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所發現抑鬱癥狀在普通人群中也存在性別差異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男性抑鬱均值（紅色）、女性抑鬱均值（藍色）以及抑鬱性別差異（黑色）的散點圖。

抑鬱症存在比較明顯的性別差異，臨床觀察表明就診的女性的數量是男性的兩倍。這個數據也獲得大規模流行病學調查和社區調查的支持。導致這種性別差異的原因尚不清楚，目前比較流行的觀點主要有兩種。社會性別角色理論（social gender role theory）強調，長久以來女性在許多文化中處於不利地位，更可能體驗到來自家庭和工作的慢性壓力。這些壓力使得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到生活失控，因此誘發出比男性更高的抑鬱發病率。另外一些持生物學易感理論（biological susceptibility theory）觀點的研究者則注意到，女性的抑鬱常常和生殖周期的事件（比如孕期、產後、更年期）聯繫在一起，因此認為女性荷爾蒙可能與抑鬱的性別差異有關。

並不是只有罹患抑鬱症的患者才知道什麼是抑鬱，事實上一些抑鬱的癥狀幾乎所有人都體驗過，例如心情低落、對自己不滿意，或者找不到生活的意義。換句話說抑鬱並非是以一種有或無（病或非病）的形式存在，而是以一種連續體的形式存在。但是只有當癥狀比較多，影響時間比較長，而且對個人生活造成實質性影響的時候，個體才可能被診斷成抑鬱症。因此，普通人群中極有可能也存在抑鬱癥狀的性別差異。此外，通過將普通人群的年齡進行分組，還有可能探討到底是社會性別角色理論還是生物學易感理論更能夠解釋這種可能的性別差異。兩種理論都預測年齡會對抑鬱癥狀的性別差異起到調節作用。老年組中女性荷爾蒙不再活躍，生物學易感理論會預測老年組中抑鬱的性別差異要麼減少要麼消失。此外，由於個體社會化是一個漸進積累的過程，因此社會性別角色理論預測年輕組中抑鬱癥狀的性別差異要小於年長組。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重點實驗室神經心理學和應用神經科學實驗室副研究員王葵、研究員陳楚僑與其合作者通過元分析的方法，搜集了既往使用21題項的貝克抑鬱量表（最高可能分數為63分）發表在國際期刊上的文章，通過分析最後入組的84篇文章，發現總體而言女性在量表上的抑鬱癥狀總分要比男性高1.159分（效應值d=-0.187）。這種抑鬱癥狀總分的性別差異不受論文發表地、社會經濟地位、發表年限和貝克抑鬱量表的版本的影響。而且和抑鬱症患者中的情況類似，這種性別差異在青少年組中就出現了，且在大於55歲的老年組中沒有發現任何性別差異減少的趨勢。如果進一步把被試分成年輕組（青少年和成年早期）和年長組（成年中期和老年期），研究者發現年長組中抑鬱癥狀性別差異的效應值要比年輕組中顯著大。因此，這項研究的結果和社會性別角色理論的預測比較吻合。

該研究還考察了這種抑鬱癥狀的性別差異是否受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研究者使用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capita）和基尼係數（Gini index）作為地區社會經濟因素的兩個指標，發現地區社會經濟水平並不能調節這種差異（圖一中的Cohen』s D）。此外，之前有研究發現，個體水平上社會經濟地位和抑鬱癥狀呈負相關。心理所牽頭的這項研究還考察了社會經濟因素與抑鬱癥狀嚴重程度之間的關係是否也存在於群體水平上。結果發現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越高，則該地區的研究彙報出的抑鬱癥狀均值越低（女性：r＝-0.428；男性：r＝-0.414）；地區基尼係數越高，則該地區的研究彙報出的抑鬱癥狀均值越高（女性：r＝0.336；男性：r＝0.356）。因此，社會經濟因素在群體水平上依然會對抑鬱癥狀的程度發揮影響。

該研究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中科院心理健康重點實驗室／中國科學院／國家外國專家局創新團隊國際合作夥伴計劃等項目資助。

文章已於發表於Frontiers in psychology 期刊:

Wang, K*., Lu, H., Cheung, E. F. C., Neumann, D. L., Shum, D. H. K., Chan, R. C. K*. (2016)「Female Preponderance」 of Depression in Non-clinical Populations: A Meta-Analytic Study.Frontier in Psychology, 7: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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