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越大、風險越大：哪些領導人沒能善終？

無論是什麼原因，領導人政治生命突然終止的情況，自然會給其領導的國家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這種影響，在專制獨裁國家會更大，在民主國家則相對較小。

網絡上，一段朴槿惠的昔日視頻在流傳。那是2004年3月，韓國國會通過對時任總統盧武鉉的彈劾案，當時國會議員朴槿惠喜笑顏開難掩興奮之情。

這一次，輪到朴槿惠了。12月9日，國會通過彈劾案後的國務委員懇談會上，朴槿惠說自己終於知道「泣血」是什麼意思，而且「感到撕心裂肺的疼」。

但這並不是最壞的情況。她的前任，有的入獄，有的自殺，朴槿惠的父親，第三任韓國總統朴正熙被人刺殺，第一任韓國總統李承晚，則是流亡海外。人們開玩笑說，韓國總統是一個危險的職業，幾乎沒有人能夠善終。但權力本來就是一場危險的遊戲，權力越大，危險越大。並不只有韓國領導人會意外下台，而且，有些人下台的方式比這些還要慘烈。

刺殺

有兩個日子，朴槿惠一直記得清清楚楚：1974年8月15日和1979年10月26日。

前一個日子，居住在日本的朝鮮人文世光，潛入韓國光復29周年紀念活動現場。他看著朴槿惠的父親朴正熙在這裡做總統致辭。剛講了五分鐘，文世光忽然開槍朝朴正熙射擊。他只打中了朴槿惠的母親、第一夫人陸英修。

陸英修被刺瞬間

這並不是針對朴正熙的第一次刺殺行動。1968年，朝鮮政府還曾派出一支31人武裝部隊，企圖潛入韓國總統府青瓦台刺殺他，但由於計劃敗露，刺殺行動最終失敗。

距離這場刺殺五年後，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帶領他的衛隊長車智澈到情報部長金載圭官邸吃晚飯。車智澈和金載圭都是他的心腹，但多有不和。飯桌上，車智澈開始抱怨金載圭及其領導的情報部門工作不力，在應對國內示威遊行的問題上過於軟弱。朴正熙原本想要解開兩個人之間的芥蒂，但此時也順著車智澈的話批評金載圭。含恨在心的金載圭偷偷拿出一支手槍，先射傷了車智澈，轉而把朴正熙也一槍擊斃。

朴正熙手握了18年的總統權力，就此終結。在這18年里，雖然韓國經濟發展迅速，但因為鐵腕統治，被很多人視其為獨裁者。他遇刺身亡後，韓國長期被壓制的民主運動終於大面積爆發，最終席捲全國。雖然也遭到政府鎮壓，但並未就此止息。

這也印證了美國兩位經濟學家本傑明·瓊斯和本傑明·奧爾肯的研究：對獨裁者的成功暗殺可以顯著地提高該國民主轉型發生的概率，「如果一國獨裁者被暗殺，那麼相對於暗殺沒有得逞的國家，前者在第二年走向民主的幾率，比後者高出13個百分點」。

這兩位經濟學家研究了1874年至2004年期間298起暗殺案件，發現一戰前後，刺殺領導人的行動最為流行，「1910年代時達到了一個高峰，統治者被暗殺的幾率為1%」，兩個人在2009年發表的論文中寫道，但之後，成功的刺殺行動越來越少，「現在，可能性已經低於0.3%」。

在兩人看來，這可能和二戰後安保水平的普遍提高有關，但更重要的是民主化的浪潮，在越來越多的國家，民眾可以通過其他方式讓領導人下台，而非將其置於死地，「由於代議制政府的出現，（領導者被暗殺）的情況大大減少」。

當然，針對領導人的刺殺行動只是在減少，卻從來沒有消失。韓國總統朴正熙遇刺身亡後，埃及總統薩達特、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以色列總理拉賓等國家領導人，都先後遇刺身亡。二戰結束後一直到2004年，他們共統計到30位領導人因暗殺死亡，頻率最高的年份發生在1994年和2001年，每年都有兩位領導人遇刺身亡。遇刺的原因也各有不同，拉賓是因為與巴勒斯坦的和解，「以土地換和平」政策激怒了右翼激進分子，一名三年級的大學生，在一場和平集會結束後，朝著他連開三槍。英迪拉·甘地則是因為政府在教派衝突中的行動，惹惱了錫克教的極端分子。雖然情報人員曾一再建議她撤換身邊的錫克教警衛人員，但英迪拉·甘地卻拒絕這麼做。最終，正是其中兩名錫克教警衛，以左輪手槍和衝鋒槍，將毫無防備的英迪拉·甘地射殺在血泊之中。

政變

2016年土耳其政變現場（IC 圖）

2016年7月15日晚上11點，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民眾，看到軍用飛機出現在城市上空。隨即，槍聲響起。一個小時後，土耳其廣播電視公司一名主播出現在電視屏幕上，被迫宣讀一份聲明，指控現任政府破壞土耳其的世俗化原則，聲稱土耳其軍隊已經接管了國家。

這是1997年以來，土耳其發生的最大的一場政變。當時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正在境外度假，雖然政變軍隊聲稱掌管了國家，但埃爾多安並沒有打算就此放棄權力。就在電視廣播發布一個小時後，埃爾多安通過FaceTime接受來自CNN的採訪，希望支持者們走上街頭，反擊政變者。很快，他就重新掌握了主動權，不但粉碎了政變圖謀，而且還展開了一場大清洗。

這是1960年以來，土耳其軍方發動的第五次政變。不同的是，前四次都取得了成功，只有這一次，失敗了。

二戰結束後，雖然針對領導人的暗殺行動越來越少，但政變一度卻變得頻繁。這主要是因為很多新興的民族國家走向獨立，軍隊功不可沒。軍人不但擁有強大的武力，而且民意支持度也很高。當進入和平時期，軍隊的將軍們對政治發生興趣時，政變的風險就會存在。如政治學者亨廷頓所言，在新興國家，軍隊是組織化程度最高的力量。他們也是最有可能干預政治的力量。據系統和平中心（Centerfor Systemic Peace）收集的數據顯示，就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全世界平均每年都會發生約15起以上的政變。

朴槿惠的父親朴正熙也是通過政變獲得權力的。1960年，韓國總統李承晚在總統選舉時發生舞弊情況，引發了國內民眾抗議。李承晚鎮壓運動失敗後，不得不下台並被迫流亡海外，尹潽善於這一年的8月13日當選總統。但他執掌總統權柄還不到一年，1961年5月16日，軍人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掌握了韓國的實權。

全球最容易發生政變的國家是泰國。自從1946年以來，泰國成功的政變次數累計為10次，數量高居各國之首。這個國家最近一次政變發生在2014年。原泰國總理英拉，被泰國憲法法院裁定違法濫權而下台後，副總理兼商務部長汶頌派訕被選為看守政府總理。但他的權力也只維持了幾天，泰國軍方陸軍總司令巴育就與軍方官員透過電視向全國宣布強行接管政府。

據專家分析，政變發生的國家通常經濟表現不佳、國內精英群體出現分裂，以及近年來曾經發生過多次政變，使得不同政見者以此作為解決問題的慣常路徑。澳洲國立大學研究員法瑞里（Nicholas Farrelly）接受媒體採訪時分析道，泰國已經培養出一種「政變文化」，這個國家的精英將政變視為解決問題的可行之道，「已經將政變的終極可行性深植於內心世界」。

這種政變「傳染」，在拉美地區也非常明顯。20世紀50年代末，當時20個拉美國家中有14個是由軍人統治的；60至70年代，多數拉美國家曾由軍政府掌權。1973年，智利陸軍總司令皮諾切特發動軍事政變，迫使總統阿連德自殺。此後，拉美軍事獨裁達到鼎盛。

但如同刺殺行動一樣，伴隨著民主化的進程，這種軍事政變的成功率也在逐漸降低。2000-2009年間，平均每年有9起政變發生。而2010-2015年，這個數字降低到了5起。系統和平中心機構負責人MontyMarshall接受媒體採訪時認為，這同樣與民主化進程有關，現在，想讓領導人下台，可以通過彈劾和群眾上街遊行。

就像韓國人對總統朴槿惠所做的事情一樣。

外國干涉

1968年8月20日，捷克首都布拉格，在蘇聯武裝干預下，「布拉格之春」終結（IC 圖）

距離捷克首都布拉格僅6公里的魯津機場。值班人員忽然收到一條消息，一架民航客機發出信號，由於設備故障，申請緊急降落。機場人員准許了這一請求。結果，從飛機上下來的不是受到驚嚇的乘客，而是幾十名蘇聯突擊隊員。

這是1968年的捷克。1月開始，在捷克共產黨第一書記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的領導下，捷克開展了一系列後來被稱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民主化運動，不但想修正捷克共產黨的權力集中問題，也要給予民眾言論與藝術的自由化。在國際關係上，他還主張建立與西方國家的聯繫——這無疑令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與蘇聯政策背道而馳。

一開始，蘇聯只是給杜布切克施加政治壓力，但最終沒有奏效。蘇聯主導下的華約五國聯名，要求捷克修正之前的錯誤，「這已經不僅僅是你們一國的事情了」。但這封聯名信，遭到了杜布切克的公開反駁。

於是，8月20日晚上的11點，蘇聯突擊隊員借民航迫降的名義，佔領了機場，並指揮裝載著蘇聯坦克和華約軍隊的飛機降落。坦克開上街頭，包圍了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駐地黨中央大廈。士兵們衝進大廈，扣押了杜布切克及其他政府高層。

據事後統計，蘇聯共調動了60萬大軍和5000多輛坦克，只一天時間就將捷克佔領。杜布切克雖然沒有立即失去總書記的職位，但在蘇聯軍事佔領下，「布拉格之春」自是無以為繼。次年，其職位由胡薩克接替。

冷戰時的美蘇對抗期間，類似的軍事干預並不罕見。兩個大國都希望通過自己的力量維護甚至擴展勢力範圍。1970年3月，柬埔寨武裝部隊司令朗諾趁西哈努克出訪之際發生政變。雖然看似是內部權力鬥爭，但實際上，這起政變是在美國軍方策動和支持下進行的。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甚至派遣了作戰部隊進入柬埔寨境內。

1979年，蘇聯聲稱受阿富汗總統阿明邀請，出兵阿富汗。但直到蘇聯軍隊攻佔了阿富汗王宮，控制了阿明全家，才掏出一份「阿富汗請求蘇聯出兵」的邀請書，要阿明簽署。依靠政變奪取權力的總統阿明拒絕簽字，隨即他和4個妻子、24名子女都被蘇軍槍殺。

雖然198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不容干涉和干預別國內政宣言》，但這種情況並未完全消失。2010年，西非國家象牙海岸舉行大選，總統巴博敗選後卻拒絕下台，操縱憲法委員會推翻選舉結果，自行宣布連任。2011年3月，在聯合國、歐盟等方面斡旋無果後，該國陷入內戰。法國出動獨角獸部隊，協助反對派擊潰了巴博的支持者，並將其生擒。雖然看起來，法國出兵是為了維護象牙海岸的局勢穩定，但也是維護自己傳統勢力範圍的舉措。

自蘇聯解體後，大國互相爭奪勢力範圍的情況不復存在，人道主義和反恐需求，成了軍事干預的重要理由。在法國干預象牙海岸局勢前，出於反恐需要，美國已經發動了伊拉克戰爭，終結了薩達姆的統治。之後，2011年，北約聯合出兵利比亞，協助反政府武裝摧垮了卡扎菲的政權。

顏色革命

杜布切克的政治生命，並沒有在蘇聯的軍事干預後終止。

2016年11月18日，捷克首都布拉格街頭出現了很多帶著奇怪面具的人，到了晚上，也有很多孩子，舉著點燃的紅色蠟燭。他們聚集在一起，紀念27年前的一場革命。

2014年11月17日，捷克布拉格，民眾頭戴面具參加遊行，紀念「天鵝絨革命」25周年 （IC 圖）

1968年的改革遭到蘇聯鎮壓後，捷克國內的民主化運動仍在以地下方式進行。一直到1989年前，還不時有一些要求民主的遊行活動。1989年11月17日起，布拉格出現超過十萬人的遊行，之後每天都有遊行活動向政府要求結束捷共的統治。在國內民眾的巨大壓力下，捷克共產黨第一書記被迫辭職，捷克政府隨即舉行第一次多黨選舉。哈維爾當選總統，杜布切克擔任了聯邦國會議長。

與以往的政變、刺殺相比，這一場權力變換最大的特點是沒有流血事件，有媒體形容它「有天鵝絨般的順滑質感」。這之後，人們把通過不流血方式實現政權和平轉移的政變或革命稱為「天鵝絨革命」。

蘇東劇變之後，從喬治亞、烏克蘭到吉爾吉斯斯坦，類似的街頭運動也相繼發生，而因為它們有著更明確的特色——喬治亞的街頭抗議者拿起了玫瑰花，所以也稱「玫瑰色革命」；烏克蘭的本來叫「栗子花革命」，因為栗子花是橙色的，所以後來被稱為「橙色革命」；吉爾吉斯斯坦的被稱作「黃色革命」，也叫「檸檬色革命」，因為該國首都比什凱克的市花是黃色迎春花——於是，這一系列革命又被稱為顏色革命。

這一波民眾走上街頭，終結統治者權力的革命運動，與1970年代開始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一脈相承。在上海師範大學比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李路曲看來，這一波民主運動的特點之一是，「國家的民主化或政治轉型的方式已經基本從暴力對抗轉變為和平過渡，其漸進性也越來越明顯」。雖然稱之為革命，但權力的終結或更替，更多時候，不再需要暴力和流血。

這波浪潮，到21世紀初已經逐漸消退，但2010年12月17日之後，又開始抬頭。這一天，突尼西亞一名小販因為攤車被警察沒收而自焚，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抗議活動。此前因為通貨膨脹、政府腐敗、言論被壓制、生活條件惡劣而積壓的不滿，瞬間爆發。抗議活動持續了半個多月後，突尼西亞總統本·阿里終於決定放棄權力，離開突尼西亞，出走沙烏地阿拉伯，結束他長達23年的執政。

此後，整個阿拉伯世界受到波及，一場規模空前的民眾反政府運動陸續在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發生，穩坐江山數十年之久的政治強人和獨裁者如多米諾骨牌般接二連三地倒下。當時的媒體上，人們稱之為「阿拉伯之春」。

黨內「逼宮」

1990年12月，莫斯科，葉利欽（左）於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出席人民代表大會會議 （@視覺中國）

蘇聯末期，有個政治笑話很流行：召開黨代表大會時，會議主持宣布說：「代表全體起立，現在把總書記抬進來。」這是在諷刺蘇聯當時老人治國的情況，像契爾年科，接任蘇聯一把手後不到一年，就無法工作，第二年就去世了。在呼喚領導人年輕化的背景下，54歲的戈爾巴喬夫才終於走上權力巔峰。

戈爾巴喬夫上台後，開展了一系列的改革。中央黨校教授、蘇聯問題專家左鳳榮曾引用俄國歷史學家德米特連科的一句話：「到80年代初，蘇聯的極權體制事實上在社會上失去了支持，不再有合法性。它的崩潰只是時間問題。」在這種局面下，戈爾巴喬夫不得不做出改革。

但當時在蘇共黨內，已經派別林立，矛盾重重。戈爾巴喬夫希望葉利欽能支持他，卻沒有給予他相應的政治地位——「戈爾巴喬夫讓葉利欽擔任首都莫斯科的第一把手，本想讓葉利欽成為推進改革的主要助手」，左鳳榮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但他並沒有提升他任政治局委員，「這對一個首都的領導人來說顯然是不合適的」，這最終把葉利欽趕到了自己的對立面。

「一部分人抱著原有的社會主義模式不放，另一部分人則想對之進行根本改革。」左鳳榮說，黨內的鬥爭不但導致了黨的分裂，也延誤了改革，最終迫使戈爾巴喬夫辭職下台。

1991年8月，蘇共中央、蘇聯政府、武裝力量和克格勃領導層中的保守派聯合起來，決定罷免戈爾巴喬夫，阻止改革，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但這場「宮廷政變」只持續了三天，就被打壓下去，繼而，以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總統葉利欽為首的改革派政治家地位得到加強。這時候的戈爾巴喬夫雖然仍是蘇聯領導人，卻已經沒有實權了。加盟共和國分崩離析，克里姆林宮已經掌握在葉利欽手中——到他政治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葉利欽甚至要求仍然擔任蘇聯總統的戈爾巴喬夫離開克里姆林宮。

在政治權力的決鬥場上，這樣的「宮廷戲碼」時有上演。只是很多內情，作為旁觀者的民眾很難知曉罷了。戈爾巴喬夫則應該知道，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是如何逼迫總書記赫魯曉夫辭職的：他們先是在赫魯曉夫缺席的情況下，召開了主席團會議，內定勃列日涅夫為第一書記，之後，勃列日涅夫再以討論農業問題的理由，請赫魯曉夫參會。等他趕到會場，一系列的指責和批評撲面而來，勃列日涅夫甚至迫使與會者要全部表態，直到最後，把一張列印好的辭職聲明推到赫魯曉夫面前，讓他簽字。

在黨魁出任領導人的西方代議制國家，這種情況也會出現。1990年11月，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與前國防大臣邁克爾·赫塞爾廷競爭保守黨新黨魁。撒切爾夫人召開內閣大臣談話，希望他們全力助她勝選。結果，會上，自己的內閣成員開始發難，勸她不要再參選，「不然失敗了，你會很丟臉的」。黨內元老也勸她，即便勝出，得票率也不會太高，不足以團結全黨，不如體面退出。正是在黨內「逼宮」之下，這位擔任首相11年，出任黨魁15年的「鐵娘子」，只好宣布退出選舉，並辭去首相一職。

意外死亡

澳大利亞前總理哈羅德·霍爾特是位游泳愛好者，尤其喜歡潛水。1967年12月17日，當時還是總理的他，和4位私人朋友，到海邊散步。那天陽光很好，風很大，他們決定到海里游游泳。

雖然不時會起波浪，但霍爾特還是很自信地下了海，他說自己對這片海域了如指掌。但沒想到，水下暗流很強，身後的朋友很快就看不到他的身影了。

針對這位國家領導人，澳大利亞展開了規模非常大的營救行動，陸軍、海軍和海岸警衛隊都派員參與，直升機持續不斷在海上搜尋。但毫無結果，他們只找到了霍爾特的泳帽。2天後，澳大利亞政府宣布總理霍爾特在游泳時不幸溺亡，當時的美國總統約翰遜、英國王子查爾斯，以及仍然在任上的韓國總統朴正熙都出席了追悼儀式。

這之後，搜尋霍爾特遺體的行動又持續了兩周，據報道，搜救人員還剖開了一條鯊魚的肚子，希望能發現一些線索，但也沒有結果。這位國家領導人，就此消失在茫茫大海里。

前面提到的美國經濟學家本傑明·瓊斯和本傑明·奧爾肯還做過另外一項研究：暗殺之外，國家領導人的死亡時刻。他們統計了1945年到2000年130個國家的領導人，除了尚且在任的領導人外，共有1184個案例，其中105位領導人因死亡而失去權力——這還不包括21例因政變死亡的領導人。除了生病、自然死亡和刺殺行動外，有12名領導人死於意外。

1952年，斯里蘭卡開國總理唐·斯蒂芬·森納那亞克騎馬時，忽然身體不適，從馬上摔下而死亡。1970年，冰島總理布亞尼·本尼迪克特松所在的避暑別墅發生火災，他和妻子以及孫子在大火中喪生。

意外死亡的領導人中，飛機失事的原因最多，佔到8例。而死於疾病的領導人中，心臟病是第一病因，29人因此而死亡，之後是癌症（12人）和中風（6人）。

無論是意外死亡，還是前述其他原因，這些領導人政治生命突然終止的情況，自然會給其領導的國家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但瓊斯和奧爾肯在數據統計中發現，這種影響，在專制獨裁國家會更大，在民主國家則相對較小。這當然與不同政體之下，領導人的權力大小有關。

也正是如此，雖然朴槿惠陷入「閨蜜門」後的兩個月里，總統府運轉受到極大影響，雖然針對朴槿惠的彈劾案已經通過，但韓國社會的運轉，卻依然照常。

（實習生楊可對本文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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