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代的人如何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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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ONHISTORY

文｜李開元

「東方歷史評論」（ohistory）授權轉載

陸路與水路——車馬與舟船

古人因循風土，通過陸路與水路往來。舉實例而言，1957年在安徽省壽縣（戰國楚的首都之一的壽春）出土的鄂君啟節，正是說明「南船北馬」，即北方走陸路，南方走水路的極好物證。

安徽省壽縣出土的鄂君啟節

鄂君啟節，是楚懷王七年（前322年）賜給鄂君啟的符節，用來免除運輸途中的稅金。符節分為車節與舟節兩種，從中能看出從鄂（武漢附近）出發的陸路與水路的交通狀況。

當時，長江周邊的運輸，陸路用車，水路則以小船為主。湖北江陵一帶發掘了許多戰國秦墓以及秦漢時代的墓葬，其中就有車馬以及船的明器（陪葬品）出土。通過這些古墓的陪葬品，我們可以具體想像當時人們是如何往來，如何進行貨物運輸的。

另外，漢代各地的壁畫以及墓室的畫像石上，繪有官僚的車馬出行圖，以及描述戰場的圖案。這些圖像，雖然是司馬遷時代以後的東西，但也能夠看到當時的車馬以及船隻的往來實況。

皇帝的巡行與離宮

《史記》當中最有名的旅行是皇帝的巡行。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建設了皇帝專用的馳道，通向各地，又建設了連接北方邊關的高速軍用道路—直道，極大地便利了巡行各地的交通。

當時的道路，以首都咸陽城為中心，呈放射狀輻射到各地，道路兩旁還種植了樹木。根據秦代的法律（《雲夢秦簡》和《龍崗秦簡》），阻擋馳道順利通行者將被處罰。馳道，既是秦始皇巡行時使用的道路，緊急時，也是軍隊移動的道路。

秦始皇巡行的交通狀況，可以通過出行時遭遇的事件看出部分實情。據《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前219年）前往東方巡行時，車船並用，先去了山東的山嶽海岸，然後前往長江流域，乘船前往湘山祭祀（湖南嶽陽）途中，遭遇大風，幾乎無法渡過長江。

二十九年的巡行時，乘車在三川郡陽武縣的博浪沙（今河南中牟縣附近）遭遇了狙擊。據《史記·留侯世家》的記載，張良攜力士向秦始皇乘坐的車馬投擲鐵椎行刺，誤擊中副車。秦始皇大怒，下命追查兇手，封鎖道路十天之久。

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巡行天下。一行經過雲夢（湖北），乘船走長江過丹陽，準備從錢塘（今杭州）渡過錢塘江到會稽山（今紹興），由於大浪，不得不西行返回一百二十餘里，方才得以渡江。

《項羽本紀》中記載了項羽偶遇出行的秦始皇車馬行列的故事，從時間上看，正是三十七年的第五次巡遊，從空間上看，當是秦始皇在會稽山祭祀了大禹後，渡過浙江（富春江）抵達吳縣時的事情。

秦始皇在這次巡遊中去世，使用可調節溫度的轀涼車運送遺體。通過這些零散記載，可以看出秦始皇巡行時兼用水路陸路，車馬和舟船並用的情況。

秦始皇的巡行，在華北地區的主要是用車馬，也有徒步的時候，在山東省的沿海地區以及南方的長江流域，主要是用舟船。想來，巡行用的舟船，並非是載人小舟或者運輸用的小型船，而是比較大型的船隻。近年來，考古學者在廣州發掘了建造大型船隻的秦代造船廠遺迹。

那麼，皇帝巡行時住宿問題怎麼解決呢？根據《龍崗秦簡》記載，戰國楚的安陸縣（湖北雲夢縣）有禁苑（御苑），沙丘是秦始皇巡遊途中去世的地方，也有禁苑。鶴間和幸先生在《秦的始皇帝》中說，戰國時代各國修建的離宮，比如從今天的河北省秦皇島到遼寧省的多處離宮遺迹，都是秦漢皇帝們巡遊時住宿的地方。

漢代畫像石拓片——車馬出行圖

漢武帝巡行於各地，繼續使用秦始皇時代的馳道與離宮。司馬遷跟隨漢武帝巡行各地，也使用這些設施。司馬遷早年，在他仕為郎中隨同武帝巡行各地時，帝國各地的旅行條件尚不周全，而在元封元年以後，各個郡縣已經將巡行沿線的交通道路和住宿設施整備完好，司馬遷作為巡行的隨行人員，在各個方面都受到了當地周全的接待。

官吏們的旅行

《史記》中還能看到使者與官僚、官吏們的旅行。比如秦始皇駕崩時，派遣使者給公子扶蘇傳送文書。漢代，官僚們出任地方長官到各地赴任，同時還有官吏的出差、公用物資的運輸、政府文書的傳遞等。

那麼，這些官吏們是怎樣旅行的呢？

秦末之亂中，引發項羽與劉邦明爭暗鬥於鴻門宴的一大問題，是劉邦封鎖函谷關。漢王朝建立以後，長安東面的函谷關，依然作為重要的關口存在。大體的情況，可以從《史記·酷吏列傳》中寧成的故事中看出。

寧成是南陽郡穰縣人，出任濟南郡都尉時，藐視長官，吏治苛嚴。後升任為中尉，負責首都地區的警備治安。武帝即位後，成為京師長官之內史，後遭外戚誹謗免職入獄。服刑中逃回鄉里，發財致富，任俠橫行，威勢凌駕於太守之上。寧成其人，可謂是體現了漢代郡縣統治與鄉里社會的雙重象徵人物。

史書記載，寧成從長安越獄逃回鄉里時，曾經偽造了當時通關所需的證明「傳」。他使用偽造的「傳」所通過的邊關，應當是函谷關或者是武關。

「傳」是證明旅行者身份的文書，居延漢簡中有不少實物出土。由這些實物可以看到，因公旅行者都由上屬長官寫明出行目的，以官令下達的形式傳達給關（陸路）和津（水路）的官吏。

因公旅行者，還可根據律令的規定，使用車駕和住宿設施。一般的人，首先由縣下面的鄉嗇夫開具沒有前科的證明，然後再獲取得到縣長官許可的「棨」，攜帶「棨」出行通關。

近年來，敦煌的懸泉置驛站遺址出土了漢簡兩萬三千點以上。這批漢簡，雖然只公布了其中的一部分，據悉都是從武帝期到西漢末、王莽時期、以及東漢時代的文書。

這些文書記載了因公來往於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人們，如何按規定整備車馬，如何住宿於縣的傳舍、置、郵、亭，根據身份的差異提供不同的飲食。

秦漢旅行之住宿飲食的規定，見於《睡虎地秦簡》與《張家山漢簡》的《傳食律》。傳舍根據旅行者身份的差異準備穀物、調味料（醬、鹽）、菜羹等，馬匹的飼料也由傳舍配發。

懸泉置還留存有宣帝元康五年（前61年），使者長羅侯一行人住宿於此時，傳舍準備的牛羊肉、穀物、魚、雞、調味料（豉、醬）、酒等的「費用簿」。

《懸泉置漢簡》的年代雖然比司馬遷的時代稍晚一些，是邊境地區的資料，不過，從秦漢帝國統一的律令規定來推想的話，這樣的旅行情況，應當與華北、江南的旅行情況有相當的類似之處。

司馬遷的第三次旅行，也就是被派遣至西南夷的那一次，他或者是跟隨軍隊，或者是隨使團出行，都享受了因公出差的團體待遇。不過，他20歲時的那次單獨旅行，為何能夠順利地長期在外出行？他如何通關，如何住宿，如何飲食？為了深入地理解這些問題，我們還需要做更多的調查。

一般民眾的旅行

《史記》當中還能看到一般民眾的出行，分為因公和因私。

比較常見的因公出行，是起因於戰爭的軍事行動。農民被徵發作為兵士從軍，隨同軍隊通過交通路線前往各地。

漢代初期，沿用秦國的制度，徵兵年齡為17歲，根據爵位等級而有種種差異。到了景帝與武帝時期，徵兵的年齡為20歲，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改為23歲。

不過，因為史料的限制，漢代的徵兵究竟如何進行，如何編製軍隊，至今仍然不很清楚。史書中不時見到的，是被派遣至邊境的戍卒。

秦末，陳涉等人作為戍卒前往邊境服兵役，因為不能按時抵達，擔心受到懲罰而蜂起叛亂。他們的叛亂，雖說是非法的，但從移動出行的角度來看，也是一場普通民眾的遠距離移動。

睡虎地秦簡（局部）

秦代，為修建直道、馳道，營造阿房宮、驪山陵，大量使用人力。這些人力，從帝國各地徵用，都是長短距離不同的出行移動。具體的事例，就是亭長任上的劉邦，從故鄉沛縣千里迢迢來到咸陽，服役修建驪山陵。

還有一些是強制性的移居，比如秦國將被攻滅的他國居民移居他鄉，流放罪人等。後者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得到呂不韋推舉的嫪毒，發動政變失敗，連坐者數千家人被流放到蜀郡。

秦代的這些情況，特別是徵兵從軍、戍卒之邊、兵役徭役等涉及制度的事情，在漢代也能見到，因為漢代繼承了秦代的各種制度。當然，這些並非因私的出行，由政府安排，按照規定支付必要的物資，提供出行的便利。

在《漢書》武帝紀中，記載了因黃河泛濫而出現的流民移動，以及前往邊境的移民等事情。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關東地區出現70餘萬流民，大部份被遷往鄂爾多斯方向，移民至隴西、北地、西河、上郡，一部分被遷往江南方向，被移民到會稽郡。

這些移民的衣食由政府提供，不足部分另設專款額外徵收。元鼎二年（前115年）夏季，洪水泛濫，關東地區人民流離失所，數千人餓死。

元封四年（前107年），關東流民達200萬人，武帝下令將其中沒有戶籍的40萬人口遷移至邊境。可以想見，這些因為災荒而出現的大量流民，都是大規模的民眾移動，這些民眾移動，並不是自由的旅行，都受到通關以及戶籍的嚴格限制。

因私旅行，有商人們的商業活動以及各種交易、運輸的往來。戰國時代，呂不韋這樣的國際大商人來往於諸國，地方的商人們也在各城市之間進進出出。

戰國末年，劉邦曾經多次從家鄉楚國的沛縣到魏國的外黃，去拜望遊俠張耳，是史書中難得一見的個人旅行。

此外，秦漢時代還有種種不同原因的亡命者、避仇的逃亡者。我們所熟知的項梁與項羽，就是為避仇而離開家鄉下相，前往遙遠的會稽郡避難的。

從漢代的事例來看，還有個人寄食於王國以及官吏宿舍的情況。比如司馬相如，景帝時期任職於長安，與偶然來朝的梁孝王的遊說之士們相識，隨之到梁國成為梁王的門客。

當時梁國的諸生、游士當中，有來自齊國、淮陽國、吳國的士人。梁王去世後，司馬相如返回蜀都成都，寄食於臨邛縣令屬下的「都亭」，在此與卓文君相識。

總的來說，古代的旅行與我們現在的旅行差異極大。古代的旅行，大多與國家以及地方的行政運營相關，如同上述的皇帝、官僚、官吏、軍隊、戍卒、徭役、移民、流刑等，都可以看作是因公旅行。

民眾的私下旅行非常罕見，常見的是少數與商業相關的移動，受到通關與戶籍等相當多的限制。至於逃亡和流民等，那就談不上是出於自願的旅行了。

大體說來，漢代的民眾，只能在居住地做有限的地域移動，要想前往遠方作長期旅行，可以說是非常困難的。

司馬遷的旅行

那麼，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司馬遷的旅行又是怎樣的呢，他的多次旅行，可以歸屬於哪些類型呢？

首先，是多次隨行武帝巡行。毫無疑問，伴隨皇帝的旅行，作為同行官吏的司馬遷，享受的是官方接待皇帝一行的相關待遇。

其次，是作為使者前往西南夷的第三次旅行。此行的待遇，或者是隨同軍隊的，或者是作為官吏因公旅行所當享有的。

剩下就是20歲的那次旅行了。這次長時間的旅行，並不是隨行皇帝或者因公出差。那麼，司馬遷是如何解決車馬、船隻等交通手段以及通關手續、住宿、餐飲等問題的呢？

有一種說法認為，司馬遷的這次旅行，是隨同博士等官員出行的。武帝元狩六年開始派遣博士巡行各地。如果司馬遷跟隨其中一位博士前往的話，能夠從長江流域走到黃河流域，可以說是不可能的。

此外，司馬遷在20歲的旅行時，曾經在齊魯學習儀禮。如果他是跟隨博士前往，他將脫離使者，放棄任務長時間停留一地學習，怕也是解釋不通的。

另外，也有這樣的意見，說他20歲的旅行是自由自在的青春漫遊，或者是自費旅行。問題是，當時即便是因私旅行，也是需要攜帶通行證的「傳」（或者棨）。

此外，還有服兵役的事情。武帝時期，男子在20歲時須要服兵役和徭役，20歲的司馬遷很難在這個時候作長時間的自由旅行。

一般而言，在秦漢時代的中國，如果沒有特別的情況，個人長時間大範圍的旅行，幾乎是不可能的。個人旅行的廣泛展開，是在唐宋時期以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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