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的性格與政治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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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志毓

來源：汪精衛研究會

汪精衛是民國政治史中一個重要而複雜的人物。

在他六十餘年的生涯中，集中了「無政府黨人」和「國民政府主席」、「民族主義者」和「漢奸」、「革命志士」和「反革命」等多種相互對立的政治身份和立場。清朝末年，汪以暗殺攝政王一舉成名，成為革命「偶像」。

民國初年，本享有極高政治聲望的他堅持「不做官吏」，辭去一切政務，赴法留學，一時成為淡泊名利的象徵。然而1925年孫中山逝世之後，汪卻表現出對權力的熱烈競逐。不但在當年6月選舉國民政府主席時以全票當選，留下「自己選自己」的笑談，還出人意料地成為國民黨「聯共」政策的積極奉行者和「左派」的領導人。1940年3月，南京偽國民政府成立，汪出任偽行政院長、代國府主席，以「漢奸」的身份終結了政治生涯。遙想早年「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的豪情，可謂「雙照樓頭老去身，一生分作兩回人」。

汪是一個「與時俱變」的政治人物，思想發展和行為變化只有放在具體的時代環境中才能得到解釋。而他的政治命運的戲劇性，從一個側面體現了民國政治的複雜性和20世紀中國雲譎波詭的歷史變遷。

暗殺手段與烈士精神

汪精衛早年享有盛譽，很大程度上得自於1910年三四月間在北京什剎海對攝政王載灃的暗殺行動。這一計劃雖沒有成功，但這種自殺式的暗殺行為本身所表現出的自我犧牲精神，卻足以令人壯懷激烈，感慕而興起。當時蔡元培在致吳稚暉的信中就有「精衛君至可敬愛」之語。隨後，汪在獄中寫下洋洋洒洒痛斥清廷的千字「供詞」，並留下十餘首感懷雜詩。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為代表的作品，飽含充沛的生命熱情，使汪成為辛亥時代首屈一指的革命「偶像」。後來以刺殺廣東將軍孚琦而聞名的溫生才，在行動前留給南洋友人的絕筆信中，就以汪為榜樣，表達希望能步其後塵的心愿。當汪在獄中得知溫生才遇難後，寫下「長記越台春欲暮，女牆紅遍木棉花」的詩句，以示感懷。木棉花又叫英雄樹。汪以木棉花隱喻革命者，傳達出革命黨人血染天涯的悲壯豪情。

汪試圖訴諸「暗殺」來改變局勢的信念並非偶然，而是與他對無政府主義的接受和理解有關。美國學者德里克曾說：「1902—1907年間，被無政府主義所吸引的中國年輕的激進派，是通過虛無黨的政治實踐，即通過個人的政治行動、特別是暗殺……來認識無政府主義的。」汪也不例外。他說：「銘自二十歲以來，所知者排滿洲排專制而已，後乃漸聞無政府社會主義……數年以來，對此主義心加熱矣。」 他也認為無政府主義的政治行動「自然以暗殺為第一義」。汪出獄之後曾策動過彭家珍暗殺良弼。1913年宋教仁被暗殺，汪調和南北呼籲袁世凱辭職未果，終於明白「書生之不如奸雄」，後悔當初沒有暗殺袁世凱。

汪精衛如此鍾情於暗殺，流露出性格中的某些特徵和心靈深處的某種「情結」。美國學者王克文認為，汪的性格中深藏著一種「烈士情結」，總希望能得到一次為國捐軀的機會。葉嘉瑩在分析汪的詩詞之後認為，他的生命中貫穿著一種「精衛情結」，這種情結催迫他，執著地要犧牲自己去完成一個什麼東西，不顧一切地要追求一個不可能的事。

為什麼壯烈的犧牲對汪具有如此強大的吸引力？汪曾在《論革命之道德》一文中說：革命黨人的將來只有二途，或為薪，或為釜。薪投於火中，頃刻化為灰燼，是為革命之「烈德」；釜於烈火中受盡煎熬，是為革命之「恆德」。薪和釜的用途雖然不同，為了天下蒼生之飽食的目標卻是一樣的。那一年汪28歲，對流血犧牲之「烈德」有著熱切的期待，夢想著自己的生命能夠像薪一樣，「炬火熊熊，頃刻而盡」。這種期待，反映了他內心深處對於個體生命存亡的某種美學想像。那是一種在體悟到生命的短暫和脆弱之後，渴望年輕的生命能如流星般劃亮夜空燃燒自己，能如櫻花般在最璀璨的年華隨風飄落的美學想像。它不求成功，不求回報，只求完成一種生命的「姿態」。「姿態」的背後，有著對人生至深的苦悶。

汪精衛在獄中所作的《述懷》詩開篇即問道：「形骸有死生，性情有哀樂。此生何所為，此情何所託」，表達了他對有限人生的孤獨感和脆弱感的體驗。汪出生在一個沒落的大家庭中，在兄妹十人中排行第十，因此幼年可以依依膝下，為父母所寵愛。然而他在13歲和14歲的兩年中，分別遭受喪母與喪父之痛。自此寄居兄嫂門下，過著清貧的生活。這在少年敏感的心靈中，深埋下孤苦和死亡的陰影，而時時感到一種憂患相逼的心情。在此後的歲月中，他不停地追憶清明秋日的早晨，中庭怒放的芙蓉花下，慈母督導勸學的場景。子欲養而親不待，這成為汪情感中永遠的缺憾。

1904年，新式教育提供的公派留學機會，讓20歲的汪遠赴東洋，受到民族、民權與民生思想的啟蒙，並在革命黨與立憲黨人的論戰中施展才華，看到自己的能力和影響力，年輕的內心躊躇滿志。可以想像，投身革命事業，懷揣救世理想，將自身的痛苦與民族興衰、民生疾苦聯繫在一起，會給一個孤獨而嚮往生命之榮耀的心靈帶來怎樣的充實感和成就感。然而，革命路程漫長艱難而繁巨，不能一蹴而就，革命事業本身也並不總是激情而光明的。汪以「恆德」和「烈德」來比喻革命者的兩種不同人格，並稱自己「平生慕慷慨，養氣殊未學。哀樂過劇烈，精氣潛摧剝。」這都有助於我們理解汪的性情和他對於壯烈死亡的追慕。

在所投身的政治理想之外，「烈士」這個概念本身即傳達了一種精神。汪精衛十分仰慕荊軻，曾在《述懷》詩中感嘆：「驅車易水傍，嗚咽聲如昨。漸離不可見，燕市成荒寞。」他體會到壯士一去不復返的豪情，渴望自己也能在千載之下被人追思懷念，反映了「烈士精神」所代表的一種特殊的心理訴求、人格狀態和生命形態。「烈士」的內心往往對現實有著強烈的憤恨，而又深切地感受到形骸之易朽，人生之須臾，因而對靈魂的升脫、精神的不滅，有著至深的渴求。汪說過「恨如九鼎壓，命似一毛擢」，「九死誠不辭，所失但軀殼」。很多辛亥時代的暗殺志士也都表述過相同的體驗。因謀刺鐵良而被殺的烈士王漢在生前就說過：「正義千古不滅，肉體決不永存，果以身殉國，軀殼即暫時受苦，靈魂必永久享福。」

晚清以來的中國，經歷了傳統政治秩序和社會生活的瓦解，由此引發了更為深遠的文化危機。一個傳統中國士人得以生活於其中並以某種思想框架把自我、社會和宇宙理解為一個有意義的整體的那個世界，徹底破碎了。人生的目的是什麼？苦難、死亡和命運的神秘莫測，應該怎樣去面對？生命的意義感、尊嚴感與榮耀感，將以怎樣的方式來確立？這是促成辛亥時代「烈士精神」流行的深層原因。而晚清社會、政治風氣的顢頇腐朽、虛與委蛇，又使得真性情、真血氣、真誠坦白的精神被賦予了崇高的價值，具有振奮人心的道義力量。在那個壯懷激烈的年代裡，人們相信這種真誠勇毅的犧牲精神，可以在一國之人晦盲否塞、沉酣不醒的氣氛中，以血鑄鐘，震蕩人心，鼓動革命。章太炎就非常重視精神的感召力在辛亥革命中所發揮的作用，曾在《檢論·小過》篇中，將辛亥革命的成功歸結為革命黨人艱苦卓絕，捨生忘死，以至誠的精神感動了天下之人。熊十力在為居正的《辛亥札記》所做序言中也說，昔日章太炎每遇鄂中舊人，「必咨嗟太息而慰安之曰：辛亥之事，不忍忘也」。因為鄂人王漢首拼一死，刺殺清廷親貴，其真誠弘毅高尚之精神，化作天下之氣，遂使鄂軍全體皆成革命黨，人人置生死於度外。此段雄壯之氣，乃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20) 此外，人們還相信，這種「時日曷喪，吾與汝偕亡」的暗殺手段，可以用最小的代價換來政治局勢的變更。吳稚暉說：「五步流血之事，固世界至吉祥之盛事，而五步流血之人，亦世界至偉大之人物也。」暗殺以個人的犧牲誅除強暴，無形中減少了戰爭的慘劇，「真慈愛之至矣！」

汪精衛在什剎海刺殺攝政王，正體現了這種崇尚真誠和自我犧牲的政治文化，因此得到時人的廣泛推崇。辛亥之後，汪藉助《民報》時期和暗殺事件中積累起來的政治聲望，會和南北，受到雙方倚重，被譽為創立民國的功臣之一。廣東軍政府、省議會和各界團體紛紛致電汪，請其回粵出任廣東都督。同盟會1912年1月在南京舉行會員大會時，甚至有舉汪為總理的提議。然而，這種得自於道德和「風烈」的政治地位，並不能證明或賦予汪更多的政治智慧和實際的政治能力。事實上，在很多重大政治問題面前，汪往往缺乏前思後想、妥善周全的能力，而常常表示出一死了之的決心。在致吳稚暉等友人的信函中常可以看到，在面對袁世凱專權和日本侵略問題時，汪動輒即說：「果不幸而破裂，則從容東向自剄，即可了事」，「除了以身為殉之外，了無辦法」，「弟之辦法至為簡單——為日軍所殺，與為袁政府所殺，兩無所扞」這一類的話。這些私人信件，表達的應該都是比較真實的處境和心情，說明汪雖然不乏流血犧牲的意志，卻缺少深沉弘毅的政治智慧。重要的是，這種踔厲敢死的烈士精神在辛亥時代的政治風尚之下，過快賦予了年輕的汪過高的榮譽和地位，不可避免地影響了他對政治的認識，以為敢於自我犧牲便是政治中最高的道德。汪精衛這種性格特點和他早年對政治的認識，對他今後一生的政治選擇和最終的命運，都產生了深刻影響。

「退隱」中的困頓掙扎

民國成立後，汪精衛因刺殺攝政王和議和南北的功績，受到各界擁戴。面對政治高位的誘惑，汪以「自顧才力實不能勝」為由，予以堅決推辭，並在1912年2月加入了無政府黨人李石曾發起的「進德會」，宣布「不做官吏」。同年8月，汪辭去一切政務，偕陳璧君赴法留學。從1912年淡出政治，到1921年出任廣東省教育會長並協助孫中山整理黨務，在將近十年的漂泊生涯中，汪度過了他30歲的時代。但是，他總不能忘情於政治。經歷了內心幾度的苦悶掙扎之後，終於徹底拋棄了以教育宣傳為手段的無政府主義，投入到以爭奪權力為目的的實際政治和黨派鬥爭當中，走完了從一個純真的革命青年向追逐權力的「政客」轉化的心路歷程。

汪在民初「不做官吏」的選擇中，既有無政府主義的理想，也有現實的考慮。年輕的革命黨人，雖然有充沛的救國熱忱，卻缺乏實際的政治能力。其唯一可以依賴的政治資本，就是在革命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理想、光明、忘我的志向和熱情，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道德感召力。民國建立之後，晚清延續而來的官僚政治依舊，腐敗社會依舊，在內憂外患的局面下，此輩毫無政治經驗的革命黨人若投身政治，不僅不能有所作為，反而會誤國誤身。這一點，汪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

汪自知自己的政治能力不足以負建國重任，而認為當前的行動原則只有兩條，第一，求學務早；第二，待時而動。 在赴法之前留給孫中山的信中，汪說自己對於現代政治和科學真理茫然無知，「所有者只社會上虛名，此等虛名，自誤誤人」。這些話並不僅僅是「託辭」。在革命黨人缺乏實際政治能力的同時，政黨政治和議會制等新的政治理念，找不到獲得支持的社會基礎和得以依靠的政治力量。於是，淡出政治，轉而從事思想文化教育，寄望於「新知識」打造出一批新的知識分子，形成新的政治主體和社會力量，淘汰舊式官僚，匡正世道人心，力矯涼薄風俗，就成為民初很多革命黨人的共識。

汪到巴黎後，與李石曾一起創辦了《民德雜誌》，「專發揮人道主義和科學知識，不談政治」。1912年12月，他在法國與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等人一起商議今後的行動計劃，都認為當時除了「製造輿論」以外，沒有更好的救國辦法。(29) 幾年後汪回顧在民初的這段經歷說，當時的志向以為，革命後的最大希望即在於「借言論出版之自由以傳播真理」，改造國人思想，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麼之前的革命就沒有意義。1915年，汪在亡國危機的刺激下，曾提出「本身欲求中國不至於滅亡」的13條構想，認為目前改良政治的唯一手段就是革命，而革命的唯一途徑，就是用「感動」的方法，造成現有軍事力量的倒戈。行「感動」之法的關鍵，在於造成輿論。因為「軍人亦猶是人耳，輿論所是從而是之，輿論所非從而非之」。而造成輿論的關鍵，就在於新知識和新思想的傳播。新知識和新思想形成的途徑只有教育與宣傳。汪說：「說來說去，歸著於教育，此其意義並非廣漠，但使此後我輩所譯之書，所著之小冊子，有一部分眼光心神注集於此，為對症發葯之計，則自然收其效果。」

在這種「教育救國」的理念之下，汪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出現了分歧，他認為，中國的外患方殷，必須維持政局穩定，因此反對孫中山領導的「倒袁」軍事行動，認為「革命軍適以促亡而已」。同時，汪也不支持孫中山組織中華革命黨，尤其激烈反對元勛公民、有功公民、先進公民的等級區分和黨員立誓服從孫中山並蓋指模為證的做法，曾在致吳稚暉信中說：

年來國民黨受人誹謗，有甚於千夫所指，然無論如何，誹謗終不至有失其立腳地。今中山黨綱已成，則彼立腳地而自失之矣。盡千萬偵探之造謠、千萬文人之曲筆，當亦不能想到杜撰出如此之黨綱以污革命黨人之面目，今竟自做出來。……讀其黨綱，如讀彼等死刑之宣告。彼等死矣，無可再生，不須更為之一計將來，但痛恨既往之逐臭而已。(32)汪對於中華革命黨的不滿，進一步反映出辛亥革命的歷史經驗對他的影響。在中華民國政黨腐朽、軍閥專制的新形勢下，汪對於政治的理解還停留在辛亥革命的歷史階段，希望以風烈、道德、輿論感召國人，影響軍隊，聚集起「反袁」的政治力量。此時的他還沒有意識到建立一個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革命黨對於現實鬥爭的意義。

儘管認定了「教育救國」，但是民國政治的腐惡現實和風雨飄搖的政局，又使汪難以安心於教育宣傳。在留法數年中，一直掙扎徘徊於教育與政治之間，每當國內政治出現危機，就局促不安，以為自己如果身在漩渦之中，總可以補救一二。然而等親身回國參與其中之後就會發現，國內政局之複雜，遠非自己當初的簡單設想所能應付。但若完全置之不理，專門從事教育，內心又感到不安。1912年冬天，汪在法國寫下一首《蝶戀花·冬日得國內友人書，道時事甚悉，悵然賦此》：

雨橫風狂朝復暮，入夜清光，耿耿還如故。抱得月明無可語，念他憔悴風和雨。天際遊絲無定處，幾度飛來，幾度仍飛去。底事情深愁亦妒，愁絲永絆情絲住。

詩中對於國內政治形勢的憂思和身在天涯的感懷之情溢於言表。

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殺，革命黨人與袁世凱的矛盾激化。汪精衛、蔡元培為解決「宋案」回到中國，主張南北調和。「二次革命」爆發後，汪、蔡又與唐紹儀聯名致電袁世凱勸其退位，並聯絡反袁各方，發表多篇言論，呼籲袁世凱去職，但最終都於事無補。

1915年1月，日本大使向袁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消息傳出後，對留法諸君「刺激甚劇」。汪在致吳稚暉函中說：「木屐兒蠢動之消息，已如疾風驟雨而至，此事固非意外，但前此尚希冀木屐兒有所顧忌而不敢為，今則或噤如寒蟬或且為之張目，木屐兒已直視中國為彼之印度。」並與陳璧君、方君瑛等商議歸國後的行動辦法，急則「效死」，緩則籌款設立學校，專行精神教育。同年6月，汪回到上海，「駐滬十日，所見所聞，傷心刺骨」。感到教育雖是根本的救國之道，但教育可以發揮作用的前提，卻是國家保持完全的獨立。「若亡國之後，教育的權力操於外人之手，雖欲不受愚民教育，亦有所不能也」。

這種急切的現實危機感，使汪既不能全心投入政治，又不能安心於教育事業，對於他的這種兩難心情，李石曾、蔡元培、吳稚暉等「無政府黨」友人，曾有過多次討論，都希望他能夠安心於教育，「既認定教育可以救世，便當斷絕政治上之迷信。」對於幾位師友的殷切期望，汪曾向吳稚暉表白自己的心情說：

先生望弟向學之心至殷至厚，令我且感且懼。回憶二十一歲初留學東京時，原欲摒棄一切、專心學問，而卒以從事革命之故，奪去修學時間無數，時時以此自疚。然使置革命事業於不顧，以一意於學問，又非此心之所能安。此兩者兼顧不可、擇一不可，真是一大苦事。每當擲卻書卷、收拾行李時，輒欲發聲一哭。

在教育救國成效緩慢、不足以對抗現實危機的形勢下，汪本人追慕名譽而不甘寂寞的性情，也使他難以在每日撰文、籌款、印書的「瑣屑」事務中得到滿足。

在這徘徊猶豫的數年中，無論是從事文化教育還是政治活動，都沒有達到汪期待的「效果」。這使他陷入更深的苦悶彷徨之中。對比當年《民報》的影響力，汪在法國創辦的《民德》、《學風》等雜誌都不成功，他自己也沒有任何成就感，甚至覺得「可羞、可笑、可哭、可嘆、可恨、可鄙」，說「西方雜誌正如一大戲台，各種角色已都齊備，銘於此間不過扮一小兵，遇得勝時則搖旗吶喊，敗時則低頭受戮而已，有何價值可以討論？」這使他終於開始懊悔自己在民初淡出政治的舉動，感到「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後悔不該加入進德會，不該宣布「不做官吏」，也不該留學于海外。對於這幾年來進退失據、毫無建樹的處境，汪曾設喻說，自己本為一錘，欲熔而鑄之以為鋸，最終卻落得錘不成錘，鋸不成鋸。

1919年11月11日，汪精衛自歐洲回國抵達上海，1921年擔任了廣東省教育會會長和廣東軍政府最高顧問，1922年又擔任廣東軍政府總參議，1923年成為國民黨中央臨時執行委員會候補執行委員。1925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汪就任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兼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實業部部長，迎來了他一生政治地位的高峰。這說明，隨著1920年代整個中國政治思潮更迭、政局變化和國民黨自身的發展，汪對於何謂政治本身和如何參與政治，也有了新的理解。從此，汪徹底改變了從前以在野身份從事書報宣傳和暗殺的政治行動方式，轉而相信謀取到（最高）權力，才是施展抱負、改變局勢、影響歷史的最終途徑，由此開始了其半生追逐權力的政客生涯。

四、「革命」話語下的權力競逐

20世紀20年代以後，汪的行為漸漸發生變化，不再堅持早年信奉的「無政府主義」理想和宣傳、教育、暗殺等「無政府主義」推崇的政治行動方式，而是一步緊似一步地投入到實際政治當中，並在人到中年時達到了權力的頂峰。這種個人行為方式的變化，是隨著整個中國革命形勢的變動發展而發生的。

1920年代以後，隨著國際共產主義力量的興起、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建立，中國革命的形勢有了全新的發展，中國政治隨之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里，「革命」的話語佔據了強勢的地位，具有毋庸置疑的正當性。

同時，人們對於什麼是「革命」，什麼是「革命」的目標和方式，也都有了新的理解。辛亥時期那種崇尚真誠、退隱和不以獲取「權力」為目標的革命文化，漸漸退去。新一代「革命黨人」清醒地認識到，「革命」是一種「實力」的較量，是一種「權力」的爭奪。某一種政治主張，只有具備社會基礎，才能變成實際的政治力量。信奉這一主張的政黨，必須有軍隊、群眾及階級基礎，必須結合某種社會力量，才能形成政治勢力。

國共合作之後，孫中山在中華革命黨時期即意識到的「建黨」問題和「革命武力」問題，都具備了實現的條件。隨著「大革命」的展開，群眾型政黨和群眾運動兩種政治理念登上歷史舞台。「革命」不再是一種個人英雄主義的行為，而是結合了政黨、軍隊、群眾、意識形態等多種力量的「實力鬥爭」，以奪取國家最高權力為中心任務，以新政權的建立為最終目標。

汪很快接受了這一新的歷史形勢，對政治的理解也有了新的進展。他熱烈地讚美國民黨「改組」和「喚起民眾」、「打倒帝國主義」這兩項新的策略，稱之為中國革命的「光明大路」，一條孫中山用了40年心血和經驗從九死一生的痛苦中找出來的「唯一的光明大路」。他還學會了一套國際共產主義的革命話語，過去信奉的書報宣傳，也上升為積極明確的動員手段和意識形態建構。1925年2月，汪在上海南洋、同文、文治幾所大學，做了題為「政治與群眾」的演說，宣稱達到「好政治」的唯一途徑，便是革命。革命就是「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革命的方法就在於喚起群眾。1925年六七月間，廣東政權改組，汪一躍登上國民政府主席與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位。隨後兩年中，汪作為國民黨「左派」領袖，在各種演說場合熟練操弄著「階級」、「群眾」、「帝國主義」、「世界革命」等概念，以至於連被認為是「汪派」的顧孟余都抱怨說：汪「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論述一切」。(47) 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代表也認為：「汪政府曾以保護農民運動而出名，汪精衛離開政權有利於一切反革命分子。」

汪一生以反共著稱，最初對「聯共」政策也心存疑慮。1924年10月孫中山曾在致蔣介石的信中說，「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而漢民、精衛恐皆不能降心相從」。據吳稚暉說，直到1927年4月汪還說過「蘇俄不但把國民黨當工具，他把什麼東西都當作工具」之類的話。儘管在「聯共」的兩年中，汪頻繁使用「階級」、「壓迫」、「世界革命」的話語進行群眾動員，但是他對這些概念的解釋卻與共產黨有著根本的區別。汪明確地將「國民革命」解釋為各階級民眾「共同」的革命，「是集合全民眾的勢力，向著一個目的進行，決不可使之分散」。雖然使用了「階級」的概念，汪卻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階級鬥爭，而將國民黨領導的革命稱為「全民革命」。他說：「中國國民黨是聯合民眾來做國民革命的」，「要滿足人人的生存欲，同時抑制人人的支配欲」。可見，汪的「聯共」是在各種政治力量複雜交織的形勢下，尋求蘇俄勢力支持，利用新的革命話語，並借鑒共產黨的組織和動員方式，以增強實力並推行其政治主張的一種策略性行為。

在1925—1927年的「聯共」過程中，汪兩次在關鍵時刻，藉助共產黨的力量，提升並鞏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第一次是在蔣介石製造「三二○事件」導致汪離職出走之後。為遏制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和「武力統一中國」思想的發展，使國民黨回到改組初期扶助工農的「革命民主」路線上去，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結合在廣東和在北伐戰爭中崛起的反蔣派系，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迎汪復職」運動。這場運動發動了國民黨中央及地方各級黨部、各軍黨員代表大會、各界群眾大會和湖北省總工會、武昌學生聯合會等各種民眾團體。在《漢口民國日報》等黨的機關報上，一時「促汪銷假」的通電鋪天蓋地而來。時論「大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慨」，且說經過此番運動，「汪精衛」這個名字立刻在新興的革命青年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但視汪為「今之完人」，還給他添上了「黨聖人」的稱號。

汪第二次借力於共產黨，是在1927年4月從歐洲返國前後。當時國民黨內部已呈分裂之勢，而他在巴黎時的無政府黨友人——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全都站在上海蔣介石陣營一邊。唯獨汪來到武漢，成了武漢「左派」的中心。在從上海往武漢途中，汪寫信給李石曾說：「終日談話討論，戕賊感情外毫無其他結果，故不如決然捨去也。」還說他與吳稚暉等人「感情道義，至少有十數年之膠結，其力量之偉大，過於萬萬機關槍炮」，而分裂造成的感情痛苦，「過於生命之摧毀」。既然如此，汪為何堅持前往武漢呢？據他自己解釋，第一，他堅持國民黨「改組」的精神和政策決不可犧牲，「聯俄」的意義並非普通的國際關係，而在於接受蘇俄的革命方法；第二，既然有「黨」，就必須有「黨紀」，改組政策如欲更改，必須經由全國代表大會或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不能由中監委和一班軍人來操作；最後，汪認為，民生主義是必須堅持的，而「反共產」的人則將民生主義也一同拋棄了。

以上三點，都可以看作是汪支持「聯共」的理由。但是，還有更重要的一點他沒有提及，這就是汪在取道俄國的回國途中，與莫斯科之間是否有什麼相互的保證或約定？這一點我們沒有發現直接的檔案文件，但是在1927年6月，武漢政權已陷於嚴重危機的時候，莫斯科仍對汪抱有幻想，希望他支持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而武漢則對莫斯科提出貸款和物質援助要求，條件是他們將反對蔣介石。斯大林在6月24日致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提到武漢政權向莫斯科提出的貸款要求，並且說：「我想現在就可以從1000萬項目下匯出300—400萬，但1500萬的問題暫緩。他們還要求我們提供1500萬，看來，如果我們不提供這1500萬，（他們）就拒絕立即反對蔣介石。」莫斯科還直接電示汪說：「我們認為，國民黨必須支持土地革命和農民。……懇請您運用您的全部威望對國民黨的其他中央委員施加影響。……我們認為，通過國民黨的民主化、更多地聯繫群眾、停止領導層內的動搖是可以挽救事業的。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人的合作有堅實的客觀基礎。我們希望，藉助於您的威望，國民黨中央內的動搖是會減少的……」這些材料顯示，汪在回到中國之前，與莫斯科之間很可能有過某些承諾。

在1925—1927年的「聯共」過程中，汪藉助共產黨的力量，展開對權力的競逐。1925年9月，當陳璧君致函汪，請其勿忘民初「不做官吏」的諾言，辭去國府委員時， 汪回復陳璧君說：

民國元年我宣言不做官吏，以彼時痴心妄想以為國民革命之事已了，今後當進一步為國民革命以上之工作也。何圖二年以後國事日非，仍有需要於國民革命，六年以後由歐返國，投身於國民革命……我非為官吏也，做國民革命之工作而已。在政府，此政府名為革命國民政府，在軍隊此軍隊名為國民革命軍隊。我舍此將何之乎？我並非拋卻無政府主義之理想，但此理想之實現總在國民革命之後。今日盡瘁於國民革命之進行，即所以求無政府主義之理想能得比較接近，又何疑而以為被嫌乎？

藉助「革命」的話語，汪為自己政治生涯的幾次轉變構造了一種連貫性，也為自己對權力的競逐提供了充分的合理性。

在1925—1927年間，隨著革命浪潮的層層推進，「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成了一種強有力的意識形態。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的將領李品仙將軍回憶說：在民國十五年北伐前後這段時期，共產黨幾乎在國民黨內造成了一種輿論勢力，只有左傾才是革命。共產黨是左傾的，也就是革命的，反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人，都是反革命。汪作為「聯共」的領袖，自然是革命的象徵。他一到武漢就喊出「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走開去」。在武漢「分共」之後與蔣介石的鬥爭中，他也念念不忘佔據革命的符號。他早年的革命歷史，也被充分調動起來，作為宣傳的工具，論證其在權力鬥爭中的合法性。

1927年10—11月，張發奎、黃琪翔因反對桂系控制的南京特別委員會而發動「廣州事變」，宣布「擁護汪精衛」，「改造新廣東」，特出版《黨聲·迎汪專號》，向廣大革命青年呼籲：汪先生是「以高尚的人格、純潔的情操、偉大的精神、廣博的學問」去從事革命的，是「為農工利益」而鬥爭的，「汪先生由青年而至現在『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的革命青年的精神和行動，是十二分值得我們革命青年效法而追隨，汪先生定能領導我們去爭得革命的最後勝利」。「廣州起義」被鎮壓後，國民黨內對汪展開了凌厲聲討，隨即他被排除出國民黨的領導集團，再度流亡歐洲。但是，避居法國的汪並沒有放棄對「革命」話語的爭奪和對自身意識形態的建構。1928年初，汪的親信陳公博來到上海，創辦了《革命評論》雜誌，以「革命」立場自居，抨擊南京政權的腐化，提出恢復「一大」精神、改組國民黨的主張。汪也在巴黎思考著如何「多預備些左派的革命理論和方案」。然而，此時的「革命」對於汪來說，早已不再是一個「革命青年的精神和行動」，而是一種話語，一種維護自身利益並攫取權力的意識形態了。

五、漢奸之路的心態和性格

1940年3月30日，主持對日「和談」的南京偽國民政府正式成立，中國現代史上最具規模的漢奸集團粉墨登場，汪以國民黨原副總裁的身份叛國投敵。僅在兩年前，汪還說過：「只有不成材料幾個最無賴的人，才肯做傀儡。敵人要學從滿洲進關利用中國士大夫統治中國人的辦法，是絕對做不到了。……哪個士大夫變節，立刻認他作漢奸，不齒於人。」然而汪為何自己走上了漢奸之路呢？

與大多數「主和派」一樣，汪反對抗戰，主張「和談」，首先是基於一種必敗論的政治見解。「主和派」片面強調「國力」對於戰爭勝負的決定性，由此得出抗戰必敗的結論。高宗武在回憶錄中說，他某次在南京看到中國軍隊調赴前線作戰，士兵在大雨中「連雨披也沒有，背著步槍之外只有機關槍」，心想如此裝備之軍隊，怎能抵得住久經訓練、裝備完整的敵人，不禁「淚為之下」。汪也有這樣的心情。盧溝橋事變之後，他說自己「沒有一刻不想著轉圜」。看到前線下來沒有醫藥救治的傷兵，又感嘆：「此仗如何能打下去？」在汪逃離重慶之前，抗戰已進行到最艱苦的階段，廣州武漢相繼失守，軍事一潰千里，援助物資又遭封鎖，國際局勢曖昧不明。在重慶，在淪陷區，國民黨官僚和姦商們層層勾結大發國難財，一派亡國景象，更加重了他的悲觀。他認為中國軍備之落後，國力之衰弱，根本不足以抗戰，國民黨內部之腐敗，亦不足以立國。戰爭持續的結果，只能造成中國民窮財盡，農村破產，遊民充塞，陷入長久的分裂與混亂之中，最終淪為殖民地，絕無復興的可能。因此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保存元氣」。他對陳公博說：「中國要復興起碼要二十年，不要說我汪看不見，連你陳公博也看不見，目前能夠替國家保存一分元氣以為將來複興地步，多一分是一分。」

在認定中國抗戰勝利無望的同時，汪內心還有一層更深的恐懼，就是共產主義勢力的興起。他認為，國民黨一旦以武力抵抗日本，中共必然乘機採取行動。甚至說：共產黨「無異是日本的別動隊，若以不祥之例言之，恰如明末之李自成張獻忠」。1935年11月汪致函胡適討論對日戰爭問題時說：如今的戰爭是經濟戰爭，中國的軍隊沒有經濟供給，留駐於沿海沿江必成無數傀儡政府，進入西北內地必成無數土匪。絕不能做到戰敗而復興，「除了化做蘇維埃，便是瓜分或共管」。

曾有論者提出，汪的本質之一是代表了半封建社會沒落士大夫階級的人格。他們更多從「文化」視角而非從政權或「實體國家」的視角來定義「中國」，相信中國文化的生命力和改造異族的力量。他們根據歷史經驗認為，即使中國國家被外族征服，只要基本的社會結構不發生改變，以士大夫為主體的基層統治秩序不被破壞，傳統文化得以保留，則征服者不過是一個漂浮在社會上層的權力階級，並不會對中國文化和士大夫階級本身的利益構成傷害。「五四」新文化的健將周作人「附逆」之後開始大講漢文字傳統，講儒家，講中國思想問題，淪陷時期北平很多知識分子高調談論中國文化，都可看作是這種「文化中國觀」的表現。汪的「和平、反共、建國」論正是以此為思想基礎，也正迎合了封建沒落士大夫階級的心態。

在抗戰亡國論的錯誤判斷之下，「偏安」成了汪的一個基本政治訴求。他認為，中國人民在抗戰中付出了巨大的傷亡，但也顯示了中國人不可輕辱，中國不會滅亡，反而是日本「蝮蛇吞象，有不勝負擔之苦」，即使在佔領區內，也統治困難，消化不得。因此他判斷，日本人確實有議和的意向，這不會是無稽之談。此時中央政府還在，國家仍然保持獨立，不妨以「議和」換來一個偏安之局。1937年7月31日，「和談」運動的主要策劃者之一高宗武，在廬山先後受到蔣介石和汪召見，對汪、蔣二人提出了同樣的建議：

事態至今，若一步錯誤，全東亞之破滅殆為必然。當此非常時期，對日最後折衝之責任請任之宗武。宗武當以熱誠說服近衛，藉近衛之政治力量，以永定河之線為轉捩點，使日軍由華北全部撤退，以救中國，並防止亞洲之破滅。在此一舉。

對於高宗武的提議，蔣介石不置可否，汪則積極贊同，讓他「繼續努力」。而日本人在與高宗武談判時，很快探知汪蔣的態度，並立即上報日本政府和軍部。於是始有「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和「拉汪」、「倒蔣」的方針出台。而汪也幻想著他出面「和談」，能有助於日本國內的「理性」勢力佔據上風，進而影響到日本的國策。他認為，「主戰派」之所以堅持抗戰到底，只有一個理由，就是不相信日本人，以為日本除了滅亡中國就再沒有第二條路可走。而英美之所以對中日戰爭持觀望態度，就是希望中日長久作戰；將自身的實力消耗殆盡，然後把整個東亞變成英美的殖民地。現在他打算告訴主戰派，同時也告訴日本人：中日兩國真正的利益在於停止戰爭，站在平等的地位開展合作，形成一個東亞的政治經濟共同體。這不但是中國生存獨立之要道，也是世界與東亞長治久安之要道。( 他期待著日本侵略者也能看清形勢，從東亞和平的大局著眼，以理性的思考，長遠的眼光，明白中日兩國「和則共存，戰則兩傷」的道理。在逃出重慶之後，他曾對影佐禎昭說：「我相信至誠沒有不通人的道理，一國之至誠必通他國，因而我要中國先讓其難，示之以誠，日本必能了解中國的誠意，中日合作之門將為之啟開。」

1938年11月12日晚至14日晚，汪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與日方主和派的主要代表影佐禎昭、今井武夫、犬養健、西義顯等人，在上海重光堂進行了秘密會談，約定：第一，在中國承認「滿洲國」、放棄內蒙地區、出讓華北資源、承認日本所有在華經濟特權的前提下，日本將停止侵略並「儘快」撤軍。第二，汪逃出重慶，到達昆明，宣布與蔣介石斷絕關係。日本政府在獲知消息之後，即公布調整中日關係的根本方針。然後汪轉至香港，發表收拾殘局和建立東亞新秩序的聲明作為回應。同時，雲南、四川的軍隊先後宣布獨立。汪召集國民黨內親汪派系，在雲南、四川和廣西、廣東四省日軍尚未佔領的地區成立新政府，建立軍隊。後來汪叛逃重慶，近衛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宣稱日本對中國無領土野心與軍費賠償要求，旨在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汪派人在香港發表「艷電」響應，都是這次會談預先策劃的結果。

然而，妄圖以「至誠」對日本的汪，卻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求和行動對於日本國內政治決策的影響力。他沒有認識到深受資本主義危機打擊，正在進行社會重組和建設高度國防國家的日本，在宣稱解放亞洲、修正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國策之下滅亡中國的野心，更不清楚日本內閣與軍部及國內政黨、財閥之間以中國為籌碼展開的錯綜複雜的權力爭鬥。如果說重光堂會談明確而具體地制定出了所謂「防共駐兵地區」和撤兵條款，而汪正是由於這些明確的條款，才最終下定了脫離重慶的決心，那麼在後來發表的第三次近衛聲明中，則完全刪去了有關撤兵的字句，而且把「蒙疆」這一具體而明確的概念也改成了含混的「特定地區」。但即使是這樣一個聲明，日本軍部亦對近衛文麿表示，沒有履行的誠意。在1939年11月日本興亞院最終交給影佐禎昭的作為落實近衛聲明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中，更進一步增加了將晉北十三縣編入「蒙疆」、大事擴張華北政務委員會的許可權、委任日方經營重要鐵路、顯著擴大防共的永久駐兵區域，在海南島設定權益等等旨在滅亡中國的條款。連影佐禎昭本人看到這份條約時，也表示對其「感到遺憾」，「不禁心情黯淡」。「和談」的日方代表西義顯則更明確地指出，日本的官僚和軍閥，在汪已經站出來斡旋和平的時候，仍不去也不懂得如何抓住機會，這說明他們的政治感覺遠遠落後於歷史進程，根本不是生存於現代世界中的民族的領導者。汪不了解如此愚昧的日本領導集團，並以他們為談判對手，必然要陷入窘境之中。

汪不但在對日交涉中過高估計了日本的理性勢力和他自己的地位，對於他在國內政治中的影響力也做出了錯誤的判斷。他原本設想，只要他振臂一呼，與他早有淵源關係的第四戰區（廣東、廣西）司令官張發奎和雲南軍閥龍雲，以至陳濟棠、何健，都能參加他的構想。如果這些將領行動了，那麼四川的潘文華、鄧錫侯、劉文輝各軍也都會響應。如此他將能在日軍佔領區之外組建一個與蔣對抗的政府，並擁有「獨立」的軍隊。但是，在汪逃出重慶之後，這些將領全都按兵不動。一直被看作汪派要員的顧孟余、彭學沛、張道藩、甘乃光等人，也都不同意他的主張。結果，汪在這場孤注一擲的冒險中耗盡了畢生的政治資本。

在抗戰亡國論和一系列錯誤的政治判斷背後，汪的投敵行動無疑也受到了自身權力慾望和國民黨內權力鬥爭的激發。雖然從1920年代起即已下定了投身政治的決心，但直到1938年12月叛國離渝之前，汪在黨內高層權力格局中始終不能佔據統治地位，他的政治主張也難以得到推行。1932年寧粵合流之後，汪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陳公博出任實業部部長，表面上形成了汪主政、蔣主軍的局面。但是同年11月，蔣介石接受錢昌照的提議，成立了國防設計委員會，隸屬於國民政府參謀本部，受蔣介石直接領導。其初衷雖為富國強兵、抵禦外侮，但因工作範圍涉及軍事、外交、教育文化（包括編製中小學教科書）、財政經濟、交通運輸、土地糧食等方方面面，並聘請了大批專家學者出謀劃策，不免有與汪領導下的行政院分庭抗禮之嫌。陳公博也曾抱怨說，資源委員會（註：前身為國防設計委員會）「專門和實業部為難」。汪當時身兼外交部長，但據錢昌照回憶，淞滬抗戰之後，蔣介石指定他為代表，經常與何應欽、孫科、程潛、唐生智等人議商「和戰」問題，有時桂系與粵系將領也參加，唯獨沒有汪派的人在內。在多年的汪蔣鬥爭中，汪越來越處於劣勢。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制定《抗戰建國綱領》，確立了以蔣介石為總裁、汪為副總裁的新的黨政關係，規定總裁行使黨和國家最高權力，將全國的抗戰力量統一在蔣介石一人的領導之下。據龔德柏回憶說，他親眼所見，汪在接受副總裁演說時，臉色極為難看，可想其憤慨不平的心情。可見，汪蔣始終不能真誠合作，而汪作為國民黨元老，又從心底不甘於屈居蔣介石之下，這恐怕是潛藏在「救國」動機背後的汪與日本人「合作」的更深層動機。

汪蔣鬥爭的高潮和最後分野，是發生在1939年3月的河內槍擊事件。

這場由軍統特務精心策劃的暗殺行動，導致汪最親近的秘書曾仲鳴慘死，帶給汪精衛無限悲憤，激起他對重慶的極大反感。

據高宗武說，日本的犬養健和影佐禎昭在探知汪宅被刺後，即刻從東京來到河內，要求與汪見面，見了面就號啕大哭，汪亦流淚。這一場大哭，就把汪給哭走了。高宗武的描述過於戲劇化，難以為信，但至少可以反映出汪的悲憤情緒和日本誘降勢力對此情緒的利用。今天的人們多認為，河內槍殺案是針對汪所為，因曾仲鳴臨時與汪調換了房間而遭到誤殺。但當時日本的情報部門判斷，槍殺案的目標本來就是曾仲鳴。蔣介石對汪的周圍採取恐怖行動，是為了將汪派勢力切割，孤立汪，迫使其放棄「和平運動」而出國流亡。在案發前兩天，中央曾派谷正鼎來到河內，送來了汪出國所需的護照和旅費。日本情報資料還顯示，案發之後，宋美齡、陳公博也都到過河內，勸說汪出國。這一消息無法進一步證實，但由此可知，在河內的汪並非沒有轉圜餘地。他的最終投敵，與悲憤、仇恨造成的衝動情緒大有關聯。當年六月，汪終於在日本人的陪同之下，來到日本佔領的上海虹口，從此走上了萬劫不復的漢奸之路。

汪精衛並非深謀遠慮之人，他在得知「重光堂密約」內容後，未等到日方的任何公開聲明，就倉皇逃出重慶，彼時已下背水一戰的決心。但對於如何進行所謂的「和平運動」，其實並無主張。汪逃到上海後，比在河內更加彷徨。他周圍的人則分為兩派，以周佛海為代表的一派力主組織偽政府，陳公博一派則力陳「黨不可分，國必統一」的原則，堅決反對。最終周佛海的意見佔上風。事實上，到1939年11月《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出台時，任何「和運」中人都已明白「和平」的虛偽和日本滅亡中國的野心，策劃「和運」的兩個核心人物——高宗武、陶希聖，就在此時懸崖勒馬，逃到香港，在《大公報》上全文刊出《中日新關係調整要綱》及《附件》，揭露汪日談判和簽訂密約的經過及條款內容。而汪又怎麼會不明白呢？據說他在簽署《要綱》時潸然淚下，說：「他們要我簽，我就簽罷。中國不是我們幾個人賣得了的。」陶希聖說：「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發現是毒藥，死了一半，不喝了。汪發現是毒藥，索性喝下去。」

「喝毒酒」的隱喻，形象地表現了汪的性格，他在行動中常帶著一種近於妄想的偏執與自信，相信自己能夠挽救時勢。只要認定某種政治主張，便不計後果付諸行動。1939年12月，在汪日雙方就《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條款進行最後之討價還價的時候，陳公博曾對影佐禎昭說：「哪裡是基本條約，簡直日本要控制中國罷了。」影佐回答說：「在目前不能說日本沒有這個意思。」陳立刻把此話報告給汪，望他慎重考慮，汪卻忿然說道：「我們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國。」他在詩中說「憂在己不力，豈在憂時窮」，還說什麼「國殤為鬼無新舊，世運因人有轉旋」。可是一旦真正投入到兇險的對日交涉中，就變得毫無謀略。周佛海就常在日記中抱怨汪，說他無擔當，無果斷，做事反覆，且易衝動。 褚民宜在他的《自白書》中說：「往事如煙，不堪回首。汪先生……既為救民而來，而又不能有強過臨時、維新兩政府之表現，有時受日人迫脅，竟至閉門痛哭。」在汪逃離重慶時，吳稚暉曾寄書河內奉勸他：「人有人格，國有國格。人為被誘而死，國為被誘而亡，均為民族之恥。」汪在民族生存最艱難的時刻，沒有堅持戰鬥的勇氣，接受日本人的誘降條件，幻想以媾和贏得一個偏安之局，最終「被誘而亡」，身敗名裂。

自知做了漢奸的汪，心情是悲苦的，經常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將桌上散置的公文拋在地上，或用雙手猛抓自己的頭髮，並對身邊的人發火。1941年6月14日是舊友方君瑛的忌辰，汪於舟中「獨坐愴然」，寫下「孤懸破碎山河影，苦照蕭條羈旅人」的詩句。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時，汪在新愁舊痛中，客死東瀛。在生前的一首《金縷曲》中寫道：「故人落落心相照，嘆而今生離死別，總尋常了。馬革裹屍仍未返，空向墓門憑弔。只破碎山河難料。我亦瘡痍今滿體，忍須臾、一見儳槍掃。逢地下，兩含笑。」 不知此時他的心中，是否還深藏著早年絢爛的革命記憶。十年前，在1934年1月出版的《東方雜誌》上，汪發表過一篇《自述》，回憶自己庚戌被逮時的情景說，警察從他的夾衣里搜出《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等文章，問他為什麼藏在身上，他說，「沒有別的，不過覺得拿墨來寫，是不夠的，想拿血來寫，所以放在身上，預備死的時候，有些血沾在上面」。1939年12月汪在《艷電書後》再次寫道：「警察在我身上搜出『革命的決心』幾篇文字，問我道：『帶這些文字做什麼？』我答道：『沒有什麼，這些文字，從前以墨寫出來的，如今想以血寫出來。』」越是到了晚年，汪越依賴於早年的經歷，不斷地回顧「烈士」的過往，以此來粉飾「漢奸」的現實。「長記越台春欲暮，女牆紅遍木棉花」……革命對於汪，曾經是成就生命意義的媒介，最終卻變成權力鬥爭的手段；政治對於汪，曾經是一個救國的夢想，最終卻使其走向叛國的下場。

六、結語：性格與命運

汪精衛是一個生長在國家危亡、文化斷裂時代的讀書人。他一生不能忘情於政治，這種體驗，其實是中國很多憂國知識分子的共同宿命。陳寅恪在《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一文中，曾論述梁啟超為何與中國五十年腐惡政治不能絕緣，說：「先生少為儒家之學，本董生國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覺之任。其不能與當時腐惡之政治絕緣，勢不得不然。」又說：「此中國之不幸，非獨先生之不幸也。」汪以「烈士」之名登上歷史舞台，嘗言「革命之決心」所由起，在於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目睹芸芸眾生辛苦憔悴，為人踐踏，無異於牛馬草芥，由此而陷入沉憂之中不能自拔。憂憤鬱結，「以成革命之決心」。

一個生逢衰末亂世而又生性敏感的青年，將個人生命中的抑鬱感傷與國家興亡、民生疾苦聯繫起來，由此獲得生命意義的充實與發揚，這是值得肯定的。對於他早年投身政治的救國動機，我們是可以不懷疑的。但是，汪雖有投身政治的熱忱，其胸襟、器識、性情與人格，卻不足以在危難重重的現代中國擔當起政治的責任。他能夠登上中國高層政治的舞台，很大程度上源於早年的「烈士精神」所積累的政治資本。然而這種「道德資本」並不代表實際的政治能力。當他真正投入到以實力相較量的政治鬥爭中的時候，其階級本性與性格中的種種弱點就充分表現出來，使他在翻雲覆雨的局勢變幻中，不能始終把持自我和辨識方向，最終被權力所扭曲，被歷史所拋棄。

汪精衛以「精衛」自喻，曾有詩云：「銜石成痴絕，滄波萬里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鷗浮。」 可見其抱負遠大。他自以為想得清楚，看得明白，「中日兩國，明明白白，戰爭則兩傷，和平則共存」，但是，他完全沒有認識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執著於自己的一點點所謂「理性」，自作聰明，自以為是，其實是盲目偏執。

汪以「烈士」成名，由此獲得人們敬仰。終其一生，他都沉浸在這種自我犧牲的幻覺所帶來的莊嚴與崇高感當中。胡適得知汪死訊之後，曾致函高宗武說：「精衛以『烈士』（Martyr）出大名，終身不免受此『烈士心理』之累。『烈士心理』者，就是自認只要有犧牲精神，一切事情都可做，都不會錯。『我生命尚且不惜，你們還不相信我嗎？』他好像常常這樣想。」左舜生晚年評價汪說：「大抵汪之為人，富感情而易衝動，經不起刺激，偶然也喜歡弄一點小聰明，多少帶一點黨人的積習，但本質則仍不失為一讀書人。」這對揭示汪的個人性格，不無助益。

汪一生以「文人」、「書生」自命，他的性格中也存在很多「文人」的特質，如自命清高、多愁善感、脆弱而多情等。汪很少積極肯定政治本身的價值，而常常表現出對於政治的刻意疏離。他一生依賴「革命」的話語，以「革命黨」而非「政治家」自居。他在1920年代重返政壇之後，曾對吳稚暉說：「自去年以來，如蛆蟲之浮沉於糞窖中，忽忽不知旦暮。」汪的詩中有「終留玉潔冰清在，自與嫣紅奼紫殊」，「如此獨醒還獨醉，幾生修得到芙蓉」等句子。1926年3月，汪在「三·二〇」事變中受到打擊，「病中」讀陶淵明詩，「攤書枕畔送黃昏，淚濕行間舊墨痕」，發出「人生何處不籠樊」的感慨。1934年5月，曾加入改組派的楊玉清去巴黎留學前，請汪寫格言，汪立刻提筆寫下《易傳》中的句子：「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汪一生動輒稱病辭職，公開標榜「合則留，不合則去」的處世態度，這都表現出某種舊式文人清高自賞的習氣。漢奸政權時期追隨汪的雷鳴，在為汪所作的傳記中，反覆強調汪對於文學的熱愛和對於政治的厭倦，標榜其「清高自重」、不甘以政治「自污」的心情，認為汪若生活在一清明盛世，而發揮其全部才華於文學生涯，或許將能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大放異彩，「可是中國需要先生的政治領導，更甚於其私人生活的文學經營」。這種解釋很符合汪的自我想像。而這種「文人」認同，又使他在政治鬥爭中過於強調「姿態」，重視營造「人格魅力」，行動中常帶某種「表演牲」，恥於承認自己的權力慾望，致力於以一種情義和人格感召來維繫部屬的信賴和服從。

汪為人多情，春花秋月、孤松衰草、風雨山河，凡觸目之景，無不感懷而傷情。汪在曾仲鳴死後，公開發表《舉一個例》，引述國民黨國防最高會議記錄質問蔣介石，為什麼蔣能求和而他不能。這種為宣洩個人憤怒而多次公然泄露國家機密、破壞抗戰利益的漢奸行為，就是感傷之情不能收攝而使個人復仇情緒難以控制的表現。他的性情又常常表現出強烈的僥倖心理，見到機會就躍躍欲試，因而政治主張以「多變」著稱。

傅斯年在1940年汪投敵之後，發表過一篇《汪賊與倭寇—— 一個心理的分解》，用「罪犯心理」分析汪這樣一個上有嚴父、繼之有嚴兄、自幼受「女兒式」教育的大家庭中的庶子。認為汪與無知狂妄、既要學人又恐不如人的日本官僚集團共享了一種「庶子情結」，他們「有聰慧的頭腦而無安定的神智」，有做「人上人」的慾望而不知度量自己的本領。這種卑怯感，一激而為權力欲，再激而為領袖狂。從文中的分析可以看出，汪做「人上人」的慾望十分強烈。他自視甚高，不甘屈居人下，往往過高估計自己的能力，具有高度的自我關注、強烈的自我表現欲、不現實的妄自尊大和理想主義。他熱衷於名譽，追求行動的「效果」，渴望生命的榮耀，總想要親自成就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這種名譽渴求潛藏在「愛國」熱忱的背後，是促使汪投身政治的更深層的動機。《國聞周報》一署名「客觀」的記者，曾評論汪，說他「胸無城府，以書生驟躋高位，又好談兵，輕燥實所不免」。又說，「時人譽蔣為英雄，汪乃欲以一書生羈勒武人，以口舌筆墨取蔣而代之，汪不自量力度德，宜其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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