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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武士》和日本歷史的關係

文 | 瓊·梅林


很多時代劇都將情節設置在德川時期(1603—1868),這是一段相對和平的歲月,一個將軍統治全國。然而,黑澤明卻將《七武士》的故事設定在戰國時代。


1467年,應仁之亂(Onin War)開始,戰爭雙方細川家族和山名家族積怨已久,將軍也無法調停,戰國時代由此拉開序幕。這場戰爭一直持續到1568年織田信長進入京都,它標誌著日本開始重新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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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武士》(1954)


戰國時代意味著群雄逐鹿,國家動蕩,永無寧日。「戰國時代」這個詞來自中國歷史,這是一段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的混亂時期,諸侯之間打得你死我活,戰火從未熄滅。黑澤明將他的故事設置在這樣一個動蕩和變革的時代,至於此後到來的統一的國家和完整的社會,黑澤明將它們作為問題懸置起來。

為了土地和權力,氏族和氏族、大名和大名打得不可開交。國家被分割成多個自治的區域,每個地區由一個戰國大名或者軍事家族統治。一個大名可能會雇幾千個武士,所謂的武士就是有著世襲的貴族身份的職業士兵,他們從屬於一個氏族或者大名,這保證了他們的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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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武士》的片頭,有這樣一段概述:「戰國時代是一個內戰的時期,國家沒有法律,農民對土匪山賊的肆意掠奪束手無策。」黑澤明加入了一段歷史的參照:「16世紀,法國進行聖巴多羅繆大屠殺(S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的那個時期,日本正處在內戰的災難中,全國各地的農民正在土匪山賊的鐵蹄下飽受蹂躪。」


黑澤明將日本的戰國時代同16世紀的法國宗教戰爭進行對照,這個對照是恰當的。隨著新教運動逐步危及王權,國家的統一岌岌可危,因此,統治者殺害了胡格諾教(法國的加爾文主義新教徒)的軍事領袖海軍上將科里尼(Admiral de Coligny)。

在聖巴多羅繆當天,三千多名胡格諾教教徒遭到屠殺。之後的三天里,又有兩萬多名教徒在屠殺中喪命。持續了三十多年的宗教戰爭破壞了殘暴的封建統治。新教文化極大地挑戰了專制的封建統治,對個人自由的追求也因此日益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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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本的情況相似,法國在經歷了七次宗教戰爭之後,直到16世紀末,國家的管理體系才建立起來。宗教戰爭時期的法國,沒有統一的信仰作為紐帶(一種信仰、一部法律、一個國王),統一的社會秩序得不到保證;戰國時代的日本,天皇和將軍的中央集權統治讓位於各路諸侯的藩鎮割據,統一的國家的概念被懸置起來。在這個時代,幾大家族此盛彼衰,各領風騷。


《七武士》一開始就凸顯了國家政權的缺失。第一場戲中,村民茂助建議大家到官府那裡去狀告山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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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用!」大家反駁他,「治安官只會等山賊走了才來!」16世紀的日本,沒有一個有效的中央政權,沒有一個可靠的國家統治體系。政府官員根本不負責任。一個女人絕望地說:「我們把一切都交給山賊,然後上吊吧。這樣治安官或許才會有所動作。」在一個社會動蕩的時代,人民的疾苦根本無處去訴,此時,民間執法者成為唯一的選擇。


當一個大名最終戰敗,敵人就會燒毀他的城池,沒收他的土地。他的武士也將流落鄉野,不得不自謀生路。其中一些人會找到新的主人;像織田信長那樣的諸侯就雇著幾萬名武士。

他入侵朝鮮時,軍隊有20萬之眾。有些武士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他們不得不到處流浪,自力更生。進入某一支軍隊,或者獨自飄零,就這兩種命運。織田信長的很多敵人失敗以後,他們的武士都淪為了浪人。他們中最糟的就成為《七武士》中的那伙山賊,靠掠奪最弱勢的群體維持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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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個世紀的內戰中,封建統治日趨分散,與此同時,正如黑澤明指出的,商人階級取代武士成為社會精英。黑澤明在《用心棒》中延續著《七武士》的主題,也進一步深化了這一想法。


正如喬治·桑瑟姆(George Sansom)在《日本史,1334—1615》(A History of Japan,1334—1615)中指出的,另一個適用於戰國時代的辭彙是「下克上」(gekokujo),它的意思是「下級壓制上級」。


這種風氣可以追溯到前一個世紀,它生動地形容了這個時代的狀況:「不滿意的武士」淹沒了整個國家,他們「為自己的付出謀求回報」。這種狀況充分反應了當時「搖搖欲墜的社會秩序」。天皇和將軍的權力被分散到各路諸侯手中,這些諸侯和他們的家僕更加肆無忌憚地助長這種風氣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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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澤明指出,這個時代帶來的意想不到的好處並不比它製造的悲劇少。社會的動蕩迫使武士們改變了他們的信念,從為主人盡忠變成為農民工作。在村民進城招募武士的那個絕妙段落中,就出現了不少的武士。從整個社會來說,這是一件荒謬的事。


對於勘兵衛的邀請,一個武士答道:「為誰打仗?哪個家族?」這是很正常的問題。「我的抱負比這個大些。」這個驕傲的——或許也是迂腐的——武士宣稱。村民們絕望了。「有實力的我們控制不了,」與平說,「那些願意的又太弱了。」勘兵衛也承認:「找到七個可靠的武士,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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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澤明極為精鍊地把握了歷史,這使他可以將整個16世紀進行戲劇化處理,從諸侯間的戰爭到1590年豐臣秀吉的法令,後者凍結了社會結構,禁止階級之間的流動和身份的改變。武士不可以另擇明主,也不可以居住在鄉間;農民不可以進行商業和貿易活動。


《七武士》中的所有人物都生活在這段歷史時期。他們既是不同的個人,同時也是某個階級的成員。雖然暴力和動蕩可能預示著社會變革,但日本確實正在走向德川時期的官僚和死板,此時,每個階級都被強加了一系列行為規範。


向更高的階級流動,或者超越自身的階級,都是不可能的。雖然菊千代的行為確實像一個武士,但歷史的確定性決定他沒有在決戰中倖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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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武士》的世界是一個戰爭不斷的世界。沒有一個強大的將軍統治國家,各大家族的勢力此消彼長,在這種情況下,封地上每個保衛城池和土地的武士都成為一個政治單位。然而,動蕩中的農民卻始終在爭取機會,建立自給自足的社會;在內戰的幾十年里,他們不得不自己保衛自己。


反諷的是,這同時也是一個農民發展壯大的時代。農民不需要彙報他的土地的實際面積,也沒有一個全國性的監督體制,因此,偷稅漏稅在所難免。到了16世紀末,在織田信長的重臣豐臣秀吉的統治時期,才開始持續地徵收土地稅,然後農民就奮起反抗了。


1584年,豐臣秀吉威脅農民,如果哪個村子發生偷稅漏稅現象,就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處死。他也對到處漂泊、難以控制的浪人採取了措施,1591年之後,他禁止浪人進入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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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家康曾經是信長和秀吉的盟友,他的勢力在16世紀末進一步加強。德川家康時期,日本有幾萬名憤憤不平的浪人,關原之戰(Battle of Sekigahara,1600)中,戰場上共有23萬人在作戰,他們的努力在這次戰役中結束。


這是德川家與豐臣家一決生死的關鍵之戰,最終,豐臣秀吉的繼任者、他的兒子秀賴敗下陣來,為豐臣家效命的浪人有10萬之眾。


最終的勝利屬於老武士德川家康,此前,他一直苦心經營,等待時機,這一戰,他終於一舉摧毀了秀賴的勢力。德川時期,連年的內戰終於結束,很多武士也因而變成了教師或醫生,德川家內部的情況也反映了這一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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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菊千代在影片上半部分結束時揭示出的,《七武士》中的村民謀殺了路過的垂死的武士,脫掉了他們的盔甲,把他們的食物和酒儲藏起來,這就是村民們的生存之道。


菊千代發現了村民萬造收藏的武士的盔甲和長矛,他相信其餘的幾個武士會為他的發現感到高興,因為這能夠幫助他們對付那些裝備精良的山賊。然而,事實上,另外的六個人卻十分驚駭。「我真想把這個村子裡的人全部殺光!」一貫寬厚的平八憤怒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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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千代不明所以,但是勘兵衛給出了解釋:「一個從未被追殺過的人是永遠不會明白的。」在此,黑澤明揭示了即將到來的農民階級和武士階級之間更嚴重的對立。


信長的繼任者秀吉禁止武士之外的任何人擁有武器;黑澤明讓村民小心地藏起他們劫持的盔甲和兵器。法律禁止農民擁有劍、短刀、弓、長矛、槍和其他幾種武器。1588年,秀吉下令讓農民上交他們的武器——他知道他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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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千代哭著說,農民「吝嗇、狡猾、愛哭、卑鄙、愚蠢而又兇殘」。他發現了他們藏匿的武器。他曾經從地里挖出米、鹽、豆子和酒!他深知農民是多麼道貌岸然,裝得像個聖人,其實一肚子謊話。「但是,是誰把他們變成這樣的?是你們!是你們這些武士!」連年的殘酷戰爭之後,武士即使殺害女人和孩子也算不上什麼了,不會因此受到懲罰。


「你們燒毀他們的村子!毀壞他們的田地!偷走他們的食物!把他們抓去作苦力!搶走他們的女人!如果他們反抗,你們就殺了他們!一個農民應該怎麼做?」


這個鏡頭中,五個武士都作為背景出現,只有勝四郎不在其中,他還太年輕,沒有參與過這樣的暴行。菊千代離開眾人,和利吉一起睡在馬棚里,此後他就一直睡在這裡。「我不喜歡他們這些人!」他這樣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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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七武士》首先是一部歷史電影,特別是一部關於武士的電影。勘兵衛從村子的一頭走到另一頭(西、南、東、北),在此,導演運用了蒙太奇的剪接方法,表現出他是一個出色的指揮者。他知道「守比攻更難」。


根據歷史記載,16世紀是日本戰爭形式不斷發生變化的年代。最初是武士之間的短兵相接,然後出現了手持長矛的步兵,他們面向敵軍排成隊列。這樣,到了16世紀,武士成為了軍隊中的長官,他們指揮那些被稱作「足輕」(ashigaru)的步兵。這時,就連農民也被招募入伍,上了戰場。


勘兵衛組織隊伍的方式顯現了一種民主化。農民是步兵,因為山賊搶走了所有的馬匹,所以武士也只能步戰。這支隊伍正在創造新的形式,所有新的形式都和武士的沒落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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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舊的形式也依然存在。武士正在退出歷史的舞台,他們的作戰方式也一樣。然而,這些人雖然已經失去昔日的光環,卻仍然代表著傳統的武士技藝。久藏「唯一的興趣就是使自己的劍術日趨完美」,他屬於老派的武士。


但是,歷史、社會變革以及身份的失落導致他被雇去保衛山村。即使他比其他人都更充分地體現了武士的理想,他也被迫成為一個浪人。


武士必修的技藝之一是箭術。在影片中,黑澤明讚美了兩位箭術家。兩名老派武士勘兵衛和片山五郎兵衛都曾經彎弓搭箭,並且都箭無虛發。因為山賊也是浪人,所以他們的箭術也很純熟。與此同時,影片中也出現了槍和火藥,沒有什麼比這個更有力地表現了武士的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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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紀中期,日本人正在工廠中製造火槍。荷蘭人和葡萄牙人已經將這門新技術帶到了日本。更為複雜的火槍也在日本出現了。火槍預示著日本的西化,黑澤明讓這種新武器只是拿在山賊手中,這表達了他心中的蔑視。


武士們雖然奪取了三支火槍中的兩支,但是他們卻始終沒有使用這兩支槍。戰死的四名武士——平八、五郎兵衛、久藏和菊千代,都是死於火槍之下。作為武士階級的典範——其中也包括菊千代,他們是不可能被自己擅長的技藝擊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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