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特朗普現象」成世界政治新常態，法國右翼勢力大受鼓舞

作者|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從英國公投脫歐成功到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世界只有一個詞可以來形容，那就是「驚訝」。實際上，「驚訝」還會繼續，因為諸如此類的現象已經成為世界政治新常態了。人們可以把這種現象稱之為「特朗普現象」。

英國脫歐已經震蕩了歐洲，脫歐「精神」也已經延伸到了歐洲的其他國家。而特朗普當選總統更是加速了這種「精神」蔓延到整個世界。法國右派國民陣線大受鼓舞，而其政治勢力急劇擴展，現在人們開始擔心法國下一次選舉是否會重複「特朗普現象」。

一、民粹主義政治

德國右派政黨崛起，對傳統自由政治的捍衛者默克爾構成了巨大的壓力，默克爾已經在一些方面（尤其是移民政策）做出重大調整。義大利就憲政改革進行公投，選民已經說不，說不定會演變成類似英國那樣的脫歐運動。而這個現象也已經延伸到亞洲的印度。

實際上，今天的世界，各國都在盛行各種形式的民粹主義。問題已經不再是有沒有民粹主義，而是政治人物會不會訴諸於民粹主義，政府有沒有能力控制民粹主義。所有這一切都預示著世界各國再一次進入一個政治動蕩時期。

儘管民粹主義為政治人物所操縱，但民粹主義則是客觀存在的。人們可以譴責政治人物，但只要民粹主義具有深厚的社會基礎，自私的政治人物總是會去動員的。如果要解決問題，人們需要理解民粹主義是如何產生的。

歷史地看，近代以來的民粹主義政治是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性反應，尤其在西方。在西方，近代以來一直就是資本主導政治的，而政治則是對資本邏輯的反應。政治引入不確定因素，但也創造了變化和改革的可能性。沒有政治，資本主義會根據自己的邏輯發展下去，直至自我滅亡（誠如馬克思所預言的那樣）。

今天的民粹主義類似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政治情形。近代崛起的資本主義在創造了巨大的財富的同時，也給人類社會帶來了毀滅性的影響，收入差異、社會分化、共同體解體、狄更斯的勞工階層、雨果的悲慘世界等等。社會主義運動就是對原始資本主義的反應。通過社會主義運動，資本主義得以轉型，即從毫無人性的原始資本主義轉型到比較人性的福利資本主義。在一些國家，主要是歐洲，社會主義運動是對資本主義的改善或者改進。

不過，在另一些國家主要是不發達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則走向了極端，即用暴力或者政治力量消滅了資本主義，例如蘇聯和東歐等共產主義國家。當然，這些國家最終演變成官僚的、貧窮的社會主義，也沒有能夠持續下去，而在1990年代初全部解體。

資本主義和1960年代的反建制運動也是緊密關聯的。福利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了西方主要國家官僚機構的大擴張，社會自由深受其害，引起了社會的反彈，導致了規模不小的反建制運動。不過，60年代反建制派主要是知識界的教授和學生，沒有擴展到社會的其他階層，因此也沒有形成大氣候。

儘管從1970年代開始，西方各國實現了「一人一票」的大眾民主，民權大擴張，但就其實質來說，當代西方政治繼續受資本的主導。簡單地說，特朗普現象就是對始於1980年代資本主導的全球化後果的反應。這一波新的全球化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的一場革命。這場革命本身是對二戰之後西方政治的反應。二戰之後，西方福利社會急速發展，而官僚體制也以同樣的速度擴張，國家規制經濟的能力越來越強。

對資本來說，如此規制化的國家有效地制約了資本本身的發展。於是便有了資本的革命。資本基本上訴諸國內和國際兩個軌道。在內部發生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主導的改革，以美國里根革命和英國撒切爾革命為代表，主要是進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和去規制化，就是大大減少政府對經濟的管制。

在國際層面，資本發起和引導了新一波全球化。對資本來說，這一波全球化異常成功，在不費多少勁的情況下，全球化達到了世界的各個角落。全球化的成功是多個因素結合的結果，包括來自西方資本本身的趨利動力、中國的改革開放、蘇聯集團的瓦解等。

但是，全球化對各國的社會也帶來巨大的社會經濟問題。全球化儘管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巨量財富，但財富在社會各群體中的分配高度不公平。財富的絕大多數流向了絕少數人，大多群體只是得到很少的份額，更有社會群體成為受害者。就美國來說，其中產階層從2008年危機之前的70%多減少到不到50%。同時，儘管資本製造了2008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但仍然能夠有效地把危機轉嫁給社會整體，而自己繼續我行我道。

西方社會對資本的憤怒早已經表達出來。2008年的危機導致了佔領華爾街運動。之後，西方各地一直在爆發反全球化運動。很多選舉也表明這種憤怒，例如希臘的公投、英國的脫歐公投等等。而特朗普的崛起使得這場運動延伸到了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美國。

特朗普多次強調，他所進行的不僅僅是一場選舉，更是一場社會運動。政治對他來說只是要為這場社會運動創造一種可能性，因為唯有政治才能創造變革的可能性，對美國這樣的既得利益高度制度化的社會來說尤其如此。而政治就其本質來說就是馬基雅維利主義。在整個競選過程中，無論是希拉里還是特朗普都盡其所能訴諸於馬基雅維利主義，即各種骯髒的手段。

二、特朗普的「社會運動」

特朗普所使用的手段包括：把美國社會所存在的問題歸咎於少數族群、移民、自由貿易，進而把這些問題歸咎於現存體制。他成功地把選舉塑造成反體制社會運動。現存體制不倒，美國就沒有希望，這是特朗普向選民傳達的主要信息。而其對手希拉里則被塑造成現存體制的代表和維護者。

那麼，人們所需要提問的是：什麼是特朗普所說的「社會運動」的目標和內容呢？人們首先可以肯定特朗普不是要消滅資本主義，而是要拯救資本主義的。問題是他如何拯救資本主義？這一點，他和奧巴馬分離開來，更和桑德斯（Bernie Sanders）區分開來。奧巴馬和桑德斯都是有傳統歐洲社會主義傾向性的，尤其是桑德斯。

奧巴馬上台之後開始搞醫療等改革，有利於窮人，尤其是少數族群。而桑德斯認為奧巴馬的社會主義搞得不徹底，他要搞更為徹底的社會主義。因此，在特朗普當選之後，桑德斯就表示對特朗普持開放態度，甚至表示在有些問題上，和特朗普具有一致性。不過，這裡桑德斯可能只是給特朗普寄予了一種希望，希望特朗普能夠搞社會主義。

那麼，特朗普會搞桑德斯所認為的社會主義嗎？歐洲社會主義搞福利社會，有利於窮人，有利於少數弱勢群體。在美國，這些群體主要是底層白人勞工階層、墨西哥人、拉丁裔、黑人等群體。少數族群是特朗普選舉過程中的仇視對象，很難想像，特朗普會推進這種形式的社會主義；相反，他把這種類型的社會主義視為美國社會問題的根源，是需要被革除的。

要理解特朗普所說的「社會運動」，就要理解美國社會這些年來所經歷的巨大變化。特朗普之所以能夠當選是因為其敏銳地抓住了這種社會變化，那就是因為人口組成變化而產生的美國國民認同問題。

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在1993年出版了《文明的衝突》一文，討論了文化（宗教）認同對國際關係的影響。《文明的衝突》在全球範圍內的影響遠遠超過在美國國內的影響。在美國盛行文化多元主義的當時，很多人把這個觀點視為「政治上不正確」。2004年，亨廷頓再出版《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 s National Identity）一書，把焦點直接置於美國國內的文化變遷。

在書中，亨廷頓直言，美國的國家認同已經受大規模的拉丁裔移民的威脅，並警告說，美國有可能分化成為「兩個民族（peoples），兩種文化和兩種語言」。而12年之後的這次選舉是不是印證了亨廷頓的預言？

共和黨歷來被視為保守派，是美國傳統價值觀的捍衛者。不過，共和黨內部也有原教旨主義者和進步共和黨之分。進步共和黨也接受「政治上正確」的原則。在這個原則之下，美國實際存在的很多社會問題尤其是少數族群問題被忽視。然而，這些問題在美國人的內心一直是存在的，只不過不好公開討論，更難以提到政策議程上來。

現在，特朗普「借用」了共和黨這個名，訴諸於馬基雅維利方式，置「政治上正確」於不顧，赤裸裸地把這些問題提了出來，並且藉此促成了這場他所說的「社會運動」。特朗普嚴重「冒犯了」少數族群，其冒犯的方式也難以讓白人既得利益所接受，反而被鄙視。但同時，特朗普有效地激發和鼓動了白人的種族情緒。

特朗普向白人傳達的信息是：我們是少數族群的受害者。在很大程度上說，這次選舉是美國白人的公投。各方面的統計數據都表明白人與非白人的差異。白人男性，無論是低教育水平還是高教育水平，無論男女，大多數都投票給了特朗普；而少數族群則投票給了希拉里。

如果特朗普僅僅是一個政客，只是想用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方法贏得選舉，那還好。但如果特朗普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並且具有能力來實現其理想，更把手段本身變成了目標，那麼人們就要非常擔憂了。這裡人們不得不想起二戰前的德國和義大利的情形。無論是德國的納粹主義還是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都訴諸於民粹主義而掌握政權，再利用政權改變了資本主義的政治和經濟結構。而德國民粹主義的核心就是反少數族群，即猶太人，導致了人類的大災難。

美國歷來被視為西方民主的典範，美國的政治生活也是最制度化的，作為總統的特朗普也會面臨諸多的制約。不過，沒有任何理由對特朗普主義掉以輕心。特朗普所使用的手段在選舉過程中充分展現，而共和黨現在又控制了參、眾兩院，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政治在特朗普時代會如何發展，不僅會牽動著美國社會，也必然對國際社會產生直接的影響。人們當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