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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道的李安太太

轉自 24樓影院




美國《時代》周刊說,李安榮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藝術與娛樂人士」,當之無愧;張藝謀說,在東西方世界裡遊刃有餘地行走的導演,恐怕華語影壇里只有李安一人。



可大家都知道,李安曾有過非常低谷的六年,畢業即失業,沒電影拍、沒正經的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和發獃。按他自己的話說,「畢業快六年,一事無成,剛開始還能談理想,三四年後,人往四十歲走,依舊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說什麼理想,於是開始有些自閉。」




許多人都很好奇他是怎麼熬過這段時期的?以及他太太是個怎樣的賢內助?我們來聽聽李安自己是怎麼說的吧,文章有點長,但有很多溫馨有趣的小細節。





1985年2月,我把所有東西打包成八個紙箱,準備回台發展。就在行李被運往港口的前一晚,我的畢業作《分界線》在紐約大學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與最佳導演兩個獎,當晚美國三大經紀公司之一的威廉.莫里斯的經紀人當場要與我簽約,說我在美國極有發展,要我留下來試試。





畢業典禮,我翹了,而且還有三位美嬌娃陪伴:右起羅曼菲,劉靜敏及平珩。這裡是劉靜敏住所的頂樓。



當時太太惠嘉還在伊利諾伊念博士,帶著一歲不到的阿貓(李涵),學位還差半年就拿到。




我想:孩子還小,太太學位還沒拿到,也好,在美國再待一陣子陪陪他們,也試試運氣。經紀人當時極力捧我:「你將來在美國沒問題的,若有人認為你是中國人有問題,那是他們的問題。」捧到我沒有抵抗力,覺得好像是真的,當然後來成真,但當時誰曉得。




1986年1月惠嘉畢業,我們一家三口自此定居紐約。



1986年1月,惠嘉畢業後找到工作,從伊利諾伊搬來紐約郊區同住,剛開始的半年,她真的很難過,都不想活了。不過後來她好像也想開了,家裡只要過得去就好。




同一年我與喬爾.羅斯合寫了個劇本《不是迷信》,也開始到好萊塢去試試,兩個禮拜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他們都是看了我的《分界線》,然後一直吹捧,令我覺得充滿了希望。有人建議劇本的某部分得加以修改,兩個月後再去,又要再改,就這樣來來回回,都沒有付費。
在美國攻讀電影的人都嘗過寫英文劇本的苦頭,那幾年,我主要做的就是發展劇本的工作:自己寫的,找美國編劇潤飾、合作的劇本就有好幾個;別人的劇本,請我以導演身份改寫的,也有幾個; 自己的構想,找美國作家寫的,也有幾個。



這些劇本的初稿,若有人喜歡,就叫你改寫,三番五次地修稿,這樣一兩年耗下去,不是無疾而終,就是繼續發展,預算從美金六十萬到七百萬不等,這是美國所謂的企劃煉獄。據說平均一個本子從初稿到開拍要纏鬥五年,那還是指千萬分之一順利拍成的劇本。




那時期每隔一陣子,就有人說,看到我的學生片,很棒,我們來談談怎麼合作吧!因為經紀人會把學生片拷貝一大堆,送到各公司去推銷。




就這樣,一個計劃不成,另一個計劃又來了,總有幾個在進行, 所以老不死心,人像是懸在半空中。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絕望,計劃全部死光,銳氣磨盡,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要不要回台灣?老是舉棋不定,台灣電影那時也不景氣。




1980年初,台灣新電影崛起,但後來受到商業考驗,開始消沉。這段期間我跟「中影」.. .. 洽談過,企劃小野、吳念真雖然好意熱心,但講話都很低調:「沒什麼希望!」當時真是一籌莫展。有時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點吃不下來,就會帶我出去吃個飯,那時我們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老大阿貓就說:「我們去吃老公公炸雞。」





抱著年幼的大兒子阿貓,初為人父的我,還在埋頭寫劇本、找出路。




平常我在家負責煮飯、接送小孩,分擔家事,惠嘉也不太干涉我,我們經濟不夠寬裕,所以我也不太願意進城。




我天天待在家裡很無聊,有時間就看報紙練練英文,也沒什麼進步。我這個人是有片拍就來勁,沒片拍就沒勁,所以惠嘉說過:「他不拍片像個死人,我不需要一個死人丈夫!」如果有案子做,我就會很高興,到城裡找人寫劇本,自己做研究,很來勁。如果我看起來很忙,她就不來管我;如果看我從早到晚呆坐在那兒,她就會問: 「你到底在幹嗎?無聊的話找個事做,不一定要是賺錢的事。」




就這樣耗了六年,心碎無數,卻一直懷著希望,久久過一陣子, 你會看見某位同學時來運轉,當然大多數都是虛度青春、自怨自艾地過日子。




這麼多年看下來,我覺得電影這一行真是形勢比人強。我那時發現,身邊當上導演、又做出點成績來的,都是持續寫劇本的人,而不是打工的人。許多人一出校門就有工作,如劇務、剪接或製作, 到後來就繼續那份工作,很難再往導演方面發展。




我曾在紐約街頭碰到一個NYU(紐約大學)的學弟,比我晚幾屆,當年他也因學生片紅極一時,人又高又帥、口才又好,片子藝術性強, 比我的《分界線》受注目。但他至今仍無機會拍片,最多執導HBO的片子,不過他還在埋頭筆耕創造新的契機。




NYU畢業的校友,在我之前那幾屆最傑出的就是斯派克.李,他也不是上班族,而是持續寫作及申請基金會的補助。那時拍電影的老中很多也走這條路,但我對這個沒興趣,因為拿補助拍的都是社會片、實驗片,和我的路數不合,加上我又沒入美國籍,不是市民。申請基金補助好像還得靠行,混入圈內大家輪流當評審,相互給補助。我資格不夠,又不會弄,所以沒朝這方面發展。




當年我就很怕自己像台語歌《燒肉粽》歌詞里所唱的:「自悲自嘆歹命人,父母本來真疼惜,讓我讀過幾年書,畢業之後頭路無,暫時來賣燒肉粽……」自怨自艾,久而久之竟不知不覺地就叫賣了一輩子的「來呷燒肉粽」。所以我就賴在家中,不肯去做賺錢的工作。我若是有日本丈夫志節的話,早該切腹了。




畢業快六年,一事無成,剛開始還能談理想,三四年後,人往四十歲走,依舊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說什麼理想,於是開始有些自閉。




這期間,我偶爾去幫人家拍片,看看器材,幫剪接師做點事, 當劇務等等,但都不靈光。還有一次到紐約東村一棟大空屋去幫人守夜看器材,好恐怖,真怕會遇上宵小或搶匪闖入搶劫。為了身份,還曾干過兩天的劇務打雜,做得很笨拙,大家一看我去擋圍觀的人就覺得好笑,有個非裔女人見我來擋就凶我:「敢擋?我找人揍你!」我連忙走開,鬧了很多笑話。後來我只好去做些出苦力的事,拿沙袋、扛東西,其他機靈的事由別人去做。




我真的只會當導演,做其他事都不靈光。





谷底翻紅






戴上墨鏡扮痞子的紐約大學時期(左);看,李大俠終於修成正果,拿到紐約大學的畢業證書了(右)




1990年暑假,老二石頭(李淳)出生時是我最消沉的時候, 丈母娘與岳父來美幫忙,一下飛機,惠嘉就叮囑他們千萬別提拍片的事,怕我會受不了。我每天做好菜飯給他們吃,他們就直說: 「好吃,好吃。」我就是為了封他們的嘴。有一天,丈母娘忍不住很正經地提議:「李安,你這麼會燒菜,我來投資給你開館子好不好?」我說:「開餐館跟家裡燒飯不一樣。」飯後,我躲到房裡給台灣《中國時報》寫影評與報道,當時在美洲《時報周刊》工作的好友馮光遠邀我寫稿並提供資料,等於是接濟我。寫了兩個月, 差點要瘋掉,只得停筆。




當時我有個想法:「要不然就是老天爺在開我玩笑,我就是來傳宗接代的,說不定我的兒子是個天才,或者機運未到,就連叫花子都還有三年好運!每個人都有他的時運,份大份小,要是時機來了,我抓不到的話,這輩子就很窩囊。」當時老覺得自己像是京劇中潦倒時困在小客棧里被迫賣馬的秦瓊,有志不得伸,「店東主帶過了黃驃馬,不由得秦叔寶兩淚如麻,提起了此馬來頭大……」 就這樣一路熬著苦等時機,當機會快來時,我已經瀕臨谷底,快要不行了。




就在計劃全部泡湯的幾個月後,《推手》、《喜宴》的劇本在台灣得獎了,整個運勢從谷底翻揚上來。




當時我真不敢相信,因為過去六年都是走霉運。1988年,有一次再三個月我就要開始前期作業的新片《霓虹》,我當導演,請了一個編劇改寫劇本,男主角是文森特.多諾弗里奧與迪倫.麥克德莫特, 還選了朱莉婭.羅伯茨演女配角。當時請她來面談,她才十九歲。我們在2001年奧斯卡典禮前的洛杉磯影評人獎頒獎典禮上碰面,我問她還記不記得那件事,她說:「當然記得啊!」在《霓虹》里,她要演個落跑小妓女。就快要拍了,結果發行公司跟製片公司談不攏而作罷,那時候凈碰到這種事。




所以「中影」的事情一來,又是華語片老頭子的戲,我也不想拍。因為《推手》的劇本是為了拿獎金,原本不是為了拍片而寫的,《喜宴》卻是,但我對《喜宴》已經不抱希望。因為當時在海內外都籌不到資金,這個題材對那時的台灣來說比較敏感,對海外來說又太中國。就因為錢沒有著落,《喜宴》被卡在那兒動彈不得。當時絕大部分的台灣電影只限於本地市場,海外市場及資金根本沒個影兒,台灣電影在海外的上映渠道除了中國城的戲院,就是「新聞局」印製十六毫米拷貝「宣慰」海外華人。不像現在,華語片能賣世界版權,就算本地不拍,海外也能籌集到資金。




許多人好奇我怎麼熬過那一段心情鬱悶時期。當年我沒辦法跟命運抗衡,但我死皮賴臉地待在電影圈,繼續從事這一行,當時機來了,就迎上前去,如此而已。






太太的支持









惠嘉對我最大的支持,就是她自己獨立生活。她沒有要求我一定要出去上班。當然她賺的還不夠用,因為研究員只是微薄的基本薪水,有時雙方家裡也會變相接濟一下。我一直不想讓父母操心,我們家從來不談錢的,但爸媽也會寄錢來給我們救急。




我拍片後,許多人都很好奇我太太是個什麼樣的賢內助。有一次,北一女北美校友會因為她是「李太太」頒發傑出校友獎給她。她對「妻以夫貴」的事情很不以為然,在致辭時就很不上道地一語道破:「我只是不管他,leave him alone。」其實這正是我最需要的,她給了我時間與空間,讓我去發揮、去創作。要不是碰到我太太,我可能沒有機會追求我的電影生涯。

我和林惠嘉是在伊利諾伊大學時,前去世界青少棒冠軍賽為台灣榮工隊當啦啦隊加油時認識的。1978年8月3日,我至香檳城伊大報到,不久就和一群留學生開車到芝加哥附近的蓋瑞城去看青少棒冠軍賽,那年榮工隊獲勝,我們同車比鄰而坐,因而認識。




1983年8月19日,我們於相識五周年紀念日結婚。在紐約市政府公證。婚禮派對還蠻特別的,很多《喜宴》里的情景都是我結婚實況的翻版。




林惠嘉是她家最傑出的孩子,先後就讀再興、北一女、台灣大學,是伊利諾伊大學博士。我們結婚時,岳父和她二姐來,她二姐從聖荷西自家花園裡摘了兩朵巨大的新鮮玫瑰,還綁上松枝及別針,好讓我們這對新人當胸花。沒想到這個妹子一看那麼大朵花: 「要我戴樹啊!」當場發飆不肯戴。還是伴娘羅曼菲機靈,正當大家亂成一團時,她跑到樓下花店去找了一束秀氣的小花,才平息了新娘子的怒火。




好友王獻篪穿條短褲,開我們的車子送我們去紐約市政廳註冊結婚,因為路不遠,其他賓客則步行前往。沒想到王獻篪走錯車道,一下就彎上了布魯克林大橋,當時正逢交通堵塞,結果我們繞了一大圈,等我們到達時,他們早在半小時前就到達會場了。王獻篪去停車,久等不來,負責照相的馮光遠外出打電話詢問,來回不到兩分鐘,他回來時,我和惠嘉已經彼此互道「I do」行禮完畢,結婚照也沒照到,就這樣亂七八糟地結過了。有一年,精於看相的好友余季無意中拿起我的手掌一看,頓時驚呼:「啊!那年你居然敢結婚,也不翻翻皇曆跟八字對一下,你那年結婚一定搞得亂七八糟!」




不過晚上的婚禮派對倒是十分的浪漫別緻,我們在好友鄭淑麗租來的舊倉庫工作室開派對,十分熱鬧。大家盡心地布置場地, 羅曼菲和王獻篪從高速公路邊摘了大束野花來,電影道具、布景都成了現成的裝飾,因為沒冷氣,便自眾家友人處搜颳了一堆電風扇來,擺在房屋的四周送風。大家在客廳里跳舞,背面大片牆面成了銀幕,放映我的畢業作《分界線》,還蠻特別的。




遠從台南趕來的爸媽,坐在一張大紅被單鋪成的床前,接受我和惠嘉的磕頭跪拜,正跪拜完,媽媽突然掉下眼淚拉著惠嘉的手說:「惠嘉,我們李家對不起你,讓你結婚結得這麼寒磣,我們老遠從台灣到美國一點用也沒有。」這一幕,後來成了《喜宴》里的情景。而那張紅床單,收藏多年,在《喜宴》里也派上用場,成了趙文瑄和金素梅新婚夜的床單。此外,《喜宴》中大鬧新郎新娘啃吊雞脖子等戲碼,我們也領教過。








不過一想起拍《喜宴》時,我給戲裡的新娘挑禮服、化妝打扮,我太太都沒有經歷過這些,我心裡就有著罪惡感。




我一直覺得喜宴很荒謬、很假,它是一種社會表態的儀式,其實跟婚姻沒什麼關係。惠嘉是個不愛俗套的人,我在婚禮前兩個禮拜還在忙著拍畢業作《分界線》,所以這個婚禮被我們搞得一團糟,其實也是下意識對喜宴儀式的一種反抗。但父母千里迢迢地從台南飛至紐約,沒想到我這個李家長子的婚禮居然如此的不莊重,讓父母很傷心。我才發覺,喜宴的形式雖然荒謬,但人投入的感情卻是真的,這也引發我之後拍攝《喜宴》的靈感。




婚後我和惠嘉人隔兩地,她繼續念書,我在紐約剪輯畢業製作。




1984年5月,我還在等畢業作沖印出來,大兒子阿貓誕生時,我這個爸爸還不知情地在紐約公園裡玩棒球、丟飛盤。直到晚上回家,才知太太已經生產,第二天趕忙搭機飛去伊利諾伊看妻兒,當我傻傻地衝進醫院時,大家一見我來都高興地鼓掌。原來頭天半夜惠嘉獨自進醫院時,醫生問她要不要通知丈夫,她說:「不必。」問要不要通知友人,她也說:「不必。」她感到羊水破了,自己開著快沒汽油的車子來到醫院,院方還以為她是棄婦。她的個性就是很獨立,自己能做的事就不願麻煩人。本來我們說好,腹中胎兒的頭部開始移位往下轉時,大約是預產的前一周,我回伊利諾伊來照顧她,結果她也沒告訴我。所以老二石頭出生時早產,我就特別盯在一旁,她還是頻頻趕我走:「杵在這兒幹嗎,你又不能幫忙,你又不能生!」擠孩子出生時,我去拉她的手,她還把我擋開,讓我一點參與感都沒有。

我和太太是典型的互補性格,我委婉柔和又心不在焉,不太懂得照顧自己和別人;太太性情剛直專註、獨立聰明,和她所學的微生物科學理性中帶細膩的性質很像。

在生活里,不論我的事業處於低潮或高峰,我們的感情一直差不多,相處上也沒太大差別。當我低潮時,太太比較主動,是我遷就她的行程;在我高峰時,有時她要遷就我的行程。

在精神上,她以前比較痛快,從前她工作忙,我依賴她;我出名後,現在她有時候要出來做李太太,打攪了她的工作。

我覺得,夫妻間相處如一切事體,不是一成不變的,都需要做適度調整,甚至以變化來保持不變。以前我在外面謙卑,回家一樣謙卑。現在我在外面比較神氣活現,回家再謙卑,就覺得是在調整,其實只是保持不變。




而每經歷一次成功,又要做些調整。像現在,不論坐地鐵或上街,老是被人認出來。去中國館子,都沒法子坐下來安靜地吃頓飯。




前些日子我和太太到紐約法拉盛的華人區去買菜,我把菜裝上車,太太到停車場對面的路邊買西瓜,有位台灣來的太太對她說:「你真好命,你先生現在還有空陪你來買菜!」




「你有沒有搞錯啊,是我今天特別抽空陪他來買菜的!」那位太太聽到我太太這麼說,一時氣結,半天接不上話。其實以前她就很少陪我買菜,現在也一樣。不過她管家有她的一套,兒子們服服帖帖,我也很服氣。




中國人造詞很有意思,「恩愛」,恩與愛是扯不開的。[完]




| 本文選自《十年一覺電影夢:李安傳》,是李安特別審訂並唯一授權傳記。這不僅是一個堅持「理想不死」的電影人的成長告白,更是一部探究「如何面對磨難和榮耀」的自我對話。如果你也喜歡李安,可留言評論,樓主將選出10位讀者,奉上新書。





張靚蓓[著]
中信出版社 / 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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