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智伯之亡」看人才選拔的標準

司馬光按照才德之有無、相勝的關係，將人分為四等：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以現代觀點來看，司馬光將複雜的人性作了過於簡單化、標籤化的處理，評價人物顯然不可落入非君子即小人的窠臼。但司馬光對德的強調並不為過，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司馬光

春秋末期，晉國國勢轉衰，韓、趙、魏、范、中行、智等六卿掌控軍政大權。公元前497年，智、韓、趙、魏四家結盟，消滅了范氏和中行氏。當時，智氏實力強於韓、趙、魏，最終反被三家打敗。按司馬光的觀點，智氏之亡，肇端於智瑤（即智伯）被立為繼承人。

《資治通鑒》記載，智宣子將立其子智瑤為繼承人，族人智果極力勸阻，認為智瑤雖有五方面的賢能，卻行之不仁，並斷言「如果立智瑤為後，則智氏一族必遭滅亡」。智宣子不聽其言，仍固執己見，為後來智氏敗亡埋下禍根。

緊接著，又選取趙氏立後之事作為對照。趙簡子（即趙鞅）有二子，長子名伯魯，幼子名無恤。趙簡子不知該立誰為後，於是分別授予兩人書有訓誡之辭的竹簡，以為測試。3年後，趙簡子問兩人是否還記得竹簡的內容，伯魯早已忘得精光，連竹簡也找不到了，而無恤則將訓誡之辭熟記於心，脫口而出。趙簡子問及竹簡何在時，無恤當即從袖中取出進上。趙氏二子孰賢，判若分明，於是趙簡子立無恤為繼承人（即趙襄子）。智、趙兩家在選立繼承人的問題上一暗一明，影響了兩家乃至晉國的歷史命運。

智伯

智宣子去世後，智伯掌控晉國朝政。一次，智伯在與韓康子、魏桓子的宴會中戲弄韓康子，並侮辱其相段規。家臣智國勸其切勿與人為惡，以免招致禍患，智伯不聽其言。此後，智伯向韓康子索取土地。段規認為智伯好利又剛愎自用，建議韓康子順從其要求，一方面以求自保，另一方面促使智伯貪婪之心膨脹，變亂必生。

果不其然，智伯在得到韓康子的土地後，又無故向魏桓子索地。魏桓子之相任章也主張滿足其要求，並認為智伯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恐懼不已，正是助長智伯驕橫輕敵之氣、聯合諸大夫的大好時機。智伯並不知道自己正引火燒身，又向趙襄子索地。趙襄子不允，智伯一怒之下聯合韓、魏兩家攻趙，趙襄子只得暫避晉陽。

晉陽是趙簡子在世時一招未雨綢繆的妙棋。他曾派人駐守此地以為保障，並告誡趙襄子：有難之時，勿嫌晉陽路遠，一定要來此地。趙襄子逃到晉陽後，智伯率領的大軍隨之而來，將晉陽城團團圍住，並引水灌城。智、韓、魏聯軍勝券在握之際，智伯身邊的謀士卻注意到韓康子、魏桓子面無喜色，預言韓、魏必反，因為趙若亡，韓、魏必不保。智伯聽後，將原話轉告二人；二人拒不承認，智伯竟然信以為真，不去深究。

此時，趙襄子暗中派人與韓、魏談判，曉之以唇亡齒寒之理，最終三方結盟。趙襄子使人決河堤，水淹智伯軍，韓、魏于軍中策應，與趙軍夾擊，致智伯大敗被殺。

在對此事發表的史論中，司馬光從才德關係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智伯之亡，即是「才勝德」。追根溯源，在於智宣子選立繼承人時沒有處理好才與德的關係。在才德關係上，司馬光一向以德為重。早在宋仁宗慶曆五年，司馬光便寫過一篇《才德論》，提出「為國家者，進取莫若才，守成莫若德」。雖然才、德各有其用，但德是手掌、才為手指，「掌亡則指不可以用矣」。

至《資治通鑒》論智伯之亡，司馬光對才、德的定義及其相互關係有了進一步認識。他說：「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才、德不再是各有其用，而是以德統才，才與德的關係已是高下分明。司馬光還按照才德之有無、相勝的關係，將人分為四等：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

以現代觀點來看，司馬光將複雜的人性作了過於簡單化、標籤化的處理，評價人物顯然不可落入非君子即小人的窠臼。但司馬光對德的強調並不為過，至今仍有現實意義。理想的情況當然是選拔德才兼備之人，但很多情況下，當管理者不得不面對選擇時，就需要考察主事者是否具備敬德愛才的特質和智慧，避免「蔽於才而遺於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