白紙，學之愈久，積垢愈厚。」甚至認為「國學可以不講，但期世界語之普及於中國人類已足矣。」但是，面對一些留學生數典忘祖的現象，汪還是意識到，必須加強留學生的國學教育。

至於進行國學教育所應選擇的書籍，汪精衛認為，經、史書籍，雖為國學「根干」，但往往使學之者揚起功名之心，應暫緩研讀，先取文學、道學之書。文學可以培養志趣，道學可以涵養心性，於此兩部嚴加選取，既能增進民族意識，又能減少流弊。

在法期間，汪自己也曾致力於國學研究，其目的，在於深入了解和改造中國的人心風俗。學術，是造成中國的人心風俗之病的「病源」，人道主義和科學知識，是解救病痛的「醫藥」。汪精衛說：「窮中國人心風俗之源委與學術之蘊奧，透悉病情，庶施醫藥，靡不對症。其次者，亦當略知病情，期與病人周旋，弟研究國學之目的，蓋在於此。」在這一點上，汪精衛的思想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態度頗有相通之處。

清末民初，中國的留學生群體，是一個備受人們尊寵與期待的群體。人們把對西洋文明的驚奇與敬畏，投射到留學生身上，又將改造老舊中國的願望寄予留學生。梁啟超在《敬告留學生諸君》中，稱留學生為「吾所最敬最愛之中國將來主人翁」，說：「今諸君立於世界競爭線集注之國，又處存亡絕續間不容髮之時。其魄力非敢與千數百年賢哲挑戰，不足以開將來；其學識非能與十數國大政治家抗衡，不足以圖自立。」又說：「今日諸君之天職，不徒在立國家政治之基礎而已，而又當立社會道德之基礎。諸君此之不任，而更望諸誰人也？」

《蘇報》曾刊登文章說：「蓋學生者，今日處於最重要之地位者也。其責任重，其價值高，稍有熱誠者，咸引領張目而望之，名之曰『主人翁』，比之曰『獅子吼』，其於學生如是其殷勤也。彼學生者，又以西鄉隆盛、瑪志尼、加富爾、加里波的自命，欲行其惟一之主義，以造一新中國，使吾漢族永享無窮之幸福」

汪精衛、吳稚暉、蔡元培等人留學法國，教育救國，也以中國將來之「主人翁」自期。「主人翁」這個詞，常常出現在他們的書信中。但與蔡、李諸人不同的是，汪有著更為激烈的政治意識和民族危機感。汪雖然推崇無政府主義，相信教育救國理念，但他對於政治的熱衷程度，對於以政治手段解決中國問題的信念，遠遠高於吳、蔡、李諸人。他不甘寂寞的性情，也為他最終退出教育，重返政治，由「不做官吏」向「爭做官吏」轉變，埋下了伏筆。

汪精衛在民初退出政治之時，上海《公論》雜誌曾評論說：「先生固一純粹的社會主義家也。其斤斤以不做官自矢，即其不以有政府為然者也。何以不直倡無政府主義？蓋深知社會之程度不一，當群言淆雜之時，倘再導之以新奇之論，則鮮不立召滅亡者。故守之於己者，先以不做官為主旨，見之於行事者，倘在不得已之時，則仍從事於政治上之運動，以期暫且維持社會之現狀，使國力發達，再為根本上之計劃。」

所謂「不得已之時」，即國家政治的危急之時。在民國初年內憂外患的危機環境中，政治仍然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改變時局、影響歷史的手段。正是這種頻繁出現的「不得已之時」，使汪精衛儘管相信「教育救國」的理念，卻難於安心從事教育宣傳工作。在留法數年中，一直掙扎徘徊於教育與政治之間。

每當國內政治出現危機，汪就感到局促不安，以為自己如果身在國內政治漩渦之中，總可補救一二。然而，等親身回國參與政治之後，就會發現，國內政局之複雜，遠非自己當初的簡單設想所能應付。但若完全置之不理，專門從事教育，內心又感到不安。

1916年冬，汪精衛在法國，收到友人告知國內時事的書信，寫下一首《蝶戀花·冬日得國內友人書，道時事甚悉，悵然賦此》：

雨橫風狂朝復暮，入夜清光，耿耿還如故。抱得月明無可語，念他憔悴風和雨。 天際遊絲無定處，幾度飛來，幾度仍飛去。底事情深愁亦妒，愁絲永絆情絲住。

詩中對於國內政治形勢的憂思和身在天涯的感懷之情溢於言表。

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殺，革命黨人與袁世凱的矛盾激化。汪精衛、蔡元培為解決「宋案」回到中國，主張南北調和。「二次革命」爆發後，汪、蔡又與唐紹儀聯名致電袁世凱勸其退位，並聯絡反袁各方，發表多篇言論，呼籲袁世凱去職，但最終都於事無補。

1915年1月，日本大使向袁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消息傳出後，對留法諸君「刺激甚劇」。蔡元培在2月19日致吳稚暉信中說：「日本竟下辣手，雖以我等之奄奄如陳死人者，亦大為刺激，以為不可不採取一種急進之方法，以為防禦。」

汪精衛也致函吳稚暉說：「木屐兒蠢動之消息，已如疾風驟雨而至，此事固非意外，但前此尚希冀木屐兒有所顧忌而不敢為，今則或噤如寒蟬或且為之張目，木屐兒已直視中國為彼之印度。」並與陳璧君、方君瑛等商議歸國後的行動辦法，急則歸國「效死」，緩則籌款設立學校，專行精神教育。

同年6月，汪精衛回到上海，「駐滬十日，所見所聞，傷心刺骨」。於是提出「本身欲求中國不至於滅亡」的十三條構想，最終落在「教育救國」的結論上。但他同時又感到，教育雖是根本的救國之道，教育可以發揮作用的前提，卻是國家保持完全的獨立。亡國之後，教育的權力操於外之人手，雖欲不受愚民教育，亦有所不能也。

在急迫的亡國危機背後，民初幾年國內政治惡化的程度，也遠遠超出了汪精衛等人當初的預想。袁世凱的倒行逆施，使「民國」的基本政治格局陷於危難，連形式上的共和亦不能維持。以致國內倒袁之風，比當年排滿之風猶烈。蔡元培說「獨夫橫行無忌，並保皇、維新之流，亦不能與之共事。」汪精衛說：「顧夢漁之言曰：『袁世凱比滿洲政府更壞』，馬君武之言曰：『彭家珍殺良弼做什麼？良弼死了真可惜，良弼若在，必能為袁世凱的對頭」。

這種急迫的現實危機，使汪感到，欲與國事相終始，則當「袁倒」以前，不能不為革命黨人，而袁倒以後，不能不為政治家。不為政治家者，是仍不能與國事相終始。因為「倒袁」之後，必更有重於「倒袁」之問題。不為政治家，則不能貫徹「倒袁」之目的。既為政治家，則必不期然而然以為官吏議員。

1916年11月，汪在《旅歐雜誌》上刊登了一封信，其中說：「兆銘去冬來法，未幾而袁氏稱帝、西南討賊之報相繼而至，中心彷徨，不可終日。既而自決，義師有成無敗則已，若不幸而敗，則必星奔而歸，與諸君子同暴骨於沙場，必不令諸君子獨死，而兆銘獨生。」

對於汪精衛這種彷徨動搖的心情，李石曾、蔡元培、吳稚暉等「無政府黨」友人，曾有過多次討論，都希望他能夠安心於教育，「既認定教育可以救世，便當斷絕政治上之迷信。」吳稚暉甚至警告他說，如現在廢學從政，則將有犧牲中國之「主人翁」資格的危險。汪精衛則回復吳稚暉說：

銘誠愚甚，不解「主人翁」是何界說？如以為當以此責任存於心歟？銘固無時不存於心者。「大學問家」，吳先生所以相期，銘固未嘗以此相期也；「大政治家」，多少黨人所以相期，銘亦未嘗以此自期也。然則銘所以自期者何在？（一）賡續《民報》之未了事；（二）賡續什剎海之未了事而已。而此幾年中，不能不以文法及動詞表為參考書，故此幾年中不能不為寒蟬。而凡以不負責任相誚者，皆充耳如不聞也。欲達第二之希望，不得不將姓名行事埋之深深之墓中。數年之後，亦可以見天日，而凡以從赤松子游相誚者，不惟不辨且樂於受也。銘之所能盡於此矣。孫行者有七十二變，豬八戒卻只三十六變，變來變去，不能出此無可奈何也。

汪精衛這封信，清楚表達了他對於在民國新形勢下，以無政府主義文化教育方式參與政治的懷疑和苦悶心情。他說他的自我期許，不在當大政治家，也不在當大學問家，而在於像民國以前那樣，從事革命宣傳與暗殺活動。但是從宣傳方面而言，在法國的宣傳工作，遠沒有達到汪精衛期待的效果。

對比當年《民報》的影響力，汪等人在法國創辦的《民德》、《學風》都不成功，他自己也沒有任何成就感，說：「銘前此之作民報有日本書籍為參考，今之作民報特以法文典法文教科書為參考，凡此諸端，只須略一思及，便覺可羞、可笑、可哭、可嘆、可恨、可鄙」，又說：「西方雜誌正如一大戲台，各種腳色已都齊備，銘於此間不過扮一小兵，遇得勝時則搖旗吶喊，敗時則低頭受戮而已，有何價值可以討論？」

就政治活動方面而言，汪精衛在民國之後，也曾嘗試延續清末時的暗殺手段，除掉袁世凱。他在給吳稚暉的信中說：當宋教仁被刺殺以前，欲取袁世凱的人頭，真如探囊取物，但當時袁世凱的真面目還沒有暴露，總以為其罪不當誅，而沒有先發制人的決心。「書生之不如奸雄，真矣無可救藥之病。」然而當袁世凱殺了宋教仁之後，他對革命黨人也有了防範，不容易下手了。

汪精衛幾次想接近袁世凱行暗殺，先在上海通過唐少川求見，後在廣州通過陳炯明疏通梁士詒求見，又在北京通過朱希煌見袁克定，想通過袁克定接近袁世凱，但都被識破。之後汪又策劃以蒙面、潛伏、甚至學習「易容術」等各種辦法，暗殺袁世凱，但都沒有成功。

刺袁、倒袁計劃的失敗，使汪精衛認識到，在民國新的政治形勢下，依靠清末革命黨人的宣傳與暗殺手段，已經無法再對國家、社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變來變去，不能出此無可奈何也」。這使他開始懊悔自己在民初退出政治的舉動，甚至感到「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後悔不該在民初加入進德會，也不該留學于海外。

他在《與雷鐵崖書》中說：「弟在此生活狀態略異曩在東京時。一面自力於學，一面思為社會有所儘力。思慮無涯，憂愁隨以無涯，而精神氣力有涯，亦可笑也。數年以來，對於學問，如飢者之求食，渴者之求飲，而對於應盡之責任，又如眇者不忘視，跛者不忘履，欲求兼顧，反致兩失。坐是碌碌，無所成就。」對於這幾年來進退失據、毫無建樹的處境，汪精衛曾設喻說，自己本為一錘，欲熔而鑄之以為鋸，最終卻落得錘不成錘，鋸不成鋸。

汪精衛的彷徨苦悶，反映出從清末到民國，中國政治發生的變化。這種變化讓一個有政治熱情的人，無法再通過與政治「疏離」的方式，通過個人英雄主義的革命方式，對政治產生深刻的影響。新的分水嶺出現了，歷史對於革命者的要求，或者如李石曾、蔡元培等人，認定教育救國，便當斷絕對政治上的迷信，全心投入文化教育，培養新的人才。或者，回歸政治，重新尋找一條革命的道路。

胡適在他的回憶錄中說，1917年7月，他從海外歸來，船到橫濱，聽見張勳復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到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方知張勳的復辟乃極自然的現象，於是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

1915年-1920年之間，胡適、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等人，在國內掀起了新文化運動的大潮，並借新文化運動而獲得了巨大的聲望。幾年以後，一批由新文化運動打造出來的新知識青年，登上了中國歷史的舞台，成為二十年代中期國民革命的生力軍。這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蔡元培等人通過教育、文化改造中國的願望。

蔡元培也希望汪精衛能夠投身到這一運動當中，將汪譽為今日中國之費希特，邀請他前往北京大學主持國文類教科。在1917年3月寫給汪精衛的信中，蔡元培說：「在弟觀察，吾人苟切實從教育入手，未嘗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而在國外所經營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國內之切實。弟之所以遲遲不進京、欲不任大學校長，而卒於任之者，亦以此。昔普魯士受拿破崙蹂躪時，大學教授菲希脫（今譯費希特）為數次愛國之演說，改良大學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志統一之盛業（普之勝法，群歸功於小學校教員，然所以有此等小學校教員者，高等教育之力也），亦發端於此。先生即我國今日之菲希脫也，弟深願先生惠然肯來，主持國文類教科，以真正之國粹，喚起青年之精神。」

汪精衛沒有應邀前來。在這個歷史分化的關頭，他對政治比對教育表現出了更大的熱情。

3

重返政治

1920年10月，汪精衛奉孫中山之召第四次從歐洲回國，次年擔任了廣東省教育會會長和廣東軍政府最高顧問。在就任廣東省教育會會長職演說辭中，他特彆強調，民國以來，因為曾經宣布，不願做官吏、議員，所以當國內和故鄉父老委以責任時，往往退避不逞。如今服務的這個教育會，是一種地方團體，「完全無官吏性質，絕無政治臭味。應該擔任，義不容辭，故兄弟今日就職。」1922年汪精衛又擔任了廣東軍政府總參議，1923年成為國民黨中央臨時執行委員會候補執行委員。

就在汪精衛躍躍欲試，想要回復革命黨人身份，重返政治舞台的時候，中國的政治形勢也出現了一系列新的變化。在二十年代以後，隨著國際共產主義力量的興起、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開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所造就的「新青年」登上歷史舞台，中國革命的形勢有了全新的發展，中國現代政治隨之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孫中山在中華革命黨時期即意識到的「建黨」問題和「革命武力」的問題，在國共合作之後都具備了實現的條件。

新一代「革命黨人」，不再追求以道德風氣感染國人，而是清醒的認識到，「革命」是一種「實力」的較量。某一種政治主張，只有找到自己的社會基礎，才能變成實際的政治力量。信奉這一主張的政黨，必須有軍隊、有群眾、有階級基礎，必須結合某種社會力量，才可能形成自身的政治勢力。

在這個新的歷史階段，革命黨人對於什麼是「革命」，什麼是「革命」的目標和方式，都有了新的理解。群眾型政黨和群眾運動兩種政治理念登上了歷史舞台。「革命」不再是一種個人英雄主義的政治行動，而是結合了政黨、軍隊、群眾、意識形態等諸多力量的「實力鬥爭」，以奪取國家最高權力為最終目標。

新的歷史形勢，要求新一代的革命黨人，告別個人英雄主義式的暗殺行動，有紀律、有組織的發動群眾。它要求革命黨人認識到：「我們要改造社會，決不會有這麼容易簡單地用手槍炸彈去打死幾個社會上的敗類，就可以成功的。……我們要實行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革命才好！我們要宣傳民眾，訓練民眾，指揮他們去打倒軍閥，奪取政權才好！」他們還要明白：「今天革命團體的內部，還鬆懈沒有力量，農工平民還不曾歸向於一個革命的旗幟下面，……現在最要緊是，整頓革命黨，向農工平民宣傳革命黨的主義，把他們吸引而組織到革命的旗幟下面。」

這種新的歷史形勢，讓以「革命黨」自居的汪精衛看到了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新的空間。辛亥革命之後，汪看到晚清以來漢人官僚政治積弊之深，原革命黨人紛紛投身其中以爭政治地位而自足，恐革命黨人退化為官僚，政治變為官僚政治，因而退出政治，不做官吏，轉身投入教育救國運動。如今，他似乎看到了使中國政治擺脫官僚和軍閥控制的某種可能，於是最終下定了重返政治的決心。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盍然長逝，汪精衛在孫逝世之前一直隨侍左右，並草擬了孫的遺囑。4月下旬，安葬孫中山之後，汪從北京南下廣州，從此迎來他一生政治生涯最輝煌的時代。

1925年7月1日，廣州政權改組，正式成立了國民政府，頒布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組織法》。規定國民政府受中國國民黨之指導及監督，掌理全國政務，軍事委員會亦受中國國民黨之指導及監督，管理統率國民政府所轄境內海陸軍、航空隊及一切軍事各機關。

汪精衛當選為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兼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實業部部長，一舉登上國民黨權力的最高峰。這對於他個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政治上的重大飛躍。而在6月30日選舉國民政府主席時，汪精衛更以全票當選，留下了「自己選自己」的笑談。也表現出他躍躍欲試的心情。

當年9月，陳璧君致函汪精衛，請其勿忘民初「不做官吏」的諾言，辭去國府委員。汪回復陳璧君說：

當此罷工未了，外交事未可知，東江戰雲日迫，仲愷死、展堂、汝為去，敵人進攻我輩，戰線動搖之時，我之進退關係安危，如退而無礙於事，或者且有益，我何故不為？如退而有礙於事，我何故為之？自民國六年以來，我恢復辛亥以前革命黨人態度，從事於政治之工作，既從事於政治矣，為官吏與否異其形式而已，實質固無所異也。

民國九年以來，我不嘗為廣東省政府高等顧問乎？我不嘗為大總統府顧問乎？獨非官吏乎？何以彼時可為之，今日則不可為之乎？

民國元年我宣言不做官吏，以彼時痴心妄想以為國民革命之事已了，今後當進一步為國民革命以上之工作也。何圖二年以後國事日非，仍有需要於國民革命，六年以後由歐返國，投身於國民革命，……我非為官吏也，做國民革命之工作而已。在政府，此政府名為革命國民政府，在軍隊此軍隊名為國民革命軍隊。我舍此將何之乎？我並非拋卻無政府主義之理想，但此理想之實現總在國民革命之後。今日盡瘁於國民革命之進行，即所以求無政府主義之理想能得比較接近，又何疑而以為被嫌乎？

從1925年7月國民政府改組，到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這期間，廣州政權經歷了艱難的考驗，汪精衛也全力以赴投入到政治當中。陳璧君曾對吳稚暉描述說：「彼已自視非人，每日不過睡四五時，而尚有得一日之生，做一日之事之勢。」

對於當選國民政府主席之後的處境和心情，汪精衛曾寫信對吳稚暉說：「弟四月杪南下，原擬在廣州小駐旬日即回北京，不虞抵廣州後內容複雜險惡至於無極，加以六月二十四日以後香港屢欲加兵打廣州，更不能舍之他適。國民政府成立受中國國民黨之指導監督，弟不能自絕於黨，即不能自絕於政治，……七、八、九、十、十一數月間，日日與反側之徒及外來之強敵拚命，苦戰至十二月而粗定。……無論責備者如何，而廣東統一則為不可掩之事實，弟終覺此心生可以見同志，死可以見總理也。」

從此，汪精衛徹底拋棄了「《民報》與什剎海之未了事」，告別了無政府主義的理想，改變了以在野身份從事書報宣傳和暗殺的行動方式，一頭扎進了波詭雲譎的實際政治和權力鬥爭當中，開啟了其後半生波瀾起伏的政治生涯。

本文為近現代史學者李志毓關於汪精衛的專著之其中一章，原題為《進退：教育與政治》

12月18日晚，東方歷史沙龍第115期將在北京舉行，主題為「北京，一座城市的民國記憶」，嘉賓為李少兵、白雲濤、譚徐鋒。詳情請見東方歷史評論公號今天推送的第二條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