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翻譯理論的政治化新趨勢

前沿

翻譯研究，在國際學界日新月異，理論層出不窮。本文向國內翻譯學界介紹了國際同行的最新思路和動態。

報紙原文：《國際翻譯理論呈現政治化新趨勢》

作者：新南威爾士大學教授 鍾 勇、西安交通大學副教授 李瑩

翻譯研究，在國際學界屬於一個不斷完善、飛速變化的學科，在國內更是一個規模宏大、參與學者眾多的學科。但令人遺憾的是，國內外翻譯研究學界仍存在著隔閡，交流不暢，甚至彼此不知所云。為此，基於筆者之一近期在西安交大、四川大學、湖北大學、長江大學同名講座核心內容(其中講座之一實況錄像：http://blog.sina.com.cn/s/blog_9ef7c7d20102xsvz.html)，我們撰寫了這篇文章，向國內翻譯學界介紹國際同行的最新思路和動態。考慮到英國翻譯理論家莫納·貝克頗具影響力並和國內學界關係密切，我們把重點放在她所代表的學派及其基本學說，希望有助於學界加深對她所代表的翻譯研究流派的認識。

翻譯理論的後功能時代

按照奈達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說法，翻譯理論可分為四個流派，即文字學派、語言學派、交際學派和社會符號學派。筆者認為，這四個學派基本上可以被視為四個歷時性標誌。隨著現代社會進入2.0網路時代、數字時代、多媒體時代，當初追求的文字對等、語言對等和後來出現的功能對等，其發展已經越過高峰，日漸式微。就連傳統的文本基準翻譯，也隨著人工智慧翻譯的出現即將走入窮途。與經典理論爭鳴、並且日益強大的新理論層出不窮。由於篇幅關係，筆者著重對其中主要枝節之一進行探討。

賴斯於上世紀中後期推出的功能理論，強調的是基於三種或四種主要文本之文體和功能分析的翻譯操作。到了後功能時代，功能之間的界限徹底垮塌，翻譯成為單個、獨立的項目，各自可有獨特的操作方式、翻譯理論和實踐路徑，鍾勇稱之為方案翻譯法或者方案評估法。在這標準不再、界限崩潰、功能多樣化的大背景下，貝克的社會幹涉性翻譯理論可說是自成一體，雖然爭議和批評滾滾，但仍能獲得學界，包括其質疑者、批評者的普遍尊重。她在2016年當選「年度國際語言學家」，可視作同仁對她學術貢獻的肯定。

從大約2000年起，儘管她的基於動態對等理論的早年作品《換言之》繼續被部分課程視做教科書或參考書，貝克本人的翻譯思考卻已經遠離語言學、文本、技能、轉換、準確等翻譯理論常常關注的議題，而更多地關注文明衝突、霸權以及對抗、邊緣社群公平、社會幹涉等敏感話題。2002年前後，即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展開軍事行動並在阿拉伯世界積極開展反恐軍事行動期間——這個大環境不可忽視，她首次推出翻譯加衝突、翻譯加敘事和行動主義加翻譯的說法，提倡翻譯可以並且必須積极參与社會衝突和政治運動。2016年，她又拿到了英國國家學術委員會頒發的一筆金額創記錄的研究經費，開展一項名為翻譯加知識譜系(translation and genealogy of knowledge)的項目。

國際翻譯理論研究的社會化、政治化

上面提到的幾種翻譯新思路，出籠之初，很不被人認同，或者批她過度政治化，或者直言看不出她的學說與職業翻譯實踐有何關係。其中，若要論及與傳統和經典翻譯理論出入最大者，當屬行動主義加翻譯。準確、忠實本是翻譯的基石，因此，翻譯常常被喻為影子、工具或者鍾述孔所謂的螺絲釘等。但貝克主張的恰恰是翻譯要主宰自身及其職業和工作，且利用這種控制力進行並推動自認為是正當的社會運動或政治活動。

不可否認的是，她的說法後來還是被廣泛接受，或者起碼是選擇性、保留性的接受。接受者甚至包括當初的懷疑者和批評者。我國現在推行的中國好故事工程，提倡翻譯要講好中國故事，要把故事講得能讓外國人願意聽、樂於聽，並且聽得明白。在這一背景下，開始出現一些優秀作品。這些外宣翻譯的新思路新做法，若隱若現地閃現著貝克關於翻譯加敘事的思想火花。

在國際翻譯理論研究方面，日趨政治化的，也遠非貝克一人。比如，萬努狄也提倡在不同的翻譯風格(如異化或者同化)之間作出選擇，並將之運用於反抗西方霸權或者主流文化。斯皮瓦格同樣關心怎樣通過翻譯為非洲或者所謂的「賤民」發出聲音。筆者也不例外，通過重讀嚴復翻譯案例和研究袁天鵬所代表的新生代翻譯的社會實踐，探討如何用翻譯進行制度設計並推動社會進步。貝克近期開展的翻譯加知識譜系研究方面，筆者（鍾勇）亦有涉足，並發表了實證個案研究報告《翻譯創造新智慧》（Translate Live to Generate New Knowledge）。

表面上看，貝克當下關心的翻譯加知識譜系，貌似多了幾分溫和，少了衝突、抵抗、顛覆等飽含衝擊力的字眼。其實不然，細思之下，貝克現在的追求，很有幾分當年歐洲結構主義和批評理論學者的影子。語言不是人說的，而是說人的——雅坎的這個說法讓世人認識到語言對思想的決定性規劃和限制。福柯研究知識考古學，提出類似知識裡面出政權的說法，這讓世人深刻認識到知識在人性和人本塑造中產生的作用與影響。貝克一脈相承，她研究的翻譯加知識譜系，關注的是知識在翻譯傳播過程產生的變異、增量、增值等。如果說她曾經熱衷於通過個體翻譯行為抵抗並顛覆強權或者霸權，那麼她現在探討的是怎樣通過翻譯影響受眾的知識結構並由此間接地推動社會變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她仍然在追求行動主義，仍然在追求干預社會並推動其發展。只不過，如今她追求的是一條重塑知識的路徑。這條路徑雖然貌似溫和，但同樣具備破壞力和顛覆力。

尋找新的研究切入點

按常理，無論什麼學說，最終都是一種學說，並且凡學說都有其弱點。這個常理尤其適用於走在學界前面、未經反覆證實或者證偽的學說。貝克的上述幾種學說，在筆者看來，不免也有弱點，甚至是致命的弱點。以翻譯加行動主義為例，她的假設、出發點甚至結論都有其道理，並具有深遠的理論和社會實踐意義。但是，她在論證過程並未建立起有效的證據鏈。她津津樂道常掛於嘴邊的顛覆者、搗亂者、破壞者甚至恐怖嫌疑犯或者同謀，都很難成為可靠案例或者證據，以支持她的前沿理論，幫助她的理論為現代文明社會及其大眾所接受。

本文介紹國際翻譯研究的走勢，著重點是以貝克等人為代表的政治化翻譯思潮。這樣做，目的有二。一是為了說明國際同行及其研究日新月異，理論層出不窮。現在講究國際接軌，國內學界對新理論新動向和走勢應該有所了解。全盤接受之，固然不當，也不可能；但對其充耳不聞，亦非明智之舉。其二，對國際學術走勢及其最新動態有所了解並知其所以然，有助於我們定位、設計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課題，甚至有助於我們找到切入點。我們當初對貝克的翻譯加行動主義亦無好感。但通過閱讀和思考，我們體會到其中的智慧和遠見，並且也捕捉到其弱點，也就是上述的證據鏈問題。看到其弱點，等於給自己找到新的研究切入點。後來，我們發力研究另類翻譯實踐，做出了嚴復和袁天鵬等真實個案，證實行動翻譯切實可行。由此，我們既為貝克的翻譯加行動主義學說補上了可靠、可信的證據，又推出了自己的學術創新，包括建立新的、被命名為活翻譯的翻譯口譯新模式。（［本文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研究中心、陝西哲學社會科學資助項目「文化自信與政府話語體系轉換模式及其傳播研究」（12016ZB026B026）的成果］）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69期第5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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