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如何出遊？秦漢時代的旅行

司馬遷如何出遊？秦漢時代的旅行

東方歷史評論

2016-12-08閱讀原文

撰文：李開元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地圖是我們旅行時不可缺少的物品。不過，我們攜地圖作歷史之旅時，常常遇到這樣的難題：古代中國的地名很難懂。不僅因為它讀法複雜，還因為我們難以從地名推斷其具體位置。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同時標註了古代與現代的地名，極大地方便了我們了解古今的地理概略。中國的地形，大體以山川劃分，著名的山脈有太行、秦嶺、泰山等，著名的河川有黃河、淮水、長江等。從而，根據山川追溯《史記》的史跡，便於我們了解和把握中國古代的地名。

為了理解司馬遷的旅行，除了歷史地理外，還需要了解當時的交通情況、旅行手段、住宿條件等。由此去聯想，漢代人究竟怎樣來往於旅途，他們如何出行上路，如何飲食投宿。 在本書中，筆者一直關注司馬遷旅行的年代和社會背景，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為了驗證他之所以能夠順利旅行的具體條件。

作者希望，讀者朋友在閱讀本書時，能夠在手邊展開中國地圖，如同隨圖旅行一般，從容地閱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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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書和地圖——中國古代的地理知識

中國的北方有黃河，南方有長江，成了南北風土文化的象徵。不過，實際劃分南北中國的地理分界線是淮河——秦嶺山脈。這條線以北的華北地區是乾燥的旱作地帶，現在主要生產小麥、玉米等，古代主要生產粟、黍等耐旱作物。這條線以南的江南地區是濕潤的季風地帶，以生產水稻為主。華北和江南，不僅用來劃分氣候與經濟，也用來劃分政治與文化。

早在《尚書》禹貢篇，就對中國地理做了地域劃分。《禹貢》記載了傳說中的堯、舜年代，洪水為害，鯀治水失敗，其子大禹治水成功。大禹治水，整治各地的河川，分天下為九州，對於九州的領域，各地田租賦稅的等級，貢品的種類，九州的名山、河川等都有記錄。從這些記錄中，我們能夠看到中國古代地理分野的概略。《禹貢》成書的年代，被認為是在戰國中期或者是西漢初年，是當時重要的典籍，司馬遷在《史記·夏本紀》以及《河渠書》中都有所引用。

《禹貢》的區域劃分從冀州（山西、河北方面）開始，順次為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最後記載了雍州（陝西、甘肅方面）。整體而言，記載黃河流域較多，以司馬遷的祖先們居住過的雍州、冀州為主，提及長江流域的篇幅較少。除了甘肅方面外，基本都能夠對應司馬遷的旅行目的地。不過，司馬遷的旅行也有超出《禹貢》範圍的區域，比如黃河上游的鄂爾多斯地區以及雲南的昆明、浙江的會稽山等地。

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也能看到古代的地理劃分。《貨殖列傳》是傳記，主要記載了以鹽、鐵、牧畜等各種產業致富的人們的經歷，文中也廣泛描述了各地的物產、風俗和地理。《貨殖列傳》的地理劃分共為九個區域：關中、三河周邊、燕到遼東、洛陽以東的齊魯、梁宋、西楚、東楚、南楚、潁川南陽等。值得一提的是，司馬遷在《史記》大宛列傳的論贊中提到，他還看了如同《山海經》與《禹本紀》一類涉及地理的書籍，認為內容荒唐無稽而不值得採用。由此看來，《貨殖列傳》的地理劃分，應當是司馬遷經過比較取捨，符合當時的實情和觀念的一種地理劃分。

此外，《漢書》地理志中記載了西漢的十三州，既是一種行政的區劃，也可以看作一種地理的劃分。西漢初年，郡縣制與王國制兩套制度並行。郡縣制，是從中央派遣郡太守、都尉、縣令（長）尉等主要官吏，對郡和縣實行直接統治的體系。王國制，是分封劉氏一族或功臣們為諸侯王，由他們自主統治各個王國的體系。後來，經過景帝時期的吳楚七國之亂（前一五四年），王國的統治權被削減，大小被縮小為一郡以內，實質上就與郡縣制區分不大了。武帝時期，將首都長安所在的關中定為三輔特別區，而將帝國的其他地區劃分為十三個州。這種劃分，最初的目的是便於中央政府對各地的監察，逐漸演化成一種區域政區和地理劃分。《漢書·地理志》的記載，具體地反映了西漢末年的狀況。

這些古代的地理知識，除了以書籍形式流傳而外，還有通過實地調查或者地圖流傳下來的。天水放馬灘秦墓，屬於戰國時代的秦國，出土了七幅畫於4張木板上的地圖，繪製了從西安逆渭河而上的甘肅天水周邊的地形與植被。湖南長沙的馬王堆漢墓，出土了繪製於絹布上的帛書地圖三幅。一幅是描畫了現在的湖南、廣東以及廣西的山脈、河川、道路、村落等的「地形圖（長沙國南部圖）」；一幅是描畫了縣級的城郭、山川、道路、村落的「駐軍圖」；還有一張是城邑圖。儘管這些地圖只描繪了一部分地區，古代的先民們通過地圖認識地理的事情，由此得到明確的例證。

北魏時代，酈道元（？-五二七）著述《水經注》，對《水經》所載的河川流路添加了注釋，他的這些注釋，多標註了出處。同時，酈道元也在書中加入了自己的見聞以及遺存的古代史跡，多是他實地考察的結果。《水經注》這本書，也是我們解讀《史記》，了解古代中國歷史地理的貴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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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路與水路——車馬與舟船

古人因循風土，通過陸路與水路往來。舉實例而言，一九五七年在安徽省壽縣（戰國楚的首都之一的壽春）出土的鄂君啟節，正是說明「南船北馬」，即北方走陸路，南方走水路的極好物證。鄂君啟節，是楚懷王七年（前三二二）賜給鄂君啟的符節，用來免除運輸途中的稅金。該符節以青銅為材料，形狀近似於將竹筒分割為五等分。符節分為車節與舟節兩種，從中能看出從鄂（武漢附近）出發的陸路與水路的交通狀況。

車節上記錄了從鄂出發前往郢（楚紀南城、今湖北荊州），南陽（今河南南陽），上蔡（今河南上蔡），下蔡（今安徽鳳台）各個方向，呈放射狀的陸上交通路線。沿著這些路線，通過最後的邊關後，就進入外國領域。完全可以想像，將各個邊關連接起來的線就是國境了。鄂君啟節，禁止運送金、革、箭等可以用作武器的材料，限制一年的車流量為五十乘。

舟節規定了由長江往東、往西、往南的水路，具體分為四條線路：一，從鄂逆漢水而上；二，順長江而下；三，逆湘水、沅水而上；四，逆長江而上經過木關前往首都郢。鄂君啟節將三艘船稱為一舿，限制一年的通行量為五十舿（即一百五十艘）。司馬遷二十歲時的旅行，以及第七次旅行時，正是走了其中逆湘水、沅水而上的這條線路，經過了附近地區。

當時，長江周邊的運輸，陸路用車，水路則以小船為主。湖北江陵一帶發掘了許多戰國秦墓以及秦漢時代的墓葬，其中就有車馬以及船的明器（陪葬品）出土。通過這些古墓的陪葬品，我們可以具體想像當時人們是如何往來，如何進行貨物運輸的。

另外，漢代各地的壁畫以及墓室的畫像石上，繪有官僚的車馬出行圖，以及描述戰場的圖案。這些圖像，雖然是司馬遷時代以後的東西，但也能夠看到當時的車馬以及船隻的往來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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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巡行與離宮

《史記》當中最有名的旅行是皇帝的巡行。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建設了皇帝專用的馳道，通向各地，又建設了連接北方邊關的高速軍用道路—直道，極大地便利了巡行各地的交通。

當時的道路，以首都咸陽城為中心，呈放射狀輻射到各地，道路兩旁還種植了樹木。根據秦代的法律（《雲夢秦簡》和《龍崗秦簡》），阻擋馳道順利通行者將被處罰。馳道，既是秦始皇巡行時使用的道路（參考215頁地圖），緊急時，也是軍隊移動的道路。

秦始皇巡行的交通狀況，可以通過出行時遭遇的事件看出部分實情。據《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前二一九）前往東方巡行時，車船並用，先去了山東的山嶽海岸，然後前往長江流域，乘船前往湘山祭祀（湖南嶽陽）途中，遭遇大風，幾乎無法渡過長江。二十九年的巡行時，乘車在三川郡陽武縣的博浪沙（今河南中牟縣附近）遭遇了狙擊。據《史記·留侯世家》的記載，張良攜力士向秦始皇乘坐的車馬投擲鐵椎行刺，誤擊中副車。秦始皇大怒，下命追查兇手，封鎖道路十天之久。

三十七年（前二一零），秦始皇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巡行天下。一行經過雲夢（湖北），乘船走長江過丹陽，準備從錢塘（今杭州）渡過錢塘江到會稽山（今紹興），由於大浪，不得不西行返回一百二十餘里，方才得以渡江。《項羽本紀》中記載了項羽偶遇出行的秦始皇車馬行列的故事，從時間上看，正是三十七年的第五次巡遊，從空間上看，當是秦始皇在會稽山祭祀了大禹後，渡過浙江（富春江）抵達吳縣時的事情。秦始皇在這次巡遊中去世，使用可調節溫度的轀涼車運送遺體。通過這些零散記載，可以看出秦始皇巡行時兼用水路陸路，車馬和舟船並用的情況。

秦始皇巡行的車馬行列，大致可以根據秦始皇園陵的出土文物作合理的推想。始皇陵西側出土有兩輛銅車馬，東側有馬廄坑的遺迹，都是基於秦始皇使用過的實物製作的陪葬品。東側守護陵墓的的兵馬俑軍陣，是以秦始皇的禁衛軍為原型製作的陪葬品。如果我們讓這些精美的車馬和精銳的軍團復活，護衛秦始皇走動起來，項羽所遭遇的秦始皇的巡遊行列，就可以想像得到，同時，我們也就能夠理解，秦始皇的巡行也是一種威懾性的軍陣遊行。

秦始皇的巡行，在華北地區的主要是用車馬，也有徒步的時候，在山東省的沿海地區以及南方的長江流域，主要是用舟船。想來，巡行用的舟船，並非是載人小舟或者運輸用的小型船，而是比較大型的船隻。近年來，考古學者在廣州發掘了建造大型船隻的秦代造船廠遺迹。

這家造船廠建造於秦帝國統一嶺南時，到了西漢文景時期，南越王趙佗稱帝後被廢棄。根據發掘報告，造船廠用的船塢有兩條平行的滑道，兩側用木頭支撐船體。船廠可建造大小不同的船隻，建造大型的船隻時，可以將兩個船塢組合在一起。專家推測，製造的船隻為內陸河川與沿海航行用的平底船。秦漢時代往來於江湖河海的船隻情況，可以從這處造船廠遺址的情況看出大概來。

那麼，皇帝巡行時住宿問題怎麼解決呢？根據《龍崗秦簡》記載，戰國楚的安陸縣（湖北雲夢縣）有禁苑（御苑），沙丘是秦始皇巡遊途中去世的地方，也有禁苑。鶴間和幸先生在《秦的始皇帝》中說，戰國時代各國修建的離宮，比如從今天的河北省秦皇島到遼寧省的多處離宮遺迹，都是秦漢皇帝們巡遊時住宿的地方。

漢武帝巡行於各地，繼續使用秦始皇時代的馳道與離宮。司馬遷跟隨漢武帝巡行各地，也使用這些設施。馳道離宮以外的交通以及住宿、飲食的一些情況，我們可以從《史記·封禪書》和《平準書》看出來。

元鼎四年（前一一三），武帝祭祀后土祠後，開始巡行郡國。根據《平準書》的記載，河東郡的太守沒有預料到皇帝巡行的到來，因為準備不足被迫自殺。武帝西去翻越隴山，同樣因為事出突然，隴西太守沒能及時給天子的隨從官們提供飲食，被迫自殺。武帝繼續北上出蕭關（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縣）前往新秦中（鄂爾多斯南），因為邊關的亭障要塞沒有得到整備，下令誅殺了北地郡的太守及其相關官員。這些零星的記載，說明武帝初期，皇帝巡行的條件尚未得到充分的整備。

不過，武帝獲得「寶鼎」，確立后土（地神）與太一（天帝）的祭祀，下令公卿們議論封禪大典之後，情況為之一變，「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這種改變，發生在元封元年（前一一零）前。

所以說，司馬遷早年，在他仕為郎中隨同武帝巡行各地時，帝國各地的旅行條件尚不周全，而在元封元年以後，各個郡縣已經將巡行沿線的交通道路和住宿設施整備完好，司馬遷作為巡行的隨行人員，在各個方面都受到了當地周全的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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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所與宿舍

《史記》中還能看到使者與官僚、官吏們的旅行。比如秦始皇駕崩時，派遣使者給公子扶蘇傳送文書。漢代，官僚們出任地方長官到各地赴任，同時還有官吏的出差、公用物資的運輸、政府文書的傳遞等，大體有以下幾種情況。

（1）軍隊的調動，包括中央為治理黃河大水而出動的部隊等

（2）中央的使者，被派遣到各地巡視。

（3）官僚們前往郡縣、王國赴任，以及被解任後的遷移。

（4）郡國上計官吏出差到中央，彙報財務政務等。同時，還有郡、國之間兵卒以及財物的來往、因公出差等郡縣內部的移動等。

那麼，這些官吏們是怎樣旅行的呢？引起我們關注的是通關時的身份證明書，以及住宿、飲食等具體問題的處置。

秦末之亂中，引發項羽與劉邦明爭暗鬥於鴻門宴的一大問題，是劉邦封鎖函谷關。漢王朝建立以後，長安東面的函谷關，依然作為重要的關口存在。大體的情況，可以從《史記·酷吏列傳》中寧成的故事中看出。

寧成是南陽郡穰縣人，出任濟南郡都尉時，藐視長官，吏治苛嚴。後升任為中尉，負責首都地區的警備治安。武帝即位後，成為京師長官之內史，後遭外戚誹謗免職入獄。服刑中逃回鄉里，發財致富，任俠橫行，威勢凌駕於太守之上。寧成其人，可謂是體現了漢代郡縣統治與鄉里社會的雙重象徵人物。

史書記載，寧成從長安越獄逃回鄉里時，曾經偽造了當時通關所需的證明「傳」。他使用偽造的「傳」所通過的邊關，應當是函谷關或者是武關。

「傳」是證明旅行者身份的文書，居延漢簡中有不少實物出土。由這些實物可以看到，因公旅行者都由上屬長官寫明出行目的，以官令下達的形式傳達給關（陸路）和津（水路）的官吏。因公旅行者，還可根據律令的規定，使用車駕和住宿設施。一般的人，首先由縣下面的鄉嗇夫開具沒有前科的證明，然後再獲取得到縣長官許可的「棨」，攜帶「棨」出行通關。

近年來，敦煌的懸泉置驛站遺址出土了漢簡兩萬三千點以上。這批漢簡，雖然只公布了其中的一部分，據悉都是從武帝期到西漢末、王莽時期、以及東漢時代的文書。這些文書記載了因公來往於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人們，如何按規定整備車馬，如何住宿於縣的傳舍、置、郵、亭，根據身份的差異提供不同的飲食。

秦漢旅行之住宿飲食的規定，見於《睡虎地秦簡》與《張家山漢簡》的《傳食律》。傳舍根據旅行者身份的差異準備穀物、調味料（醬、鹽）、菜羹等，馬匹的飼料也由傳舍配發。懸泉置還留存有宣帝元康五年（神爵元年、前六一），使者長羅侯一行人住宿於此時，傳舍準備的牛羊肉、穀物、魚、雞、調味料（豉、醬）、酒等的「費用簿」。《懸泉置漢簡》的年代雖然比司馬遷的時代稍晚一些，是邊境地區的資料，不過，從秦漢帝國統一的律令規定來推想的話，這樣的旅行情況，應當與華北、江南的旅行情況有相當的類似之處。

司馬遷的第三次旅行，也就是被派遣至西南夷的那一次，他或者是跟隨軍隊，或者是隨使團出行，都享受了因公出差的團體待遇。不過，他二十歲時的那次單獨旅行，為何能夠順利地長期在外出行？他如何通關，如何住宿，如何飲食？為了深入地理解這些問題，我們還需要做更多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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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官吏的旅行記錄——周家台秦墓《記事歷譜》

在1993年出土於湖北省荊州市周家台三十號秦墓的《歷譜》中，我們發現了秦代官員巡遊南郡各地的記錄。該墓中還出土了秦二世元年（前二〇九）的曆書以及二十八宿占、五時段占、五行占等統稱為《日書》的文書。

《歷譜》書寫於長約29.3cm-29.6cm的竹簡，文字分為六段，以十月為歲首，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前二一三）的年曆資料。

十月（小）十二月（小）二月（小）四月（小）六月（小）八月（小）

……

十一月（大）正月（大）三月（大）五月（大）七月（大）九月（大）

……

後九月大

有意思的是，這份《歷譜》的空白處記載了郡縣政府的活動、墓主的旅行狀況和出勤狀況，類似於我們今天使用的日月記事本，我們不妨稱其為《記事歷譜》。周家台秦墓《記事歷譜》的記事從十二月丙辰（二十日）郡守丞（副長官）赴任和史（郡府屬吏）之任命開始，然後的記事是正月丙寅（一日）「嘉平。視事」。嘉平，十二月。想來，當是在新任之下工作開始之記事。隨後是正月丁亥（二十二日），墓主開始因公出差於郡內各地。

他於正月二十二日，從南郡境內某地出發，二十九日住宿於竟陵縣。二月一日再次住宿於竟陵縣，三日住宿於郡治所的江陵縣。在此工作十天後，十二日從江陵出發，經過竟陵縣和某鐵官後，二月二十日到三月一日期間又工作於竟陵縣，簡文稱為「治竟陵」。

三月五日，住宿於江陵，「治後府」。據簡文的註解，墓主或許在江陵後府工作了兩周左右。三月十七日「賜」、十九日「奏上」、二十二日「後事，已」、二十三日「治竟陵」、三十日兼任「左曹」之官。隨後六月丁未（十四日）辭去「左曹」，辛亥（十八日）「就建陵」。

這些簡文內容，究竟表示了何種工作移動，這些工作移動，究竟是通過陸路還是水路，還有許多不明之處。不過，類似工作移動，我們或許能從（同樣出土於秦的南郡地區）《睡虎地秦墓竹簡》之《秦律十八種》的「置吏律」來加以推測。據「置吏律」，秦內史所管轄的縣、都官以及地方各郡，任免吏、佐和各官府屬員，須從「十二月朔日」開始，「盡三月」，也就是到三月底完成。這份周家台秦墓《記事歷譜》中， 「守丞」和「史」於十二月赴任，墓主出差在正月到三月底期間。從時間上看，與「置吏律」的規定相同。由此推想，墓主的這次出差，或許與郡縣內官吏的人事任命有關。

從墓中出土的文書來看，這位官吏不但在《記事歷譜》中寫下了出差記錄，還隨身攜帶《日書》，沿途做出行的占卜。

張家山漢簡也出土了《記事歷譜》，寫在有長約23cm（漢代的一尺）的竹簡上。年代從高帝五年（前二零二）到呂后二年（前一八六），以十月為歲首，記錄每月朔日（一日）的干支。遺憾的是，簡文只記載了高帝五年「新降為漢……」，惠帝元年「六月病免」，沒有有關旅行的內容。

山東省銀雀山二號墓出土了武帝建元七年（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歷譜》。竹簡長約69cm，簡文為十三節，寫有從十月大月到九月大月，以及閏月的後九月小月的干支。簡文中除了少數關於季節的文字以外，沒有涉及官吏行動的記錄。這份《歷譜》，正是武帝太初改歷前，也就是司馬談時代使用的顓頊歷（以十月為歲首的日曆）的實物。當時，司馬談身為太史令，他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年初制定並提交這樣的歷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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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官吏的出差—尹灣漢墓《記事歷譜》

司馬遷以後的西漢晚期，也有官吏前往郡縣出差的記錄。尹灣漢墓，於一九九三年在江蘇省連雲港市西發現，墓主師饒，是成帝期東海郡府屬吏之功曹史。陪葬品除了寫於木牘的「集簿」（郡上計用的統計冊）、郡縣官吏之各種名冊、武庫之統計冊等外，值得注意的還有寫於木牘的元延元年（前一二）和元延三年五月的歷譜，以及寫於竹簡的元延二年的《記事歷譜》。這份《記事歷譜》在預先編製成冊的元延二年「歷譜」的空白處記事，竹簡長約23cm的，原有六十二支竹簡，用繩子聯綴成冊。

這份尹灣漢墓《記事歷譜》，比前述周家台秦墓《記事歷譜》晚200年左右，比司馬遷的旅行時期也要晚100年以上。不過，除了用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之外，其形式與周家台秦墓《記事歷譜》類似。

正月大 三月大 五月大 七月大 九月大 十一月大

…… …… …… …… …… ……

二月小 四月小 六月小 八月小 十月小 十二月小

…… …… …… …… …… ……

元延二年

尹灣漢墓《記事歷譜》分兩部分編成，前半部分是大月，後半部分是小月，每月之日用干支標記，出差與工作記錄寫在當日之干支下。比如，正月辛未（九日）在東海郡的治所之郯縣工作，住宿於郡府的官舍。辛巳（十九日）起前往楚國出差，投宿於楚國境內之武原縣和彭城縣所屬的多個傳舍，直到三十日才返回郯縣。除此以外，墓主師饒還多次去楚國和琅琊郡出差，不斷往返於東海郡內。累計下來，他離開東海郡的出差共有六次。

一、楚國（正月十九日——三十日）

二、楚國（二月七日——十三日）

三、楚國（二月十五日——三月六日）

四、楚國（三月二十五日——六月三日）

五、琅琊郡（十一月二十六日——三十日？）

六、琅琊郡（十二月九日——十五日）

與這些出差記錄相應，墓中還出土了楚國國相和琅琊太守指派屬吏寫給墓主的名謁（相當於名片）。根據師饒墓的出土文物其他的出土文物（比如敦煌的懸泉置漢簡），我們可以看出如同師饒這樣的郡府官吏的工作方式，大致是在郡府上班和在外出差交替進行，其間有在家休息的日子。出差前後，住宿於府邸或者官舍，出差在外，住宿於各縣的「傳舍」和亭舍等處，從這些住宿地中，可以看到傳舍、鄉、亭、宅、郵、置、邸等不同名稱。濱口重國先生曾考證說，「傳舍」是車馬往來的總接待站，負責因公旅行的食宿，提供傳馬、傳車等，原則上是一個縣設置一家傳舍。師饒的這份日記也證實了這個說法，（懸泉置漢簡上有將「傳舍」與「郡邸」並列的記載，）是記錄漢代官吏出勤與出差的具體事例。

當時東海郡的交通線路，如果以郯縣為起點，往北是琅琊郡，往西是魯國、楚國，往南是經過下邳縣到淮水流域的線路。這條線路，相當於從淮水北上的線路。司馬遷二十歲旅行時，可能就是走這條線路地抵達齊魯之地的。

有意思的是，墓主師饒也同周家台秦墓的墓主一樣，持有多種占卜的文書。《刑德行時》，根據日和時來占卜拜謁、旅行、疾病、生子等事情的吉凶。《行道吉凶》，則是直接卜算旅行的吉凶。有些不可思議的是，將這些占卜書與《記事歷譜》對比的話，可以看出墓主們並不一定在吉日出發。想來，他們並沒有把占卜的結果作為一種絕對的決定，如果卜算出的結果是凶的話，他們有可能就換種占卜法，直至求到吉為止。也許，這就是多種占卜書同時存在的原因。如果確是這樣的話，說明漢代人在旅行時，賢明地使用占卜的方法以適應現實的需要。

7

一般民眾的旅行

《史記》當中還能看到一般民眾的出行，分為因公和因私。

比較常見的因公出行，是起因於戰爭的軍事行動。農民被徵發作為兵士從軍，隨同軍隊通過交通路線前往各地。漢代初期，沿用秦國的制度，徵兵年齡為十七歲，根據爵位等級而有種種差異。到了景帝與武帝時期，徵兵的年齡為二十歲，昭帝始元六年（前八一年），改為二十三歲。不過，因為史料的限制，漢代的徵兵究竟如何進行，如何編製軍隊，至今仍然不很清楚。史書中不時見到的，是被派遣至邊境的戍卒。

秦末，陳涉等人作為戍卒前往邊境服兵役，因為不能按時抵達，擔心受到懲罰而蜂起叛亂。他們的叛亂，雖說是非法的，但從移動出行的角度來看，也是一場普通民眾的遠距離移動。秦代，為修建直道、馳道，營造阿房宮、驪山陵，大量使用人力。這些人力，從帝國各地徵用，都是長短距離不同的出行移動。具體的事例，就是亭長任上的劉邦，從故鄉沛縣千里迢迢來到咸陽，服役修建驪山陵。還有一些是強制性的移居，比如秦國將被攻滅的他國居民移居他鄉，流放罪人等。後者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得到呂不韋推舉的嫪毒，發動政變失敗，連坐者數千家人被流放到蜀郡。

秦代的這些情況，特別是徵兵從軍、戍卒之邊、兵役徭役等涉及制度的事情，在漢代也能見到，因為漢代繼承了秦代的各種制度。當然，這些並非因私的出行，由政府安排，按照規定支付必要的物資，提供出行的便利。

在《漢書》武帝紀中，記載了因黃河泛濫而出現的流民移動，以及前往邊境的移民等事情。武帝元狩四年（前一一九），關東地區出現七十餘萬流民，大部份被遷往鄂爾多斯方向，移民至隴西、北地、西河、上郡，一部分被遷往江南方向，被移民到會稽郡。這些移民的衣食由政府提供，不足部分另設專款額外徵收。元鼎二年（前一一五）夏季，洪水泛濫，關東地區人民流離失所，數千人餓死。武帝九月下詔說，洪水泛濫江南，如今嚴冬將至，命令調集巴蜀的穀物運至江陵，派遣博士作為使者前往賑災救民。元封四年（前一零七），關東流民達二百萬人，武帝下令將其中沒有戶籍的四十萬人口遷移至邊境。可以想見，這些因為災荒而出現的大量流民，都是大規模的民眾移動，這些民眾移動，並不是自由的旅行，都受到通關以及戶籍的嚴格限制。

因私旅行，有商人們的商業活動以及各種交易、運輸的往來。戰國時代，呂不韋這樣的國際大商人來往於諸國，地方的商人們也在各城市之間進進出出。戰國末年，劉邦曾經多次從家鄉楚國的沛縣到魏國的外黃，去拜望遊俠張耳，是史書中難得一見的個人旅行。此外，秦漢時代還有種種不同原因的亡命者、避仇的逃亡者。我們所熟知的項梁與項羽，就是為避仇而離開家鄉下相，前往遙遠的會稽郡避難的。

從漢代的事例來看，還有個人寄食於王國以及官吏宿舍的情況。比如司馬相如，景帝時期任職於長安，與偶然來朝的梁孝王的遊說之士們相識，隨之到梁國成為梁王的門客。當時梁國的諸生、游士當中，有來自齊國、淮陽國、吳國的士人。梁王去世後，司馬相如返回蜀都成都，寄食於臨邛縣令屬下的「都亭」，在此與卓文君相識。

總的來說，古代的旅行與我們現在的旅行差異極大。古代的旅行，大多與國家以及地方的行政運營相關，如同上述的皇帝、官僚、官吏、軍隊、戍卒、徭役、移民、流刑等，都可以看作是因公旅行。民眾的私下旅行非常罕見，常見的是少數與商業相關的移動，受到通關與戶籍等相當多的限制。至於逃亡和流民等，那就談不上是出於自願的旅行了。

大體說來，漢代的民眾，只能在居住地做有限的地域移動，要想前往遠方作長期旅行，可以說是非常困難的。

8

司馬遷的旅行

那麼，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司馬遷的旅行又是怎樣的呢，他的多次旅行，可以歸屬於哪些類型呢？

首先，是多次隨行武帝巡行。毫無疑問，伴隨皇帝的旅行，作為同行官吏的司馬遷，享受的是官方接待皇帝一行的相關待遇。

其次，是作為使者前往西南夷的第三次旅行。此行的待遇，或者是隨同軍隊的，或者是作為官吏因公旅行所當享有的。

剩下就是二十歲的那次旅行了。這次長時間的旅行，並不是隨行皇帝或者因公出差。那麼，我們自然會問道，司馬遷是如何解決車馬、船隻等交通手段以及通關手續、住宿、餐飲等問題的呢？

有一種說法認為，司馬遷的這次旅行，是隨同博士等官員出行的。據《漢書·武帝紀》：

元狩六年六月，派遣博士褚大等六人分別前往天下循行，慰問鰥寡殘疾。

元鼎二年九月，派遣博士中等人分別循行江南，報告吏民救濟災民難民的情況。

由上述記載，我們可以了解到，武帝元狩六年開始派遣博士巡行各地。如果司馬遷的生年是前一三五年的話，他此時十九歲，不排除作為使者隨行的可能性。但是，這些使者的派遣方式，是把數名博士分別派送到不同的地方，如果司馬遷跟隨其中一位博士前往的話，如同他二十歲的那次大旅行一樣，能夠從長江流域走到黃河流域，可以說是不可能的。此外，司馬遷在二十歲的旅行時，曾經在齊魯學習儀禮。如果他是跟隨博士前往，他將脫離使者，放棄任務長時間停留一地學習，怕也是解釋不通的。

另外，也有這樣的意見，說他二十歲的旅行是自由自在的青春漫遊，或者是自費旅行。問題是，當時即便是因私旅行，也是需要攜帶通行證的「傳」（或者棨）。此外，還有服兵役的事情。武帝時期，男子在二十歲時須要服兵役和徭役，二十歲的司馬遷很難在這個時候作長時間的自由旅行。

一般而言，在秦漢時代的中國，如果沒有特別的情況，個人長時間大範圍的旅行，幾乎是不可能的。個人旅行的廣泛展開，是在唐宋時期以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